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

一、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

吉登斯的“脱域化”概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经历了一次“脱域化”的过程。现在，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全球化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脱域化”过程。也就是说，近代早期的那场脱域化运动是人离开固定的地域的运动，而在人离开了地域后又形成了领域，所以，第二次脱域化运动将是领域的融合，是人从固定的领域中走出来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第一次“脱域化”的过程中生成了一个拥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而在这一次“脱域化”的过程中，将会造就一个“平的”世界。也就是说，全球化将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

我们把人类社会的第一次“脱域化”称为“资本主义世界化”，在这个过程中，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把眼睛转向世界后，就开始了对世界的征服过程，并在征服中造就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其实，在这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征服世界之前，就已经经历过几个世纪的发生于这些国家内部的征服运动，表现为新兴城市与封建领主统治下的乡村之间的博弈。最终，城市征服了乡村，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资本家战胜了封建领主，奠定了城市的中心地位，把乡村强行纳入了中心—边缘结构之中。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突破国界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世界的征服。这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对世界的征服其实只是其内部的城市征服乡村模式的扩展，是走出其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实现的对世界的征服运动，是把其内部的中心—边缘模式复制到了世界。

从欧洲的情况看，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生产已经机器化、社会化。法国1789年开始了政治大革命，到了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时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和巩固。而19世纪中叶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的时候，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8]。原先地域性的社会被强行地纳入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中。也就是说，从经济或生产的角度看，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结束了地域分离的状态。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29]当世界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的统一体的时候，达尔文主义也就以实践的形式出现了，如果说后来有了一位叫达尔文的人把这种资本主义实践提炼成理论并放到了自然史上去，也只是言说的对象不同而已，事实上，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用于解释自然史了。

当然，人类社会中的法则与自然界还是有所不同的，自然界中的物竞天择最后导致了一种平衡，而社会中的竞争却导致了中心—边缘结构，这一结构是一种畸形的结构，是独断论的和决定论的，是中心自始至终都可以剥削和压迫边缘的结构，所以，其实它是世界的一种失衡状态。在20世纪，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一些原先没有建立起现代国家的地区纷纷建立起了现代民族国家。这场运动给人的希望是民族独立，即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奴役和统治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这些国家所实现的仅仅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政治解放，而在其他方面，远没有取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其原因就在于：虽然世界各地都建立起了民族国家，而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却没有受到触及。一些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地区很快就发现，如果他们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话，也就意味着选择了遭受制裁、排挤甚至颠覆的境遇。因而，许多国家选择了继续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接受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的道路。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所以，在国际社会中，还不仅仅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单纯是一个为了生存而竞争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生存而依附的问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甚至使竞争失去了赖以展开的舞台，只能被迫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格局中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拥有世界霸权，为了给这种世界霸权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也会在意识形态上大做文章，其中，宣布某种意识形态具有“普世价值”就是经常使用的伎俩。对此，一些失去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果然信以为真了。其实，如果相信所谓“普世价值”的话，就等于是替霸权张目，人们之所以会以为存在着“普世价值”，完全是受到了话语霸权征服的结果。如果在我们的世界中不存在霸权的话，也就不再会有所谓“普世价值”。也许人们会争辩说，一些基本的善的观念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内涵的，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善，而是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去认识善的话，就会发现，根本不存在所谓善的“普世价值”。以撒谎为例，就必须在特殊的语境中去认识其善的内涵。总之，文化是有差异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承认这些差异，才能想象人们间的合作。反之，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去制造和维护某种（话语）霸权的话，就会造就出一个命令—服从体系。最为理想的，也就是生成了一个在某种权力意志控制下的协作系统，至于合作，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个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来自中心地带的霸权是边缘地带的国家必须接受的，甚至在一些国家中也表现出了一种乐意于接受的状况。这样一来，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结构中，又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让黑格尔所看到的那种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得到了活灵活现的体现。

尽管中心—边缘结构不同于等级结构，但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依赖依然是权力支配行为及其过程得以发生的依据。如吉登斯所说，“在不同时—空中具有某种规定存在方式的社会体系，是由行动者或行动者组成的集体各自的自主性与相互之间的依赖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的。因此，他们就总称为‘权力体系’，或者总是表现为支配形态。因而在此所描绘的支配形态，就不能化约为单个能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和决策。权力是那种能够用以有效地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甚至是决定他人在何处能争夺这种决策权的能力，他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30]当然，由于中心—边缘结构已经是一种稳固的社会存在形式，并以制度化的方式而得到确认，从而使这种权力支配行为、过程和方式制度化。结果，权力的制度性调配“使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展现出来，而又正是制度使那种深深地内嵌入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得以呈现”^[31]。一旦权力支配包含在制度之中，通过制度而实现了合法化，来自于中心与边缘的任何一个方面的挑战和破坏权力支配的行为，都会被视为违法行为，都是需要加以制止和防备的。这是一国内部的状况，也同时是国际社会的状况。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阶段，被中心—边缘结构所格式化的世界无处不表现出这种状况，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构起来的国际体系，使吉登斯所论述的这种状况显得非常规范和严密。当然，世界的中心会发生些微的位移，比如，可以从欧洲大陆转移到美国，或者，由欧洲大陆与美国一道结成一个中心，但是，边缘地带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被打入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其边缘地位，即便是在经济上成为了强国，而在政治上也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既然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那么，就会要求中心与边缘的这种关系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而制度化的途径则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维系某种相对平衡关系的最有力保证。也就是说，为了保证中心—边缘关系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中，是需要运用制度的方式来对这种关系加以确认的。事实上，制度的生成也就是中心—边缘关系结构化的过程，是服务于中心—边缘关系平衡之需要的。而且，有了相应的制度，也使本来是失衡的中心—边缘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当人们对这种稳定状态习以为常时，也往往会误以为这种稳定就是平衡。从现实来看，在制度得以完善的过程中，中心—边缘关系的结构化也逐步走向了其较为理想的状态，社会也能够呈现出稳定与繁荣的景象。对于这个过程，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着结构化特征，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活动如何开始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制度的结构化。”“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形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部分，这一本体论的看法是结构化观念的基础。”^[32]表面看来，在一国内部，这种制度在现代社会是明确的，而在国际社会，制度似乎表现出了更大的弹性。其实不然，在国际社会，制度表面上的弹性只不过是为中心地带的霸权能够得以施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国际社会，中心与边缘间的差异要远比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的民族国家内部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