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区别

第二节　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资本是行动者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投资。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产生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产生。^[13]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和设备等，这些是个人的物质资本或经济资本。学术界通常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称为古典资本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个人的知识、技能，甚至健康水平等也能够增加回报。因此，1960年，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通常是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来获得和衡量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嵌入在劳动者本身上的追加价值。从本质上讲，人力资本对资本的定义相对于马克思的概念并无实质性变化，它仍将之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投资。^[14]人力资本理论不同于古典资本理论之处在于它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投资并获得资本，这有别于古典资本理论所持有的“只有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才可以获得资本”的观点。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首次使“资本”概念摆脱了具体的物质形态，向广义的层次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代名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相对应的一个理论概念。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者是经济学家格林洛瑞，但是他并没有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引起重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1980年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15]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确定群体的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财产，这个群体有清楚的边界、互相交换的义务和互相的认可。他还提出，“社会资本”的量可以通过两方面进行测量:团体成员的网络范围以及团体成员能够动员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从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定义，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有如下特点:第一，社会资本是一种体制化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诸如亲属关系等自然的联系，社会资本存在于特定的工作关系、群体关系和组织关系中，要通过制度关系来加强;第二，只有当社会网络被行动者利用时，才能发挥资本在实践中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是在持久性的关系中的一种网络资源，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从中受益，但受益的程度要依每个人实践能力的大小而有所区别。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阐述“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两个要素:第一，它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第二，在结构内它有利于个体的某些行动。“社会资本”是从关系中获得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结构基础或载体就是社会关系。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以及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也从结构的角度界定社会资本，他指出，结构洞是社会资本，社会行动者可以通过它得到控制优势和信息优势。结构洞成为社会资本，并不意味着封闭结构(network closure)不能成为社会资本。伯特指出，二者都是社会资本，这不矛盾。这是因为，把结构洞桥接在一起可以实现价值，这个过程需要信任，而信任恰恰是靠网络的封闭性保证的。他指出，当信任占据优势的时候，封闭结构就成为社会资本。结构洞的社会资本依赖于信任来提供由经纪机会带来的价值。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行为的“表现是群体之外的经纪行动和群体之内的封闭关系的产物”^[16]。

林南在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测量和理论建构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证。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中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17]这个定义包含三点:资源;嵌入在社会结构中;行动。在林南看来，资源是所有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林南还指出了两个中层结构——制度和网络，二者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认为，制度和网络是引导着行动者与等级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社会资本流动的两种主要社会力量。林南还考察了互联网中的社会资本，他预测到，所有形式的资本的全部发展形态与效应形式都可以在电子网络中得以考察。在他看来，电子网络从根本上讲就是关系和嵌入性资源——一种社会资本。

罗伯特·帕特南坚持共同体取向的社会资本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互惠、信任和规范等。社会资本是源于社会组织，可以促进互惠合作的社会网络，是一种规范和信任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8]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回报的，但它使人们期望在将来得到回报。在普特南看来，一个普遍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他认为，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的网络越是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和信息流通，因此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中所遇到的问题。^[19]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社区中人们参加社团活动的水平，测量的标准包括阅报、参与志愿组织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表达等。

弗朗西斯·福山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包括诚实、信任、责任和互惠。家庭、教育机构、宗教机构、政府的政策导向、企业文化等与这些规范的形成密切相关。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存在于社会领域，它使得在家庭和国家之外另存有广大的领域，这就是公民社会。

上述种种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表明，社会资本的定义比较多。尽管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将社会资本概念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指关系网络中可以被社会行动者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资源。该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强调两点:①社会网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②社会网络被个体用于实现自己的行动目标。这里所说的个体不仅仅指个人，也可以是组织、企业等。伯茨、科尔曼、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可大致归入此类。

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关注的是网络结构，指的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资本，比较关注网络的结构(如结构洞、凝聚子群体、密度等)。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网络的结构化，社会网络中联系的结构以及资源作为其特定结构的结果从该网络中形成的途径。伯特的结构洞理论以及其他从组织结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都属于此类。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网络如何嵌入在较大的经济、文化与规范系统之中。这种理论关注信任、互惠、合作与参与。帕特南便将社会资本概念扩大到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去分析。在他那里，更重要的不是社会资本对单个个体的有用性，而是集体层面上的公共精神，如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这样的公共精神将有助于集体行动中的广泛合作，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来讲，在探讨社会资本的时候，网络的结构(无论是互惠的结构，还是信任的结构)相对于网络的规模、密度等特征来说对于行动者更加重要，而宏观社会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加重要。社会资本未必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会带来负面影响。^[20]社会网络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本，投入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社会网络才是社会资本。另外，行动者的权力、地位等与社会资本的获取息息相关。布尔迪厄说，“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拥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21]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由于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较多，对该概念的测量也因而没有达成共识。^[22]以下分别按照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有选择性地介绍几种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

(一)微观社会资本的测量

微观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行动者(个人、群体、组织等)的社会资本。因此，对行动者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层次。^[23]

例如，在日常生活领域，个人的社会资本如何测量?边燕杰利用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来测量，而罗家德、赵延东主张利用提名法和定位法测量个人的社会资本，^[24]王卫东利用诸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成员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等七个指标来测量个人的社会资本^[25]。

在经济领域，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如何测量?李路路使用的指标包括企业家最亲密的亲属和朋友及其企业的地位以及在行政机关中的职务等。边燕杰和丘海雄用三个指标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部门工作并出任领导职务，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是否广泛。刘林平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指标测量的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不是企业的社会资本，这种测量因而是有问题的。^[26]他利用企业在构建和发展关系网络时所发生的费用(如公关费、干股、提成、红包、招待费等)来测量社会资本。周小虎认为，企业家的市场网络、组织内网络、外部环境网络，企业家个人的血缘、地缘和学缘网络以及企业家的开发、维护和利用网络的能力等都可用来测量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张其仔从网络的类型、密度和规模三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当然，上述测量都有一定的问题值得讨论。例如，企业家的血缘网未必给他带来什么收益，企业家的社会网络未必完全被企业家所利用。^[27]

在中国的政治领域，有学者利用网络的整体结构(社会交往投入、知识运用能力、职业流动稳定性和行政级别)和阶层结构等指标测量政策精英的社会资本。^[28]

(二)中观社会资本的测量

中观社会资本主要指结构层次的资本，可从网络结构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可以采用网络密度、群体中心性、桥和结构洞指标等。^[29]其中伯特的结构洞指标的测量最具有代表性。

结构洞的计算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存在两类计算指标。第一类是伯特给出的结构洞指数，^[30]第二类是中间中心度指数。后一类还包括弗里曼(Linton Freeman)给出的针对整体网的中间中心度指标及其推广形式，以及针对个体网数据的个体中间度指标。其中伯特的结构洞指标要考虑四个方面:①有效规模(effective size);②效率(efficiency);③限制度(constraint);④等级度(hierarchy)，其中第三个指标最重要。至于上述这些指标的具体含义及其测量方法，请读者参见刘军的文章(2008)。^[31]

(三)宏观社会资本的测量

宏观层次社会资本主要指的是帕特南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参与、互惠等。与之相关的测量指标有很多。例如，胡荣在研究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时候，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32]第一，居民的社会交往，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交往的人数来测量社会网络。第二，居民的社会信任，测量受访者对单位同事、单位领导、邻居、朋友、家庭成员、亲属、一般熟人、网友、销售商等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用利克特量表进行测量。第三，居民参与各种社团情况，问受访者是否经常参与同乡聚会、校友聚会、老战友老知青的聚会、行业协会活动、小区居委会召开的会议以及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等。以上问题的答案分为6个等级，即“经常参加”、“较常参加”、“一般”、“较少参加”、“很少参加”、“从未参加”，分别赋值5到0分。

通过诸如此类的资料收集过程，在将数据输入电脑之后，可根据研究者自己的研究设计，利用相关软件进行诸如回归分析、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甚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等。例如，胡荣根据2005年在福建省厦门市的问卷调查资料，利用因子分析法探讨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33]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维权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居民的政治参与起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