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担当

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担当

胡俊生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一种学术期刊的品位与价值，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足够的距离，更需要冷静、科学的态度。

当今社会，知识分子与学术刊物的关系，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万般滋味，欲说还休！刊物是学人的“命根子”，因为，它与学人的荣誉、利益、声名等等太多的东西纠缠在了一起；刊物又是把“双刃剑”，可以使人大红大紫，也可以使人声名狼藉。学人与刊物，就是这样一种彼此相依、荣辱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

我在一个小地方、小学校工作，教书是主业，写文章是副业。因此，教书时间不短，学问做得不大。这些年来，曾先后在《甘肃社会科学》发表文章数篇。自我感觉，关注的还是热点问题，讲的尽是些实心话。有的文章是在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条件下，试着向这里投稿而被采纳的。比如，关于《高等教育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社会学反思》一文，本来是被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看中准备使用的，后来，主编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特别是“希望不给作者你本人带来什么麻烦”而遭婉拒的。拙文后被《甘肃社会科学》采用，据知，在高教届引起不小共鸣。主要因为，文章对我国高教领域的几项重大改革提出批评，认为有些改革是不成功的，有些改革则是失败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面对现实，认真考虑怎样进行补偏救弊。《怎样破解高校助学帮困中的超生致贫难题》一文，讨论的则是一个敏感话题。文章也有过类似的“看得起，但用不起”的遭遇。因为，全国上下一片声呼吁：不能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因而辍学。而我的文章却在说，帮困也得问个缘由。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凡困必助，必藏隐患。据我初步调查，有相当数量的贫困生，是来自于严重超生家庭。一方面，是把“基本国策”当儿戏，不管不顾只管生；一方面，又因为子女太多生活困难要求众多遵规守矩的纳税人为他们的困难买单，不仅有失公平，而且存在着两项重大政策的相互脱节甚至冲突。这篇文章也是在《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当然也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以我一己之见，《甘肃社会科学》在努力追寻着、秉持着、坚守着某种可以称得上是精神价值的东西，并试图以此作为其办刊的宗旨或生命。我感觉，他们在积极地践行着，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第一，特别看重学术刊物的学术性。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热衷于整齐划一的国家。“泛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往往是学术研究的异化。不能很好地厘清、摆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的生命力就会窒息。让学术刊物真正成为知识分子自由发表独立见解与学术观点的园地，则学人、刊物双双从中受益。当一大批学有成就的学者，把某一刊物视为与自己的学术生命休戚与共的关联体的时候，这个刊物的地位与价值也就实现了。说到底，学术刊物终将以也只能以其严肃的学术品格赢得人们的信赖与推崇。尊崇学术，始终以学术质量为上，才是光明正道。以愚之见，《甘肃社会科学》经过30年的艰难打拼，正在这样一条正道上稳步前行。

第二，关注社会民生，勇担社会责任。这是该刊扎根沃土、惠泽百姓的根本。学术刊物，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刊物，怎样确定它的受众群体，实在是件伤脑筋的事。假如果真存在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两个群体，那么，极大的可能是，刊物亲近前者而疏远后者。倘如是，那将会使办刊者陷入窘迫难堪的境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价值以及其研究成果的载体——学术刊物的价值，正在于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这种超然物外的纯粹研究，也许只需要一部分学科、一部分人去做就可以了。《甘肃社会科学》，无论栏目设置，还是整体布局，都体现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得益彰，更多地关注区域经济、地方文化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研究。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及责任担当意识，十分可取！

第三，标榜理性批判精神，营造学术争鸣氛围。我对该刊的此种追求与理念，深表赞赏！如前所述，对明知有争议可能惹麻烦的文章敢发表，对文章有价值而作者没名气者敢支持，这需要一点勇气与风度。学术上的沉寂与平静，会扼杀学术自身的创造力。缺乏批判精神、争鸣风气，大家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不良局面的存在，根本上说，与我们所处的大的治学环境相关联，政治气候起关键作用。但学术刊物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办刊人只有摆脱世俗、功利的种种羁绊，才有望保持慧眼，正确取舍。科学理性精神的弘扬、争鸣、批判风气的形成，学术刊物这块阵地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不可低估。《甘肃社会科学》一直在大胆尝试并取得成就，这种品位与追求，给刊物带来了尊重与实惠。诚望再接再厉，做得更加富有成效。

作者简介：胡俊生，生于1959年，男，延安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