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脉络和领域
一、农村社会及其发展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是百年难题,而农村社会及其发展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甘肃以及西部地区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研究农村社会及其发展在该地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甘肃社会学界主要围绕农村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农村社区建设两个维度展开。
在农村社会发展方面,刘敏从社会发展动力的角度提出了西北黄土高原山村社会发展的“二源动力聚合转换理论”,构建了“动力来源三段说”和“动力转换理论”,将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区外动力嵌入型发展,内外源动力聚合型发展和内源动力扩张型发展;包晓霞、岳子存等从城乡均衡的视角探讨了边际性乡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化发展问题,提出了贫困与反贫困行动系统等思路;刘敏也从剩余度、流动度、净剩余度三个方面对农村社会的劳动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岳天明对西北农村地区的文化消费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文化消费较之于物质消费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提出促进和引导西北农村地区的文化消费的策略;贾应生从城镇化的视角,指出中心村庄在西北地区城镇化的首要可选途径,是自然村庄过渡到小城镇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和谐式发展模式。
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刘敏等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社区建设思想,指出“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应是我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体制要求及体制特征;赵利生认为我国绝大多数民族社区的发展同样可以分为区外动力嵌入型、内外源动力聚合型、内源动力扩张型三种模式,认为绝大多数民族社区的发展处在由第一种类型向第二种类型的过渡之中,因此必须加快向第三种类型的转换,促使内源动力的生长和扩张,如此才能加速民族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民族文化与民族社会问题研究
民族文化与民族社会是甘肃社会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主要围绕民族社会控制、民族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社会发展三个维度展开。
在民族社会控制方面,刘敏以“民族关系是特殊的社会关系”为学术视角,分社会关系理论、社会关系构成模式和社会关系调整三个层面,针对社会关系运行中的障碍和问题提出了战略调整、政策协调、文化整合、法律规范“四位一体”的调整方略;赵利生指出民族社会控制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任何一个民族及其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控制,认为硬控制与软控制、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宏观控制与微观控制、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是民族社会控制的主要类型;徐黎丽对民族关系以及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民族关系与政治稳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民族社会文化方面,赵利生提出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重构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伴随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暴露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重构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而转型与重构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是否正确把握重构的现代取向。他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民族社会发展方面,赵利生将迟发展作为一种视角,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特点、困难、问题与出路,尤其是迟发展的负面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岳天明指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不协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培植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和运行机制。
三、民族社会学学科发展问题研究
民族社会学是以民族的特殊社会文化为基础,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结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
刘敏综述了我国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已经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并预测了民族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是:学术建设将走向规范化、学科建设将走向本土化、学科发展将走向综合化。赵利生结合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把民族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视角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①结构与过程的视角;②个体、群体与社会的视角;③冲突与平衡的视角;④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视角;⑤宏观与微观的视角。同时,又把民族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总结为四个方面:①整体性与民族性相结合;②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相结合;③横剖研究与纵观研究相结合;④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四、社会学基本理论方面的问题研究
赵利生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进行了研究,提出“社会学是现实学”的观点;李怀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岳天明对社会学的解释策略问题进行了探讨;饶旭鹏对布劳和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进行了研究。
五、其他方面的研究
陈文江、黄少华、张咏梅、李明等对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文江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等省情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宗礼对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郝苏民对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了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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