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
赵旭东(1)
社会变迁与转型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初创之时划定自己研究边界的一个合法性问题意识的基础,并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学自身的成长之路,特别是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而逐渐恢复起来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格。(2)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整个社会对于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争论。(3)这一争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完全展开便戛然而止,而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中的诸多矛盾的涌现以及在现实社会层面上无法得到真正的化解,人们开始去追问观念和意义层面的问题,由此文化的问题似乎又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可否认,在之前经济转型的话语极度强势的驱力之下,文化及其未来走向的讨论首先被推到了一边,并被搁置起来。但在新世纪之初,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建设的国家努力,带动了新一轮的社会转型的步伐。(4)随着从城市到乡村的社会建设规划的逐步落实,从土地非法占用,到邻里纠纷,乃至于极端的依法抗争的上访案例(5),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建设中未曾预期到的后果,它们的真实存在,无可避免地引导着我们学术思考的取向。而这些问题向来不是以批判现代社会为天职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所能真正完全破解的一个难题。而与此同时,社会的问题也在逼迫对文化的问题有发言权的人类学家们,要有义务从人类学的文化比较与文化包容的立场上,去寻找一种人类学自身新的发展空间以及文化研究的新的知识生长点。
而相比照社会转型的发生和实践(6),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及其实践与创新的文化转型概念的思考也应运而生。与之相应的新的学科,即所谓文化转型的人类学,也自然呼之欲出。这是应对着中国现实语境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一种新的具有共同性的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其具体存在与表达的中国意识而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即在于,人类文化发展与演进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由此而自然形成了一种文化存在的多样性。与此同时,一般社会理论有关社会变迁的诸多讨论,必然会成为发展出一种文化转型理论的知识论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我们逐渐运用属于西方人类学微观研究的范畴,即一种实地的田野研究,而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与文化事项之中所存在的诸多细节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这其中可能存在有一种西方认识论上的陷阱,那就是它在使我们无意之中纠缠于社会现实的细节本身,而无法真正从中抽身出来,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主体的判断者,而对于一种古老文化的未来走向及其当下的整体性面貌给出自己的一种判断和评价,对于这种文化,我们自身既是其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一名本文化的融入其中的观察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这种文化的自觉才能使得我们由此而生发出一种必要的文化的自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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