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蒋　钦

“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198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负责人徐炳文。

改革开放十年来，西北地区（这里指陕、甘、宁、新疆五省、区）的经济同全国一样，步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经济总体水平和效益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群众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善。然而，不容忽视的严峻事实是：其一，综观全国经济发展的总态势，西北地区始终处在低谷。它同全国的经济差距，特别是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日益明显拉大。这除了国家战略向东倾斜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历史的、生态的、经济基础、市场发育、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缺乏适应各种冲击和变化、有效地组织区内各种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优势的战略设计和冷静有效的对策措施。这种情况影响到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关系的正确处理，使国家在总体战略格局中难以对西北地区做出一个正确、公正、明晰的安排部署。其二，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后，西北地区将进入大规模开发的新时期。在历史性的转折到来之前，理论研究应当揭示实践发展的前景与规律。其三，区际技术大协作，已成为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当今社会的大趋势。西北地区虽然有着经济依存、产业互补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时至日，协作与联合仍处在孕育和起步阶段，维系在物流和局部项目短期合作的基础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结果，区内生产要素的总体组合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影响了西北地区在国民经济总格局中地位的巩固和竞争能力的提高，牵制了西北各省、区经济潜力的发掘。只有对西北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发展重点及重大对策有一个全面、系统、深刻的全新认识，才能加快区域内部的联合与协作，适时地调整发展步骤和选择有效对策，正确处理东、西部的利益关系，尽快缩小与全国的差距，为下世纪初西北地区经济的大规模开发与发展奠定思想的、经济的、组织的基础。

西北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我们的理论思维侧重在重大问题和分歧较大的焦点问题上。在地区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关系上，根据沿海地带和三线建设地带集中了我国生产力的主力和精华的基本现状，从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出发，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半重点”的战略思想，即把一个重点放在东部，半个重点放在三线地区。这样，就把西北地区的主要产业合理地纳入了全国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中，正确处理了国内能源、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关系，沿海开放与沿边开放的关系，资产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真正做到东西互补、共同发展，有效地实行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在地区战略与西北各省、区战略的关系上，根据西北各省、区共性多、互补性特点，提出了西北地区群体优化战略。即通过培植全区性的经济重心或经济增长极，培植“反梯度”的物质力量，发展以建立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为主的跨省、区经济等基本途径，以及建立西北发展协调机构的方式，大大增强西北地区内部的凝聚力和整体的竞争力。

在产业开发上，根据西北地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大中型骨干企业与地方小企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典型二元结构的特点，通过“以轻促重”、“能源兴区”、“原材料启动”三种的比较，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体、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为纽带、各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趋势和方向，紧紧围绕能源、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主导产业，发展广泛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实现产业分工专业化、产业发展协同化、产业组织群体化和资源转换高效化、加快建设区域性的综合产业体系。同时，在八个方面的结合上，提出了西北地区产业发展实施的政策导向，即巩固两个基础（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依托两个优势（能源矿产资源和大中型骨干企业），确立两个先导（在能源开发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中以煤炭、石油、水电为先导；在资源开发型产业与加工型产业发展中以有色、黑色金属和基本化工原料为先导），发展两个融合（轻重工业融合、中央企业和地方经济融合），形成两个纽带（以城带乡，以大企业、军工“三线”企业带动新产品和高新技术工业），推动两个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产业技术创新），实行双向调整（资产增量和存量的合理调整），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和国际），从而使西北地区省、区群体优化战略在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成长方面具体化，有序地稳步推进。粮食一直是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和困扰大部分省区的“老大难”问题。对此，我们提出了“自力更生，发挥优势，两极推进，调整结构，主攻单产，全面平衡”的发展战略，以生态条件的优势确立粮食生产发展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强化直宜粮地区的商品粮基地建设，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同宜地区的产品结构，加强中低产田的改造和常规技术投入，逐步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自给—自给有余的战略目标。在林业发展上，提出了以生态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的“功能转换”战略。西北地区的畜牧业实行质量型发展战略。西北的土特产品发展采取“扩、联、加、占”战略，即扩大生产规模，联合开发，发展深加工，东挤西出，占领国内、国际市场。西北的乡镇企业应实行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内联与外联相结合，传统技术、适用技术与先进技术相结合，从区内市场为主逐步转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战略。根据西北地区旅游资源的特点，我们提出以丝绸之路旅游为依托，走联合开发、发展之路，打破省自为战的格局，强化横向联系，共谋旅游业的振兴和繁荣。

在生产力布局上，根据西北地区已经具有的发展成熟型、开发成长型和待开发型三种类型区域的特点，建议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并将开发方式由过去的点（企业）式辐射转移到区域推进，即在一定范围内有计划地配置一系列成龙配套的企业群，尔后向周围地区辐射。针对西北贫困地区的贫困综合征，提出了“强化基础、开发人力、联合脱贫”的反贫困战略。根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提出“贸易先导、资源立足、产业联运、协同发展”的致富之路。

协作与开放，对于长期封闭、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地区来说，尤为紧迫和重要。在经济联合与协作上，我们提出发挥大企业生产要素的区域关联与扩散机制，发展区域性产业与产品协作，把过去大企业与东部地区在产业上的“异地关联”和产品上的“异地协作”，逐步向大企业与地方经济或西北各省、区经济之间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及“旁侧效应”扩展，弱化体制障碍，促进大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共同发展。利用本区经济同质性强、资源配套程度高的特点，通过提高各省、区毗邻式协作、跨省企业集团以及以开发区域市场为主的流通性经济协作的组织化程度，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提高经济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对外开放上，把促进国土资源的工业性开发作为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出“双开（开放与开发）联动”的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获取优势资源和优势产业的开发关联效应和开发性收益，形成技术引进、对外贸易与产业开发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达到以开放促进开发，以开发支持开放，开放与开发相互作用、有机循环的新体系、新格局，并将过去单一的“向东开放”的路线转变为“东向为主、西向为辅”的一个半重点路线，促进出口市场布局的多元化。

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经济机制的功能与作用，我们提出了“企业主体论”、“政府主导论”的改革方向，主张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把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演”地位转变为各类经济主体的“导演”地位，并且通过市场，使政府和企业的功能真正得以实现，推动西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明确指出，应把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解决中央和地方的条块矛盾，转变政府职能，搞活大中型企业，加快区域市场的发育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改革的主攻方向。在所有制结构上，应巩固国有经济，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提高集体经济在公有制中的比重，同时重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合资经济，使其适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把大中型企业作为发展西北经济的动力源泉，通过发展“一厂多制”的经营体制，“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经营方式，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企业集团的企业组织形式，以大企业为依托的各种类型开发小区的开发方式为主要内容，重塑大中型企业的微观经营体制。在市场体系的建设上，强调通过市场结构的多元化、市场交易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化，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根据西北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我们把选择资源开发区、工矿企业社区、贫困农业区三种类型区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作国培育区域经济运行新机制的有效途径。资源开发区宜走内部资金与外部资金联合投入的新路子，并以必要的优惠变通政策和相应的体制与产业组织予以保障；工矿企业社区宜把工农、城乡、中央与地方工业的发展视为一个整体，增加企业社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和社会整合度，实现和提高其综合经济功能；贫困农业区应通过加强脱贫示范活动、沟通农户和市场的中间经济组织，建立扶贫资金的开发性投入体制，提高脱贫及生产开发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加速解决西北地区的脱贫问题。

上述主要观点，在当前同类问题的研究中，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新意，回答了西北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为今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整套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