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再版前言

陶德麟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著。^[1]

1932—1937李达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授的时期，也是他在理论上硕果累累的高峰期。他在险恶环境中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等四部专著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一系列论文。

《社会学大纲》是一部47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首次印行，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作者在扉页上满怀激情地题写了“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九个大字，又在四版序言中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

“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这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的。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

本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影响，短期内再版四次。毛泽东极为重视，读了十遍，做了详细眉批，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部优秀著作，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写信给李达高度评价他的功绩，称赞他是“真正的人”。1939年艾思奇编辑出版《哲学选辑》时收录了此书的“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一章。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新华书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版了此书。同年，生活书店将此书第五篇（历史唯物论部分）以《新社会学大纲》的书名列入“新中国大学丛书”出版。

《社会学大纲》问世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李达本人）发表过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但还没有出现以教科书形式全面系统地论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2]比较系统的此类论著都是译著。^[3]确如毛泽东所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李达撰写这部著作的原定计划是以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帮助中国人民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不限于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前五篇，是研讨世界社会的一般及特殊发展法则的。至于中国社会，却有其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决不是一般原理之单纯的例证。我认为中国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社会。现阶段的中国人，必先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中国从这种过程中解放出来。为要完成这种使命，必须实现民主的统一，发展国民经济，改良农工生活。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准备民族奋斗，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这必须是现代全中国人的第一目的。”这种性质的著作决不是任何外国理论家所能完成的，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社会学大纲》的落脚点显然在第六篇“中国社会研究”上。此篇虽因故“未曾着手”，但由于它是全书的归宿，前五篇的撰写都是为此作准备，因而必然受这一论述方向的制导。现在我们看到的《社会学大纲》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但它的中国特色已十分鲜明，决不是国外教科书的改编，而是有中国人自己的特殊眼光和独立见解的著作。从涉及的问题和引证的材料看，这时的李达已精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几乎全部已发表的哲学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列宁的晚期著作；加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的多年的精湛研究，对历史的丰富知识，对古今哲学流派的深刻了解，对各国马克思主义优秀著作的认真吸取，对国内外哲学斗争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就使他能够正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完整最准确的阐述，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超出了同时期苏联教科书的水平，更没有1938年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后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那些片面性的毛病。正如我国理论界评价的：“《社会学大纲》博采众家之长，逻辑严密，自成体系，就其内容的丰富性、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刻性来讲是国内其他同类著作所不能比及的，也可同国外的同类著作相媲美。《社会学大纲》代表了30年代中国的专门哲学家所达到的理论水平。”^[4]

本书的主要特色和贡献可以略述如下：

第一，本书准确地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这与后来苏联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当作世界观、辩证法当作方法论的说法判然不同。本书还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厘清了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关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关系。本书不是把它们分割为“几大块”，而是如实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作者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入手，阐明了辩证唯物论不是离开历史唯物论而预先形成的的东西，而是与历史唯物论同时产生并不可分割的东西，指出“历史唯物论如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作者虽然也用了“应用”和“扩张”的语词，但这是从逻辑上而不是从产生的先后上理解的，与后来斯大林和苏联教科书解释的“应用”和“扩张”有原则的区别，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和实质。

第二，本书正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地位，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思想史上革命变革，又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上优秀思想遗产的继承性。本书第一篇第一章就是“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第一节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前史”，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作者发挥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阐述的深刻思想，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唯物辩证法的“前史”，从原始思维讲起，一直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先导德国古典哲学，予以提纲挈领的分析，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使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学说，而是批判地总结人类认识史上一切积极成果的产物。这与后来苏联教科书的简单化的做法相比，准确得多。

第三，本书贯彻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在“辩证法的诸法则”一章中，作者深入系统地阐发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其他规律，突出强调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事物的“自己运动”，而“一切东西的自己运动的源泉都是内的矛盾”；对立统一法则（即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包摄着辩证法的其余的法则”，是理解其他一切法则的“关键”和“钥匙”。本书不仅准确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本身的丰富内容，而且把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目的性与因果性等范畴都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显现形态”，做了精彩的分析，由此体现了辩证法诸规律的统一整体。

第四，本书贯彻了实践观点，突出强调科学的实践观的创立和引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关键。作者指出：马克思“把实践当做历史的——社会的范畴，解释为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活动，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契机，所以能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上去理解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史，因而克服观念论哲学的抽象性与思辨性，而到达于唯物辩证法”。他指出：“从前一切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把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当作人类学、生物学上的人来考察，因此认识过程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联系，不能根据历史的辩证法去理解认识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本书把这一观点贯彻到底，对所有问题的论述都强调了基于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第五，本书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系统周详的发挥。作者是在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指导下论述认识论的，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作者强调“要理解人类的认识过程，必须在其与社会历史的实践的统一上去考察”。作者对认识过程及其规律所作的分析，就其系统性和精密性而言，是此前的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罕见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把认识发展规律概括为“认识之园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的公式，并指出“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以这种认识的园运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去的发展过程”。^[5]这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的集中提炼和概括，与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认识发展规律所作的集中概括不谋而合而又各有特色。

第六，本书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述也富于特色，精彩纷呈。此处就不详述了。

第七，本书对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批判也做到了大处落墨，切中肯綮。作者对批判对象并不全盘否定。例如当时正值苏联猛烈批判德波林之后，本书对德波林的根本观点也持批判态度，但对他的观点中合理的成分仍然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并指出这些观点与德波林的哲学偏向无关。^[6]

第八，本书分篇章节目，层次显豁，结构严密，对问题条分缕析，说理透辟。虽然篇幅不小，内容宏富，并非普及性读物，但对有志钻研理论而又有相当知识准备的人来说，并无艰深晦涩之弊。在理论著作的文风方面，本书也树立了一个榜样。

本书当然也有不足。例如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毕竟来不及概括，对当时已为世界公认的重大自然科学成果（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没有反映；对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没有加以区别；等等。这是应该从作者所处环境的局限性加以理解，未可苛求的。

【注释】

[1]许全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泰斗》一文中论述李达的理论贡献时指出：“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三部论著是我国三个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见《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续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8页。

[2]1935年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人们身边的生活实例，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新哲学’开始走到人民大众中去。”（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重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附录五：生平事略”）。

[3]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苏联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合译，1935年出版）、苏联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与郑易里合译，1936年出版）、苏联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沈志远译，1936年出版）。

[4]见许全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泰斗》一文，载《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8页。

[5]见《李达文集》，第266－267页。

[6]见《李达文集》，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