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

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

崔世广

本文拟从文化结构变迁的视角出发，将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结构不断建构与重新建构的过程来把握。这样的话，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呈现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心理意识结构的周期性运动过程。第一个周期:从弥生时代(公元前3～2世纪)到推古朝改革(593年)，可称之为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期;第二个周期:从推古朝改革(594年)到平安时代末(1191年)，可称之为日本传统文化的展开期;第三个周期:从镰仓时代(1192年)到德川时代末期的开国(1853年)，可称之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确立期。

一、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

日本传统文化与原始文化——绳纹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语言、风俗、信仰等都受到了绳纹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作为一个体系的日本传统文化，则形成于农耕社会确立以后。公元前3世纪前后，伴随着新的种族和文化主体的渡来，水稻种植技术和铁器从中国大陆传入了日本。稻作农耕最先在九州北部被广泛采用，随后向东普及，到弥生晚期，扩展到了除北海道以外的整个日本。稻作的普及，使日本进入农耕社会。弥生中期以后，由于更大范围的协作(治水、灌溉等)的需要，出现了若干村落共同体的联合体——部落共同体。这些部落的联合与兼并，形成了许多部落小国。到弥生晚期，随部落小国间的进一步兼并与联合，形成了邪马台国那样的部落联盟国家。到4世纪前半期，由崛起于畿内地区的大和国统一了西起九州北部东至中部地区的广大区域，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地域国家分立的状态，开始了大和时代。到5世纪，大和朝廷的势力达到了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大部分地区。5世纪末，大和朝廷建立了被称作氏姓制度的政治社会制度。

随着农耕社会的确立及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形成了独特的固有民族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社会结构、宗教习俗等方面。第一，民族语言的形成。日本语言学界关于日本语的起源的各种假说，大都认为在绳纹时代已存在某种南方系的语言，进入弥生时代，与弥生文化传来的同时，传入了阿尔泰语语法体系和具有母音调和的朝鲜南部语言，这两种语言相互作用和结合而形成了原始日语。因此，作为联结民族之纽带和形成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与心理之必要前提的日本语，已于弥生时代形成了。第二，独特社会结构的形成。在从事定居的农耕生活后，各氏族占据了被山川分割开来的一块块土地，形成了一个个相互区别、独立的农耕共同体。伴随着地域国家、统一国家的形成，这些共同体逐渐被统一到更大的共同体乃至大和国中。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以打破原来的氏族共同体的形式，而是以保存原共同体的形式实现的。于是，在各共同体之间(形式上在各共同体的首长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主从关系的社会结构，这种主从关系由上下支配服从关系和平行对等关系两种原理组成。具体而言，就是无论居上位者还是居下位者都具有两重性格:居上位者既是上位者又是与其他成员对等的;居下位者既是下位者又是与其他成员对等的。这样，全国大大小小的氏族共同体，形成了以天皇氏族为顶点的纵向阶梯式主从关系结构。第三，民族宗教的形成。进入农耕社会以后，随着水稻农耕的普及，形成了相应的农耕仪礼，其中最重要的是春天祈求丰收的祈年祭和秋天感谢收获的秋祭等。另外，随着农耕的进展和出于人们的需要，占据特定地域的神灵渐渐与生活于这一地域的氏族共同体的祖先合而为一，成为氏族的祖先神——氏神，而氏族成员就成为神的子孙——氏人。随着祭祀的固定化和经常化，各地出现了为祭祀自然神和氏族祖先神的神社。在地方统一乃至大和国统一日本的过程中，诸神的统一及祭祀权的统一与再分配，也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和步骤。这样，在大和朝廷统一整个日本，形成皇统谱的过程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共同体的氏神也形成了以天皇家族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为主神的神统谱。因此，在大和朝廷建立统一国家的古坟时代，也形成了以农耕仪礼为主要内容，以神人一致、诸神之间有着等级序列关系为主要特色的系统化了的民族宗教——神道。

总之，在从进入农耕社会到推古朝改革为止的数百年的漫长时期内，经过当时日本人的艰苦创造，形成了与日本的自然风土相适应，建立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固有民族文化。这种固有文化虽然随着时代的进展和外来文化的移入，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式和面貌，但其基本原理和精神却一直顽强地存续下来，并成为摄取和改造外来文化的原动力，规定着日本文化发展——“增宽加厚”的基调。

二、日本传统文化的展开

进入6世纪，大和朝廷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日趋严峻起来。于是出现了加强皇室、朝廷权力的动向。593年，圣德太子摄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有名的推古朝改革。圣德太子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两项:第一，制定了冠位12阶制。目的在于打破氏姓制度的框框，将有才能的人录用为官吏。第二，制定宪法17条。其论述了作为为政者的条件和行为准则，强调崇敬佛教，服从作为国家中心的天皇。圣德太子的改革及所有政策，都是围绕着加强中央朝廷的权力，致力于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的确立而进行的。但是，其目的并没有得到有效实现。于是，645年发生了旨在建立新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大化革新”。以后，经过天智、天武、持统等几代天皇的努力，逐渐完成了这一宏伟的建设事业。

大化革新以来的律令国家建设事业，是日本统治阶层企图以移植先进的唐朝文物制度的方式，来加强中央朝廷的权力，强盛国家的重大历史性事业。正因为如此，这次对大陆文化的移植，不仅是积极主动和有目的有意识的，而且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模仿唐朝的文物制度建立律令体制，带来了文化结构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制度方面，模仿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施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在社会制度方面，模仿唐朝实行新的户籍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模仿唐朝建立了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积极移植佛教和儒教。这样，经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律令国家制度，已俨然具有了“小唐朝”的外观。在律令制下，唐朝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时代的主流，与之相应，固有主从关系的政治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重心偏向了上下支配服从这一侧面。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在文学、建筑、生活方式等方面也都出现了猛烈的“唐风化”风潮。

但是，唐文化相对于日本固有民族文化而言，是一种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上，有着不同的文化原理的异质文化。因此，以移植唐文化所建立的律令体制，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一方面体现在律令体制的建立，并不能打破原来的氏族社会结构，也就是说，律令体制是建筑于固有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在大陆儒佛思想成为律令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固有神道思想并没有被抛弃，仍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在律令制下就形成了一种上层建筑(律令官僚机构)与社会基础(氏族制度)、儒佛思想与固有神道思想、外来文化与固有民族文化的相互依赖和矛盾的两重结构。这种状况，孕育着以后结构转化的必然性。随着社会变化的深刻化，律令制越来越难以对应现实。到平安时代初期，出现了以“格”来补充和修正“令”的“格式政治”，并且出现了“视时施政”的政治意识。到平安中期，律令体制渐趋崩坏。唐朝的衰退使本来就缺乏深厚社会基础的律令制度失去了外在样板的力量，使其更快地走上被改造、否定的道路。这一时期，经过对由移植唐文化而建立的律令制文化的积极改造，使文化结构发生了转换，实现了文化的“国风化”。这主要表现在摄关政治的出现、寄进式庄园制的形成、社会家庭的变化、国风文化的形成等方面。

总之，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即从推古朝改革到奈良时代，伴随着大和朝廷对大陆政治文物制度的积极移植，唐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流。随着中央集权的律令体制的建立，固有主从关系结构的重心偏向了上下支配服从关系方面。但到平安时代，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动，再加上唐文化影响力的减弱，在前一时期建立的律令制度及移植的唐文化逐渐被日本的固有原理加以改造，成为适合日本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现实的东西。这样，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周期性过程，日本固有的原理和主从关系的社会结构又得以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重建，并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三、日本传统文化的确立

1192年成立的镰仓幕府是在武士的首领——将军之下组织起来的军事政权，由将军和御家人的主从关系支撑着。将军将御家人任命为诸国的守护、地头，将诸国的治安、行政及国衙领和庄园的年贡征收、土地管理、治安维持等权力掌握于自己手中，成立了幕府统治机构。但是镰仓幕府并不是推翻或取代朝廷而成立的政权，而是依据实力取得朝廷认可，又在朝廷之外的政权。在镰仓时代，以朝廷、公家、大寺社为中心的庄园领主的力量还很强，因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朝廷与幕府的二元支配是其特征。但是，以“承久之乱”(1221年)的胜利为契机，幕府开始介入皇位的继承，在政治方面幕府实质上已占据了优势。在经济方面，由于没收了跟随朝廷的贵族、武士的领地，重新任命了地头，幕府的统治在西国的国衙领、庄园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在经济上克服了公武二元性。以后的公武关系，更逐渐向幕府占优势的方向发展。与镰仓时代这种公武并立、武家渐渐取得对公家的优势的基本特征相应，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也在保留了贵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出现了雄健、豪放、写实(现实主义)等反映时代动向的特点。另外，这一时代创立的新佛教以其庶民性、简易性、现世性的特点，完成了日本天台宗、真言宗开辟的改造佛教——佛教日本化的道路。

到室町时代，已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克服了公武二元性，确立了武士阶级对公家、朝廷的优势地位。室町幕府成为凌驾于公家之上的全国性政权，朝廷的存在渐趋形式化。但是，室町幕府与镰仓幕府虽然都是武士政权，但它们所赖以成立的基础却是不同的:镰仓幕府建立在总领制基础之上，而室町幕府却建立在守护领国制基础上。将军与守护大名的关系虽然在形式上也是一种主从关系，将军作为全国的统治者拥有任命守护大名的权限，但在南北朝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守护大名，已确立了对领国的支配权，对将军拥有极大的独立性。因此，室町幕府体制是建立于将军与守护大名的妥协与均衡之上的，具有两个中心。在这里，已埋伏下了权力下移、产生战乱的种子。“应仁之乱”后，幕府也失去了权威，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从此，日本进入了“下克上”的战国时代。充满动乱的室町时代，却是产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与此相应，室町时代产生了以武士为首，町众和农民亦能享受的，具有广泛的庶民性的文化，如连歌、御伽草子、能和狂言等。另外，这一时期还创造出了将美学观念、人际关系、宗教原理等纳入具体艺术形式的生活艺术，如花道、茶道等。

1603年，最后一个武士政权——德川幕府成立了。在德川时代，朝廷几乎被剥夺了所有世俗权力，成为象征性的存在，德川氏掌握了全国的统治权。德川将军除了直接支配全国约1/4的土地和人民外，将其他部分分给全国260多个大名，实行间接统治。这样的统治体制被称为幕藩体制。德川时代，在幕府、藩、村落、家之间，在将军、大名、武士之间，在士、农工商之间，在家长、子女以及男女之间，都确立了主从关系的等级身份制。这种身份的固定化，保证了幕藩体制和社会秩序的安定。随着幕藩体制的确立、安定和产业的发达，在德川时代创造出了较少受到外国影响的独自的文化。这一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其现实主义倾向。这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及古典研究方面的合理精神，还表现于古学家和国学家们对现实和人欲的肯定。另外，江户时代还完成了对儒学的改造，形成了强调对自己主君的“忠”(中国为对“天子”的忠)、对情欲相对宽容(中国为禁欲主义)和以“诚”为中心(中国以“仁”为中心)的儒学，完成了儒学的日本化。

总之，在这一阶段的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随着下层的不断抬头，权力不断下移，固有主从关系结构的重心渐渐向平等、对等的方向倾斜，终于产生了“下克上”的战国局面。德川幕府成立后，在整个社会确立了主从关系的等级身份制。与这一社会结构变迁相应，镰仓、室町时代将主张平等的佛教，德川时代则将强调上下支配服从关系的儒教改造成适合日本社会要求的东西，从而形成了日本独自的与神道原理相一致的、作为神道补充的宗教和社会道德。至此，日本传统文化又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得到确立。

(原载《日本学刊》199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