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二节　中国古代史研究

一、通史与分类史

这一时期的通史与分类史研究较20世纪最后十年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体现在两部大型通史类著作的编纂出版。其一为谷苞主编《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图书选题。全书分五卷，260余万字，参与编写的学者遍及西北五省，是西北五省历史工作者协作的成果。第一卷主编刘光华，时间从石器时代至东汉时期；第二卷主编齐陈骏，时间从魏晋时期至唐朝前期；第三卷主编郭厚安、李清凌，时间从“安史之乱”至明朝；第四卷主编尹伟先，时间是清朝；第五卷主编宋仲福，时间为民国时期。该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从石器时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西北五个省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少数民族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其二为《甘肃通史》，该书的编纂邀请了甘肃省内深孚众望、在相关领域造诣深厚、研究成果突出的专家学者组成了编纂委员会，由兰州大学教授刘光华任主编。该项目于2003年启动，现即将与读者见面。《甘肃通史》采用按历史时期分卷的贯通古今的编写体例。全书共分八卷，第一卷主编祝中熹，时间从远古至春秋战国；第二卷主编汪受宽，时间为秦汉时期；第三卷主编赵向群，时间为魏晋南北朝；第四卷主编尹伟先，时间为隋唐时期；第五卷主编刘建丽，时间为宋元辽金时期；第六卷主编武沐，时间为明清时期；第七卷主编宋仲福，时间为中华民国时期；第八卷主编王劲，时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7年。该书每卷平均45万字左右，总计约400万字。每卷还附图片若干幅。《甘肃通史》编纂中力求突出甘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域特色，尽可能地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使该书能够反映甘肃地方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甘肃从古到今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自然生态等多方面发展变化，展现甘肃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民族生活以及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甘肃的历史现状，总结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自然演变的规律，积累地方文化、推动学术进步，服务当前经济建设大局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史研究领域，由西北师范大学胡小鹏担纲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全书65万余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宋元时期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是目前为止，有关宋元两朝手工业发展情况篇幅最大、内容最为详备的学术著作。该书有关元代手工业经济史的探索的价值远远高于宋代部分，体现出作者在元史研究上的精深造诣。王晓燕的《官营茶马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则对在我国民族贸易发展史上持续一千余年的茶马贸易进行了研究、考证，分别对唐、宋、元、明、清等朝代茶马贸易体制的建立、改革、延续及废止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客观评价了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经济史方面的论文成果均与农业相关，杨红伟的《论历史上农业开发对西北环境的破坏及其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认为自秦汉开始，西北地区的气候逐渐变干，而农耕日益扩大的总趋势，加剧了西北地区由气候变干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并使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特性，不仅带来了西北地区的生态危机，也导致西北地区产生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危机，甚至导致了某些社会与文明的湮灭。赵向群、刘小平《经济环境与均田制的变化》（《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田澍《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也是制度史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有张崇琛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全书共分十三章，除第一章从宏观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与特点进行把握外，其余十二章均按不同的文化领域来进行介绍。在论述过程中，也尽量做到紧扣本题，不枝不蔓，以使读者能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一种较为全面而又简明具体的认识。书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有天文、历法、地理及行政区划、职官、科举、姓名称呼、婚姻、宗法、饮食、衣饰以及经学和宗教等。为使读者能有一种纵贯性的印象，对上述内容的介绍，基本上是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进行的。对于某些学术上尚有争议的问题，在择善而从的同时，也糅合了著者个人的研究心得。另外，祁文源所著《中国音乐史》自1963年初编以来，在教学中长期使用。为反映最新研究动态和吸收国内外学者近几年的最新科研成果，由李锦生增补的新版《中国音乐史》已于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李金梅的《中国马球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则系统地研究了马球——这一中国古代特色体育运动的发展脉络，内容包括唐代波罗球戏考，长安打球小考，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古代马球起源及发展研究的历史回顾等。郝润华著《妇女与道德传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剖析批判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对女性的束缚和迫害，对中华传统道德中的女性美德给予了叙写称颂，以女性自我价值的体现，展示古代女性的道德风范、高尚品格和道德情操。在文化史研究论文方面，雍际春《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价值》（《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刘雁翔《天水三国遗迹丛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和贾利民《诸葛亮与祁山历史遗迹考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是在陇右文化研究框架内所作的具体研究。此外还有，汪受宽《河西古酒考论》（《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王晶波《隋唐五代的相工群体》（《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相术起源与中国古代命运观》（《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后者通过对相术和相工群体的考察，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相对文化史而言，甘肃省学者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也有不俗的表现，如乔健的《陶渊明“自我意识”简析——兼与景蜀慧先生商榷》（《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试论庄子“精神超越”的限度》（《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试论老子之“道”的绝对性与自我实现》（《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制约权力”到“自我约束”──春秋时期政治的重要特点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局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分别对陶渊明思想、老庄思想和春秋战国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他学者的成果还有：许建军《孟子论“羞恶之心”》（《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崔云胜《〈老子〉哲学“道”的特点及对孔子的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此外还有侯玉臣《论夏商周三代的天命理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论述了天命理论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东方原始巫术文化的演变与发展，天命理论的形成是古代中国早期宗族社会在政治上的反映。

甘肃史学最值得关注的发展动态分别是以甘肃境内各市县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史研究的发展和基层史学研究的繁荣。最为突出的表现在由甘肃文化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甘肃史话》、《甘肃市州史话》两部大型丛书的出版。其中《甘肃市州史话》丛书是对《甘肃史话》丛书中的市州史话进行了修订，精编而成，共15卷，400余万字。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部地域史研究的近期作品，分别是于俊德、于祖培著《先周历史文化新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及王元第的《张掖历史文化叙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先周历史文化新探》则以田野调查的手段，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将文献资料、历史文物与民俗文化相结合，从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三个方面，对周人在庆阳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活动，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在全书论述过程中，作者还着眼于实际调查研究，不拘泥于历史陈说，对先周的历史文献进行了新的诠释，并对先周历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路。

作为区域经济研究和地方史研究的有机地结合，甘肃地方史和甘肃经济史的综合研究的代表作品，关连吉、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古代至近代西北开发史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对西北资源开发、水利建设与管理、城镇与经济发展、近代以来工矿业开发，以及中国西北开发与美国西部开发比较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王继光、高瑞主编《中国西部开发·人物志》，是在《古代开发西北人物志》的基础上，重加修订增补而成。

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先后出版了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雍际春《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高等教育出版，2003年）。《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该书从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出发、采用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于我国河西走廊（含阿拉善高原）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区域作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复原了古绿洲自然和人文景观概貌；并进而探讨了河西地区数千年来在人类活动的作用和影响下绿洲生态环境的演变，剖析了其植被的破坏与演变、河湖水系的变迁等，着重研究了河西沙漠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沙漠化过程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同时针对现实问题，探查了今日绿洲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从而为今天西部大开发中河西绿洲的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对于其他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开发和环境建设亦有有益的参考价值。书中对于沙漠化形成的自然方面的原因也作了相应探讨。与此同时，还通过对河西走廊这一特定地区的研究，将沙漠历史地理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和总结。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论文方面，李并成的成果十分丰富。《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作用的考察——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人文地理》2005年第5期）、《张掖“黑水国”古绿洲沙漠化之调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均是其河西走廊沙漠化研究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有：李并成《东汉中期至宋初新旧玉门关并用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汉悬索关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赵汝清、李琼、王宏谋《葱岭:古代向西开放的门户》（《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偏重于从宏观的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是地域史研究论文成果的主要特点。如杨建新的《论古代甘宁区域文化的特点》（《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郝树声《简论甘肃地区的古文化与中原及周邻文化的互动与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高荣《汉代河西文化述论》（《河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汪受宽的《元以前来华黑人考》（《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是中外交通史研究方面仅有的文章。

最后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两部甘肃省史学大家文集的出版。分别是赵俪生先生的《赵俪生文集》和齐陈骏先生的《枳室史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作为“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的首册，《枳室史稿》中前半部分汇集了齐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杰出研究成果，时间跨度从汉以降至于北宋，包括政治史、经济史和制度史等众多方面的内容。赵俪生学识渊博，在史学、哲学、文学等学科都有很深造诣，尤长于理论，精于史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和西北地方史等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和独到的见解，是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结赵俪生先生一生学术研究主要论著的六卷本《赵俪生文集》，2002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集的出版，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这位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学术成就。

二、先秦两汉史

武沐的《匈奴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专著，也是武沐近年来的一部力作，是作者近年来关于匈奴研究的一次集结。全书从族源族属、社会政治制度、民俗语言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综论了匈奴史研究领域的诸多难点问题，“挖掘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鲜活内容”。

在先秦史的研究方面，刘光华的《先秦时期甘肃的民族》（《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4期）介绍了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以前甘肃地区的民族，这些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政权发生联系，并相互斗争，在斗争中融合，成为华夏族的一分子。雷紫瀚的《殷代神灵信仰的动因与实质述论──写在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之际》（《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以殷代人崇拜各类神灵的主要动因作为视角，对殷代神灵信仰现象及其所蕴藏的内在实质，进行了论述。其他还有汪受宽的《秦人西部开发的历史反思》（《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武砺兴《孔子生卒时间考识》（《社科纵横》2002年第1期）等。

秦汉史方面，高荣的一组论文《月氏、乌孙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述了秦朝和西汉时期匈奴的活动及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在另外一篇文章——《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考证出秦汉时期已形成了一套严密完善的邮驿管理系统。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总领全国邮驿事务，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则负有实际管理的责任。地方邮驿事务寓于行政系统之中，各地的邮驿组织均接受所在郡县政府的管理；在边塞地区则实行郡府（太守、都尉）、侯官、部、燧的分级管理体制。李宝通的《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驳斥了学界认为秦二世二十一岁即位的观点，提出十二岁即位说。李清凌的《畤文化考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揭示了秦王朝建立前后直到西汉时期的畤文化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此外赵梅春《王符的治边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郝树声《浅论李广利伐大宛的功过是非》（《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王宏谋《汉代尊老养老制度探微》（《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也是秦汉史方面较为重要的参考文章。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

由于与繁荣的敦煌学的研究领域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合，近年来甘肃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状况相形之下颇显沉寂。

这一时期北魏史方向的研究成果有：赵向群的《北魏太武帝时期的西域经济战略》（《文史哲》2002年第3期），分析了北魏太武帝的西部经济战略对北魏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带来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闫廷亮《北魏对河西的经营和开发》（《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论述了北魏在河西地区一方面用武力消除北凉残余势力巩固统一，另一方面实行农牧并举的经营开发战略，使河西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政策举措。另外，北方的民族融合问题也是甘肃省史学的研究热点，主要文章有王万盈《论拓跋鲜卑民族的融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侯文昌《试论前秦的氐族本位政策》（《陇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关于隋代历史的文章有：李清凌《隋朝对待西北民族的谋略思想》（《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宝通《隋代屯田的历史作用及其限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王兰平、冯培红《隋代通守考论》（《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唐史方面，杨小敏的一组女性研究的文章，关注到了唐代妇女的信仰及后妃预政问题。而汪聚应的一组论文则论述了唐人的“侠”文化。此外，杨兵、王希隆《对唐代几种社会救济形式的辨析》（《社科纵横》2003年第3期）、汪受宽《唐先祖李虎与清水李虎墓志铭》（《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李清凌《隋唐五代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李宝通《唐代屯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王万盈《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新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都是较有影响力的文章。

四、宋元明清史（截至1840年）

刘建丽《宋代西北民族文献与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宋代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是理论性强、资料丰富的一部学术专著。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主要汇集了作者元史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是甘肃近年来元史研究的代表作品。另外一部元史的重要著作是由杨建新、马曼丽合著的《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其中《成吉思汗评传》对成吉思汗的成长过程及其战胜札木合、王罕，招降西域，速灭西辽，统一北中国，继而攻夏克金、西征中亚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阐述。《忽必烈评传》则系统研究了忽必烈由蒙古游牧草原贵族，逐渐转变为一个思想开明，适应中原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要求的封建统治者的过程。田澍的《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是明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在对嘉靖革新阐述的过程中，精辟独到的见解随处可见。如对“大礼议”这一重大事件的看法，就与以往有关著述中所见的观点截然不同。史学界一般将“大礼议”看做是嘉靖皇帝为强化君主专权而进行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不大。而本书则将其视为明代历史转折的一大事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了皇权的完全转移，使明朝皇位异常更迭而出现的混乱局面趋于有序，并成功地完成了新兴势力取代旧势力的历史性转变，为推行全面革新准备了历史条件。再如论及明代改革时，作者提出并论证了明代中后期改革的中心为嘉靖革新，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只是“嘉靖革新之余波”这一全新观点，不仅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也使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从总体上看，宋、元、明史已发表的论文当中，绝大部分是以刘建丽、胡小鹏、田澍为代表的西北师范大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展现了该单位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所具有的雄厚实力。刘建丽的宋辽夏金史、胡小鹏先生的元史和田澍的明史论文，部分已纳入专著出版，部分则是在专著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深入和补充。如刘建丽《略论西夏与金朝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胡小鹏《察合台系蒙古诸王集团与明初关西诸卫的成立》（《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田澍《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嘉靖前期裁革冗员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文章都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由王希隆领衔的兰州大学学者则是甘肃省清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将清史与少数民族史研究结合起来，成就了自己的特色，在清代新疆史和河湟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聂红萍、王希隆《鄂对家族与清代新疆政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姓豪强与清代新疆政治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武沐、王希隆的《论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回族研究》2001年第2期）与《试论明清时期河湟文化的特质与功能》（《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两篇文章则对河湟地区历史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他们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除此而外，其他学者也有不俗的表现。具体而言，在宋史方面，李清凌发表了《宋朝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宋夏金时期佛教的走势》（《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和《北宋的西北人口》（《河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冯小琴《浅议北宋士人学识与能力的矛盾》（《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集中对北宋士人学识与能力矛盾的表现及其对北宋社会政治带来的不良影响作一概要论述。刘再聪的《西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教育——以儒学和“蕃书”为中心的探讨》（《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以西夏时期儒学和“蕃书”并行，来说明宋夏时期甘肃地区的教育中心在西夏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崔云胜的《酒泉、张掖的西夏土主信仰》（《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也是西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元史方面，李蔚《蒙元时期党项人物事迹述评》（《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论述了蒙元时期的党项人物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统一战争、平叛、反腐倡廉、革除弊政、屯田、赈饥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马娟《马八儿国与元朝之往来及其相关问题》（《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引用了《解酲语》中有关马八儿的记载，论述了马八儿与元朝的交往，并就成宗朝出使马八儿的卜阿里与马八儿宰相不阿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则以元代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为中心，考察了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与理解，指出在元代，汉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业已开始以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尚属首次，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伊斯兰教走上了非文化自觉意义上的调适之路。唐景福《谈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军事行政管理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就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军事行政管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论及明史，首先要提到的是才让的一组论文对明代帝王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探讨，选题十分新颖。王继光先生在《西域研究》上用三篇文章对陈诚的家世生平和他的西使征程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王玉祥《明代“私钱”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将明代“私钱”的现象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解读。其他学者如赵汝清《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关连吉《明代对西域的经营及中西经济文化一体化交流》（《甘肃理论学刊》2004第3期）、李清凌《明代西北的佛教》（《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清史方面，除去王希隆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还有王德泰的一组清代货币史方面的论文，均是十分重要的清史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