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pdf

三、发展路径、发展模式与发展项目周期

冷战以来国际经济开发领域产业化和专业化趋势，为应用人类学者在学术圈之外的现实世界施展才能和重新塑造职业生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在进入各类国际发展组织之后，人类学家对这些不同性质的日常管理制度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同时在选择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方面，提供了来自田野的真知灼见。应该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是应用人类学家最有可能找到发展空间的场所。前者创立于1945年，由190多个成员国组成，来自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有5万多人。世界银行则成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在冷战伊始的特殊语境中，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经济增长的概念和扩大购买力，以贷款的方式促动国际投资和发展为基本策略。与联合国采取的一国一票的方式不同，在世界银行体系内按照其成员国的财力决定可使用的票数。也就是说，在那里“连平等的伪装也不需要——一切由经济大国说了算”（Hancock，1989：51）。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两大行政单位。它们的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的服务对象是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穷国。它是一个有赢利目的的援助机构，为没有发展资金来源的穷国提供必须支付利息的贷款。其资助的发展项目以基本建设和健康教育为主。而国际开发协会则为穷国的首要发展项目提供利息全免的贷款，平均还款年限达35—40年之久（Rich，1994：77）。

对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发展组织的批评来自四面八方。在美国国内，反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政客们常常就国际开发组织内部人浮于事、浪费腐化现象提出质询。有些人则指出国际组织没能真正达到扶贫的目的，却在机构内养了一批酒囊饭袋。更有目光尖锐的学者则指出：国际援助组织的贷款援助政策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的牵制，而非出于经济需要。比如说日本通常选择那些对与本国经济利益关系密切的国家作为主要援助对象（Cronk，1989）。

近20年来有更多的国家从依赖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发展路径（institutional approach）转向以草根为发展主力军的做法（grassroots approach）。由于人类学者的加盟，国际开发组织越来越趋向于资助一些“自下而上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由里根总统主导的美国国家的进一步私有化和市场化进程，使得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支持发展成为一条重要的路径。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催生了无数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援助地方发展项目的主要受益者。

从人类学者参与国际开发领域的日常工作起，有关发展模式的探讨也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到以资源分配、人文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一系列变化。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以输出西方市场经济知识和经验以及技术转移为重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包括：第一，以普及新型农业、灌溉技术和市场意识为增加经济生产力和贸易的动力；第二，通过减少国家对公共事业（如教育和医疗）的投入来减少债务，将资源分配在能直接增产和增效的方面。这一做法受到世界银行的推崇，并称之为“结构调整”策略。应该说，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导向的发展模式一直受到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学界人士的质疑和批评（详见第七章专述）。

得到人类学者关注（或者说是青睐）的是一种以分配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指导思想上与世行的“结构调整”策略背道而驰。其支持者们认为发展的重点不在资源的优先配置，而是提高穷苦大众获得关键资源的能力。在发展实践中，这种强调资源再分配的模式包括四大步骤：首先是对获得关键资源的社会分布情况进行研究；其次是文化层面的评估，即对发展项目的正面或者负面的社会效应进行观察和分析；再次是在综合考虑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关键资源（尤其是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最后一步是实施援助项目，通过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务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正均衡目标。保守的经济学家认为资源再分配的发展模式不切合实际。而人类学家在印度喀拉拉邦进行的研究却表明，以资源再分配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是有成效的广受欢迎的举措（Franke，1993）。与印度甚至与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相比，喀拉拉邦的人均收入相当低（见第三章第四节有关评述），而普通居民甚至穷人的物质条件却在稳步改善之中。由于当地政府注重改善乡村基本设施（如学校）和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喀拉拉邦广大乡村的人居环境条件要大大优于印度的其他地区。

人文发展是另一项与“增长为先”策略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强调对人类福利的投入。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采用了人文发展的说法，阐述了它对提高包括健康、教育和人身安全在内的人类基本福利的主张。根据这一模式所呈现的思路，人类福祉的改善将引领国家的全面发展。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国家内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其人文发展水平之间，并没有必要关联。而且贫穷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复杂。如第三章结尾所述，印度喀拉拉邦的人文发展成绩，并不能通过它的GDP数字准确地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手段，而改善人类的福利状况才是发展的目标。这一点也许是人类学者与国际发展组织能达成的最大共识。

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对无视财政和环境承载能力、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做法的全面否定。此模式的倡导者坚信富国取得的经济成果，是以环境受损为代价的。这种貌似“昙花一现”的富饶景象，是难以为继、无法永续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即在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和保证财政可行性前提下进行发展的形式，在国际开发业界中，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见第十一章有关论述）。

综上所述，当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发展路径被自下而上的草根发展路径替代，以及人们对发展模式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时，应用人类学家就有可能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切入点，进入象牙塔外的现实世界。在《应用人类学实践指南》（Chambers，1985）一书中，作者钱伯斯对应用人类学家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能扮演的各类角色作了如下划分：第一，特殊群体的代言人。从摩尔根开始，美国人类学家积极介入为印第安部落（通常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或者矿业和其他开发组织的维权谈判和协商过程，常常成为原住民的发言人甚至于法律顾问。第二，促进者。这一角色要求人类学家积极参与他们田野研究所在社区旨在改善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设施的发展项目，献计献策。第三，知情者。这一与促进者相关的角色要求应用人类学将他们从田野研究中获得的文化知识转化为更实用的资讯，为政府机构在特定区域实施的社会发展项目提供参考。一些应用人类学家还受雇于政府，成为实地研究人员。第四，分析员。充当这一角色的应用人类学家实际上已介入政策的制定过程，而不仅仅是数据和信息的提供者。比如说于1966年通过的《全国历史保护法案》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部门的任职机会。作为政府雇员的考古专家在评估和审批任何可能对文物考古资源造成影响的发展建设项目过程中，往往能起一言九鼎的作用。第五，斡旋调停者。这一角色要求应用人类学家游走于开发建设项目所牵涉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成为实际上的中间人。开发商、政府官员和因项目实施而受影响的民众，都是利益攸关者。作为调停人，人类学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技能，解决各方分歧，最终找到能让多数人接受的方案。

由于在接受专业训练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文化相对论”的熏陶，人类学家都认为对于实践中遇到的同一难题，来自不同文化和传统背景的专家会有不同的破解方法。即便是被国际技术权威认定为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具体付诸实践之时也要顺应时间和地点等语境的变化，加以修正。在国际开发组织任职的发展人类学家甚至发现，很多时候当地人往往早已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缺少着手解决所必需的资源以及运用这一资源的能力而已。也就是说，在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中早已蕴含着的期待着人类学者去找寻的密钥。为了成功地找到这把密钥，人类学家比其他专业人员更愿倾听当地人的声音，通常更会考虑国际开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受到的当地不同社会阶层、族裔、性别和年龄差异等“非技术”因素的影响。

那么，发展人类学家在国际开发项目周期中能扮演哪些具体角色？按照著名发展人类学家车尼亚（Cernea）的说法，“项目周期”是指从项目初期策划到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Cernea，1985）。在项目选择与甄别阶段，研究者的任务主要是为了某一特定目标选择项目和课题。在项目设计阶段，研究者会对项目的诸多细节问题预先进行思考并展开讨论。随后是项目预评阶段。项目预评的对象主要是项目预算，并不涉及其他层面。紧接着是项目的具体实施阶段，也就是说把设计蓝图变为现实。最后是项目评估阶段。专家根据某一标准对于特定开发项目的目标是否成功实现，进行评估。按以往惯例，发展人类学家在项目周期中的最后评估阶段才能发挥出他们的作用。然而，近年来在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中，发展人类学家开始在项目周期的初始阶段便已积极介入，并扮演重要角色。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首先，一些国际开发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未能让以妇女和穷人为主的预期受惠人群真正受惠（参见第八章专述）；其次，项目严重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再者，项目预期受惠者的福利，在项目完成后并未显著改善。

一般来说，人类学家越早介入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越有可能防患于未然。这似乎已成为国际经济开发组织内部的一种共识。值得指出的是，遭遇失败的项目课题多数都是由居住在城市、远离当地社区的西方经济学家选定和设计的。这些专家通常采用一套他们在欧美一流院校的顶级经济系学来的被认为是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克隆的发展模式，对于项目实施地那繁复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条件却视而不见。那些由远离当地人生活现实的经济学家们所设计的一刀切的项目，如果被移交到人类学家手上进行评估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笃信经济理性信条的专家们来说，发展人类学家无疑是他们在国际开发组织内不愿看到的挑剔者。因为，人类学家在评估报告中往往是报忧不报喜，并且不断强调项目筹划过程中的一些致命失误，比如说脱离当地实际，使当地人不但没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反而成了发展项目的受害者等。因而，对于急于拨款和看到项目上马的决策人来说，来自人类学家的逆耳忠言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不和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