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涵化（）

二、发展与文化变迁：传播与涵化（acculturation）

人类学视野中的发展实践与文化变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发展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至少有两种表现形式：传播和涵化。简单地说，传播就是一种文化介入的过程。通过交流和接触，某种技术知识以及特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从一个社会流入另一个社会。在历史上，发生文化传播的类型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在两个力量和发展程度大致相当的文化系统之间的互相借鉴和模仿。这种传播是对等的。比如说，在20世纪中期，美国向英国输出了摇滚乐这种新颖的流行音乐形式；而到了60年代英国则以“披头士”乐队作为一项文化产品，推向美国（这一事件被传媒戏称为“来自英国的摇滚入侵”）。第二种传播多半发生在实力不平等的社会之间，也可以说是一个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充满暴力和血腥（如美国向印第安土著推行的同化政策所造成的文化灭绝的后果），也可以借助市场和教育等途径，以微妙的方式促销某种理念和实践模式。美国在冷战时期向第三世界派出的和平队（Peace Corps）发扬宽容和仁爱的义工精神，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扶贫帮困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普及了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第三种传播过程中，强势文化也会吸收弱势文化的某些形状。比如说，殖民时期印度文化对英国上层社会消费方式和对于东方艺术品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以掠夺为基础的文化帝国主义。伦敦塔内价值连城的印度珠宝和大不列颠博物馆内取自古代埃及和中国的文物，便是这种不对等文化传播的最好例证。

任何类型的文化传播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涵化，即某种文化在与另一种文化接触之后所产生的变化。彻底的涵化便是一种文化被完全同化之后失去原有特征的过程。许多时候，通过单向和不对等传播而引发的文化变迁，通常使得新型文化的接收方，即处于弱势一方的文化濒临灭绝的境地。可以说，土著居民被迫放弃所谓的落后生产方式和接受先进技术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涵化过程。对于发展人类学家来说，重要的是在实证基础上对涵化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考，而不是作出反映自身政治立场的价值判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内，人类学家以田野研究和历史考察相结合的手段，对某一文化在迅速引入新理念或者新技术之后，其系统自身和内部成员对所发生的变化的反映，进行了细致研究。其中的一个有关涵化的经典案例，就是摩托雪橇给芬兰萨米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Pelto，1973）。直到20世纪50年代，渔猎和牧养驯鹿是芬兰的萨米土著人（旧称拉普人）赖以为生的经济形式。驯鹿不但是萨米人的食物来源，还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驯鹿常被用来运载货物（如取暖所需的柴火）。由于其稳定的交换价值，驯鹿一直是萨米人的主要贸易物品和礼品。当地的儿童在长出第一颗牙齿之后，就会得到一头驯鹿，作为对生命周期中这一时刻的标记。互赠驯鹿也是恋人托付终身的重要仪式。在婚礼上，驯鹿是最珍贵的礼品。每年夏天，驯鹿被放归自然。到了秋天，猎鹿就成了整个社区的节庆活动。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雪地摩托的不期而至，萨米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先前，萨米人是依靠滑雪板为交通工具来放牧驯鹿的。而雪地摩托的广泛推广，对驯鹿管理产生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后果。以机械化方式牧养驯鹿使得萨米人的围猎范围明显扩大，围猎次数大大增加（传统的做法是一年围猎一次）。驯鹿的数量急剧减少。其主要原因是驯鹿在雪地摩托的追赶下，要比以往奔跑更长的距离，而且还由于摩托发出的噪声受到不必要的惊扰。新的围猎季节又不巧遇上母鹿的产期，为其生产平添一个不稳定因素。

雪地摩托数量的增加，不但直接导致了驯鹿数量减少，而且还使得萨米人不得不更加依赖对以现金交易为主的外部经济。为了应对新技术来临的挑战，萨米人需要一定量的现金购买雪地摩托、汽油和支付零部件及修理费用。原本高度地方化的经济模式遭到彻底瓦解，社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稳定局面。由于入不敷出，许多家庭无法维持参与围猎的现金支出，被迫退出牧养驯鹿的行列。使用雪地摩托使青壮年在围猎时占尽优势，而年长者无法靠经验取胜，经常被淘汰出局。为了购买和更新雪地摩托，萨米人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城市以打工为生。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萨米人以及居住在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对于新技术的到来并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而且还相当乐意将传统的狗拉雪橇换成现代化的雪地摩托。然而雪地摩托的广泛使用，给萨米人留下的教训也是极为惨痛的。任何人为的快速涵化过程，如果不在事前进行周密的筹划，权衡利弊得失，对潜在的后果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评估，引起文化和社会灾难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对于发展人类学家来说，雪地摩托和萨米人的遭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对发展项目进行社会影响研究，也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见下文详述）。雪地摩托案例留给当地人的启示就是：在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或者新思想时，千万不能只图一时之快，而忽视了对未来变化的预测和应对。如下文的案例所示，只有充分运用人类学常识和田野工作技能，对新事物在适应性、整合性和可塑性方面进行周密考察，才有可能做到防患于未然，将那些容易引起“水土不服”的项目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