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形势下的自由经济

第一节　全球化形势下的自由经济

经济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西方。在20世纪，经济观念游移于依靠中央计划方式的国有经济和一切听任市场机制之间，在整个20世纪，这两种模式都各有成功的经验。

自由经济无疑是最优越的经济制度，它能导致快速发展，释放个人能动性，推进创新，同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对人类和社会来说，也是最优越、最公正的制度，因为民主是创新和进步的基本动力。不过，这两种制度都得有必不可少的保障，都存在必须治理的缺陷。民主和自由经济的保障，表现在新闻自由，政党活跃，立法机构清醒，司法公正、廉洁。现在是我们吸取历史经验，借鉴许多国家不同时期的民主实践活动的时候了，是考虑制定规章和光荣宪章的时候了，用以管理那些保护民主制度、保障自由经济持续的机构的工作。特定的规章会制止标准、利益的双重性或矛盾性，防止私欲得逞，保护社会不致落入背离透明性原则者之手，有助于戒除野心和贪婪，远离个人或团伙利益至上主义，允许任何时候都可问责，允许社会受挫自行改正。也许，高贵的埃及司法所确立起来的传统，由贯彻定性、定罪原则，为可敬的司法部门制定社会行为规则，已有的审计法官，禁止有损公正和影响司法正常进行的行为（无论是社会性的、职业性的还是物质性的）的机构体制，所形成的传统乃是重要的保障之一。法官在审理某一诉讼时出现个人利益交叉或与其家庭有牵连，或感到为难时实施回避原则，是司法廉洁的真正保障。

民主一旦处于一种严密的机构框架之内，透明度便有了保障，问责制也能实现，在维护民主的所有机构——新闻、议会和政党中就都可实行民主，公民的知情权和警诫不正之风、腐败或利益冲突的权利都将得以确保，从而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经济保障体系。独立廉正的司法是廉政、健全经济、普及平等和公正精神的基本保证，也是消除恚恨和空间陌生怨怼根由的基本保证，这种孤独、怨恨的情绪，出自那些蒙受明显压迫和严重迫害的人们的感受，它导致了背离时代，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铺平道路。同时，在所有维护民主的机构中，强调无经济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或群体利益冲突，也极其重要。

不具私欲私利的新闻业，通过揭露腐败、抵制不正之风、保护机会均等、防止垄断，在保护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近代崛起过程中，新闻业曾作出过巨大贡献，一批以举报者（Muckrakers）^[18]著称的人很起作用。他们揭发不轨行径，揭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暴露工人的恶劣境遇和公共服务的糟糕状况，揭发企业家们的劣迹和一些经济巨头的欺诈枉法行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限制垄断和欺诈，同时还导致美国令世界瞩目的社会价值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主流。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很早以前，举报就是构成国家层面和乡村层面的阿拉伯文化和埃及文化的机制之一，它揭发、暴露不道德行为，揭露腐败和歪门邪道，从而对他人形成有力的制约。

另一方面，在像新加坡那样实行自由经济制度的国家，都设有办公室或机构，任何公民都可凭证据举报各种腐败、受贿罪行，公民身份不受调查，也不要求其出庭作证。证据确凿的案件要交司法审判，一旦定罪，通常会判罚，罚金有可能相当于其全部资产，而无需监禁。这就大大降低了贿赂、腐败的比例。追究腐败是民主社会的一种保障，也是保证自由经济的手段之一。同样，支持完全透明，提供知情权和凭证据举报犯罪的权利，举报者不受打击追究，也是保护社会及维护社会和平的基本机制。

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有可能——实际上已经在——影响许多社会的民主保障和新闻自由，这就是少数人为实现其私利或构建他们与大垄断集团和金融集团的物质联系，影响了新闻的可信度和舆论自由。例如，美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博杰森（Kristina Borjesson）在出版的名曲《拉锯》（Into the Buzzsaw）或《美国新闻自由的神话》的书中，讲述了18位大作家和大记者的痛苦经历——他们误导了公众舆论，掩盖甚至篡改了与社会直接相关的重大信息。另一方面，议会的保障性也可能会屈从于消极因素，影响其维护民主的功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有些活动已导致议会——也包括埃及人民议会——的某些成员处事不当。我们只要回顾一下那些受到法庭指控的议员、受调查的议员，以及经常传闻缠身、已不受舆论尊重的议员就够了。许多民主国家的议会生活，情况也颇类似，一些议员因各种违法行为而失足。这方面，我们只须提及的是美国出版的一本有关美国法庭实录的书，书名叫《美国国会议员如何受贿》(How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Bribed)，作者是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

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领袖人物要比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所想象的更聪明，他们十分留心防范动荡和革命的因素。俾斯麦^[19]这位德国贵族阶层的头面人物，首先创建养老制度，并于1880年奠定了第一个卫生保健制度的基础。丘吉尔^[20]是英国公爵之子，却于1911年第一个制定了失业保险制度。美国贵族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斯福^[21]最先奠定了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基础。

就这样，资本主义成功地延长了寿命，防范住了各种颠覆自身的因素，通过关注社会心理健康，尽力不让社会成员的生活和平静心态受到各种侵扰，支持和照顾边缘群体或经济能力有限群体，因为不留心这些方面，会导致生产下降、工作动荡、诉苦声和怨声载道、紧张和失望情绪蔓延，这些对任何成熟社会的生活而言，无疑都是破坏性因素。

资本的社会责任包括积极致力于缩小各阶层间的差别。支持公共服务，帮助能力缺少者，将始终是防止资本遭受各种风险的真正保障和最有力的保险。同时，国家在维护不同利益间的平衡、制止垄断、反对腐败和照顾收入有限者方面发挥的作用，则在于形成一种周全的“减震”（shock absorber）体制。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制度^[22]是最有能力调动个人积极性，推动创新，实现持续发展的制度。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具有两大严重缺陷。一是经济萧条期和流通不足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形成需要国家干预的形势，一般来说，得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向市场注入附加资金，帮助受挫折者和刺激经济；二是通常将公共利益交给一些虚浮的或徒具形式的实体或机构。萧条和流通不足属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导致社会紧张，进而可能造成失业和灾难，加大贫富差距，对公正和机会均等失去希望，使中下层民众无法选择合法途径在社会阶梯上求得进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本身开始大量推卸这类责任，这就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责任即公共利益责任归谁承担？如果国家的结构和哲学都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那么，它就不会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它由市场机制控制，如前所述，它充其量就是把公共利益或公共服务的责任委托给可能不起作用的徒具形式的或虚浮的机构，也不会把长期规划列在它的最优先地位，而总是受制于急功近利的考虑。当国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它就要摆脱许多这类负担，同时中间阶级受损，而中间阶级乃是社会的安全阀，担心社会和平被破坏，担心失业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犯罪率上升。因为失业率增长1%，入室抢劫案就增长14%，一般盗窃案增长11%，盗车案增长8%，侵害生命案增长5%。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史蒂文·拉斐尔和林茨大学的鲁道夫·温特做过一项有关失业影响的研究，依据的是联邦调查局对1970～1993年间美国犯罪情况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它表明，失业率增长2%，会导致盗窃案增长9%，抢劫案增长14%，侵害生命案增长30%。^[23]

随着大批人失去体面工作的机会，社会上有关部门或机构推卸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此外，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危险，即现代技术对生活、文化和文明的控制，它导致了家庭解体、道德堕落和社会上的暴力、犯罪、吸毒的上升，面对这样的变化，对世界命运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将变成一片丛林，有权者可以在里面为所欲为，而无权者则应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变成求生性罪犯或自杀性罪犯？

另一方面，在盛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的西方，富人与穷人间的差距在拉大。美国在经济增长、低失业率的长时期内，并不存在平等的利益分配。在过去的20年里，97%的收入增长进了20%美国最富有者的家庭；在1979～1996年间，五分之一最富有的男性收入增加了4%，而五分之一最贫困者的收入却下降了约44%。在富人收入增长的同时，3650万美国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3.7%）正生活在贫困之中。只有1%的精英人物却拥有40%的国家财富。相比之下，25年以前，拥有同一比例财富的人，还占到总人口的13%。美国莱斯特·瑟罗(Lester C.Thurow)所写的《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和另一本《建设财富》（BuildingWealth）的书中都引证了一项新的研究，作者强调了财富两极分化的加剧，他说，处于美国社会最高层的4%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要多于底层5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目前美国各阶层收入差距之悬殊，是从“大萧条”时期以来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美国全国失业率为5.4%，但在许多专属美国土著居民的地区则高达70%；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失业人口通常是全国比例的2倍，有时达到4倍。失业者获得社会保险的条件已变得更加复杂，只有39%的失业者能享受社会保险，而1986年时这一比例为70%。

在英国，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英国人中五分之一最富有的人攫取了总收入的43%，而五分之一最贫困者只获得了其中的2.4%。到1996年，即保守党执政的最后一年，尽管这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增长，但这一比例是，（总收入的）50%归五分之一的最富有者，2.6%归五分之一的最贫困者。这就是说，穷人们只得到了大蛋糕中很小的一块。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数上升到60%。到1996年，英国贫困儿童的比例在欧洲最高，在1995～1996年，有30万儿童的处境艰难，且每况愈下，已与1979年的情况大不相同。工党新政府上台后，虽说为改变这种局面作出了努力，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仍然有增无减。在1994～2000年，低于周平均收入一半——合278英镑，不含住房费用——的家庭，由130万个增加到1425万个，最近这个数字已超出80年代初的一倍多。1997年工党执政后，低于周平均收入一半的这类家庭人数又增加了50万个。贫困集中在只有一人工作的家庭和无人工作的家庭。在1998年、1999年两年间，低于平均收入40%的领养老金人员比例，已由20%增加到23%。

在日本，政府承认的失业率为10%，这是官方的数字。欧洲国家在过去的10年间，想把失业率降到10%以下的努力均未成功，不少国家的失业率达到15%和16%。随着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和机器人进入许多生活领域，失业现象已开始成为人类面对的一个可怕危险。

全球化实际上正在增加世界居民之间的相互依赖，采取的方式是经济的相互介入和交叉，其影响已延伸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即它并不只限于经济，而且进入了文化、政治和技术领域。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其消极和积极影响都会波及其他地方。不再有影响只限于当地社会的事件，例如，要是泰国的货币贬值，这也许就会导致东南亚的失业率上升，接着造成对拉丁美洲社会服务的投资放缓，也许还会导致非洲需要进口药品成本的突然上涨。

全球化的宣传者们认为，全球化为世界各地千百万人提供了许多机会，这是基于全球化容许贸易额的提升、新技术交流的增加、外资的流动，以及各国人民间的联系通过传媒和因特网变得更加密切，所有这些都会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使人类处于更为优越的环境，有助于在21世纪消灭贫困。这些宣传者认为，全球化就是国际化的市场、技术、思想和国际大团结，他们企图赋予全球化以人性特色。然而，全球化、民主和自由市场要是不讲公正，不讲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那就毫无价值或内容可言。因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使全球化的人性色彩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才能把世界从它面临的严重差异中拯救出来——这种差异正在把地球居民分成穷奢极侈的极少数和贫困潦倒的绝大多数，从而为世界增添了新的负担，对人的尊严构成了新的危险，使世界失去了它所向往的合作、和谐和安定。已成为小小地球村的世界，只要公正不是稳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它就绝不可能有安定。市场自由并非天生就具有公正的价值观，正相反，它在本质上包含着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和占有的价值观。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推行的是一种世界自由市场理念，那么，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市场既是自由的市场，同时也是公正的市场，它建立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之内，其成员和民族之间，应当以共同关心、互相帮助的关系来维系。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秩序，迫切需要有一个道德框架内的人类社会，否则，它就将成为公正无容身之地、弱者毫无指望的丛林。

信息爆炸创造了一种经济秩序，它也许能提供或发明精湛的技术，也许能成为世界市场垄断者极其巨大的财富，但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的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它人性化的一面，或构建起一个立足于互相帮助和同情的社会框架。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加强能够填补空白的自身能力，培养公民，使之具有能力，成为积极有为、恪尽职守、服务祖国的公民，成为能用人性纽带联系社会其他成员的人。光是依赖外国投资的国家，会使自己陷入无法预测的危险之中，一旦外资在其他国家发现有相对更大的优惠，它就有可能逃离。

我们前面业已强调的是，竞争在前不久还只是取决于新技术的发明，即制造某种材料或生产某种新商品的技术发明，原先人所共知的是，发明的主人就是发明者，而现在，如前所述，发明的主人则是用更好、更廉价、更快速的新颖方式生产新发明产品的人。这就需要改变生产结构，因为老的体系只要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富有经验的发明者和创新者就够了，由他们去开发先进的技术，至于在生产基地，也只要有一支受过有限教育、能生产或使用这些技术的工人组成的生产力就足够了。但当事情取决于要有新的或创造性的实践，或需面对不断变化的问题和局面时，生产线上就必须配备一大批有资质的工人，他们能理解复杂的数学，也会使用计算机，拥有无需请示中心就在生产线上作出决定的能力，能用多种外语进行对话，以了解消费者的意趣，因为第三次浪潮的产业将是按照特定消费群体的愿望安排的分类产业。第三次浪潮社会的快速性，使消费者的兴趣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快速变化，因此，生产线就必须根据消费者兴趣的变化作出调整。同时，在生产线上工作的人必须具备以往并非必需的特殊才能，这也是生产线本身所规定的特定资质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