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功效递减规律和危机

强控制、模式功效递减规律和危机^[1]——对苏联模式的一般思考

邢广程

一、模式功能与强控制

苏联模式作为一个超大系统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处于其他系统的包围之中。苏联模式在特定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就是苏联模式的功能。苏联模式的功能与结构是苏联模式的两个方面，结构是苏联模式的内在构成，是横向的、相对静态的方面；功能是苏联模式的外在行为，是纵向的、动态的方面。苏联模式的结构联结着苏联模式系统与要素，苏联模式的功能联结着苏联模式系统与环境。苏联模式的功能就是苏联模式系统的活动、对环境的作用。从系统论的角度上看，苏联模式的功能直接受苏联模式的结构影响和制约。结构决定功能。合理的结构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

“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以其独特的模式目标和结构生成了独特的功能。这种模式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军事功能，产生了“一切为了战争”的奇特功能，这种功能的最好表现是布尔什维克党运用这种模式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外国武装干涉；第二，成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模式载体。

“新经济政策”模式的功能在于，第一，缓解了工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和道路；第三，缓和了与帝国主义的对峙关系。

苏联模式（极端型苏联模式和改良型苏联模式）的基本功能:

第一，迅速动员的功能，即迅速动员和配置全国各种资源进行大型和超大项目建设功能。

第二，奋战功能，即迅速动员和组织全国各种资源进行备战和参战的功能；迅速动员和配置全国各种资源恢复战后经济的功能；集中配置重要资源发展军事实力的功能等。

第三，扩张功能，苏联模式具有排他性和扩张性，苏联向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认为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可供选择的模式。一切不接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受到苏联的制裁和挤压。苏联模式的扩张性还表现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方面。

苏联模式系统对环境的作用不是单向的，环境受到苏联模式的作用后，会把其作用的结果以信息的方式反作用于苏联模式系统。苏联模式再以这些信息来调节自己活动，从而更进一步地发挥功能。这就是反馈效应。反馈是环境对系统活动的调节。反馈以调节为中介，这样，苏联模式的功能就不仅仅被结构所决定，而且能动地改变苏联模式的结构，从而使苏联模式更加处于稳定状态。我们认为，苏联模式与国际环境构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二战以前，苏联处于“红色孤岛”状态，因此苏联的防御意志很强，战争压力很大。同时，西方国家竭力遏制苏联，一方面试图挤垮苏联，另一方面防止苏联的革命输出。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苏联的国际环境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但是，苏联逐渐走向霸权主义的道路，极大地牵扯了苏联的国力。

苏联模式具有一构多功效应。一构多功状态是由系统与环境的多种复杂联系决定的，也与结构的多种层次相关联。同样一个过度集权的苏联模式结构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功能。苏联模式系统的相关性原则，就是指苏联模式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普遍联系，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其他要素也会发生变化。关联性还体现在苏联模式要素与模式的整体关系之中。要素与系统整体相适应，要素变化，整体必然发生变化。反之，系统发生变化，要素也必然随之变化。整体与要素之间的中介是结构。相关性还表现在苏联模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系统的改变必然引起环境的改变，而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到系统的变化。例如，战后苏联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切需要改变苏联模式，但苏联模式依靠自身的组织力量和强控制手段遏止了改革因素和势头。然而，苏联社会中最活跃的经济因素必然导致苏联模式出现结构性改变，从而导致苏联模式整个结构发生整体性变化。系统从量变到质变。当环境对系统的影响促使系统变化超出一定范围，系统的结构就发生变化，原有系统就转化为新的系统。

根据系统论的原理，系统能够自动调节自身的组织、活动，这就是系统论的自组织原则。苏联模式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性质，这是因为苏联模式结构具有有机性。苏联模式不是机械结构，它具有可塑性和自组织性。为了保持模式的稳态，苏联模式会自动地排除和调节环境的干扰，相应地调节自己的结构和活动。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苏联一直强调科学技术革命，而苏联模式却一直排斥科学技术革命。其原因很简单，苏联模式的组织结构不具备吸收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果强力注入科学技术革命的因素，就会引起苏联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因此，苏联模式在自组织原则的作用下不断地排斥不符合苏联模式目标的因素，于是，作为破坏苏联模式结构稳定因素的科学技术革命自然就被排斥掉了。从这个观点出发，作者特别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似乎苏联领导人忽视科学技术革命，忽视科学技术创新。翻开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强调科学技术革命的词句比比皆是。问题不在于领导人不重视，而在于苏联模式自动地排斥科学技术革命的因素。此外，苏联模式具有反馈功能。苏联模式对环境发生作用的结果，会反馈回来。苏联模式接收后会相应调节自身的结构和活动，以保持与环境的一致与模式的稳态。如果缺乏组织、自调节的能力，苏联模式就无法维持下去，就会在环境干扰下瓦解。系统不可能保持静态，苏联模式是处于动态中的，这就形成了系统论的动态性原则，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苏联模式的动态原则是自组织性原则的另一方面。苏联模式的稳态、平衡是相对的，而动态性是绝对的。苏联模式在动态状态下不发生结构改变，这就处于稳态和平衡状态。

苏联模式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模式表现为脆性，缺乏弹性。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党政同构和政企同构，这些模式的结构特点表明苏联模式是一个脆性的社会结构，即苏联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必须保持在相互适应的平衡态附近。三个子系统中任何一个结构偏高适应态，并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造成整个苏联模式的崩溃和瓦解。脆性是苏联模式结构保持高度平衡的标志。但是在什么程度上苏联模式会出现崩溃和坍塌局面呢？这取决于苏联模式保持这种平衡的能力。因为我们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是一个有机系统。任何有机系统都具有脆性的一面。苏联模式的过度集权的结构性质，自组织的目的调节以及外部环境的恶化，决定了苏联模式存在的条件极其苛刻。只有在极其相同的条件下苏联模式的各子系统之间才能保持平衡。还要看到，作为一个有机的模式系统，苏联模式具有很强的调节自己状态的能力，尽量使自己处于平衡态之中。这说明苏联模式具有维持稳定进行强控制的能力和机制。

强控制主要表现在:组织和行政因素的绝对放大；计划经济的强化；国家安全部门作用的增长和强化；意识形态上的一律化和紧缩；排斥市场因素:排斥民主；个人权力的放大；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紧约束等。

苏联模式的脆性表现在，苏联意识形态模式追求社会主义的绝对“纯洁性”和在最短的时间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使苏联社会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苏联政治模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苏联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共产党因自身缺乏应有的监督，出现了腐败和思想退化等现象。

强控制曾给苏联带来兴盛和强大，但它同时也使苏联处于危机状态之中。苏联模式的强控制把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结构凝固化了，使苏联社会失去了应有的活力。苏联模式的控制力量遏止了新生事物的萌芽，使任何试图改变模式弊端的行动化为泡影。苏联模式的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是形成强大稳定系统的重要机制，并使其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的高度协调，并阻止改革力量。从历史上看，强控制必然带来僵化和停滞。

二、苏联模式的危机和模式功效递减规律

苏联模式出现颓势和危机现象是由苏联模式功效的递减规律所决定的。苏联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的模式。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苏联模式的功效出现了递减曲线。这种“模式功效递减规律”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表现得十分明显。苏联模式逐渐出现效率危机和信仰危机。“短缺”（如经济短缺）和“过剩”（如机构膨胀和官员臃肿）现象伴随着苏联模式。改革苏联模式已经成为历史的要求。苏联模式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缺乏效率，不能合理和恰当地对整个社会资源实施有机配置，不能有效地调节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不能激励社会成员充分地发挥才智。这种模式动力资源短缺，动力结构不合理。它实际上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苏联模式存在着功效递减曲线，即原先依靠强力推动而产生的功效出现递减效应。苏共的主要问题在于，它试图依靠这样的模式与西方竞争和较量。但是，一个变形的、缺乏效率的模式如果不改革必然会使苏联走入死胡同。

苏联模式的危机具有内在的强烈的动因。这是由苏联模式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正因为苏联模式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相背离，正因为苏联模式的结构及其功能的性质和特性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相背离，因此，苏联模式必然会出现颓势和危机。

苏联模式是建立在僵化的、缺乏活力和创新功能的经济之上的。这就决定了苏联模式不可能具有充沛的活力，而缺乏足够经济活力的模式和系统最终会垮台的。

自苏联模式诞生之日起，其经济就缺乏内在的灵魂。“硬化了的”管理体制，“僵化了的”企业，被扭曲了的市场，分配体制中的平均主义，这是苏联经济的真实写照。在苏联，企业经营机制的主要缺点是，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企业是通过一系列指令性指标得到任务和资源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任何消耗实际上都能够得到补偿。产品销售实际上也有足够的保障，而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最终成果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在苏联模式下，企业竭力采用廉价的原料和便宜的材料，而对提高产品质量、运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不感兴趣。这种机制实际上抹杀了先进企业与落后企业之间的界限。这种机制是以中等甚至是下等的工作水平为标准的。其结果是，先进企业受到打击，而后进的企业受到保护。苏联价格体制是以廉价的自然资源为特点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不能为燃料动力综合体自筹资金提供条件。自然资源的价格极其便宜，因而造成一种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的假象，使这种机制进一步要求增加自然资源生产、消费和外运。

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行政命令机制的强力推动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动力资源，不仅如此，反向动力趋向越来越严重。正如苏联学者所言，“我国经济中血管栓塞和血液循环缓慢的基本原因已经查明，提出了‘由余粮收集制转为粮食税’的原则，这意味着应该用经济核算制的刺激办法和杠杆来代替行政的管理方法……在我国的经济中，以命令代替卢布的体制的时间太久了，以致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国经济中确实有一个卢布而不是命令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就是健全的理智而不是办公室的强迫命令占统治的时期。”^[2]行政命令的方法从其本质上不可能使企业关心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不可能关心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行政命令机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来取得所需要的数量——总产值。这就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这就是对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高消耗。

苏联的经济不是一般的经济，而是被特殊加工了的经济；苏联的经济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而是“政治化了的”经济。因为经济学的最普通的概念是，经济必须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经济效益”是一个非常通常的概念。但苏联经济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尺度，却以“计划”为尺度，而“计划”又是高度人为化了的主观尺度。这就使得经济本身被纳入了经济以外的体系，这样，经济就被政治化了。正因为苏联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行政命令基础之上的，正因为苏联经济是以政治目标为动向的，故一旦以行政命令体系为推动力，苏联经济就失去动力，整个经济体系就陷入了停滞状态。“整个这种管理体制，一开始就具有完全建立在对经济学无知的基础上的经济浪漫主义和无限夸大所谓行政和组织因素的效力的特点。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不是这种体制，相反，在正常条件下这种体制是社会主义所禁忌的”。“单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对待经济问题的观点已根深蒂固，同时也牢固地形成了几乎像宗教那样地‘相信组织’，不愿意也不善于看到在经济中靠压力、号召和催促在任何时候都办不成什么好事的。正如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所表明的，复杂的社会制度具有生命力和效率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自我调整、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企图使千头万绪的、将带来不可避免的、但最终可以接受的消耗的社会经济‘布朗运动’完全服从于某个中央控制站的做法，一开始就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越往后越明显。”^[3]

所以，我们将苏联模式行政命令动力资源的递减并逐渐丧失视为“效率危机”。这是苏联模式结构性危机的最明显的体现。

信仰危机是苏联模式最可怕的危机。这种危机现象的出现，表明苏联模式的另一个动力资源濒于枯竭。我们知道，苏联领导人不断提出新的诱人目标，指望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激励人民去奋斗和牺牲，但是这种目标激励动力资源随着梦想的幻灭，人民越来越失去了兴趣。不仅如此，长期采用这种动力资源，使得人民对官方提出的目标不仅失去了兴趣，而且产生了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反向动力趋向在20世纪80年代显得最为明显。信仰危机说明，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模式已经过时并出现毒化作用。苏联模式使苏联人民群众出现了思想上的严重扭曲，即人民群众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的，而他们所想的却不敢和不能如实脱口。

“组织核心”出现危机。这表现在苏共这个苏联模式的“发动机”出现了严重的故障。最明显的“病症”是:一则提不出切合实际的理论，找不出解决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有效办法，理不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路；二则党出现了极其保守的倾向，抱残守缺，粉饰太平，逐渐丧失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创新意识；三则党逐渐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听喜不听忧，丧失了忧患意识；四则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犹如癌细胞在迅速扩散，而党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弱；五则党严重行政化，党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严重蜕化，特别热衷于从事行政和组织活动。执政党的过度行政化，从事非常琐碎的行政事务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危机的先兆；六则到20世纪80年代，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出现了明显的病态，党的领导核心老化使整个党和整个国家陷入隐性政治危机之中。党的领导核心严重老化最大限度地压制了年轻梯队的培养和晋升，这使党不能够从容地选择和考察自己的未来领袖。

对外扩张过度，酿成模式能量的过分耗散。20世纪80年代最为明显的就是苏军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是苏联为自己肌体插上的一把利剑，致使失血过多。内外交困是苏联80年代初期情况的真实写照。

还要强调的是，苏联模式的危机是一种隐性和慢性危机。尽管危机的先兆不断出现，但有谁会认真去理会呢？苏联模式的巨大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强有力的阻挠致使苏联的改革成效甚微，最终走上了不归之途。

三、官僚特权集团:苏联模式的政治基础

研究苏联模式，我们不能不面临一些非常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苏联模式从本质上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什么改革苏联模式却这么难？为什么苏联模式自身具有如此强大的延续力？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苏联模式与官僚特权集团之间的关系入手加以分析。可以明确地说，苏联模式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赖以生存的最好的模式选择。借助于苏联模式，依靠苏联模式，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利益。掌握政权的官僚特权集团成为阻碍改革苏联模式的最大障碍。

苏联模式和官僚特权集团相关联，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进行思考:第一，为什么苏联模式已经失去了效率，而苏联领导人却一直加以利用和不敢彻底加以改造？第二，在苏联模式框架下，苏联领导人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苏联模式中所存在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准备进行改革？第三，即使苏联领导人准备进行改革，那么官僚特权集团能够让他改革到什么限度？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精英们一贯地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这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一种本能的反应，这是为维护官僚特权集团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机制的最好办法。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斯大林与苏联模式剥离开来，认为苏联模式是正确的、完美的，而斯大林却是错误的。将苏联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人格化”，这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惯用的方法和手段。事实上，只要不改革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潜力就发挥不出来。但要强调的是，所谓根本改革苏联模式并不是要过渡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恰恰相反，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够形成真正社会主义的条件。改革的两难问题在于，改革苏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些官僚特权集团中属于开明的、有责任心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因官僚特权集团的利益和机制所限，不可能彻底改革苏联模式。因为这些领导人依然受到官僚机构的制约，这些改革者只能做那些不触犯官僚特权集团和官僚机构利益的事情。一旦这些改革者触犯了官僚特权集团和官僚机构的利益，他们就会被视为官僚特权集团和官僚机构利益的异己，就会失去政治上的支持，最终落得失败的下场。

还有另外一种结局就是，这些改革者在脱离官僚特权集团的支持以后，只能借助于社会其他方面的支持而追求某个社会目标。叶利钦造反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的。他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治国妙方，而仅仅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人民群众对官僚特权集团的强烈不满。叶利钦借助人民群众对官僚特权集团不满的强有力的推动力，最终导致苏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剧变。更为奇特的是，官僚特权集团一旦发现摧毁原有模式不仅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而且更有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抛弃这种模式，寻求新的实现利益的方式和载体。所谓的“社会主义信念”在他们心里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招牌。苏联解体后，几乎所有原加盟共和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变成了国家元首。他们的利益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权力更大了。原来联盟的大多数高级党政干部或转换门庭，仍握大权于手中，或成为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的弄潮儿，成为“新贵”。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集团作为一个阶层并没有从俄罗斯社会中消失，而是迅速适应了俄罗斯社会新形势的变化，仍为俄罗斯统治力量，所不同的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个集团变得更加贪婪，掌握国家权力更加直接，占有社会财富更加露骨。

我们在研究苏联模式与官僚特权集团的关系时会发现，在苏联党内和政治精英内部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政治趋向，一种是以改革为趋向的改革者集团，另一个趋向是保守集团。保守集团与党和政府机关的联系十分密切，他们只能借助于机关和组织的力量才能维护和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这个集团不可能去代表人民的利益改革苏联模式，去触动官僚机构的利益。因为他们的所有威望和权力都是通过官僚机关的力量取得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本无威望，他们的威望都是这些组织和机关精心制造出来的，失去了这些机关的支持，他们就什么都失去了。

应该说，在列宁晚年，他已经充分意识到官僚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他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事业可能会出现大的问题。他对官僚体制和社会官僚化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开始寻找遏止官僚机制的途径。他明确地表示，社会的官僚化出自党内，出自党内机关本身。在20世纪20年代大辩论中，反对官僚机制，批评党内缺乏民主的声音十分响亮，但随着党内反对派失败，这种批评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有时，斯大林也会批评官僚主义，但是他批评的着重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主要批评基层党组织，而对中央官僚化趋向则避而不谈。赫鲁晓夫是触动官僚特权集团的一位改革型领导人，他的干部轮换制的设想，遭到了官僚特权集团的一致反对，最终被赶下了台。

为什么苏联模式会衰落下去，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这种模式不能保证苏联最有能力的、对社会最为敏感、准备得最为充分、最富有政治修养和业务修养的干部进入最高层。因为这种模式不具备定期更换领导人的机制。苏联官僚特权集团不希望定期更换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他们的利益会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他们最需要的是稳定。党内和国家缺乏自然和正常的最高领导人更换制度，则会出现两种政治统治方式，一种是个人集权方式，另一种是“少数人统治”或者称为“寡头统治”方式。

一旦领导人在通过党政机关取得权力后并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凌驾于官僚特权集团之上的时候，个人集权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都要绝对服从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能够决定一切，他与官僚机关的关系不是利益互换的关系，而是他操纵官僚机关并将其作为工具用以统治整个社会。这样就出现了最高权力的人格化。一旦最高权力出现人格化的情况，则领袖的利益就被强化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无论领袖的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多么大的差异，都必须使领袖的利益强化为社会利益。凡是不符合领袖利益的一切都会被抛弃，都会被压制。整个社会的唯一衡量尺度就是领袖的利益、领袖的原则和领袖的意志。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寡头统治”方式是一种“少数人”共享最高权力的方式，这是一种限制个人取得最高权力的替代方式。但这并没有改变官僚统治方式的性质。它依然是官僚特权集团的利益高于人民的利益。“寡头统治”方式实际上是在官僚特权集团内部权力分配达到了某种平衡的程度，每一个潜在的最高领导人若取得最高权力都会付出沉重的甚至致命的代价，都会受到其他领导人的强大制约，于是“集体领导”原则就会频频出现在党的舆论之中。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寡头统治”是相对的。在苏联模式条件下，“个人集权”是绝对的，“寡头统治”是相对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寡头统治”会逐渐演化为“个人集权”。

还要看到，尽管领导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领导人与官僚机关依然存在着一种辩证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尽管最高领导人能够呼风唤雨，但起长期稳定作用的还是官僚机关的权力。“官僚集团是一个实际上进行决策、领导和统治的阶层。没有它的支持，任何个人或领导班子都不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官僚集团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利益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党的官僚掌握着实际的领导权。党的官僚为了统治人民，也需要这个国家官僚机构。党的官僚和国家官僚之间在根本利害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党的官僚构成权力的核心。国家官僚与党的官僚相比，前者处于从属地位。”^[4]

一般地说，官僚有时是作为其他社会阶级行使权力的重要工具，有时是作为争取自身权势利益的重要手段，但这都说明官僚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不过这种官僚统治地位也说明，它始终从属于国家中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说，官僚统治地位与统治阶级利益相吻合。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无产阶级国家中，官僚、官僚主义和官僚阶层是与无产阶级利益根本不相符合的。然而，非常痛心的是，官僚主义、官僚体制和官僚特权集团占据了苏联社会的中心地位，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官僚制度将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制度，将苏联模式说成是最好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统治苏联，而人民群众则处于无权地位。这样，从真正意义上说，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的统治者和统治阶层，它不断地排除掉克服官僚特权集团的一切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使官僚特权集团和官僚利益得以更好的维护。苏联官僚集团的管理是与追求一定的政治利益和贯彻相应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对整个社会发号施令，施加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影响。苏联国家集团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进行活动，一切违背官僚集团利益的行为都会遭到遏止和取消。而且还要看到，苏联官僚集团所维护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不相符合，但他们却想尽办法将自身的利益说成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问题就在于，当这些官僚集团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时候，他们却说这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犹如明明在迫使一些人挨饿，但却声言是为了让这些人“减肥”！明明是人民群众对其十分反感，却公然表示人民群众对其十分支持！

在苏联模式条件下，官僚机构和官员数量的膨胀速度快得惊人，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无组织力量”，它像“癌细胞”那样迅速扩散，侵害整个社会的肌体。“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整个阶段中超越事变发展进程的尝试随处可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人为痕迹、不断‘鞭策’社会发展过程的必要性都决定了官僚管理阶层的异常膨胀，整个阶层拼命把尽可能多的人员、社会联系和社会机构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官僚等级制原则推广到整个社会，社会看上去是集中到唯一的顶峰的许多金字塔形结构。”^[5]

四、若干结论

1.苏联模式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作为有机的社会模式，苏联模式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自组织性，也具有很强的调节和控制能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控制和调节，苏联模式竭力保持自身的稳定性，排除一切可能给模式自身所带来的内部和外部破坏性因素。于是，我们看到，诸如商品货币关系、科学技术革命、竞争等重要杠杆和因素不能被苏联模式所接受和吸纳，苏联模式的内在逻辑性和结构促使它本能地排斥这些因素，以求模式自身的稳定。

2.苏联模式作为过度集权的模式，在其成立之初具有很高的效率。这充分证明了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推动力的中央超级集权模式高效率的时段性。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强控制，通过组织力量，通过强力推动，通过类似于战争动员、备战形式和军事方式来集中模式的内在能量，限制模式框架内人员的自由选择和流动，限制人员组织以外的自由发挥，从而产生高效率和模式运行的高速度。第二，目标激励。这是苏联模式所惯有的激励模式和形式，通过向人民群众灌输对目标的崇高向往来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第三，有限的物质刺激。但苏联模式的功效因自身推动力因素所限会自动产生递减规律。因为我们会看到苏联模式在初期整体效率很高，功效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模式越来越失去功效。不改革模式推动力的基本结构，苏联模式就不会得到发展和进一步推进。

3.更为重要的是，因模式自身会自动产生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的官僚特权集团和腐败，这就使模式自身不断受到这种无组织力量的侵蚀和损害，到了一定程度，苏联模式原来所具有的效率消失殆尽，所剩下的只有模式的空转和耗费。长期以来，苏联官僚特权集团将苏联模式作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好载体。苏联模式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但特别符合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利益。

4.苏联模式自身超级稳定系统的存在使得改革苏联模式的每一次局部性尝试都归于失败。苏联模式自组织结构和强控制使得苏联每一次改革都逃不出失败的命运。苏联模式的自组织能力很强，遏制或者说扼杀了新生的改革萌芽。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

5.研究苏联模式可以得出如下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即尽管苏联模式具有超级稳定性，但改革苏联模式不仅具有很大的理论可能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只要改变模式的目标，尽可能使模式目标趋向于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就会使苏联模式发生变化；只要改变苏联模式的基本结构，苏联模式的性质和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会产生新的模式类型；只要遏制和削弱官僚特权集团，只要坚决地反腐败，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就可以认为，如果改革方向正确和改革操作规程得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会由苏联模式逐步过渡到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轨道，这是一个辩证的、不断探索的长期发展过程。

6.我们之所以集中于“党”和“国家”层面去分析苏联模式，是因为我们遗憾地发现，苏联模式坍塌进程就是从这个模式这两个最重要的“部件”开始的，是从模式的“发动机”和“心脏”部位开始的。苏联模式坍塌的标志就是“亡党亡国”。但是，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苏联“亡党亡国”就等于“社会主义”也随着灭亡了。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极端的实践，可以明确地说是失败了，但这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它需要更完善的模式和载体加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探索进程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停止。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说明，苏共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苏共已经蜕化，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苏联这种国家形式已经蜕化为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搞霸权主义的组织形式。尽管表面上苏共依然是共产党组织，尽管苏联仍然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苏共和苏联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涵。苏联不是因为搞了社会主义而亡党亡国，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所以，苏联模式的失败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

7.在20世纪，苏联出现了三个意外。第一个意外，列宁及其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一定会引起欧洲乃至世界革命并取得胜利。但令列宁感到意外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引爆了欧洲革命，但欧洲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这就使俄国革命失去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托，失去了进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前提条件。列宁不得不重新进行全方位的探索。第二个意外是，列宁曾经认为，俄国革命会取得胜利，但没有欧洲革命胜利的支持俄国革命会陷入失败，根本不会成功。实践证明，经过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俄国国内战争的洗礼，俄国苏维埃政权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得以巩固。这说明至少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苏维埃政权有存在的空间，有可资利用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缝隙和资源。在欧洲革命陷入失败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顽强地生存下来，这是俄国革命者的另一个意外。第三个意外就是在苏联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出现亡党亡国局面，而且是以“自爆”形式出现的。这令全世界有识之士感到意外。

8.苏联出现上述三个意外说明了一个最重要问题，即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所以，我们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解答这个问题。苏联试图应用苏联模式来跨越“卡夫丁峡谷”，看来失败了，这说明苏联所运用的“工具”、“载体”——苏联模式出了问题。中国也在解答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正确地总结了自身的缺点和弊端，进行了不懈的改革，由于我们竭力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求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中国的经验也许会对我们探索苏联模式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是院重点课题最终结项成果:《选择、内在逻辑和坍塌——对苏联模式若干问题的分析及思考》中部分内容的浓缩。

[2]［苏］H.什梅廖夫:《预支和欠债》，载《新世界》1987年第6期。

[3]［苏］H.什梅廖夫:《预支和欠债》，载《新世界》1987年第6期。

[4]［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5]阿克肖诺夫整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它的形成、发展与破产（20～80年代）》，载［苏］《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