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穆斯林国家政治变革的动力

试析穆斯林国家政治变革的动力

东方晓

引　论

在穆斯林世界，不管政治体制有多大差别，也不管统治当局信奉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盛行的主要是权威主义，一个家族、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或某个人对国家政权的长期垄断构成了穆斯林国家的主要政治特征。因此，我们所关注的政治变革是指这种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和开放的政治进行变革的过程或倾向，这种由现行统治当局推动的政治变革也许是主动的、也许是被动的，但都与革命、军事政变所带来的政府更迭和政治变动毫无关系。

对穆斯林国家政治变革，特别是对穆斯林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的讨论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即便是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穆斯林世界的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诸如阿以冲突、石油问题等吸引了大部分学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民主发展的期望似乎很低”。⁽¹⁾而实际的情形可能比这更糟，在冷战的40余年中，除了经常不断的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外，整个穆斯林世界以扩大政治参与、建立民主政府为方向的政治变革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冷战结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动下，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似乎成为世纪之潮，实际的情形是，穆斯林世界也确实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1988年，长期执掌阿尔及利亚政权的“民族解放阵线”放弃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于1989年颁布新的《宪法》和《政治结社法》，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并存的新政治体制;次年，分裂、对立数十年的南北也门实现了统一，并允诺在统一后的也门开放党禁，进行政治多元化的改革;埃及、黎巴嫩、约旦等国也有限地放宽了参与政治的条件，允许一些政党和个人参加市政和议会选举，甚至连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样的保守的王权国家也试图通过有限的政治参与，扩大统治的政治基础。沙特于1992年3月公布了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内容主要包括《政府法》、《协商会议法》和《地方政府法》三个方面，⁽²⁾从此，这个以《古兰经》为宪法的王权国家又多了一部治理国家的法典;而科威特则于1992年10月恢复了被解散了多年的国民议会，放松了对新闻和言论的控制。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有限变革，穆斯林世界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也提上了议程，虽然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但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相似的，即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行国有企业的重组，推进私有化进程;对外贸体制、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改善贸易和投资环境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干预下进行了更为激进的结构调整。

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不仅是有限的，而且经常伴随着反复和倒退(如阿尔及利亚)，显然，在存在政治变革动力的同时，还存在更为强劲的抵制力量。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那些促使穆斯林统治者进行变革的因素，至于政治变革的阻力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予以论述。

一、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³⁾由此看来，所谓政治合法性实际上是指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对政治权威的认可程度。政治合法性是一个变化着的历史概念，基本说来其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是权威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即权威的建立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赞同;另一方面是对权威合法性的加强和维持，即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愿望。只有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权威的合法性才是稳定的。

对于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来说，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本上来自两种途径。那些王权国家，诸如沙特阿拉伯、约旦、摩洛哥以及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等国，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都是传统的。与传统宗教和显赫家族的政治联盟、与先知家族的血缘关系或者王室家族在国家历史上的杰出作用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这里，政治权力的过渡和继承是世袭的，只要新的统治者得到了家族内部的认可，政治合法性就确立起来了。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的建立则与王权国家完全不同:有的政治权威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产物，有的则是靠革命或军事政变获得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对于这些“革命”的政权来说，政治合法性的首要来源是他们推翻了人们深恶痛绝的旧权威，尤其是革命的领导集团和领袖人物，以其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的杰出表现，获得了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信任。

政治权力的取得和政治权威的确立只是实现合法统治的第一步，与历史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王权国家和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的国家都面临着维持与加强合法统治的巨大挑战。对于那些刚刚获得权力的革命者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们必须证明，他们能够比旧的统治者更加公平地管理社会、更加公正地行使权力、更加有效地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加和变化着的需求;其二，他们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政权建设方面投入巨大的精力，完成新的政治权威的制度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新兴国家，第一代的政治领袖往往比新的政治形态更具影响力，因此，“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上来”，⁽⁴⁾就成了这些国家政治发展和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对于那些王权国家来说，挑战则要单纯一些，毕竟，王权及其制度已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着比较完备的运行机制，同时，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也抑制了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怀疑。然而，即使在最为专制的王权统治之下，不断满足臣民的现实需求也构成了维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前提，王朝更迭、王权帝制被新的政治形态取代，在历史上和当代都屡见不鲜。显然，政治合法性的维持与加强比政治合法性的确立本身更为艰难，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第一，政治权威的制度性弱点。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强大意识形态，它所享有的政治权威是无可争议的，一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领袖人物更是对普通民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对于新兴的民族国家来说，适时地把一种政治运动转换成一种政治制度、把对政治领袖的忠诚转移到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忠诚就成了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应该说，所有的新兴民族国家都对此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把领导民族主义革命的政治组织变为政党，根据当代已有的政治形态进行制度化建设等。然而，大部分国家的此类政治转变都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政治领袖个人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在许多国家，个人对政权的把持经常达数十年之久。这种权威主义政治有许多天生的弱点。首先，权威主义政治是以排斥一切反对力量为前提的，从理论上讲，某个人或集团对权力控制的时间越长，它制造的反对派就越多。比如，反对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政治力量既有宗教的(什叶派)、又有民族的(库尔德人)、还有历次权力斗争中的失意者。其次，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过渡经常充满危机，有时还会发生军事政变和内部动乱，即使是在有一定继承秩序的王权国家和像土耳其、埃及那样有一定制度保证的国家，新旧领导的更替也使国际社会担心不已。再次，长期的权力垄断是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的温床。

第二，民众的希冀与失望。经历长时期殖民主义统治和经济社会落后之苦的穆斯林民众对于国家的新的统治当局寄予厚望:对外，他们渴望摆脱西方对穆斯林社会的长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洗雪民族、宗教和国家百多年所蒙受的耻辱;对内，他们渴望改变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现状，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公正。应该说，无论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还是保守的王权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普通民众的这些需求，民族国家的建立、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阿拉伯国家石油武器的运用以及石油美元带动的经济繁荣等都有力地提高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然而，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穆斯林国家政府的行为与民众的期望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国际政治和地区事务中，穆斯林国家依然不能摆脱大国的控制和支配，尤其是在阿以冲突中，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偏袒，更使穆斯林不断遭受新的耻辱;许多国家的统治当局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也严重伤害了普通民众的自尊心。在国内经济层面，有些国家人口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因此经济发展并没有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的国家，人们的工资收入甚至长期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⁵⁾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瓦解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同时，并没有促使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相反，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住房、贫穷、失业、犯罪等社会问题困扰着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在大都市此类情形更为严重。此外，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政府管理的无能、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都激发了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

政治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和政府行为与民众期望的巨大差距是构成穆斯林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执政当局来说，进行某种可行的政治变革就成了维持合法统治的较好选择之一。

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后果及其政治压力

纵观整个穆斯林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基础、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十分复杂，有历史的、也有人文的，有的则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限制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在取得独立以前，几乎不存在或根本没有现代工业，原始的、落后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仅有的与现代工业的联系就是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原材料生产和加工业。在获得政治独立后，伴随着穆斯林国家在政治体制选择方面的差异，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把社会主义作为前进的目标，有的则选择了“西方化”，实际的情形是，我们很难在理论上对他们进行概括。然而，透过这些众多的差异，我们似乎可以发现穆斯林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选择及其后果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点。

基本说来，在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有两种共同的政策倾向，一是国有化，二是工业化。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穆斯林国家，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大多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国有化进程。埃及1952年“七月革命”胜利后先是进行土地改革，继而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1971年的宪法则在制度上确立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⁶⁾阿尔及利亚的国有化进程是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完成的。1966年，外国人拥有的矿山、土地和保险公司被收归国有，1971年国家完成了对碳化氢生产部门的控制。⁽⁷⁾海湾王权国家则大部分在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才开始石油工业的国有化进程，比如，沙特直到1980年才完全接管了阿美石油公司。⁽⁸⁾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各穆斯林国家先后开始推动工业化进程，通常的做法是，政府通过各种周期不等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有意识地加大对工业部门的投入，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穆斯林国家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此种政策选择虽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政府长期面临巨大的财政开支、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滞后、工业企业效益低下和开工不足等等。然而，比起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来说，这些经济领域本身的问题还不算太复杂，毕竟大部分经济问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得到缓解，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因经济结构调整变得更为复杂、更加难以控制，并最终形成对执政当局的政治变革压力。

概括起来，穆斯林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城市化。由于农村的贫困和就业机会的缺乏以及现代工业的迅速扩张，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和工业中心。根据世界银行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东和北非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1965年的35%上升到1990年的51%;从1965年到1980年，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6%;整个80年代，年均增长4.4%。⁽⁹⁾尤其是在开罗和德黑兰这样一些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据估计，德黑兰的人口在1952年只有约100万，⁽¹⁰⁾到现在已超过了1000万。⁽¹¹⁾城市人口的增长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过快的城市化也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等等。即使在最为理想的情况下，城市化也会对旧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出挑战——大量乡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一方面使传统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萎缩，另一方面也使以地域、宗教、家族和部落为纽带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同时，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冷落。②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工业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在社会中形成了两个力量不断增强的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是产业工人，另一个则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后者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人员、工程师、教师、律师和医生以及政府部门的技术官僚等。例如，马来西亚1970年中产阶级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为20%，1993年上升到33.5%。同一时期，产业工人的比率由11.6%上升到28.5%，而农业人口则由44.1%下降到25.4%。⁽¹²⁾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阶级构成，他们不可能不对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机制形成压力，提出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③世俗化。不管穆斯林各国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穆斯林社会的世俗化进程都大大加快了。其主要的表现是，伊斯兰教在政治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遭受巨大的挫折。在政治上，宗教上层人物已无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在世俗化较强的埃及还是在宗教势力强大的沙特，宗教基本上是政治的附属品;在社会层面，宗教道德和教条对人们的约束也在不断削弱，大量的妇女走入社会，宗教教育受到严格的限制，世俗的法律正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世俗化也引起了伊斯兰教的强烈反弹，激发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本能，从而对政治变革的进程和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社会变革不仅使一些原来处于社会和政治边缘的人口与群体、宗教势力和社会意识得到广泛的动员，而且也创造了许多新的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因此，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受到的挑战和压力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穆斯林世界的权威主义统治当局来说，要么实行政治变革以求得生存，要么继续坚持对权力的垄断以等待革命的到来。

三、国际环境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动是穆斯林世界政治变革的重要外部动因。首先，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民主化对穆斯林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众所周知，苏联模式在第三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正是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一些国家甚至还与苏联结成战略上的盟友，直接卷入了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全面对垒。因此，苏联和东欧的剧变首先对那些与苏联模式相近并与东方集团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苏联的解体使他们失去了强大的外部支撑，他们不得不在所有的重大国际与地区事务中处于防守地位。同时，苏联的垮台还意味着他们所看重的发展模式的失败，⁽¹³⁾他们不得不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由此看来，在中东国家中，阿尔及利亚和也门首先发生较大的政治变动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其次，西方社会对政治变革的鼓动。在大部分的西方政客和西方舆论看来，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面胜利，因此，推动人权，鼓吹民主化成了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冷战后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成了新闻媒介和学术界谈论的热门话题，在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那里，更是用“第三次浪潮”来概括冷战结束前后发生的世界性政治变革。⁽¹⁴⁾在一个通信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里，这种文化扩散对穆斯林各国的影响不可低估。然而，真正对穆斯林各国产生政治压力的是那些由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机构。众所周知，许多穆斯林国家长期以来一直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财政支持则构成了克服危机的主要手段。如果说冷战时期，西方的经济援助主要是为遏制苏联的影响，那么，冷战后西方的主要目标则是促进自由化和民主化。最近几年，无论是“巴黎俱乐部”做出的债务减免与重新安排决议，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受援国达成的一揽子协议，都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和前提条件的。例如，在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阿尔及利亚达成的为期三年的协议中，阿方允诺进一步推动私有化进程、实行贸易自由化、进行必要的财政和金融改革、削减政府开支和减少财政赤字。⁽¹⁵⁾这些条件虽然是经济性的，然而他们对受援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变革也有效地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为将来的政治自由化准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¹⁶⁾

再次，非政府组织(NGO)的压力。在冷战后的国际事务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日渐增强的趋势，尤其是一些人权组织的活动更是对阿拉伯国家统治当局产生不小的压力。这些组织主要包括:大赦国际、中东观察、国际法官委员会、阿拉伯人权协会、摩洛哥人权组织等等。⁽¹⁷⁾通过举行会议、发表研究报告和支持当地人权组织的活动等不同方式，非政府组织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89年，迫于国际压力，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邀请大赦国际派团访问，随后大赦国际发表了对摩洛哥人权状况多有责难的考察报告，哈桑二世虽然极为恼火，但在公开的讲话中，却不得不多次对人权组织的活动表示恭维。⁽¹⁸⁾

最后，地区范围内的压力。在穆斯林世界，一些地区性事务的演变也推动了政治变革。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湾危机，对中东国家的现行政治结构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围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同时穆斯林社会内部的分歧以及普通民众与统治当局的分歧也在扩大，这些巨大的裂痕与分歧反映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政治现实:对于阿拉伯和全世界的穆斯林民众来说，支持伊拉克等于支持强权，反对自己的另一个兄弟;而支持科威特则等于和美国、以色列这样一些长期的敌人站到了一起。海湾的王权国家面临的压力更为巨大，面对伊拉克的军事威胁，他们需要动员广泛的民众以获支持，甚至不惜许诺更多的政治参与。⁽¹⁹⁾然而，公开邀请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海湾又招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使传统的政治权威陷入困境。近几年，沙特阿拉伯连续发生的爆炸事件表明，美军的存在和民众的不满已成了王室面临的重大政治挑战。

对政治变革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地区因素是阿以冲突的缓解。长期的阿以对峙和经常发生的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也为权威主义政治的盛行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正是强大的外部压力使各国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保持对权力的垄断，以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来应付外部的挑战。从马德里和会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一波三折、困难重重，公正、持久的和平远未成为现实，然而，中东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毕竟大大缓和了地区紧张局势，阿以之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危险进一步减少。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构建和平比走向战争更为困难，和平使原有的社会危机得以显露，和平使公众舆论和社会力量发生分化，和平使统治当局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社会资源。总之，和平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统治当局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能力。

阿尔及利亚和也门是中东地区最早发生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这些政治民主化实验远不能说是成功的，然而要说他们已经失败也为时过早。就像20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革命在整个中东和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一样，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政治变革也对中东地区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现行政治结构产生了不小的冲击。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等保守的君主国家就对中东地区发生的任何革命充满敌意，并不断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各种异己势力进行对抗。50～60年代沙特反对纳赛尔主义，70～80年代，则对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充满戒心，而90年代，沙特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政治民主化的冲击。也门是沙特的近邻，也门的统一和政治改革也使沙特王室非常不安。自从海湾战争以来，两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994年年底甚至演变成军事冲突。也门与沙特关系的持续恶化固然与也门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有关，然而，在许多也门人的眼里，真实的原因是沙特王室对也门的民主化充满了恐惧。⁽²⁰⁾

结束语

如前所述，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穆斯林国家确实进行了某种政治变革，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变革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并没有像在东欧、非洲和拉美等地那样席卷整个地区，同时政治变革的深度也是有限的。在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变革往往意味着现政权的垮台、政治结构的彻底变更，而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政治变革都是在现政权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政权虽然在政治变革中失去了统治地位，然而，军方的介入却打断了原有的政治发进程)。因此，穆斯林世界，特别是中东的政治变革远不是西方所鼓吹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匆匆对这种政治发展的模式或者其成败做出价值判断显然过于草率。在历史和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成功与失败的例子均不鲜见。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变革远没有人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和深刻，换言之，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变革面临哪些阻力和困难?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进行详细探讨。

(原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

【注释】

(1)Samuel Huntington，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99，2(Summer，1984)，p．216．

(2)Madawial 2 Rasheed，God，the King and the Nation:Political Rhetoricin Saudi Arabia in the 1990s，Middle East Journal，50，3(Summer 1996)，p．363．

(3)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曹佩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第40页。

(4)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比较政治学》，曹佩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第40页。

(5)Rex Brynen，Bahgat＆Paul Noble，Political Liberalization＆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Volume1，Theo2 retical Perspectives，Published b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USA，1995，p．266．

(6)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 frica，1997，Published by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p．398．

(7)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1997，p．280．

(8)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1997，p．868．

(9)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2．

(10)Monald N．Wilber，Iran:Past and Pres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205．

(11)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1997，p．450．

(12)Edited by Carry Rodan，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Industrialising Asia，Published by Routledge，London，1996，p．129．

(13)Political Liberalization＆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p．265．

(14)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s: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University of Okla 2 hom a Press，1991．

(15)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1997，p．283．

(16)Pete W．Moore，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co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16，No．3，Summer 1994．

(17)Pete W．Moore，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co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Arab Studies Quaretrly，Vol．16，No．3，Summer 1994．

(18)Pete W．Moore，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co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Arab Studies Quaretrly，Vol．16，No．3，Summer 1994．

(19)Pete W．Moore，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co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Arab Studies Quaretrly，Vol．16，No．3，Summer 1994．

(20)PeteW．Moore，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16，No．3，Summer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