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就业率与经济效果关系的研究

对劳动就业率与经济效果关系的研究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卷

对劳动就业率与经济效果关系的研究

陈玉光

一、就业率的两个指标取决于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

确定科学的、可行的劳动就业发展战略，关键是正确处理就业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并依据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及时把握好二者之间在不同时点上的重点转换。这既涉及国民经济机体问题，也涉及人口问题。

我们知道，一国总人口就业率的高低，固然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等因素的制约，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也受整个人口群年龄结构的影响。一国经济机体运行的经济效益，在劳动就业的领域内，既要受就业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的制约，又要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配置组合(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的牵制。可见，确定一个科学的劳动就业发展战略，必须从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就业率的指标体系，从以下两个互相衔接的层次上进行考察。

第一个层次，全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全部人口的就业率能否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互适应和协调发展。这个层次在就业率指标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劳动就业结构体系具有全局性影响。

就业人口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总人口中最积极、最重要的部分，其发展变化对物质再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体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因此，分析和研究总人口就业率发展和变化的一般趋势，对于确定合理的劳动就业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国总人口就业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例如，在人口总数相等的两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二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同，那么，人口增长速度慢、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高的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就业率一般较高;反之，总人口的就业率往往较低。如果二者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同，那么，劳动力再生产(培训、教育)期较长、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总人口的就业率一般偏低;反之就高。这就是总人口的就业率与人口和经济的一般联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联系要复杂得多。试以某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就业率变化的一般趋势加以说明。(见表1、表2)

表1　几个经济发达国家就业人口构成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据林富德、沈秋华:《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统计汇编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0～193页。以下简称《统计汇编》。

表2　几个发展中国家就业人口构成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统计汇编》，第187～190页。

从以上两表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第一，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总人口就业率相差较大。在上述期间，前者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40%～45%之间，而后者大体在30%～40%之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不同而带来的年龄结构的不同。例如，从1950年到1970年，法国、意大利、瑞典，美国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7%、0.65%、0.5%，而同期的巴基斯坦、南非、新西兰、阿根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3.6%、3%、1.95%、1.6%。人口自然增长率慢，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相应的总人口的就业率就高;否则就低。第二，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比例，经济发达国家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妇女就业机会的增加，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类型决定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低、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广大妇女不存在因抚育孩子而影响受教育和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这势必使就业人口增长，从而使总人口的就业率上升;反之，会降低总人口的就业率。由此看来，控制人口增长，逐步降低少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是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的重要途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就业人口规模有多大，总人口的就业率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准，大体上是有一个数量界限的，它受现有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一般而论，在经济比较落后、人口年龄结构尚属年轻型的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就业率维持在35%左右为宜。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总人口就业率为36%，实践证明这个比例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经济上比较发达、人口再生产进入稳定型的国家，总人口的就业率保持在40～45%的范围内比较合适。当然，上述数量界限是经验数据，是否科学有待实践的检验。

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存在的条件下，全部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能否与现代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规律(由数量到质量、由劳动力的自然再生产到通过现代教育而实现的劳动力再生产)相适应。这个层次在劳动就业率指标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衡量就业人口能否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不同。就业人口以是否在业作为划分的标准，未达到或已超过劳动年龄但仍然从事社会劳动者也属于就业人口。而劳动适龄人口则以年龄作为划分标准，按照国际惯例，一般是以15岁作为劳动年龄的下限，低于劳动年龄下限的人口，称之为少年人口;65岁为劳动年龄的上限，超过劳动年龄上限的人口，称之为老年人口，劳动适龄人口中不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不能称作就业人口。现实生活表明，劳动适龄人口中总有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从事社会劳动;非劳动适龄人口参加社会劳动，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或人口群的全部就业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中的未在业人口+非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在业人口。

一个国家就业人口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与其说是取决于人口再生产类型，不如说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事业的发达程度。制约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因素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得到充分说明(见表3)。

在经济发达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一般偏低，大约为70%～80%;而发展中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高达90%左右，某些国家甚至达到100%。

上述两类国家在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上的差别，只能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教育的发展来寻求答案。

上述几个经济发达国家按学龄(22～24岁)划分的高等学校入学率(%)的演变情况如下。(见表4)

表3

注:表中几个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一般在4～6%。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口，那么，上述就业率还要升高。此外，鉴于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就业面极不平衡，所以我们只考虑男性就业人口对上述就业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参见《统计汇编》，第44、47、50、51、52、53页，354～358页。

表4

资料来源:参见《统计汇编》，第44、47、50、51、52页，354～358页。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上述几个经济发达国家中，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再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劳动适龄人口中受高等教育者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些国家中竟有20%～50%的20～2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在接受高等教育，从而使就业人口大大减少。这是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的重要因素。

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事业比较落后，各级高校的入学率普遍较低，这就使得大量青少年人口过早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

以上分析清楚表明，一个国家就业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变化，固然受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风俗习惯、家庭结构和年龄构成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及由此而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类型。经济发达国家往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推进，逐步降低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这是劳动力再生产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切发展中国家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变化都会呈现这种趋势。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人口的智力开发，逐步降低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现代化。劳动就业结构体系中的这个战略决策，有助于加速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转，充分体现就业率与经济效益原则的最优结合。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根本谈不上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以上关于就业率指标体系两个层次的考察中，针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和经济的现状，我提出了逐步提高总人口就业率和逐步降低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战略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经济效益原则在就业结构体系中不同层次上的体现，二者相互包含，彼此补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绝不能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或以其中一个代替另一个。

二、我国就业率演变的情况和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经济不发达，因而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三十年来，就业人口逐年增加，就业率不断上升与劳动生产率缓慢增长(有时甚至停滞或下降)趋势并存，就是上述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推进和人口的继续增长，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我国劳动就业率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业人口的规模及其占总人口比率的演变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的就业率逐年上升，由1952年的36.3%上升到1981年的43.4%。这种上升的趋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70年代以前，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下降)呈现反向关系。

照理，在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人口呈年轻化的情况下，总人口的就业率要相应有所下降。那么如何解释上述二者背离的趋势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四个阶段加以考察。

(一)第一阶段:1953年～1957年

五年间就业人口增加240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00万人。这个时期就业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所致。即新中国成立前的少年人口相继进入劳动适龄层的结果。由于同期人口的增长速度(2.4%)与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2.9%)比较接近，所以“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只能影响就业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动，而总人口就业率在总体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由上表可以看出，上述比例基本上稳定在36%左右，与同期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准大体相同。

由于这个时期总人口就业率比较合适，因而“一五”时期的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增长速度比较快，人民生活也得到显著改善;总人口就业率基本上体现了经济效益的原则。

(二)第二阶段:1958年～1961年

进入1958年以后，在“以钢为纲”、全国跃进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就业人口增长速度急剧上升，由1957年的3.3%上升到11.9%，相应的总人口就业率由36.8%陡升到40.3%，就业人口总额达到26600万人，较1957年增加2829万人。就业人口这样大幅度增加，并不是由于前期少年人口大量进入劳动适龄人口所引起的，主要是动员大批非劳动适龄人口和家庭妇女参加以钢铁为中心的大会战的结果。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后三年就业人口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到1962年，就业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降到38.5%。

这一时期的情况告诉我们，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如果不顾及客观条件而过分提高就业水准，那么不仅不能形成新的社会生产能力，而且只能造成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

(三)第三阶段:1962年～l971年

这是就业人口迅速增长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就业人口由1962年的25910万人猛增到1971年的35620万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快，年平均达3.3%以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年份;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62年的38.5%上升到1971年的42%。

(四)第四阶段:1972年～1981年

1972年～1981年是我国就业人口继续增长的时期。10年期间由35854万增加到43280万，年平均增长742.6万人，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递增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43.4%)，与某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大体相当。

我国总人口就业率已经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准?为什么还继续上升呢?

这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我们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由上表可以看出，在上述时期人口自增率由2.7%陡降到1.4%。在少年人口系数下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上升的情况下，便造成了总人口就业率的递增。

总人口就业率上升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变化。如前所述，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就业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即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一般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趋势，是培训和教育劳动力，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

表6　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依据1953年、1964年人口普查和其他有关资料推算。

从表6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再生产基本上还停在自然再生产阶段，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变化与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总人口就业率、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发展和变化，是在人口由迅速增长到急剧下降，经济发展迂回曲折的条件下进行的。从我国就业人口的演变中可以看出，我国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显著高于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略低于经济上发达的国家。二者已分别高达43%和83%以上，并且有日益上升的趋势。可见，我国人口中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利用率是相当高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种高利用率背后，却隐藏着种种不利因素，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不良后果。其突出表现是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增长速度的失调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效益下降。这可以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标志上进行考察:

1.第一个标志是就业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难以提高。如果把我国与经济发达国家做个比较，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见表7)。

表7　经济发达国家和我国制造业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比较(苏、中是工业部门)

资料来源:依据《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197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518～524页，《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62页等有关资料推算。

从表7可以看出，经济发达国家制造业固定资本的投资增长率，在一般情况下要远远超过就业人数的增长率，这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的唯一捷径。与此相反，我国在1966～1979年，工业就业人数的年增长率(7.95%)反而超过了工业基建投资的年增长率(6.9%)。更有甚者，在1979～1981年，基建投资增长率出现负值，而同期工业就业人数年递增率为4.2%。它必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了我国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转。

2.第二个标志是在前一个标志的影响下，由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过快，因而劳动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

表8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注:*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297页资料计算。

以上资料表明，第一，无论从整个时期(1949～1981年)来看，还是从各时期和年平均增长速度来看，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恢复时期、一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除外)。第二，自“一五”时期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明显下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职工人数增加过快。第三，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这说明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劳动力数量，通过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途径实现的。

3.第三个标志是在前两个标志的作用下，在国民总产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中，外延式因素(增加劳动力)占主导地位，内涵式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居从属地位。

表9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因素分析

注:①总产值(国民收入)增长速度:(1+职工人数增长速度)(1+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1。本表中的总产值增长速度是依据上表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出来的。

②靠增加劳动力所占比重(%)=

表10　农业国民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续表

注:①按当年价格计算。②农业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2页资料和其他有关资料推算。

以上资料清楚地表明，在工业总产值和农业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中，靠增加劳动力数量因素，在工业中(1950～1981年)年平均占64.2%，在农业中年平均(1950～1978年)占78.2%。这种状况是与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本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因此，逐步消除现有企业的冗员，采取多种途径实现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尽快把国民经济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了。

三、调整就业率，逐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现代化

我国总人口就业率，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过高，且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就业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又有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

第一，在就业指导思想上，长期以来，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部门可以把一切社会劳动力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直接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当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顺利时，统包统配、排斥多元的就业途径往往占据上风;当国民经济发生失调、城镇人口就业压力大时，城乡人口往往发生倒流现象，把就业压力转移到对劳动力需求弹性较大的农村中去。以上两种表现形式的后果是一样的，就是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就业率不正常上升，经济效益显著下降。

第二，从人口方面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口一直处于失控而迅速增长的状态。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狠抓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自然增长率显著下降。在前期劳动适龄人口继续增长、总人口增长速度减慢的情况下，便造成了劳动就业率的递增。可以预见，只要我国人口增长速度递减、前期劳动适龄人口继续增长，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劳动就业率还有可能呈现上升的趋势。

第三，教育事业不发达，青少年过早就业，不仅是我国总人口就业率过高，也是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5～19岁年龄组中就业的比重，1980年日本为19.4%，法国为20.4%，荷兰为26.5%，西德为45.1%，美国(16～19岁)为47%。而我国的无锡市为66.1%。至于在我国农村中，该年龄组的青少年人口从事农业劳动的比重，目前虽然尚无确切的统计资料，但肯定要高于无锡市的水平。

城乡的青少年人口过早就业，是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分不开的。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城市和乡村的学制是小学五年，高中二年，有近50%的初中生不能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的升学率只有6%。这就使绝大多数青少年过早进入就业阶段。如果我们恢复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或职业中学)三年的学制，则在近期内不仅可以缓解500万人以上的就业压力，而且长此下去，会显著降低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加速劳动力再生产现代化的进程。

对于我国就业人口规模过大，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状况，应该逐步地有计划地加以调整。鉴于制约总人口就业率和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的因素有所不同，因而对二者的调整应有不同的侧重点。

就总人口就业率而言，在近期内，我们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在兼顾就业率的条件下，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实行正确的就业政策，尽快打破当前在就业率与提高经济效益之间的僵局。

首先，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就业人口职业构成，逐步消除现有企业人浮于事的情况。其次，要实行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的方针，发展乡镇企业，把以单一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和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结构。最后，继续改革现行的劳动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取消现行劳动制度中统包统配的老办法，实行择优录取并与一定范围内的自由选择职业相结合的新办法。为使改革收到良好效果，要发挥各种经济形式和经济成分的作用，实行劳动部门介绍、集体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不仅要大力发展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要适当发展城镇个体经济和农村专业户。这对于摆脱当前就业率与经济效益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均有很大的作用。

从长远来看，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改变我国年轻型人口结构，提高总人口的就业率。当前，我国总人口就业率虽然很高，但如果扣除前述一些不合理因素，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世界上仍属于低水平之列，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60年代初西德总人口的就业率为48%，1970年苏联和美国为47.7%。显然，只有控制人口增长、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设想，随着我国人口增长速度逐步降低和老化系数逐步提高，在本世纪末总人口能控制在12亿的情况下，届时总人口就业率基本上可以提高到45%左右，总就业人口为5.4亿。

就调整劳动适龄人口而言，其侧重点略有不同。如果说，在总人口就业率发展战略问题上，我们应当实行从控制人口增长、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入手，提高总人口就业率的战略的话，那么，在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发展战略问题上，我们的战略应当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调整教育结构，降低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逐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现代化。

为了实现这项战略任务，必须大力发展劳动适龄人口就业前的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和就业人口的在职培训教育。这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开发智力资源，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就业前的教育属于劳动后备力量的教育，是现代科学知识物化在劳动力上的重要途径。在职培训教育属于就业后的职业技术教育，它是防止专业技术知识陈旧老化，掌握新兴科学技术和工艺的必不可少的有效手段。诚然，劳动适龄人口就业前、就业后培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但是，这种降低是必要的，合理的，正像经济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那样，是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再生产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依据上述战略原则的要求，如果到20世纪末总人口能控制在12亿，少年人口总数由目前的33%左右下降到23%左右，老年人口总数由目前的5%提高到8%左右，那么，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大体上为8.4亿。如前所述，在总人口就业率提高到45%，总就业人口为5.4亿的条件下，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由目前的83%下降到70%以下(5.4∶8.4)左右，这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是一个从就业率原则到经济效益原则的战略性转换。

提高总人口就业率和降低劳动适龄人口就业率之间，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就业率和经济效益原则的协调和统一。“提高”是在改变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基础上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降低”是在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有效地使用劳动力资源。从根本上说，它体现了就业率与经济效益最优结合的原则。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