当代的对话

伦理学和工程学:当代的对话

◎菲利普·赫米洛斯基

菲利普·赫米洛斯基，洛杉矶罗耀拉·玛丽蒙特大学西维尔理工学院工程伦理学托马斯·摩尔讲座教授。耶鲁大学社会伦理学博士。曾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底特律大学以及芝加哥罗耀拉大学。现为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员，并曾任美国工程教育协会主席。他从事的研究主要包括工程伦理的教育学、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相关技术、想象力在设计中的作用以及社会价值的跨文化传播。他所撰写的《社会技术的价值评价的方法》一文2006年发表于美国著名的《技术和科学》杂志，《朝向生产的伦理》1998年发表于《哲学和神学》杂志。工程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美国甚至在全球都引起广泛的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在当下美国学界颇有影响力，是工程伦理学领域内公认的重要文献。本文是菲利普·赫米洛斯基在我校哲学系讲演时的讲稿，主要探讨了在当今工程技术发达和繁荣的时代如何在伦理学和工程学两种不同学科之间获得成功的启发，分析了工程学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反思自己的社会职责，伦理学如何从工程学的技术方面在现实问题上重新构建自身体系。同时他提出了大学教育和工程学相互借鉴的独特见解，对大学的教育形式和人才的培养方针具有较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工程学必须从大学中学到什么?

谈到终生学习，工程师们都逐渐理解纽曼和卡尔·米彻姆的观点，认为教育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对问题和方法的一种积极评价。而且，智力的发展也是人自身发展的一种特点。从这一意义上说，智力技术的教育就是培养人发挥智力的习惯。

大学可以为工程师的需求动机提供更有益的视角，因为大学可以为那些非物质的目标提供实现的途径。我们承认，工程师打交道的物质——螺纹钢、钛和镓这样的物质，当然都是商品;除此以外，工程师们相当熟悉的一种特殊的非物质商品，就是钱。当他们忽视自身的工作而和物质打交道时，市场社会的架构和需求就会引导这些职业人员，因为工程师对非物质动机的理解仅仅和金钱联系，从而这种理解就变成一种犬儒主义^[1]。

大学提供非物质价值的教育就是为工程师个人提供机会来重新构建自己的动机，从而在理想和目标的更广阔的视野内构建自身。许多这样的内在动力实际上能够维系著名工程师们的若干基本特性:机智而具有创造性。

相应于物质和非物质价值差别的是计算和解释(interpretation)的职业行为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在大学教育纲要所要求的课程中，职业人员学着在计算和解释的基础上评价各种情形。一方面工程师成为靠计算进行分析的老手，同时从根本上说，他们也必须从工作中学会精确解释的技能，精确解释的技能有助于工程师面对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在合伙工作的雇员中或者同客户或者海外卖主交往时都会有所裨益。另外，如果在大学活跃的讨论会上，解释的技能还能促进工程师个人自我意识的完善和专业化。

在大学社区的生活内，或者在包容各种思想方式的学科模式中，大学能够有效地帮助工程师寻求他们自己的职业。这一认识使得工程公司自身适应来自其他文化的不同要求，或者允许一些标准和程序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或者鼓舞新颖的批评或意见的提出。

这样的包容来自于理想的校园生活，它为分散的交流确立一个基础，它使所有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以及大学中一些生僻领域中的成员们朝向一个统一的、共同的课题。同样的，工程学——当这一职业需要交流技巧时，它是指必须具备这种社会习惯，使平等的、深入的交流能够易于在职场中排除利用的共同协作。分散的交流能在行业内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和举足轻重的才智，而且，以包容为基础的交流将会引导这一职业与更广泛的民间组织合作。现在工程师们必须承认，他们对于现行的“善”的职业的理解包括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要很容易认识到，他们对“善”的看法也许是受争议的，也许是遭到反对的。这样的谦逊态度，既加强了对过往忽视的社会破坏因素的警惕，也增加了职业的伦理分量。一旦工程师坦率地怀疑他们自身的立场并且经常采取包容的态度，那么他们就要准备进行商讨。与其说工程师们能够把目标的观念理解成唯一可期待的目的，不如说他们习惯于把他们看见的东西——或者是当作这套设施的一个模型，或者看作这个计划的一套体系，或是作为重建城市的某一地区的框架——更多地是看作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的一种事先约定，这些人同样也在精心打造这个城市。

二、大学应该从工程学中学到什么?

大学最初是作为训练职业人员的一种手段——神学家、律师、医生——都是以较宏大群体的名义来工作的。职业的四种要素是经济、技术、智力和公众。职业人员寻求经济的增长和技术中的效率、固定知识^[2]的发展，以及公共福利的进步。

工程学能唤起大学所预设的成为一名职业人员的意义，因为工程学指出我们已经成了什么样的人。假定大学入校的学生都是求职者和发展中的消费者。好的大学认为它们的学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潜在的人文主义者或者知识的产生者，还可能是信息工作者。工程师提醒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什么人——我们已经成为魔术师。

魔术师，目前流行用“黑客”这个词。“黑客创造了新生事物进入世界的可能。”黑客有不同分工以便共同作用于一个选定目标。黑客们设计有效的工具并且“编制硬件，软件和湿件”。工程师既是黑客攻击的对象也是黑客模仿的对象。

大学能从工程中学到什么?学生们必须通过训练才能出色地创造。出色的创造就要求部分地展开独创性的伦理姿态，因此它的成就始终关注欲望、保持自律并鼓励合作。大学拟定的个人发展年限是否为产生杰出的黑客做好准备，这一问题如何回答?考察一下杰出工程师们的运作吧。

一个土木工程师在设计水灾地区的排水系统时，必须要超出雇主的利益和开发商的利益而注意到社会的需要。机械工程师必须反复问自己:我们现在制造的机械，它的革新途径仅仅代表力量的一种形式，一种现在被驯化了的形式，还是表达了为一个公共区域提供具体服务的社会决心?电力和电子工程师作为职业人员承担着确保受控信息流量的责任。除此以外，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还努力对那些正在迸发出来的有关自然的新信息加以整理。

所以大学必须要问:它的毕业生是否认为生产力比财产重要?他们是热切专注地搜索新信息，还是在已知信息的封闭系统里游刃有余?他们准备表达意见和洞察，还是相反老练地背诵那些标准的陈述?它的毕业生是走进世界渴望理解自然(即，实际中的物质和社会的结构)以揭示事实真相?还是经专门训练来解释那些源于必然性的威胁并熟练地抵挡这些危险?

黑客们创造一个世界并塑造社会。现在大学必须培养黑客，因为职业生活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重视满足实际需要的商品的生产。在专业人员看来，技术的世界重视无阻碍的发展和新信息的传播，所以职业工作者应该主动地发现和表达新颖、精明的洞见和问题。最终，为了揭示自然的潜在秩序以造福公众，一个职业通过全体成员的协作成为整体来干预自然。

大学必须从黑客那里学到，重视被公认为边缘化的且经常被忽视的事物。那些社会很少留意的事物可能提供了新的生产力的来源，提供了社会所需信息的储备，提供了获得那些丰富的洞见以及随之而来的表达形式的途径;它触及那些被忽视的事实，也就是迄今为止隐藏在人类中尚未发现的宝藏。黑客引导他们的同事在广泛搜寻固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地考虑和包容性地搜索。

当代的责任的确遍布到机器以及它们的用途，但从具体的、重要的意义上说，“我们对界限负有责任”，这一界限根据人和机器的划分不断重新排列。如今，职业人员对他们塑造的自我负有责任，对他们打造的世界负有责任，同样对这些领域间逐渐渗透的界限负有责任。

工程学提醒社会机构和在校园里的学习者，我们已经变成设计复杂装置的魔术师。当代的工程师进行创造，精密的装置和复杂的系统在创造后开始运作;合适的创造使设计满足了经验上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需要;新技术成果产生出来的能力既强调又试图克服人类的极限。这些机器的潜力以及它们的系统为逼近我们具体生活的阴影投上一束光亮。工程师们的成就代表着而且以实例证明着驱除这一阴影的努力。比如，短信发送和GPS技术都表明人们对快速交流的渴望以及定位的需求。在任何社会中，失去上述任何一种都会为个人带来伤害和麻烦。

随着工程师的工作扩展到人们生活中的网络，更大范围的需要出现了。从前被忽视的那些人的需要如今逐渐显露出来。身体和机械之间正在转变的界限——一种工程师要对其负特殊责任的边界——可以更广泛地容纳其他公民在社会中的需要。

三、工程学应该从伦理学中学到什么?

工程学作为一种职业，必须看到它的专业式的训练需满足伦理上复杂的要求。“伦理上复杂的”不是说无药可救或者不可确定。“伦理上复杂的”既不能简化成一些正当的个体的道德、一套个人的标准，也不能仅仅靠一种单纯的职业规则来表示。

工程学的专业必须逐渐看到伦理不是和规则指导相连。伦理规则和经典灾难的例子只是在工程学上理解伦理决策的有限工具。超出以规则为基础的伦理学并超越关于工程师的自我完善的早期形态，近来以美德为基础的伦理学的再发展就在工程师的职业训练中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效。美德伦理着眼于好的运作。具体来说，美德伦理追问的是指导人们在社会中完好地实现自身目标的模式是什么。事实上，在任何社会特定的历史状况的传统和局限下，行为的标准都是这一具体的或那一特殊的群体的行为标准，据此标准，人们判断说此刻这个人与我们的世界都在完好地运行。赫尔大学的阿尔蒙德教授说:“功能和繁盛是工程师们能很好理解的两个观念，他们知道，是什么创造了这类事物的理想模式，以及是什么提供实质性的因素。”美德伦理的现代表述为工程师们通常的、普遍的行为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资源，这一资源能在公共服务中为职业操行提供标准。

虽然来自伦理思想的某种传统的建议能够解决工程伦理中由于过分执著于规则基础的方法而产生的难题，而且美德伦理也能提供一种方法帮助工程师分析并形成关于日常行为和有利于社会福利或者产生公共灾难的公共系统的政策，但除此以外伦理学科仍然为工程学提供更多启发。

我们能够通过分析责任的概念来说明职责具有的成熟的、公民的意义。基于责任的行为不是承担罪责或过错。责任表明一个人在既定的环境下，必须对与他的行动有关的问题做出回应。同样，伦理学就能够在触及责任时，进一步教导工程师进行反思:责任是共同承担的也是有所分工的。工程师们非常了解团队作用和微观的决策对生产和系统的影响。他们在复杂的系统中工作。技术分析和设计在一个团体内部以及在竞争的领域中都由团队集体承担。最终，高层管理者必须制定构架，必须确立一种氛围，在其中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个人不会感到自己成了别人的替罪羊。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信息流量和在团体中制定决策的规划进行分析。共同承担的预期分析是一种工程学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工程师们的工作成果上，而且体现在他们的工作方式上。赖利·梅强调在职业伦理学中责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对行为者居住其中的社群世界的关注、敏感、回应。”工程师已经逐渐习惯于关注项目的要求并对影响工程的物质因素保持敏感。对社群世界的回应有助于使职业责任的伦理力量与工程成果和产品的社会影响保持一致。他们的共同协作本身表明了一种对内部的和外部的社群世界的回应，这时工程师们就提高了他们责任行为的个人的和职业的意义并为这种行为做好了准备。

四、伦理学得从工程学那里学到什么?

工程学的实践能够增加对共同活动的理解，通过这些共同活动，社会成员能够实现他们共同的“善”。工程学实践常常由这些规则来指导:包容误差，对干预的限制以及可修正性。包容误差对事而言是减少可能的破坏，对人而言是减少伤害。限制干预意味着自然进程，比方说环境，尽可能少地受到伤害和改变。同样，引进新的人工产品或系统如果会对某个群体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影响应该限制在群体成员意见一致与合作的限度之内。最后，可修正性既要求结构或系统在整体或部分上能够被安全移除或改变，也要求移除或至少降低任何对周围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害的结果。

这三种指导规则与那些伦理学家更熟悉的原则是融洽的，即期望、商谈和宽恕。包容误差是对一种社会期望的工程学表达，它是说新颖附属于人为的、系统的和个人的完整性。限制干预是说，只要那些普遍认同的体系对人类利益有效，它们就需要在技术上和市政上通过商谈而加以保持。工程设计中的可修正性通过对人工产品和系统的设计表达了一种社会宽恕。鉴于希望、商谈和宽恕对应于人类能力中的意愿、智力和记忆，包容误差、限制干预和可修正性指导工程学去帮助伦理学阐述实现公共福利的关键社会能力。

这三个技术指导方针的社会伦理影响，会进一步要求那些处在潜在危害之下最严重的人应该最先受到关注。这些指导方针也表明对那些在对引入系统的影响的认识上有最大困难的人要花费额外的努力。这些额外的努力即通过教育使他们融入社会商谈，这些商谈关系到那些会打乱他们以往熟知的社会模式的计划，最后，这些指导要求能够事先预见到发生在群体及其成员中的变化。最经常处于潜在危害下的人们比其他人更知道，哪些危险和令人心痛的结果常常是无可挽回的。对这些问题的预见意味着破坏、令人心痛的伤害和损失能够得到限制。那么，一旦受害的群体知道某些可能的伤害可以挽回，就有了希望。

除了这些对技术指导方针较宽泛的叙述外，工程学可以帮助伦理学对那些损害社会的不可见的危险进行更好地分析。这里“不可见”意味着将现实社会与刻意的想象混为一谈。当想象与社会混淆时，现实的境况和需求就得不到重视。矛盾的是，当想象激增扩散时，世界就消失了。一种想象或许是橘子郡(Orange County)中的一个封闭社群，一个乌托邦社会的现代版;另一种想象也许是运动型多功能车(SUV);还有一种想象，或许就是移动摄像手机。

正因为工程师制造这些人工产品并塑造这些想象，他们可以很容易在自然和社会的现实与产品提供的对真实的想象和以真实为蓝本的想象之间做出区分。正如土木工程师在沙漠中创立了洛杉矶，其他的工程师也创造了类似的想象:机械工程师创造了——汽车和宇宙航天系统;电力和电子工程师创造了——信息和监视系统。

这些人工想象就是简·鲍德里亚所说的“虚像”。这一植根于想象和虚像的社会批评的方法在微电子学领域中发现了它在当代的力量。与黑格尔劳动、生活、语言的三种划分类似，人类学家哈拉维描述当代幻影说:“微电子学把劳动间接转换为机器人技术和命令程序;把性转化为遗传工程和生殖技术;把心灵转化为人工智能和决策程序。”

电子工程师不是人工想象的唯一创造者。鲍德里亚说了三种虚像:自然的、生产的和模拟的虚像。自然的虚像代表了一种乌托邦的生活世界——一个封闭的社区。多功能用途汽车是生产虚像的例子，它运用机械来增加力量的控制和展示。蜂巢电话和PDA是模拟幻影——它是建立在信息的控制论的管理之上的。

虚像是缺乏原物的表象或想象。通过不存在原初模式的信息和相关的生产对自然进行想象，这一产物意味着缺乏可期望的价值评估标准。柏拉图的世界里面没有良好高速公路的理想，圣保罗也没有勾勒出收音机频率单位装置系统的恰当模型。现在伦理学家想放手把事情都丢给技术或市场因素。

然而这些想象、这些虚像深刻地塑造着社会的进程和结构。电影呈现了对荒凉的乌托邦和迷人的地狱的想象;广告用来自科幻小说中的机械论者的幻想刺激消费者;少年和儿童在特效和手柄游戏中欣喜若狂;媒体脱离了自然，依赖于产品和模拟虚像——这些没有原物的模型创造了现存世界的价值。

工程师们并没有放手，他们运用铅笔和键盘。工程学让伦理学学到的是克服不可见的方法，那就是，区分想象与现实的方法。想象是无结果的，真实中弥漫着潜在之物。

工程师只要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复杂的特性，他们就能下定决心走出不可见和公共失语。如果工程师允许自己、自己的活动以及整个职业停留在由人工和系统构成的显示屏后面，那么他们就变得不可见了。然而，工程师可以说这些领域和系统只是人工的，它们是选择的产物。工程师能把握自己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对自己的成果带来的社会关注加以谈论。其他的社会成员不会把工程师当作无足轻重的人而弃之于视线之外，也不会不采用工程师的那些明智的观点。伦理学要使不可见变成显而易见。工程师的人文潜力和公共潜力已经得到证实，它们在应用于社会服务的讨论中是有用的。

同样的，因为工程师制作了那些我们常见的电子人的机械设备，当那些虚假的或部分虚假的行为者隐藏了有效需要，也就是它们转移人们的视线或欺骗人们脱离真实世界时，工程师可以告诉伦理学家危险出现了。数据、控制和生产系统不是公民互动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公民互动的模式。它们掩盖了出自个人和社会欲望的实际进程。

“比特(二进制)组成的编码如今成为我们表达意图和把意图转为行动的最强有力的方法。”微电子学和信息技术形成了虚像。虚像传达有效且危险的价值。根据Mitchell所说，形成虚像的技术是由我们支配的一些手段，同样用以表达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选择。除此之外，那些同样的技术还能把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世界。工程学能告诉伦理学，电子人并不是我们所害怕的，我们要对抗的是它们的不可见性。而恰恰是这些对市民生活造成威胁的手段——工程分析、设计和生产——是我们实施对抗的武器。

公民需要的不是不可见的离奇力量，而是——工程学的独创性技能被激活的——由欲求产生并伴随着欲求的现实。工程师追问社会善的问题，因为这表达个人和团体的欲求。工程师关心的是什么?1.功能性;2.安全性;3.经济;4.福利;5.健康;6.环境质量;7.个性的发展;8.社会质量。

如果加以重视，工程师的这些考虑将有助于减少人、群体和结构等其他方面在想象基础上评估和决定的不可见性。换句话说，评价和社会选择应该根据人、欲望和他们的表达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来进行。工程师在日常实践中阐述和说明个人和社会的实际欲望。

特别是，虚像不仅展现、负载着价值的想象，也遮没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它们不仅产生外表看上去的社会和个人的需要，也掩盖或转移值得社会关注的真实需要。它们更容易转移社会边缘的需要，更容易掩盖小的需要。它们喜欢把那些不体面的、有害的或有阴影的东西都加以隐藏。

工程师能引导伦理学去批评不可见性，引导伦理学热切关注于真实的欲望，以便贫困、穷苦的人们和群体，以及遭受灾难、无法正常生活的群体能再一次地受到社会的关注，再一次作为集体善行的焦点。

伦理学的训练和工程学的职业必须激发年轻人作为魔术师的一面——“必须使他们勇于作为，激励他们尝试的习惯，保护他们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认识他们出人意外的热心和激情，认可他们混杂的丰富知识，引导他们在用其惊人的能力重构我们社会网络的工作中承担责任”。教育者应该帮助年轻的工程师不断地使自身和这个世界富有人情，加深文明。大学和工程学的联合应该指引学科和社会的注意力关注穷人，伦理学和工程学的联合应该升华并保持那些代表穷人的专家和市民的判断。

(刘科译)

【注释】

[1]译者注:作者在这里对犬儒主义的理解是，只注重工作和工作所产生成果的价格，而对其蕴含的价值毫不在意。除了对物质目标以及作为非物质目标的金钱加以关注外，不关心任何其他的非物质因素以及这些非物质因素包含的人文价值。

[2]作者将固定知识(order knowledge)比作百科全书中的知识，即是指那些由社会共同认可并固定下来的有章可循的知识，与之对应的是后文提到的由“黑客”创造出来的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