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与乡村贫富差异

三、绿色革命与乡村贫富差异

必须指出的是，在发展人类学者当中，里夫的研究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农业绿色革命大唱“希望之歌”（一如其书名所示）的少数派观点。而大多数有关绿色革命社会效应的案例分析，都毫不留情地指出：在印度等南亚地区实施的农业绿色革命，事实上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早已存在的贫富差距（Frankel，1971）。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要参加绿色革命农业实践，村民们必然要投入不菲的资金。同时接受绿色革命科学种田指导的农户，根据要求得购买专家指定的高产杂交品种，从而不得不放弃按传统的良种筛选方法（即在收获谷物中精心选出的供来年耕种的优质稻种）。然后还需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商用肥料。有机肥料的使用传统几乎在眨眼间遭到淘汰。最后农户还必须添置与新技术相配套的灌溉来源和灌溉设施。无疑只有富裕农户才有足够本钱来尝试新技术和新品种，成为绿色革命的真正受惠者。而寻常农家在播下新的稻种之后，便没有能力继续投入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昂贵的资金，其结局基本上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轻则庄稼歉收，重则因无法还清购买新品种的贷款而负债累累，不得不出卖土地，酿成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的惨剧。与此同时，那些在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中尝鲜而得以暴富的农业大户趁机在土地市场上攻城略地，大量收购破产农户被迫出卖的土地。这些盈利之后的暴发户又有足够的资金添置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设备。而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弱小农户来说无疑雪上加霜。由于经济实力的匮乏，他们只能受雇于大户，在农忙时打打短工。多数人则会流向城市，最终成为贫民窟的一员。

人类学家德沃特（DeWalt）在绿色革命得到大力推广的墨西哥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采用农业新技术而实现的作物丰收，不过起到了为家禽和畜牧业增加饲料来源的作用而已（DeWalt，1994）。他的研究表明，墨西哥谷物年产量的半数以上都是用来喂养生猪、肉鸡和肉用牛。也就是买不起肉的穷人并非绿色革命的受益者。由于贫困差距的加大，绿色革命的扩展反而使有能力购买肉食品的消费者人数逐年递减。德沃特的结论是农业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趋势，只能进一步拉大墨西哥农村原来就存在的贫富差距，而食物、能量和劳动力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

另一项来自人类学家弗兰克（Franke）的田野调查（Franke，1977）显示，除了贫富悬殊这一绿色革命在推行中所遇到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外，还有地方和政治层面的许多不可控的政治因素。这项在印尼爪哇完成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意愿与复杂现实相矛盾的绿色革命案例。与众多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印尼的爪哇岛在20世纪60年代成了农业绿色革命的首选试点区域。在绿色革命期间，包括印尼在内的多数东南亚国家政府，都大张旗鼓地鼓励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经杂交培育而成的高产稻种以及化肥和杀虫剂。然而绿色革命在实践中能否真的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呢？

首先，绿色革命在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由于荷兰殖民统治而日益加剧的社会等级化现象。以政府官员、商人和大地主为代表的富人群体和小农团体间的差异，在印尼农村都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事实。针对这一情况，印尼大学农学院在1963年绿色革命刚开始不久，就尝试推行一个将大学生派往乡村基层，与农民同住的项目。在这一印尼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大学生们积极参与田间生产，与农民分享新的农业技术，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视野，学到了不少课堂以外的经验性知识。由印尼农业部主导的这一试点项目在1964年全面铺开。参与项目的成员包括来自9所大学的400名学生。颇有意味的是，绿色革命在试点项目地区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唱响了“希望之歌”。这主要是由于在试点村，大学生们得以随时监督试图渔利的富人群体的一举一动，以各种方式确保普通农民的农资设备不受侵吞的缘故。而在未试点的乡村，绿色革命根本未能惠及基层民众。显然经济发展在实践中无法单纯依赖技术革新这一途径。

在1965—1966年发生的政变，导致苏加诺总统下台。新总统苏哈托在上任后继续推行鼓励农业增产增收的一系列政策。然而推行绿色革命的主干力量有了变化。与日本、西德和瑞士跨国企业关系密切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了主角，原本的大学生和农民被边缘化。跨国企业负责向印尼提供高产稻种、肥料和农药，而参与绿色革命的印尼农民则通过向银行申请获得贷款资格。学生和农民的缺席，使得农业绿色革命失去了来自底层的宝贵动力，很快就遭遇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一种从未在印尼测试过的杀虫剂，在使用过程中杀死了生活在灌溉渠道内的鱼群，使当地人的饮食选择中从此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蛋白质来源。由于地方利益集团把持和操纵绿色革命的进程，贫农们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挫伤。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类似的是，绿色革命在印尼的实践使农业生产的趋利倾向越加明显，参与者变得相当短视和浮躁。同时农业生产者对机械设备和化学药剂的依赖，也使地方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