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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今伊拉克)

时间:2023-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章 两河流域西亚最古老的文明发祥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两河流域位于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域的东端。人们早就定居于两河流域北部,最古老的贾尔摩文化、哈苏纳文化以及穆瓦拉法特文化,都源于此。有些学者揣测,欧贝德文化并非源于它以前的两河流域文明,而是来自伊朗高原的文化。乌鲁克文化盛行于整个两河流域,并取代了初期的文化。这件艺术品被认为是前王朝时代苏美尔雕刻精品之一,其地位不亚于
两河流域(今伊拉克)_岁月留痕:朱威烈译作选·社科艺术卷

第二章 两河流域(今伊拉克)

西亚最古老的文明发祥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两河流域位于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地域的东端。年深日久,这两条河流所挟带的泥沙在入海口越积越多,形成了一片广阔的肥田沃土。

两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与尼罗河流域十分相似,那里,气候温和,两河的沉积物使土地肥沃,吸引着转辗迁徙的部落定居下来,他们分成许多聚居点,分布在从南到北的河谷地带。人们对土地的重视,有助于村落的形成。这些村落的居民从新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创造了持续不断的以定居点命名的文化。

人们早就定居于两河流域北部,最古老的贾尔摩文化、哈苏纳文化以及穆瓦拉法特文化,都源于此。这些文化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6000年初,产生的地点在底格里斯河北部。继这些文化之后,又出现零星分布的其他文化,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在萨马腊、特勒希拉夫、埃利都、欧贝德和乌鲁克。此后产生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是有文字记载历史前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

居住在两河流域地区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原始部落,从公元前5000年起已擅长制作陶器。哈苏纳发现的原始陶器,被认为是制陶业的雏形(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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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哈苏纳文化陶罐颈部黑色花纹状似妇女

这些器皿不过是低级的尝试,以后学会了用组合的彩色动物图案和人像装饰器皿(图15A),较之过去的制作物出色得多。底格里斯河畔萨马腊出土的器皿上,动物和人像通常呈几何形(图15B)。有的学者认为,萨马腊文化是哈苏纳文化的继续,而不是独树一帜的文化。萨马腊文化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

接下来阶段的遗物反映了文化的进步。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哈布尔河畔特勒希拉夫村,发掘出公元前4000年至3500年间的文化遗迹。在这个时期的遗物中,有精工制作的陶器,上面饰有组合的几何图案、动物和人物形象,表现出那时候的人对这些图像已有深刻的理解(图16)。同时,也发现有用泥土捏成、经过烧制的妇女小偶像,意在表现母性,但对人体结构尚缺乏知识(图17)。特勒希拉夫文化曾在摩苏尔流传,并且进入了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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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A 人、兽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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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B 几何形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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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特勒希拉夫陶器碎片

接着,两河流域南部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兴起的文化叫作“欧贝德文化”,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其最重要的中心是埃利都,又叫阿布沙赫兰。有些学者揣测,欧贝德文化并非源于它以前的两河流域文明,而是来自伊朗高原的文化。这一文化的缔造者,在芦苇秆上糊泥搭盖住房,屋顶上有时还铺一层石膏。他们留下的陶器为数寥寥,饰有黑色的几何图形。这个时期的遗物中,还有一些烧制的陶土偶像,代表男性或女性(图18),这些偶像躯体细长,肩膀宽阔,头形不若人而类蛇,这也许是因为艺术家技穷,力不能及,也可能是故意的。偶像的头部覆有沥青,表示头发。这些小偶像是从东方迁徙到欧贝德地区来的移民制作的,因为纵观两河流域的其他文化,未见有类似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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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特勒希拉夫女神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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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欧贝德文化男女陶像伊拉克博物馆

上述原始文明结束的时候,适逢多次洪水泛滥,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遭到淹没和破坏。学者们认为,那个阶段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3000年。洪水[14]的沉积物覆盖大片土地,造成万顷良田,鼓励了其他东方部落移居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的南部,并引起人们对耕耘土地的重视。这场农业革命和对土地的重视,被称为“伊里克文化”,其中心在幼发拉底河畔欧贝德北面的乌鲁克。

乌鲁克文化盛行于整个两河流域,并取代了初期的文化。它不断发展,进步巨大,其特色是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以及金属学知识。在那个阶段,人类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发明了刻在泥版上的图画文字,以及镌刻日常生活的情景、阐明神话故事和宗教信仰的圆柱形印章。这些印章,压在潮湿的泥版表面,能印出凹凸分明的画面,印章也是私有之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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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乌鲁克寺庙墙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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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乌鲁克寺庙废墟

两河流域南部洪水退尽后迁来的部落使当地人丁兴旺。他们创造的文化比欧贝德文化更进步。部落中的苏美尔人,显然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擅长利用陶轮制作陶器,并以彩色取代单色,制作出篮筐似的器皿,时而饰有刻纹。有证据表明他们除了在制陶业中使用陶轮外,还会制作牛拉或驴拉的大车车轮。他们又精于金属冶炼,显然早在这方面积累了知识。

苏美尔人颇有文化素养,已能用类似马赛克的彩饰装点寺庙墙面,乌鲁克庙宇里就有这样的遗迹(图19)。他们先在墙面抹上一层掺有石膏的泥面,再把白色、黑色和红色的碎陶片一排排地镶嵌上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早期苏美尔人的生活中,寺庙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在王国时代仍继续存在。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神,这个神同时也是城市之王。行政长官与居民一样,都得对神顶礼膜拜。各城的神被认为是该城的主宰,在城中心为之建庙,庙基坐落在几个由好几层土坯垒起来的大台基上,这种台基叫做“齐古拉”。最早的寺庙台基发现于乌鲁克(图20),两边的长度分别为12米和20米。寺庙中有神龛,还有其他厅堂。礼拜者须经由台阶进入寺庙。这座寺庙叫做“白寺”,因为寺内墙壁遍涂白色。在此后的1500年中,寺庙台基的墩子数量增加,寺庙显得更为宏伟壮观。

在这些寺庙中,通常都有宗教礼仪用的器具,其中最美丽的是乌鲁克寺庙伊娜娜女神殿内的器皿[15]。它用雪花石膏制成,呈圆柱形(图21A),表面有宗教庆典浮雕,分成几层。最上一层有一个人(可能是城市的执政长官)向伊娜娜神呈献一篮水果;中间部分可以看到捧着祭品的半体男人侧面像(图21B);下面几层,有的是一排动物,有的是隐喻沃土中的植物。这件器皿的浮雕,证明那个时期艺术家通过对人体的研究,已掌握刻画人物的卓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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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A 乌鲁克雪花石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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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B 奉祀者伊拉克博物馆

在寺庙里未能找到神像,但发现了一尊真人大小的白色大理石女性头像。头像面部表情严肃、端庄,从而使一部分学者揣测她是一位女神(图22)。从头像残留的痕迹看来,她原先可能覆有一层金箔或铜箔。躯体没有找到,可能是木制的。女人的眼睛和眉毛曾镶嵌石英石。头像具有典型的苏美尔风格,弯弯的蛾眉在不无夸张的鼻梁和双眼上方连成一线。这件艺术品被认为是前王朝时代苏美尔雕刻精品之一,其地位不亚于王国时代两河流域艺术家所创作的雕像,与埃及古王国时代的头像相比,在美观和庄重方面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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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乌鲁克白色大理石女头像伊拉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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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捷姆迭特—那色时代石雕伊拉克博物馆

乌鲁克文化对后来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始终具有影响。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那时候,三色彩陶风行。随着乌鲁克时代后期创造的文字日渐普遍,圆柱形印章的作用减少了,时代的艺术鉴赏力也降低了。从两个人弯弓搭箭各射一头狮子的玄武岩雕刻(图23)中可以窥见一斑。这一雕刻证明艺术家对所表现的对象的正确比例尚缺乏认识。艺术家运用凸雕装饰器皿,有时手法过于夸张,从而破坏了器皿的外观。这一点在乌鲁克发现的石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石器上有的雕刻花纹是表示动物,其头部明显地突出在石器的平面之外(图24),说明当时艺术水平是低下的。还有一件在乌尔发现的石器,它用一块整石凿成,表面的凸雕是公牛和麦穗(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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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石器伊拉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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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捷姆迭特—那色时代石器伊拉克博物馆

圆柱形印章

研究苏美尔人的原始艺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的印章,因为上面有凸雕图形。这些图形的题材多种多样,代表了原始时代的不同阶段。起初,动物居多,或排列成行,或围绕一个轴心对称分布(图26A、26B)。有些印章中的人物勾画得十分细致。至捷姆迭特—那色时代,宗教的内容已很流行。有一个印章刻的是一群受神推崇的圣牛,旁边衬有麦穗(图27)。原始时代末期,文字已经问世,印章雕刻艺术渐趋没落,平面上的画面也变得单调了,刻画动物常用简单而抽象的线条,这种风格被称为“刺绣手法”[16](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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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A 乌鲁克时代末期圆柱形印章罗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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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B 那尔迈王石板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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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捷姆迭特—那色时代圆柱形印章罗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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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原始时代末期圆柱形印章芝加哥东方研究所

在原始时代,埃及和苏美尔之间显然存在着艺术上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学者们认为,处于前王朝时代末期的埃及加尔采文化时期,正好是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的尾声阶段,而埃及初王朝时期又适逢两河流域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也就是说,埃及统一大业告成之时,两河流域还处在原始时代。

埃及和两河流域发现的古物,其造型颇为相似,由此可资证明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联系。阿尔克山出土的那把刀柄上镌刻的站在双狮间的男子形象(图8),无论是面容、发式或服装,都与现藏伊拉克博物馆的苏美尔人石像(图23)相仿;刀柄上的裸体男子群像(图8B)跟乌鲁克雪花石膏器皿上雕刻的裸体男子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埃及的《捕狮图》(图9)内背上被射中两支利箭的狮子,与苏美尔人镌刻的狮子(图23)也很相似。

我们发现,直到前王朝时代末期和埃及王国时代初期,这种艺术上的相互影响依然见诸一些图形之中。我们迄今解释不了的那尔迈石板(图13)中那对长颈相互缠在一起的动物,与乌鲁克时代末期苏美尔印章中的动物十分相似;而那尔迈石板中人面牛形的哈特胡尔神(图13),跟乌尔的人面牛头铜像(图29)可谓是同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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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铜双角神头像

这些图形显然源出于两河流域,因为在埃及,只在前王朝时代和第一王朝的艺术中出现过,尔后就消失了。而在两河流域,诸如阿尔克山出土的刀柄上的站在双狮中的男子和猛扑公牛的狮子一类的图形,则不断地出现。事实上,这两个地区艺术上的相互渗透是没有障碍的,其原因可能是埃及北部和两河流域存在着友好的关系,或者是受到来自东方的一些迁徙者的影响。

还应注意的是,这两个地区的原始文明当时除造型上的相似外,又同时创造出了图画文字。学者因此断定,那时期埃及人和苏美尔人有着艺术上的交流。后来,这两个地区进入有文字可稽的历史时期,各自产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那种相似的图形才不复出现。原始文明结束之后,苏美尔文化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阶段,以乌尔第一王朝诸王和特罗拉伽什列王的统治为起点,一系列的王朝开始了。

科威特法拉卡岛出土物表明,两河流域与该岛曾有过商业往来,岛上发现许多圆柱形印章,其图形极似苏美尔人的印章,其中一枚圆形印章上还刻有苏美尔人英雄吉加美士的形象。岛上的考古发掘工作尚在继续,也许将会揭示居住在伊拉克南部的苏美尔人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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