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派社会学之批评

第三节　心理学派社会学之批评

心理学的社会学，果能适合时势应付环境与否，此为本节应讨论之问题。兹特取爱尔华德氏之社会心理学作为此派社会学之代表，略加评论，以明社会学改造之必要。

心理学的社会学者，常自白其忠实于学问之态度，欲合物界心界举行综合的研究，而立论则恒注重于心理的方面，遂至执偏以概全。爱氏之社会心理学亦犹是也。彼谓社会由心理各要素造成，即由各个体间交互刺戟与反应之诸形式及个体内部心理诸程序所造成者也。个体内部心理诸程序，如本能习惯感情智慧是；各个体间交互刺戟及反应诸形式，如交通暗示模仿同情冲突是。各个体内部本能习惯感情智慧，经交通暗示模仿同情冲突之传播感应，遂以形成社会生活历程。盖本能即自然冲动，如生殖求食防卫结群等皆是，各个人因生殖与求食之关系而互相团聚，互相团聚之结果，彼此渐生心的相感作用，以谋其共同生活，遂以造成社会，是为社会之起源。众生群居，相仿相效，互相适应，时日既久，则互相调和，乃成社会活动一定之形式，而社会习惯以成。此种习惯，既经公共遵守，遂结晶而成为法律政治宗教道德等规制，具有维持社会之功能，是为社会之组织。社会习惯或个人习惯，常生变化。一切人群，恒有使自身适于新环境之倾向，故各人彼此之关系亦必生变化，因而社会习惯亦生变化。如此新环境代替旧环境，则新习惯代替旧习惯，新社会组织代替旧社会组织，是为社会之变迁。社会之变迁能使各个人彼此愈能融洽，社会愈能适于生存者，是为社会之进步。本能与习惯，于社会之结合及组织上为最重要之元素；感情于社会之维持及变迁上为最重要之元素：智慧于社会之进步上为最重要之元素。本能仅能使吾人顺应于文明开始以前之生活情况，而不能顺应于文明开始以后之生活情况；习惯仅能使吾人顺应已往之环境，而不能顺应现在之环境，感情能加强本能之活动力，增高行为之标准，促进社会之变迁，然当适应或改变进行之时，易失其支配行为之功用，故必有智慧以指导之，本能之施行，习惯之更新，感情之满足，皆恃智慧助长之，故智慧因而发达，社会亦因而进步。故智慧实为社会进步之主动力。至于培养智慧之发达，则归功于教育。此爱氏社会心理学之梗概也。

心理诸要素能否直接造成社会历程，吾人之意识能否左右吾人之社会生活，属于后章研究之问题，兹所欲评论者乃此派学者所持社会改良之理论是也。

爱氏根据其基本观念出发，亦承认社会组织不良，足以诱致激烈之社会革命。彼谓社会之得以维持安宁，由于各个人彼此能互相调和，共同生活于社会习惯与制度之下，故得相安于无事。惟习惯与制度变迁不居，适于今日者未必适于明日，苟当习惯与制度具有最高之改变性，而于多数人有不利之时，少数领袖人物与握政权之阶级，如必欲坚持保守，则社会内部必至发生破裂及扰乱，即发而为社会革命。革命之结果，社会必经长期之混乱，足以诱致社会之退化。为避免社会退化，预防革命危险计，惟有谋阶级之妥协与调和，特权阶级苟能容纳他阶级之意见，关切公共之需要，体恤下层阶级，则其他社会团体决不至乞灵于革命。此爱氏废除阶级斗争之理论也。阶级之妥协能否实现，资本阶级能否容纳劳动阶级之意见，能否体恤下层阶级而关切劳动阶级之需要，以及社会革命之能否消弭，此证之资本社会生活之状况而可知，固无须吾人之加纠正也。

爱氏又承认社会不良足以发生社会问题，并承认贫穷阶级发生之原因，有百分之八十由于经济的关系，但不承认社会问题为经济问题，而认为生物的及心理的或道德的问题，故断定决非经济改良所能解决。彼因承认社会问题为生物的及心理的问题，故主张用生物的进化法则为改造社会之基础。彼谓经济的平均分配，仅能满足成人之需要，而忽于儿童或种族之需要，社会决无进步。欲期社会之进步，惟在培养优秀之儿童与善良之种族，使知注重生物的及精神的生活原素而已。且社会组织由共同习惯造成。社会由个人集合而成，欲改变社会共同习惯，须先得大众同意，故改变社会习惯比改变个人习惯尤难。个人习惯犹难改变，更何论于社会习惯。故改造社会，决非革命方法所能济事。社会秩序以本能习惯为基础，革命之计画虽足以改革法律制度，决难改革本能与习惯。苟强为之，终归失败。其次，生活上物质之需要，固为精神发展所必需，物质生活不满足，精神生活当然无高等之发展。但物质上苟已取得最低量，即足以促进精神上之发展，如超过此最低量以上而有盈余之时，则为祸为福，即难豫断，所谓富者不必乐，即其明证。苟仅求满足物质上之最低量，则改良现社会足矣，斯无要求改造经济组织之必要。是故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共有三端，其一实行人为淘汰以改变个人性质，产生最适宜者而灭绝不适宜者；其二由国家干涉，改良社会的状况及经济的状况，矫正社会上及工业上之弊端；其三训练个人之智力与性格，使个人完全能顺应生存之需要，而后个人彼此始能最相适宜，社会始能最适宜于生存。此爱氏解决社会问题之理论也。

由以上所述，心理学派社会学拥护资本社会之色彩，已见一斑。就上述数点而论，爱氏既承认社会问题之原因有百分之八十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其余则由于个人性情上身体上或精神上之缺陷而生，何以认定社会问题为生物的心理的问题，而不认为经济的问题？经济的原因苟因经济之改造而废除，则社会问题已解决其百分之八十，则其余之生物的心理的原因，不难因物质生活之提高而杜绝可知矣。爱氏又谓社会习惯之改变必须得大众之同意，信如是，则资本社会之生活习惯，必为资本阶级所坚持保守而不轻于赞成改变也甚明。是资本社会之生活习惯，将成为天经地义，永远存在，其于爱氏所谓习惯变迁不居之言，岂不绝然相反？爱氏又谓“富者不必乐”，个人生活苟能仰赖国家改良经济之立法，满足其最低量之要求即为已足云云，与现今多数社会政策论者之主张适相吻合，然不得即据以为主张社会政策之根据也。富者之不必乐，盖惧资财之将散失而不安也，恃金钱作恶而害其身也。苟分配得其平，贫富不致大相悬殊，则金钱不能作恶，亦无散失资财之惧，天性有不向上者乎？至对于社会问题所提之“人为淘汰”“国家立法”“教育陶冶”三项，尤非解决社会问题之要策。“人为淘汰”之谓何，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之无产阶级，果能实行改良主义者所提倡之优生术乎？“国家立法”之谓何，现时之劳动问题，岂能纯恃有产阶级国家之立法以根本解决耶？“教育陶冶”之谓何，无产者惟救死之不暇，更奚有余力以受教育哉？心理学派社会学者研究所得之结果，其不能适合时势，应付环境，盖彰彰明矣。

最近数十年，心理学派社会学者，力求于社会学上构造拥护资本社会之根据，逮爱氏出始为资本主义筑成社会学的万里长城，其使命可谓已告完成矣。心理学的社会学之发达，可谓已臻极境，代之而起者，其惟历史唯物论之社会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