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造就了技术专家

一、职业化造就了技术专家

职业化是近代以来这个历史阶段所拥有的基本社会特征之一。也就是说，与此前的社会相比，近代社会的最为典型的特征就表现在职业化方面，是由于社会分工造就了不同的职业。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分化也向无限的方向延伸出去。有的分工是由市场驱动的，有的分工则是由知识引发的。在完整的社会分化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后，我们看到的情况则是：在私人领域，分工主要是由市场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市场中的竞争总是使那些专业色彩较浓的产品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在公共领域，分工主要是由知识引发的，也许本来就存在着专业性的要求，但是，只有当某个方面的社会治理专业知识具备了，才会出现一个相应的专业部门。当然，就20世纪的情况来看，上述情况又有所不同。在私人领域，由于科学知识的渗入，分工也越来越多地依据专业知识。同样，在公共领域，也需要更多地考虑到社会以及市场的实际情况去规划专业部门，特别是政府中的机构调整，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社会以及市场的实际情况去设立相应的专业机构或撤销相关的部门。由于科学的发展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在任何需要科学知识提供支持的时候和地方，就能够呼唤出相应的知识体系。所以，公共领域出现的这种新的依据实际需要去进行专业分工的做法，也是能够迅速地得到知识支持的。

“职业”与“专业”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我们使用“职业化”的概念时，是指人的职业分化，即人因分工而从事不同的职业；当我们使用“专业化”的概念时，则是指对职业提供支持的知识类别。近代以来，职业化对专业知识提出了要求，即需要得到专门知识的支持，而专业化也反过来促进了职业化，使职业化进入一个稳步的发展进程之中。其实，在近代早期，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也就开始了职业化历程。在私人领域出现了企业家，而在公共领域则出现了职业政治家。近代早期开辟的这一职业化方向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不断增强，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以社会分化为标志的。而每一次或每一个方面的社会分化，又都会造就出一大批相应的职业，进而，在知识建构方面也同时造就出相应的专业知识体系。比如，在19世纪后期，随着公共领域中分化出了政治部门和行政部门后，公共行政也就以一个专业部门的面目出现了，政府中的行政人员也就成了公共行政这一职业的从业者。所以，在今天，政府中的行政人员是行政管理职业的从业者。对此，全钟燮甚至说这是“政府创造了职业化，它让职业具有合理性，它支持所有形式的职业化努力，它雇用数量永远在增长的职业化人员”^[21]。

由于政府是职业化的组织形态，由于公共行政是一种职业活动，所以，在政府运行和公共行政过程中，“职业专家为公共机构提供了知识、培训和领导；影响着公共政策进程；决定着许多公共机构。在公共服务中，职业专家获得权力的途径显然是由于他们所受的专业化培训和拥有的知识。依靠这种权力，职业专家就具有了他们领域中的专业化语言和信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控制决策过程，创造出他们所代表的公共机构的政策。”^[22]职业专家不仅控制了政策过程，还自以为是地把政策过程看作一项纯粹的技术性活动，无视社会问题的真正实质性方面，而且也在用整个技术主义的形式合理性标志去测度一切，努力把整个世界都纳入机械运行的模式中来。职业专家乐意于用量表的形式提出报告，让政治家和公众在强烈地感受到职业专家的错误和荒谬的时候哑口无言。职业专家利用了政治家和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敬仰而把貌似科学的量化指标硬塞给他们，让整个社会为了职业专家的技术活动承受极大的代价，而职业专家从中获得的可能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方便或蝇头小利。所以，人们经常看到，“在公共官僚体系中，职业主义常常阻碍政治过程，由职业专家控制的公共机构企图回避公众争论，或逃避检视过去以及未来的政策，例如，他们常常回避敏感的环境问题。公共服务中大多数专家狭隘的视野，伴随着对现实政治世界和公众利益的漠视与麻木，塑造了一种紧张和冲突的组织气候，这很难与公共机构更高的公共服务道德目标和民主政府伦理相一致。”^[23]

在工业社会后期，技术专家构成了社会治理中的精英集团。随着这些精英集团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稳固，“这些集团阻止人们打破技术领域、行政管理领域以及政治领域的封闭状态。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是导致此类封闭状态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国家的‘精英集团’制度，这一制度既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石，构成了诸种企业与享有声望的职业的基石，同时又为其他活动领域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模式。这样一种制度，趋向于在金字塔的顶端维系一种无交流的模式，随后又将这一模式自上而下推广开来。‘下层的人们’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途径，不过，他们可以阻止上层社会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来获利。他们不会放弃行使这种能够造成瘫痪局面的权利。这就迫使当权者去建构更为严密的规章制度，建立等级更为森严的机构，然而，这样做能产生的效果并不显著。”^[24]因为，精英集团已经把社会治理体系营建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只要社会治理体系是封闭的，就会出现要求开放与维持封闭的博弈。由于治理者属于有权势的一方，总会千方百计地维护治理体系的封闭性，总会有意识地与被治理者间保持距离，即使最开明的精英集团成员，也会对关于治理体系开放的要求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更多的时候，只是摆姿态作秀。事实上，治理体系是趋向于封闭的，只是到了其封闭性带来了严重的治理危机时，才求助于一些改革的措施去打破封闭性，变得稍稍开放了一些。这也是一种在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的周期性循环。其实，治理体系的封闭性是极具危害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官员脱离群众，下级对上级的距离感，为了权威、面子等而为错误的决策和管理行为辩解……都是由于治理体系的封闭性引发的问题。甚至可以说，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于治理体系的封闭性造成的。

从组织的视角来看，近代以来官僚制组织的成长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职业化的要求。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官僚制组织的典型化，不仅造就了一支专门以政治为业的职业政治家集团，而且，由于政治与行政的分化，也造就了一个专门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文职官僚集团。他们都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精英，它们凭借着官僚制组织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也努力维护官僚制组织的技术合理性。如果说官僚制组织在运营过程中也需要得到知识和智慧的支持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官僚制组织在两个方面寄托于精英的智慧和洞察力，其一，在组织设计以及组织运营中的决策方面，依赖于专家等知识精英，他们把知识和智慧转化为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以及政策。其二，在组织的常规性活动以及运营过程中的政策执行方面，依赖于组织的领导和指挥系统。对于绝大多数组织成员来说，个人意见几乎是没有意义的。就此而言，在官僚组织中，除了那些开展活动所必要的技术性知识，是不需要价值层面的共识的，就官僚制组织作为一个知识体而言，是以物化的形式出现的知识体，是少数精英的知识物化而成的组织结构、制度、运行机制、流程和方法等。所有这些，在20世纪初，都得到了韦伯的总结和概括，并制作成不变的原则和原理而传授给那些能够加以自觉应用的人。

我们知道，专业知识可以使人获得职业控制权，可以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可以增强人的社会影响力。因而，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随着身份制的解体，一条通过专业知识去谋求人生发展的道路开始变得拥挤。然而，专业知识的外显形态则是人的社会角色，一旦专业知识外化为人的社会角色后，就会反过来把人形塑为社会角色所要求的那种人，从而使他作为人的其他方面被删除掉。这样一来，他实际上就是一种“单面人”了。可是，职业专家从来也不在乎这种哲学判断。对于社会治理领域中的职业专家而言，出于谋求职业控制权的需要，也会努力追求专业知识，会努力使专业知识体系变得封闭和具有一定的神秘感。所以，当社会治理成为专业化的职业活动之后，通过知识垄断去牢牢地抓住职业控制权也就表现出了一种路径依赖的状况。从事这一职业活动的人会敏感地关注任何一种对其职业控制权提出挑战的行动甚至思想，会不断地去营造一种职业神秘感。即使在民主的政治生态之中，也可以借助于技术而实施对一切异见的封杀。在口头上可以接受甚至倡导公众参与，然而，一旦遇到重要的和关键性的问题，总是可以求助于技术的理由而把公众参与转化成一场闹剧。结果，社会表面上变得越来越开放，而社会治理则变得越来越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