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

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为进一步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所提出的新理念，该理念包括20字的基本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的要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说到底，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

为什么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新的发展战略?和其他发展战略相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具有发展战略的特点。首先，它更具有综合性和全局性。原来是军事术语的“战略”一词，本意是基于战争全局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筹划和指导，后来演变成为指在较长时期内，例如10年、20年内，重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对策。科教兴国战略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和教育发展对于加强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解决的是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关注的是解决局部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三个战略解决的都是专项战略，而反哺农村则是综合性战略。从表面看来，这项战略好像也是局部性的，实则不然。“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质是城乡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本身就是综合性和全局性的。这种公平性的发展战略要求矛盾的双方在运动过程中达到或保持双赢的结局，促使社会内部各个结构和利益集团达到和谐。第二，反哺农村战略更具有基础性。无论是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是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必须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前提，而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反哺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抓住反哺农村就是抓住了实施各项战略的根本。

从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敏感于现实的“三农”概念上审视，其实质是协调城乡发展的问题，使城乡利益结构合理分配和重新调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就是弥合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就是城市反哺农村，促进已经固化的二元社会结构的转变，实现城乡社会共同发展。从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角度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有助于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和外延，深化和拓展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把握农村改革的发展方向。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生成理念

1.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而基本的立足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投资需求只是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只有最终消费才能使生产得到实现，使投资取得真正的效果。最终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条件。2003年我国投资增幅在30%左右，消费增幅约9%，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仍显得疲软乏力。占总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只占社会购买力40%的份额，且农民消费占城乡居民消费比例呈下降趋势。作为人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农村市场多年来启而未动，根本原因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造成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时才出现的买方市场，我国在900美元时就过早地出现了工农产品的低水平过剩。只有解决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促进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扩大农村市场促进城市工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城乡协调的社会是我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它要求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达到或保持双赢或多赢的结局，促使社会内部各个结构和利益集团达到和谐避免整个社会系统最终导致对立、混乱和冲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13亿人口有9亿人居住在农村，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城乡协调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2.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和谐社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在性质上属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一种宏观政策而不是一种微观行为，其直接对象是生产领域和农民，是要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由追求经济效益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前面已经讲过，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 500美元时开始注重公平问题，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了2.6万亿，GDP达到13.6万亿，人均GDP为1 087美元，2004年人均GDP又达到1 268美元，按GDP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的GDP早已超过1 500美元了(按购买力计算大约为3000美元～4000美元)，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城乡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以来，已经10年超过0.4的警戒状态，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淡出，用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生成特性

1.复杂性

发展经济学家按照城乡变迁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初始阶段，即农村支持城市阶段。发生在工业化经济起飞时期，其基本特征是:农业剩余由农村流向城市，为工业部门提供资金的原始积累以促进工业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中期阶段，也叫农工自养或农工自补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城市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具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条件，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城市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超过农业。此时农业剩余不再从农村流向城市而具有与城市平等发展的条件。第三个阶段是工业化高级阶段。发生在工业化后期，其基本特征是:城市已经实现现代化，工业剩余以资金要素的形式流向农村，农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工业的剩余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上述三个阶段要经过两个转折，这两个转折可以用一些经济指标加以衡量。第一个历史转折是农村支持城市结束，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个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结束开始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进入第一个转折点的数字标志是: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5%左右，务农劳动力在社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超过55%，城市化水平不低于35%，人均GDP不少于1 000美元之间(1980年美元)。进入第二个转折点的标志是: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5%以下，城市化水平上升到50%以上，人均GDP在2 000美元以上(1980年美元)，务农劳动力在社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到30%以下。^[49]

根据以上指标，可以判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并且已进入这个阶段近10年。1990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1%;从1994年开始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55%;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29.04%，而直到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才刚刚超过35%，达到36.22%;中国人均GDP在1995年首次超过1 000美元(1980年美元)，达到1 046美元;除了城市化水平较低外，中国其他指标在1990年代中期均已超过工业化第一、第二阶段转折时的经济指标。^[50]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定在1995年中国开始进入城乡关系调整的第二阶段，即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早就该进行城乡关系调整了。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的政策非常复杂，处理好城乡关系对于社会良性循环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化初期和后期，政府采取的政策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问题多发生在中期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正确，国家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社会就稳定，城乡就呈现互动态势，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现代化，否则就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农村长期停滞和徘徊不前，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和激化，经济畸形发展，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形成“拉美化”。历史规律不可抗拒，谁违背它谁就得吃苦头。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展缓慢，主要就是他们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中期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着“后发劣势”，使“三农”问题更加复杂。“三农”问题本身是项系统工程，要解决这个难题，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又要面对调整农业结构、推行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强化农民素质、还农民国民待遇、加快改革进程等一系列棘手问题，需要多方努力，统一筹划，才能取得成效。发达国家在解决本国的农业问题时，全球化市场并没有形成，不仅不用担心其他国家抢占国内市场，而且还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为自己的农产品开辟新市场。但我国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国是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且“三农”问题严峻时加入WTO的，已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先解决“三农”问题然后再开放市场，或者像西方国家那样借助对外扩张解决农业问题。此时，全球市场已经形成，我国大部分农产品在规模、成本、质量、标准体系等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不仅难以开拓国外市场，而且保住国内市场都难。2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农业问题千头万绪，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极多。加入WTO对于我国城市和市民是机遇多，对于农村和农民则更多的是挑战，且前者利用机遇的能力也大于农村和农民。我国人口众多，一个对其他国家很小的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大而复杂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遇到和解决过像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三农”难题，更没有任何经验可供我们借鉴。面对复杂局势，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而要结合本国国情，选取正确的战略。

2.长期性

国际经验显示，城乡关系的解决，晚发型现代化国家要比早发现代化国家所用的时间短，时间呈减少趋势。从城乡关系调整的第二阶段来看，美国所用的时间约80年，日本约40年，台湾约15年。从第三阶段来看，美国大约持续45年，日本约40年，台湾只有5年。^[51]与国际经验不同的是，解决我国城乡问题却要经历相当长久的时间。我国城乡问题不是哪一届或者哪几届政府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一项或者哪几项政策就能完成的，而是一段需要长期的时间才能解决和完成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代化实质就是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过程。我国是人口大国，有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与有限的耕地面积结合到一起。目前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52]据专家测算，根据目前生产力状况和价格水平，经营20亩土地可保本，经营30亩土地才有钱可赚。我国现有耕地约19.5亿亩，按保本经营规模需劳动力约0.98亿，^[53]则农村劳动力过剩约为2.22亿;若按较低赢利规模(30亩)经营则仅需劳动力0.65亿，农村劳动力过剩高达2.55亿。^[54]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户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我国至少有2.17亿过剩劳动力，这里还不包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600多万人。笔者计算，与国内比，过剩劳动力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总数9 000万人的2.4倍;与国际比较，分别相当于0.83个美国、1.46个俄罗斯、1.73个日本、2.67个德国、3.71个英国、12.02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或后期还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

另外，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处于新经济发展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壮大过程中发生的。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不断地大量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这又必然具有排斥劳动力的作用。西方国家虽然也存在工业化时期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但这种替代是在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完毕后才开始的，我国则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以及资本化同时进行的特征。这样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比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八五”时期创造120万个就业岗位，“九五”时期下降到80万个，“十五”时期前几年下降到40万个。转移剩余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肯定会比其他国家长得多。目前大约有下岗职工2 000万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和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改革，还将有430万人被分流，五年内还将有2 900家大中型企业被调整，有近500万职工失去就业岗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乡级政府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现在还处在传统阶段，从种植和生产结构上看，还是以粮食、棉花为主;从产业结构看，还是以出售原产品以主;从农业的商品化程度看，农民的产品大部分还是用来自给自足;从农业的生产方式看，还是习惯于落后的刀耕火种，不习惯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机器设备。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向现代生产经营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造完成的。解决农村乡级政府机构臃肿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乡级政府从最初“政社分开”时的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很快扩大为“五套班子”甚至六套班子。按照中办发［1986］28号文规定，“农村人口密度三百人以上的(每平方公里)，编制控制在人口的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得超过千分之一点三;……不足五十人的，编制最高不得超过千分之二点五”。我国农村共有4.2万多个乡级政府;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 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55]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 300亿元，且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随着我国农村从“费改税”发展到取消农业税，财政收入的大幅度降低引起乡级政府运转困难，乡级政府必将进行改革以解决好乡级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人浮于事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壁垒不可能一蹴而就。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现行户籍制度正式确立。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二元体制在城乡之间人为地筑起一道壁垒，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部分。这种格局不仅构建了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不同的制度，而且还包括城市优先的投融资体制。尽管近年来城市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格局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农民组织制度的创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虽然拓展了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空间，也使我国农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既是资源、技术的竞争，更是农民组织之间的竞争，农民的生产和进入市场的组织形式直接影响着生产效率和交易成本，成为决定农产品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同跨国公司等国际资本的竞争，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农村企业如果不能尽快有效地组织起来，其竞争劣势将迅速凸显起来。要将我国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行业协会等方式切实有效地组织起来，仍然面临许多难题。由于我国民间社会长时间受到压抑，往往以行政组织替代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导致农民自组织极度匮乏，而组织的培育、成长、成熟都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