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大国平衡战略和大国政策
韩 锋
一、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
（一）大国战略形成的背景
东盟成立之时，东南亚国家面临严重挑战，即获得独立和相对独立之后的国家在处理国内政治冲突和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矛盾时，仅靠一国单边和与他国之间的双边处理和协调办法已经力不从心，许多问题发展到异常尖锐的地步。例如，1962年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在沙巴领土问题上争执导致冲突，不仅导致两国关系破裂，而且使刚刚成立的“东南亚联盟”陷于瘫痪。而此时大国对东南亚地区的“介入”，主要考虑的是各自的全球利益，而不是为了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利益，所以难于被东南亚国家完全接受。这样，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便有了进行合作的共同愿望，区域主义也随之兴起。[1]
东盟成立于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调整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之间的矛盾公开化；1967年，英国宣布在4年内撤出在新、马驻军的一半，到1975年将全部撤出；1969年，美国提出“尼克松主义”，要从亚洲收缩力量；而苏联则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加紧向亚洲扩张。这不仅导致美苏力量的变化，还使二战后在东南亚地区的两极对抗发展为美、苏、中三国之间的斗争。这使成立不久的东盟认识到，首要任务就是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因为它这关系到东盟的生存和发展。
以前，东盟曾被简单地归纳为“西方国家的附庸”。的确，东盟的成立有其政治背景和动机，尽管它一开始明确地宣称“仅仅是经济、文化联盟”。[2]东盟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大多数与西方国家接近。东盟成立于“冷战”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由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当中，有“亲西方”的倾向是一种必然。
东盟成立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合作，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内部的冲突。东盟的创始国虽然赞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合作，但是都不承担一体化的义务，并在东盟组织之外寻求各自安全和军事的安排和利益。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东盟各成员国与大国的关系疏密不一，传统的联系和现实的需要也相差甚远。这样，东盟必须制定符合整体利益的大国政策。
面对大国在东南亚的复杂局面，东盟成立之初，有过建立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讨论。然而，时代和当时合作的现实决定了东盟的独立意识难于按照传统的实力原则来实现。首先，东盟多为落后国家，而且地域辽阔，相对分散，不适于军事合作；其次，东盟多数成员国都与西方国家有同盟关系，一方面使得建立东盟自身的军事同盟关系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即便实现，也可能是亲西方的同盟，不符合东盟的宗旨和目标；最后，就是东盟结成军事盟，也难与大国进行军事对抗。
东盟无力、无心、也无可能在一开始就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因此，东盟确信，运用非军事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是较好的手段。东盟国家当时通过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的进步，来保持内部的安定，从而增进安全。同时，提出东南亚中立的建议，争取外部的安全环境。
（二）大国平衡战略的内容和目的
“和平、自由、中立区”既是东盟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同时也是东盟长期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非对称性，东盟的大国“平衡”并不是与所有大国保持等距离的关系，而是保持大国在东南亚的整体利益平衡；二是动态性，即不是静态的平衡，而是在发展变化中追求平衡；三是相对平衡，而不是绝对平衡。
1.奉行大国平衡战略的原因。
历史证明，东南亚国家与一个和几个大国结盟，来反对或对抗另外的大国或大国集团并不能保证自身的稳定与安全。二战中，西方国家不能使东南亚免遭日本的侵略；战后法、美也不能挽救南越的命运。小国只是大国的战略当中的一部分，大国永远是根据自身的根本利益行事的。
东南亚一直是大国之间利益争夺的一个焦点，大国干涉是东南亚不安全与不稳定的基本原因。然而，东南亚的地区冲突多半是由成员国国内或地区内的政治纠纷所引发，这为大国的“干涉”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成员国国内纠纷集中在政治特性、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政权的合法性等问题上。地区纠纷则表现为历史上的敌对与仇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这些原因与成员国国内纠纷交织在一起造成的紧张与冲突。
这些矛盾是历史的负担，也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无论是其复杂程度，还是其深刻影响都使处于“婴儿期”的东盟望而却步。所以，简单地完全排除大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争斗不仅是不现实的（地缘政治情况的不同和小国对其生存的担心，妨碍了东南亚国家对区外大国关系问题协调一致，许多国家继续重视与大国的安全联系），并且也不能必然导致地区冲突的自行解决，有时甚至还会加剧潜在的地区冲突，而这类地区冲突在大国的竞争中受到抑制。冷战结束后，东盟地区的缓和不等于地区稳定，就是例证。但这不等于说，排除大国的介入没有积极意义。从长远考虑，地区内国家的共同利益是排除大国干涉，因为大国的干涉虽然保证了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安全与稳定，但前提是要符合大国的地区利益或是追求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大国干涉与地区安全的稳定之间的关系，既可以导致地区的动荡，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地区内部的一些矛盾的爆发。但实质上是提供“相对稳定”，而导致“绝对不稳定”。
东盟“和平、自由、中立区”这个并不强烈的“声音”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了东盟发展与大国新型关系的愿望、要求和方式。东盟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提出了自己的大国政策，标志着东盟组织协调发展大国关系的开始。这也使东盟过去各自单独发展大国关系的现象得到了改变。
面对东南亚的现实，东盟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用“和平、自由、中立”方针为其大国关系定位，形成了“模糊”的共同利益，开始了与大国的对话。其特点是:①承认大国的地区利益。②把它作为成员地区安全战略的补充。③目的主要是成员国自身的安全。④针对范围侧重东盟地区。
80年代，东盟成功地利用“柬埔寨问题”，提高了凝聚力，形成相对一致的地区安全利益。这表现在:①东盟协调能力和机制的改善和提高。②地区安全概念大大强化。③针对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④作为地区安全力量直接和苏联结盟的越南对抗，改善了与美国、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关系。作为地区组织，其作用得到国际的承认。
90年代，随着结盟对抗时代的结束，东盟及时调整了大国关系，形成了与本地区所有有关大国的全面对话的关系，主导了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协调。东盟与大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在:①东盟扩大到整个东南亚，一体化程度提高。②东盟作为成员平等参与地区的安全对话。③针对范围以亚太地区为主。④东盟在地区安全的进程中占据主动。
东南亚地区合作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东盟的合作不仅加强了成员国的安全与稳定，而且通过地区合作和东盟组织原则，成功地平衡了大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根本改善了东盟生存的国际环境。“和平、自由、中立”不仅成为东盟的大国战略，而且也被定为东盟2020年要实现的崇高目标。[3]
2.大国平衡战略的内容。
“和平、自由、中立区”建议是1970年由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首次正式提出的，马来西亚的建议有两项主要内容:
（1）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保证下，东南亚地区实行中立。上述大国要接受并尊重东南亚作为一个中立区，不在东南亚进行相互竞争，并建立监督机制来保证中立。
（2）要求东南亚地区内的国家在处理国家关系时，要完全遵守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介入大国之间的争斗并努力使大国的争斗远离东南亚。[4]
这项建议的提出，反映了东盟一些主要国家对外关系由“亲西方”开始转向不结盟运动，处理大国关系时，趋于“客观”和“中立”。为此，东盟建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平、自由、中立区”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案。1976年在东盟首次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概念结构和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有关步骤》的决议，认为只有在地区内的国家自由地寻求自身的发展和地区合作而不受外来干涉时，“和平、自由、中立区”才可存在。
“和平”被界定为一种没有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形式冲突的安全环境。
“自由”的含义是国家有权用认为适宜的方法解决其国内问题和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承担主要责任。
“中立”要求地区内国家与大国保持着距离关系，并避免直接或间接介入到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形式的冲突中去。[5]
大国之间在东南亚的角逐是东南亚不稳定的根源。所以，消除大国之间的敌对是实现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为此，中立建议可以避免使东南亚国家成为大国争夺优势和利益的舞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永久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东盟认为，中立建议符合美、中、苏三大国的利益。东盟根据东南亚地区力量组合的变化，首次向大国表示:应重新评价大国在东南亚的作用，减少大国在东南亚的影响。
东盟国家认为地区的和平可以通过下列途径取得:
（1）“通过中立取得和平”。为防止地区之外大国的干涉，地区内的国家与大国的关系应严格保持等距离；
（2）“通过原则和法律取得和平”。地区内的国家遵守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原则，并通过和平手段运用上述原则，防止争端，解决现有冲突；
（3）“通过地区合作取得和平”。通过地区合作建立东南亚国家共同体，在共同体内如果不消除军事力量，也将使其逐渐缩小。[6]
东盟“和平、自由、中立区”建议的内容与主要的地区外大国有最直接的关系。首先，地区内国家不要介入大国的敌对、或是不符合东盟“和平、自由、中立区”目的的协议，不要邀请或同意区外大国干涉地区内和东盟成员国内部事务；其次，拒绝为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不允许在地区内使用、储藏、运输和试验核武器。中国、苏联、美国、日本将被邀请进行核查，但必须不干涉地区内和各国国内事务，尊重东南亚成为和平、自由与中立区；最后，和平解决内部争端，不再建立新的盟约或军事基地，并逐渐撤走现有的基地。[7]
东盟的“和平、自由、中立区”建议标志着应该受到地区外大国尊重的东南亚地区秩序的诞生。从实施角度讲，东盟国家应遵守上述准则；改变它们国家政治和安全的着眼点；培育地区的解决争端的机制和程序；逐渐排除东盟内外来军事力量的存在；在东南亚建立无核区；并争取使地区以外主要的国家尊重和承认这种新的地区秩序。
3.大国平衡战略的目的。
实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将会营造一个东盟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从而促进地区的合作和独立性。但是，一开始，“和平、自由、中立区”建议和有关措施还难为地区内所有国家完全接受，不仅区域外主要大国对其持有保留态度，即使在东盟内部，赞同的程度也很不相同。此外，“和平、自由、中立区”的运作与实施还有许多限制。
东盟各国自身的考虑如下:
马来西亚提出地区中立建议的原因:①对英国力量的削弱感到失望。②对“五国联盟”[8]安全作用表示怀疑。③针对地区大国关系的变化，保持政策上富有“弹性”。
印尼所以赞同马来西亚的建议是因为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但国力不强又一直想成为东盟的领袖，而排除大国的干预有助于印尼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印尼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
泰国和菲律宾则希望地区中立化可以在美国削减其东南亚防务义务的时候，防止苏联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
虽然，马的建议经过磋商基本上得到了东盟的认可，但也还有一些保留，其中新加坡保留最大。新加坡在东盟中面积最小，没有资源，华人占多数又被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穆斯林大国包围，因此历来依靠大国提供安全保护。所以，新加坡同意中立化主张只是不愿意得罪马来西亚。[9]
东盟将“和平、自由、中立区政策”一直作为它的大国战略，其目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东盟意识，树立地区形象。鉴于以前的地区合作的经验教训，东盟的生存与发展同样重要。而东盟的生存既取决于大国的支持，又不能听命于大国。东盟通过倡导“和平、自由、中立区政策”，界定了东盟的地区整体利益和目标，从而区分了大国的利益和地区利益，也符合一些东盟国家倡导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第二，争取东南亚地区大国的力量平衡，维护地区的稳定。从东盟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的“稳定”都是在大国的对抗过程中实现的。因此，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仅靠东盟的力量是无法保证的。但是，东盟可以在大国对抗当中，改变力量失衡时“支点”的位置，维持或延长稳定的局面。只要大国之间保持着力量和战略关系的大体平衡，东南亚地区就不会有大的危险。通过中立政策，东盟可以限制地区外国家在东南亚的活动，并采用集体行动，防止大国决定东南亚国家的命运。
第三，着眼长远，形成属于东盟的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作为一个长期目标，不影响各成员国当时的政策和安排，并可以使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在对地区的未来发展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制定出基本的准则，并在地区的大国战略关系发生变化之时，使东盟具有协调的能力和优势。随着两极体制的结束，大国关系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进行调整。但冷战思维的惯性使大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虽然亚太地区形势缓和，但大国关系并不稳定。然而，以中立为目标的东盟却可以为各大国所接受，这为东盟国家在制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提供了良机。东盟在把组织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同时，作为地区的主要力量之一，参与并主导了地区的安全合作。
二、东盟协调与大国关系的手段
（一）实现中立区理想的三大支柱
“和平、自由、中立区政策”的实现要靠东盟的实力和地位的提高。东盟30多年来，主要依靠自身的机制化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逐渐改善与大国的关系。然而，东盟在这种“大国均衡”战略实践中，并不是绝对“等距离”地处理大国关系，而总是根据地区力量的对比变化，不断调整。为实现“和平、自由、中立”的理想，东盟建立了三大支柱:①建立“大东盟”。②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③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加强东南亚的多边安全合作。
1.“大东盟”。东盟成立时就宣布对东南亚所有国家开放，但在当时政治集团对抗的历史背景下难以实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盟仅吸纳了刚刚获得独立的文莱（1984年）。冷战结束，东南亚两极对抗也随之消失。东盟扩展组织的条件逐渐成熟。“大东盟”的计划开始实施。
1992年7月，越南、老挝分别签署上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的观察员；
1994年5月，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六国与印支三国及缅甸参加的东南亚10国非正式会议上，一致同意建立“东南亚10国共同体”；
1995年7月，越南被接纳为东盟的正式成员。此后，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也先后成为东盟的观察员；
1997年7月23日，老挝和缅甸正式加入东盟。柬埔寨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推迟到1999年4月30日加入东盟。至此，“大东盟”的梦想已经完全实现。
“大东盟”实现之后，东盟的面积总和由30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448万平方公里，扩大47%，其中缅甸是东南亚面积第二大国。“大东盟”的总面积超过印度，居世界第六位。人口从3.5亿上升到近5亿，增加43%，其中越南是东南亚人口第二大国。大东盟的人口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居世界第三位。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00亿美元，[10]总体经济规模强于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国。
大东盟的成立，对东盟与大国关系及其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冷战后，东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因大国对抗的弱化而得到缓和，但是缓和并不等于地区的稳定。东南亚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背景差异，导致各国间的纠纷和矛盾错综复杂。东盟吸收印支国家和缅甸，将以超越国家的形式，处理双边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使二战以来一直动荡不安的东南亚由对抗转为合作，而且使东盟具有更加广泛的集体协调功能。
第二，减少大国的“介入”。战后西方大国一直插手东南亚地区，是东南亚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东盟的扩大使其涵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将次地区的合作组织升格为地区性合作组织，意味着东南亚的问题成为东盟组织的内部事务，使区外大国难以像以往那样直接干涉东南亚的事务。
第三，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支“新力量”。“大东盟”意味着东南亚以国家集团的形式，在历史上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事务，将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变化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在主要大国重新界定自身的利益、前途以及相互关系之时。东盟扩大组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实力，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在亚太地区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这将打破发达国家主宰地区事务的框架。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不仅会注重自身的地区利益，而且在构筑未来地区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也会最大限度地体现本地区的利益。
第四，强调“东方”特点。东盟国家大多数曾经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独立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纷纷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然而，东盟国家推崇亚洲的“价值观”，在政治方面，反对西方国家用“人权”、“民主”来干涉内政；在文化方面，提倡亚洲传统；在社会方面，警惕“西化”的危险。这就增加了与西方大国抗衡的力量基础。
2.“东盟自由贸易区”。早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东盟就讨论要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冲击下，1992年东盟决定在2008年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又将期限缩短到2003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提高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水平（这是东盟的“老大难”问题），还可以提高东盟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提高东盟经济的竞争力。[11]
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东盟发展经济的战略，而且还为东盟的政治战略所服务。首先，当初由于东盟成员国背景的差异和矛盾的复杂，即使没有大国的插手，进行政治和安全合作也是困难的。合作只能是在分歧较少的经济领域开始，因此，选择经济合作是战略的考虑。其次，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之后，东盟的凝聚力有所下降，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以为东盟提供新的合作动力。再次，直到90年代，东盟经济合作一直发展缓慢。但是，东盟反对在亚太地区建立任何机制化的综合经济合作组织。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势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迫使东盟国家作出反应。因此，东盟在参加官方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同时，酝酿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因为在亚太地区大范围的经济合作中，东盟显然出于劣势。所以，东盟一再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大大超过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制定的“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12]东盟准备以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在未来亚太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最后，为21世纪建立一体化的共同体作准备。东盟建立“东南亚共同体”的目标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又在1994年的东南亚10国非正式首脑会议和1997年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反复强调。根据东盟的经验，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经济的紧密合作依然是捷径和前提。
3.东盟地区论坛。在东盟与大国的对话机制中，东盟地区论坛（ARF）的历史最短，但却最重要。ARF于1994年7月在泰国曼谷成立，当时的东盟成员印尼、马、新（加坡）、菲、泰、文和东盟的对话国美、日、加、澳、新、欧盟、韩等国出席了会议，另外，越、老、中、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作为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目前已发展为23个成员。尽管西方国家一直对东盟在论坛中的作用提出挑战，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盟实力受到影响之后，但是东盟并未放弃对论坛的主导权，该论坛仍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盟在程序上占有优势。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包括所有大国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是在东盟外长会议之后，由东盟国家轮流主持会议。东盟实际上掌握了会议的组织权。
东盟在与地区大国关系调整的过程中，通过ARF形成地区安全机制化，防止东南亚地区内部冲突，确立了东盟的主导地位。
东盟借助ARF，通过促进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磋商、制衡与合作，缓和地区矛盾。1993年美国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要控制地区的政治、安全合作，东盟迅速以对话国会议为基础，组建“东盟地区论坛”，并邀请俄、日、中等大国参加，利用它们主张多极化、不赞成美国主宰地区安全的心理，以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形成彼此利益的牵制，提高了东盟的地位。
东盟大国政策的核心是维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通过“大东盟”、“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地区论坛”，可以分别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增强“一体化”的同时，提高东盟作为地区组织的实力。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东盟还可以影响和引导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
（二）东盟与大国对话的几种机制
除上述东盟地区论坛这一重要的机制外，东盟还通过下述三种机制与大国开展对话:
1.对话国会议。除了与大国的双边关系之外，东盟与大国协调关系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对话国会议”，也称“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或“外长会议续会”（PMC），是指一年一度的东盟外长会议之后，东盟外长们集体与重要的合作伙伴国外长举行的会谈。对话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欧洲共同体、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这一对话机制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形成的。
东盟成立之初，由于成员国之间存在矛盾，相互缺乏信任，因此彼此间的合作进展缓慢，这一阶段主要是增进了解，健全组织机构。当时东盟的最高决策机构仅为部长级会议，每年东盟成员国的外长轮流召集年会。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盟国家才加快了合作步伐。同时，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东盟考虑建立与大国的对话机制。
首先，美国因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败，在亚太地区实行战略调整，改变过去直接卷入地区冲突做法，不断减少其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并加强同盟国的合作，来保证地区安全。
其次，东盟的近邻越南等印支国家获得了独立，受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画线标准的影响，东盟对此感到担忧。
最后，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重返国际社会，并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面对地区形势的变化，东盟担心，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可能导致地区力量的失衡，而美国在印支战争中的表现使东盟认识到，仅仅依靠个别大国的安全保护伞是不可取的。因此，东盟在加强自身团结合作的同时，需加强与地区有关大国的协调，这对东盟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1976年东盟举行了第一次成员国的首脑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一方面，东盟在内部加快合作步伐，明确提出了经济合作的领域。另一方面，扩大合作范围，确定了在政治、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原则。1977年东盟召开第二次首脑会议，决定将内部经济、政治合作具体化，还决定加强与所有西方大国的联系，建立与它们的对话机制。首批东盟的对话国主要是东盟的主要政治和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76年）；美国（1977年）；欧盟（1980年）；加拿大（1981年）。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相继加入，韩国（1991）；印度（1995年）；中国、俄罗斯（1996年）。[13]此外，东盟分别与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双边委员会，增进伙伴关系，并逐步形成东盟与这些国家的“对话”制度。
东盟对话国会议不仅为东盟与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提供了固定的相互沟通、了解、合作的场所，而且还为东盟与对话国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了机会。东盟和对话国会议一般讨论国际性、区域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合作，也讨论双边关系问题。
通过“对话”，东盟不仅要求对话国给予政治上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希望对话国在安全方面确保东南亚的力量平衡。
对话国会议是东盟处理与地区内外大国关系的创举。东盟的成立是为了合作与发展，但在东南亚这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力量变化直接影响地区的形势。所以，除了东盟的自身建设之外，协调和发展与大国的关系是东盟成长的关键。但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和东盟的发展，东盟对话国会议的意义已经有所变化。
第一，由于中国、俄罗斯、印度的加盟，东盟对话国会议首次实现了所有地区大国的参与。实际上，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已成为东盟的对话国。这大大提高了东盟的国际地位，并使东南亚又多了一个进行全面国际对话的渠道。
第二，东盟对话国的扩大，反映了东盟组织的成熟与自信。从目前一年一度的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对话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的串会安排，可以看到东盟希望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强烈愿望。
第三，由于亚太地区在冷战后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发展迅速，东盟对话国的作用相对有所下降。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亚太地区没有大规模的官方政治和经济合作机制，东盟对话国会议在东南亚地区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现在，亚太地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已为包括东盟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作出了具体安排，还形成了从国家首脑到学者的“对话网络”。此外，还有“东盟地区论坛”就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进行定期会谈。它们涉及的问题与东盟对话国会议既有重叠，又有交叉，使东盟对话国会议的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2.欧亚首脑会议。东盟成员新加坡于1994年倡议召开亚欧会议（ASEM），一方面是为了扩大与大国对话的领域和范围；另一方面也是担心，美国主宰亚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东盟希望利用与欧盟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进一步密切与欧盟的关系，以巩固和提高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而欧盟冷战前后因与东欧的对抗和因东欧和俄罗斯的“巨变”而过分关注欧洲事务，致使对亚太地区的崛起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相对缓慢。这不仅使欧盟失去了商业机会，而且不符合高度一体化之后欧盟的利益。90年代中期，欧盟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东盟的建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于是立即得到了欧盟的积极响应。
1996年3月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东盟7国、中、日、韩和欧盟15国领导人首次会聚一堂，就促进政治对话和加强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同意建立全面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1998年，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第二次首脑会议。亚欧首脑的定期直接对话，开创了亚欧合作的新纪元，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实现了亚欧的平等对话。亚洲过去多为欧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长期遭受西方的侵略。经过战后的发展和努力，东亚地区第一次以东盟为代表作为一个整体，开辟了与欧洲平等全面对话的渠道，确立了亚欧之间的平等战略关系。
其次，削弱了美国的控制力。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亚欧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首脑对话。亚欧关系的升级不仅可以扩大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而且可以在人权和贸易等领域牵制美国，相对削弱美国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亚欧对话的亚洲一方的代表正好是马来西亚提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倡议的成员。EAEC在90年代初因美国的坚决抵制而没能成型，而现在得到了欧洲事实上的支持。
最后，提高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亚欧首脑对话形成了以亚洲、欧洲和美国为首的北美之间的三边关系，不仅加强了亚欧之间的关系，而且使亚、欧、美之间的关系更趋平衡。
3.“东盟+3”对话。1997年底东盟举行了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国的领导人参加了会晤。这是在世纪之交，东盟第一次以组织的形式与东亚的重要国家进行对话。它为建立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确定了原则和目标，为促进东亚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制订了具体措施。这标志着:
东南亚以“大东盟”的形式，在历史上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东亚国际事务，将对国际关系格局变化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在大国重新界定自身的利益、前途以及相互间关系之时，东盟强调“亚洲的力量和声音”，争取与大国平起平坐，将打破由大国主宰地区政治的框架。
此外，“东盟+3”的成员基本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相类似，这不仅可以强化东亚的合作，而且，提高了东盟与美国打交道的筹码，使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不能随心所欲地向东盟施加压力。这表明东盟已改变策略，不再提排他性的口号；也反映了东盟自主性的提高。
三、东盟与主要大国的关系
（一）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是东盟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经过几十年的变化，东盟与美国的关系已由以安全合作为主，发展到全面合作，合作的领域也由双边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
东盟成立时十分涣散，而美国则忙于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并通过“东南亚条约组织”，遏止中国，与苏联抗衡，同时，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削弱英法的殖民势力。因此，当时东盟与美国的关系基本上以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为主。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主义”的出台使东盟产生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因此，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体，东盟出现了“中立”倾向，希望在大国间保持距离，实现大国的力量“平衡”。这一时期，东盟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得到改善。
1975年之后，情况发展了变化。美国在印度支那失败，东南亚条约组织行将解散，这使美国和东盟在地区安全方面有了共同利益。东盟面临印支的现实威胁，而美国想通过东盟维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因此东盟与美国在70年代后半期不仅建立了对话关系，而且还扩大了东盟成员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菲律宾和泰国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得到恢复，新加坡以及东盟最重要的国家——印尼与美国开始了安全合作。
进入90年代，东南亚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两大集团军事对抗的冷战时代结束。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影响下，中国、印度、东盟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区性势力得到坚强，使亚太地区也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同时，亚太地区经济也在迅速增长。随着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加强，经济问题成了各国内外政策的核心。在此形势下，美国不得不重新修订其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更加突出了经济问题，强调将精力用于解决国内的问题和发展与各国的经济关系。因而，美国全面削减其军事力量及海外基地，这包括减少军事预算和武装部队，从东亚地区部分撤军。东盟对美国减少在东南亚的军队既欢迎又担忧。
东盟战略地位日趋重要。经过多年的发展，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治上，东盟不仅在东南亚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且将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合作乃至一体化的组织，这将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地缘政治现实。东盟在地区安全、领土争端、人权、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产生的影响也显示了它在亚太地区乃至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独立作用。在安全方面，东盟国家正从双边防务中走出来，开始致力于建立多边的集体安全体系，加之各国竞相扩充军备，使东盟的军事存在逐渐为世界各国所瞩目。在经济方面，70年代起出现的持续高速增长局面，加之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使东盟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东盟各国之间不断加强经济合作与军事合作，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逐步加深，区域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因此，它们在军事、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相对降低。它们不希望美国过多地插手东盟事务。
尽管冷战后东南亚地区两极对抗不复存在，但大国的地区存在并没有消失。美国对地区控制力的加强，俄罗斯的军力不容低估，南沙群岛主权的争端，中国军事力量逐渐现代化，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都引起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担忧。所以，东盟在不断扩充军备的同时，一方面设法改善并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维持大国的平衡；另一方面也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
经过多年的发展，东盟与美国的经济来往已使双方经济互不可分，特别是东盟对美的依赖无法一下子摆脱。如在对外贸易方面，尽管1992年已决定建立自由贸易区，但东盟区内贸易只占其贸易总额的1/5，主要仍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时，东盟面临经济上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印支国家日益强大的竞争，也迫切需要从美获得资本与技术，东盟与美经济关系至关重要。
东盟与美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东盟把美国视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重要力量，希望美军留驻亚太地区维护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并借助美国的影响，制约中国、日本和其他大国在东南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东盟不同意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也不希望美国过多地介入东南亚事务。因为:①美国将东南亚看作是它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只维护美国的“亚洲利益”。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美国行动迟缓，拒绝签署“东南亚无核区”协议。②东盟担心美国与其争夺地区安全的主导权，美国通过提出“太平洋共同体”、转变“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职能（使其具有安全合作功能）、加快“东盟地区论坛”进程等手段一直与东盟争夺亚太安全的主导权。③东盟不能容忍美国插手其内政。长期以来，美国与东盟成员国经常因经贸、知识产权、民主、人权等问题发生摩擦。美国按照其国内法律或社会标准行事，引起东盟国家的不满。最为严重的是1997年东盟决定吸收缅甸入盟之时，美国以缅甸的人权为借口，反对缅甸加入东盟，并对缅甸采取制裁措施。这引起了东盟的不满，东盟顶着压力吸收了缅甸。
1993年，美国一改固守安全双边机制的政策，变为以双边为主，以多边为辅，密切了美国与东盟的安全关系。虽然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不能满足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化要求，但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上美国仍处有利地位。1998年《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中，美国肯定了东盟对地区安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示将继续支持东盟。虽然金融危机削弱了东南亚地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仍是美国重要的安全伙伴。东盟国家和美国有着防止冲突、加强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并确保所有国家利益的共同目标。东盟国家公开支持和主张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证实东南亚作为美国的地区伙伴在促进安全方面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与日本的关系
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方面看，日本对东盟来说都是在亚洲最为重要的伙伴。因此东盟与日本始终十分密切，常被称作“特殊关系”。
1.东盟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1967年东盟成立时，东南亚与日本已建立起相当密切的经济关系。战后，日本通过支付赔偿，在东南亚国家获得了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出口市场、资本输出场所，这不仅促进了当时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有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势力在东南亚受挫及东盟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使日本更加重视东盟的作用和地位，日本认识到加强与东盟关系不仅能确保资源、扩大市场、发展投资，而且对日本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有利。东盟也希望日本能在经济援助和合作以及政治上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美国也希望日本通过经济手段，支持东盟国家。
但是，东盟国家的民族资本对日本经济存有戒心。70年代初，东南亚出现了抵制日货，甚至反日活动。这迫使日本加强对东盟国家的援助和文化交流。因此，1977年8月，日本提出了“福田主义”。[14]由于“福田主义”符合东盟和日本的经济和政治战略需要，受到东盟各国政府的欢迎，乃成为东盟与日本关系的重要转折。
2.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苏联的南下扩张，从安全上威胁着东盟和日本，东盟希望日本能在政治上为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日本也更加在政治上重视东盟的作用。出于各自需要、双方开始了相互借助的政治合作。
1979年日本发表了“日本对东南亚的政策”，表示日本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是要加强、发展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与这些国家一起对亚洲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日本从此将步入政治外交。1983年中曾根出访东盟时，明确地把争取东盟支持并加强与之合作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重要一步。
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呈现出多极化。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日本要想发挥政治大国作用，必须以东盟为基础，因为东盟的理解和支持对日本在参与解决国际争端和推行日本的“亚洲新外交”至关重要。但东盟却担心日本的军事力量发展会导致地区平衡的改变。1991年4月日本首相海部出访东盟5国，一是向各国表明日本在建立海湾战争后新秩序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并求得各国对自卫队派扫雷艇去波斯湾一事的理解；二是向东盟各国对“过去的不幸历史”正式表示“深刻反省”，强调“日本决不做军事大国”，表明日本要在国际社会中做出“政治贡献”，并愿为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作用，希望以此求得东盟各国对日本的政治信任；三是要加强日本同东盟各国的双边关系。海部强调日本同东盟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并表示今后仍以东盟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作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重点地区。
1993年1月，宫泽首相在曼谷发表了被称为“宫泽主义”的《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的合作》演说，提出了日本对亚洲的四项基本政策:第一，积极参与在东亚太地区建立“安全对话机制”；第二，促进亚太经济实行对外开放；第三，致力于民主、人权和环境问题；第四，同印支三国进行合作。同时强调，日本、东盟、印支之间建立共存共荣、互利互惠关系，对亚太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宫泽对东盟访问，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的关系。
东盟各国的资源、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对于经济立国的日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日本的资本、技术及市场对于东盟经济也相当重要。因此双方经济关系密切:
第一，日本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80年代以后，东盟对美国市场依存度有所增强，而对日本依赖关系有所减弱，但日本仍是东盟第一位的出口市场。日本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东盟已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共体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所需用的电子、机械、化学、金属和车辆船舶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塑料构件、机构零配组件、电子元器件和其他工业制成品大部分来自于日本。日本所需用几乎全部橡胶、锡、钽、钨，3/4以上的各类热带经济作物，4/5以上的天然气及1/5以上的铜、铝矾土、镍、木材、石油均来自东盟国家。
第二，日本是东盟最大的投资国。80年代前，美国是东盟的最大投资投资者。但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东盟增加了投资，1981年日本对东盟投资总额达98.1亿美元，而美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63.5亿美元。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元升值、外贸连年顺差，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也大幅度增长。1986～1989年日本对东盟投资从8.56亿美元增长到46.84亿美元，增长了5倍多，90年代前3年又增长了5倍。东盟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显然与日本的直接投资是分不开的。
第三，东盟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重点地区。东盟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重点地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65%，日元贷款的71%都集中于东盟。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10大受援国中，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是位于前几位的。1991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110亿美元，其中60%以上用于亚洲地区，而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国就占日本援助总额的30%。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之所以集中于东盟等东南亚国家，是由历史与地理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因素形成的，这些因素包括:①战后日本的开发援助是从赔偿或准赔偿开始的，而二次大战期间作为日本侵略的直接受害者主要是东盟和其他亚洲国家。②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在经济上的目的是带动出口，配合对外投资以及确保资源的供应，而东盟国家一直为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和投资地。
东盟各国对日本要在政治领域发挥与其地位相符的作用普遍表示欢迎，也欢迎日本发挥积极的经济作用，并在东南亚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由于日本在亚洲的特殊地位，东盟任何重大的地区合作都离不开日本。但由于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曾遭受过日本的侵略，东盟不同意日本强化军事力量。东南亚不愿看到现有的力量均势被打破，也不放心日本在亚洲发挥军事作用。但另一方面，东盟却认为日本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有利于保持地区大国的平衡。因为海湾战争后，美国一直要构筑“单极格局”，使东盟感到不安。东盟有意借助日本维持国际政治的多极化进程，以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
同时，东盟还希望日本在经济合作、技术转让及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上给自己以更多的帮助。除了直接的经济实惠，东盟国家还在与日本的经济交往中，学习到了日本的经营和管理知识。
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元启动，使日本的大国地位相对下降。日本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如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以朝鲜发射卫星为契机，积极参与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与东盟的联系。日本急欲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而东盟是日本梦寐以求的“经济后院”。因为东盟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已达到难解难分的地步。
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出访东南亚国家，谋求同东南亚跨世纪的关系。桥本首相提议就安全问题举行双边会谈，并共同努力解决各类问题，如联手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和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更广泛和更深远”关系的时候了。这被称为“桥本理论”的建议，实际上是要利用正式或非正式东盟首脑会议这样的场合，提高日本与东盟安全对话的规格。如果每年举行首脑会晤的提议得以实行，日本将成为第一个定期参加东盟首脑会议的大国。
1998年日本首相小渊在国会临时会议上发表的施政演说时指出，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石，推行“同国民一道前进的外交”，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发挥与日本地位相称的作用，履行相应的责任。稳定亚洲经济是一项紧急的课题。为此，在以前440亿美元的支援措施的基础上，再提供300亿美元资金援助的计划。小渊首相提出了关于日本今后对亚洲外交的“小渊主义”。
日本明显寻求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以在未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建立新的地区合作机制。
东盟认为日本作为大国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希望日本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中承担与大国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并为成为地区的领导力量而作出更大的牺牲和贡献。但同时东盟对日本谋求充当“亚洲盟主”存有戒心，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膨胀也有疑虑。因此，东盟在借重日本的作用的同时，希望借助美国和中国的力量来制约日本。另外，东盟也可以用日本来牵制中国和美国，因为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着不信任和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等；日美存在严重的经济摩擦，东盟不愿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的事务，有意让日本在地区合作中发挥重大作用，如拉日本参加没有美国参加的亚欧会议和“9+3”会议，在保持东盟主导的前提下，为日本预留了发展空间。
（三）与中国的关系
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历史悠久。根据历史记载，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虽然受到地理和交通手段的限制，但是东南亚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关系早已开始。19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增加，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商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与中国都遭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
东盟国家是中国的近邻，但是东盟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东盟各国和中国关系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近年来，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东盟各国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走上了全面友好发展的新阶段。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十分曲折，既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左右，又受历史和社会文化的限制。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的发展时起时浮。
1.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阶段。
（1）对抗（东盟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
1967年东盟成立时，双方相互怀疑，有时甚至视对方为自身安全的威胁，相互敌对。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难于得到正常的发展。冷战的时代“铁幕”将东盟和中国隔开，可以说东盟和中国的关系是从双方相互对立的状态开始的。虽然东盟争取做到政治“独立”，但在“越南战争”、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之下，实际上选择了“西方阵营”。
（2）和解（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末期）。
70年代，美国开始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并迅速改善了中美关系，消除了东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些重要障碍。与此同时，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恶化了中越关系，使东盟和中国的安全都面临着威胁和挑战。国际环境的改变、共同的战略利益使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迅速得到改善和发展。东盟在成立之后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与中国开始进行官方往来。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与中国建交，次年，菲律宾和泰国也与中国建交。
（3）合作（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1978年底，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使东盟与中国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的关系得到根本的改善。80年代，双方关系发展为政治合作为主，这除了共同反对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之外，还因为，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调整了外交政策，反对“输出革命”，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15]
（4）伙伴（冷战后至今）。
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潮，其标志是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东盟和中国未能实现全面建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尼和中国长期断交。经过双方的不懈的努力，1990年8 月8日，印尼和中国终于宣布复交。两国的复交对邻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90年9月30日，新加坡和中国正式宣布建交。接着，1991年9月30日，文莱和中国也宣布建交。至此，东盟所有国家终于实现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
东盟国家和中国实现全面建交之后，关系逐步密切起来。1991年7月，东盟首次邀请中国外长钱其琛参加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1994年吸收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底，东盟与中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标志着东盟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双方还开始了“9+ 1”对话（东盟9国与中国的对话）。东盟国家和中国关系走上全面和友好发展的新阶段，是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东盟各国和中国情况的变化而实现的。
另外，越南与中国在经历了10多年的相互对抗后，也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至此，自从东盟成立和扩大以来，所有的东盟国家都与中国建立或恢复了正常的国家关系，双方关系进入最佳时期。
2.经济关系。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和东盟与中国发展经济的需要。
首先，冷战后形成的新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要求国际间的相互依存，从而推动了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东盟的成立目的就是谋求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合作。90年代后，东盟加快了组织内部的合作步伐，并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而中国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日益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东盟与发展中中国在地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经济关系不断密切，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其次，双方政治关系的改善是经济合作的有利保证。再次，双方的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拥有12亿人口，经济年平均以10%左右的速度发展；东盟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一直稳步发展，除了已经步入工业化行列的新加坡，其他国家也在向工业化社会迈进。东盟将发展为包括东南亚所有国家的10国“集团”，人口接近5亿，面积接近450万平方公里，并且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中国和东盟经济规模与实力的增长，要求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更合理的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最后，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促进东盟与中国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东盟在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成员。
70年代中旬，随着东盟与中国国家关系的改善，双边各种也开始发展。1975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为5.23亿美元，1980年上升到20.64亿美元，1984年又达到29.47亿美元，1990年突破60亿美元，1993年又突破了100亿美元，到了107亿美元，1994年，双方贸易额为132亿美元，[16]比1993年增长了23.6%，1984年增长了3.5倍。1996年双方贸易又突破200亿美元。1998年双方贸易达到235亿美元。[17]
在东盟与中国成员国的双边贸易中，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新中贸易占了东盟与中国贸易的38.2%，马来西亚次之，占20.7%，印度尼西亚占20%，泰国占15.3%。[18]1998年新、马、印尼、泰与中国的贸易分别占东盟与中国贸易的36%，18%，15%和15%。[19]
东盟与中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另一重要领域是投资。在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顺利发展之时，方的相互投资也有较大发展，对稳步发展。东盟对中国的投资累积达100多亿美元，国对东盟的投资也有所增加。
由于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双方变得日益重要，双方有组织的地进行经贸合作提上了日程。为加强双边的合作，1994年东盟与中国达成协议，成立两个委员会负责协调双方的经贸合作和科技合作，这表明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问题与障碍。冷战后，东盟各国和中国关系进入全面和友好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东盟各国和中国的进一步合作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东盟国家对中国仍存一些疑虑，使双方关系仍存在着一些障碍:
（1）受传统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对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防现代化不放心。
（2）南沙问题，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南沙群岛存在领土争端，还与印尼有海域归属之争。由于这些岛屿及其海域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具有一定的军事战略价值，有关国家先后占领这些群岛中的一些岛礁，从而引起对这些岛礁主权归属的争端。1992年2月，中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以立法形式肯定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关注。尽管中国提出“搁置争端，共同开发”主张，并与东盟进行非官方对话，但南沙问题依然十分敏感，特别是1995年“美济礁事件”以后，东盟一方面寻求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寻求团结一致，欲共同与中国谈判。
（3）“中国威胁论”在一些东盟国家仍有市场。
（4）东盟与中国经济关系上的一些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相对东盟和中国各自的经济贸易发展速度，双方的贸易发展缓慢。②出口产品雷同。③出口市场的竞争。④外资来源相同引起的竞争。
虽然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和友好发展的新阶段，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东盟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邻国，仍不免存有一定的戒心。所以，东盟对中国的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东盟认为一个稳定的中国对东南亚有利，但是又认为中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即经济改革，领导换代。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方向和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将中国融入地区的合作进程，规范其发展。
其次，东盟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其他大国的“不满”，产生冲突和对抗，其后果一是直接导致地区的不稳定；二是导致东盟的作用和地位下降。这不仅不利于东盟国家的发展，还会危及到东盟组织的生存。因此，东盟应该正视中国的崛起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而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享受政治和经济机会和利益。
最后，东盟认为联合国在世界多极化的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可以反映和支持东盟立场和要求。
一般来说，东盟在愿意留给中国在地区发展的空间同时，试图在本地区利用与美、日、印度牵制中国；又利用中国牵制美、日，在东盟地区论坛、人权、民主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进程等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对抗，使之相互制约，保持其平衡，以此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中国一直把东盟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友好邻邦，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救援行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途径，为东盟国家提供了近50亿美元。同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东南亚的经济作出了贡献。
（四）与俄罗斯的关系
东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在1991年之前主要是与前苏联的关系，苏联解体才演变为东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东盟的多数成员国在东盟成立之前已经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冷战中苏美的对抗主导了世界，多数东盟国家都是亲西方的，东盟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受到时代的局限，真正意义上的东盟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从冷战结束之后开始的。
1.东盟与俄罗斯关系的几个阶段:
（1）猜疑与敌视（东盟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
东盟出现之前，苏联在东南亚只与印尼和北越关系密切，其他东南亚国家分别依靠美、英等西方国家。因此东盟出现时，苏联怀疑东盟是西方操纵下的地区组织；而东盟国家担心苏联通过支持当地共产党在东南亚扩张其势力。
1969年，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制”，想孤立中国，排挤美国，增加自身对东盟的影响，建立以苏联为核心的亚洲安全机制。苏联的建议不仅没有得到东盟的响应，反而促使东盟保持警惕，并对苏联向东南亚的扩张进行抨击。70年代初，东盟提出了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建议。1973年4月东盟第6届外长会议决定，以不符合东盟奉行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中立的目标为由，拒绝了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当时，东盟的战略考虑有三个方面:一是东盟的意识形态取向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其内外安全方面的“脆弱”和对西方的依赖，决定了东盟不可能轻易赞同苏联的主张；二是美国“放弃”东南亚，苏联成为最具地区扩张欲望和实力的大国，最有可能破坏地区的平衡，导致大国之间新一轮的较量；三是面对大国关系在东南亚的调整，在新的大国平衡形成之前，东盟应与有关大国的关系应保持一定距离，以观其变。
（2）对抗和冲突（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印支战争的结束，地区相对局势缓和，东盟与苏联的关系有一个短暂时期的改善，但是好景不长。1978年6月越南加入“经互会”，10月与苏联签订具有同盟性质的《越苏友好合作条约》，苏联为越南入侵柬埔寨提供了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而越南允许苏联使用金兰湾和岘港等的港口设施，使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东南亚有了基地，大大加强了苏联海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能力，同时威胁了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使苏联直接介入了东南亚地区的事务。越苏的结盟和苏军进驻东南亚不仅威胁了东盟成员国的安全，而且，直接威胁到东盟的生存。这使东盟明确了苏联已从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潜在的最大威胁，变为现实的主要威胁，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东盟在泰柬边境发生的泰、越冲突中，一致支持泰国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次，支持由柬埔寨抵抗组织3方组成的民柬联合政府，并努力保留民主柬埔寨在联大和不结盟会议的合法席位。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柬埔寨问题，反对苏联提出的地区解决方案。[20]
再次，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和安全合作。
最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3）缓和与调整（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
1985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同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提出了苏联新的亚太政策，希望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改善和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在亚太地区，苏联新政策实施空间的首选就是东盟，因为随着美苏之间关系的缓和，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越南对柬埔寨的僵硬立场不仅成为苏联推行新政策的重大障碍，而且成为苏联沉重的政治和经济负担；苏联更加重视东盟的地区作用，提出了与东盟平等相处；东盟希望尽快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当地的共产党问题，苏联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东盟成员对苏的地区作用有不同的见解，一些国家想利用苏联平衡中国和美国的影响；8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为东盟与苏联经济关系发展提供了机会。
（4）合作与发展（90年代初苏联解体至今）。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取代了前苏联，不仅主导了独联体，而且作为世界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大国之间在东南亚的直接军事和政治争夺逐渐被地区合作所代替。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诞生，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
在俄罗斯融入亚太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东盟逐步改善、发展了双边的关系。苏联的瓦解，使苏越之间的“友好互助条约”自然失效；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和越南、老挝加入东盟，基本消除了东盟对俄罗斯的担心。所以，在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东盟与俄罗斯之间合作有了长足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的当年，东盟便邀请俄罗斯参加东盟的外长会议；1993年东盟与俄罗斯的合作制度化；1994年吸收俄罗斯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1995年俄罗斯主持了东盟地区论坛第二轨道会议，讨论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的原则；1997年东盟正式吸纳俄罗斯为其对话伙伴。
东盟与前苏联今俄罗斯的关系由对抗走向合作主要是因为:①俄罗斯虽然在独立后面临严峻的困难，但仍是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和政治强国，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合作不能不考虑到俄罗斯的作用。②俄罗斯越来越注重经济合作，想借助东亚地区的活力，缓和国内的困难，扩大影响。③俄罗斯的技术、市场、人才、资源、重工业水平对多数东盟成员国具有吸引力。
东盟对前苏联一直十分警惕，担心它的军事威胁和地区扩张。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仍是世界大国，但其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东盟认为短期内俄罗斯不会对东南亚构成威胁。因此，东盟要利用俄罗斯急于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心理，开拓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并将俄罗斯纳入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安全“框架”当中，从而提高在与其他大国打交道时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东盟地区论坛的地位。俄罗斯与地区其他大国的矛盾，可以被用来牵制美、日、中、印度，在东南亚形成力量平衡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安全系数，而且占据主动地位。东盟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动力还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在俄罗斯经济艰难的转轨过程中，东盟一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和贸易机会，促进东盟经贸关系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俄罗斯“物美价廉”的技术和设备。在东盟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军火贸易占有重要位置。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国防预算骤然萎缩，导致国防工业过剩一半以上，俄罗斯不得不扩大武器出口。与此同时，东盟各成员国则因“失去”美国保护，而迫切要求国防现代化。俄罗斯武器的性能价格比极具竞争力，东盟国家纷纷购买。
2.东盟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冷战时代，虽然东盟国家与苏联有过一些合作项目，但是双方由于政治上的冲突，没有全面经济合作的动力和需求。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调整了对东盟的政策，将发展经济关系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双边贸易从1994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53亿美元，增长了7倍（见表1）。其中，由于东盟进行武器的更新和俄罗斯武器的性能价格比具有优势，双方军火贸易占重要地位。
表1 东盟与俄罗斯的贸易1994～1997
注:[21]不包括老挝、缅甸、柬埔寨。②1997年的数字为1～3季度。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
此外，1996年8月，俄罗斯提出建立与东盟私人企业的合作，双方已建有50家的合资企业。双方还同意在贸易、投资、科技、环境保护、旅游、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22]
（五）与欧盟的关系
东盟与欧盟的关系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的需要。欧盟一些国家曾是东盟国家的宗主国，另外欧盟是东盟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加之战后欧洲的复兴与亚洲的崛起使亚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东盟将欧盟视为大国关系中重要的制衡力量。首先，是制衡超级大国。冷战期间，东盟在美国从亚洲“败退”时，曾借助欧盟的力量，遏制前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冷战后，利用欧洲平衡美国。其次，是制衡“新兴”大国。东盟将日本、印度和中国视为新兴的大国，认为它们分别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存在矛盾和摩擦，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将可能破坏地区力量平衡。因此，加强与欧洲的合作可以牵制新兴国家，有利于东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稳定。东盟与欧洲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区合作的需要。冷战后，随着美苏对抗的结束，地区内部矛盾再现，并影响地区的安全是东盟和欧盟面临的共同难题，双方就地区问题加强合作对防止后冷战时期地区和次地区力量的失衡至关重要。
1.东盟与欧盟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是在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有15个成员国。由于多数东盟国家与欧盟成员国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因此东盟与欧盟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一直很密切。然而作为两个组织之间的交往，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27年，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1）启动（20世纪70年代）。
东盟在1972年成立“东盟特别协调委员会”，负责东盟与欧共同体经济合作关系。但是双方的正式接触是在1975年，东盟与欧盟建立了“东盟—欧盟联合研究组”负责双方合作的进程。[23]合作在开始阶段并不顺利，因为:①双方对于小组的代表级别和研究的目标有相当大的争论。[24]②欧共体对东盟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进展缓慢。③东盟和欧盟缺少明确一致的合作战略和有效的办事机构，致使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之后，暂停了活动。
现实使双方意识到，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政治协商，仅靠联合研究组，东盟和欧盟的合作是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的。[25]此外，越南抗美斗争的胜利和西方国家的“撤离”，使东盟在加强自身合作的基础上，扩大与西方国家的合作。1978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东盟—欧盟第一次部长级会议，[26]讨论了缔结合作协定等问题。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将双方的合作的层次大大提高。
（2）运行（20世纪80年代）。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使东盟面临直接威胁。东盟加快了与西方国家合作的步伐。1980年3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欧盟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双方签订了《欧盟与东盟的合作协议》，计划进行商业、经济和技术合作，并成立了“共同合作委员会”负责监督合作的实施。此次会议普遍被认为是东盟与欧盟经济合作机制化的标志。1980年东盟向欧共体的出口贸易比1979年增加了1/3，贸易盈余增加了1/2。[27]
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东盟还把欧盟视为非常重要的政治和安全合作伙伴，争取欧盟在柬埔寨问题上支持东盟，欧盟等西方国家最早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
（3）高潮（20世纪90年代）。
由于冷战后东欧的变化，为欧盟提供了新的机会，导致欧盟对东盟的投资和贸易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欧盟决定于1992年底建立欧共体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自由流通。[28]1991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旨在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11月欧盟各国正式签署“马约”，经欧共体各成员国批准后，1993年底正式生效。欧盟的建成，使世界上出现了一个面积为333.7万平方公里，人口3.7亿的地区紧密型的合作组织。1997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1万亿美元，其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7.64万亿美元）[29]和日本（4.06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30]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欧盟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与美国和日本平起平坐。这导致了1994年成为欧盟和东盟相互之间的政策调整。
9月，在东盟—欧盟第11届部长会议上，双方同意成立“名人小组”，研究在东盟和欧盟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全面的关系。
10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亚欧首脑会议”的构想，以加强亚、欧两大洲之间的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
12月，欧盟首脑会议提出了“亚洲新战略”，扩大欧盟在亚洲的影响。
2.亚欧会议。1996年3月，第一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东盟7国、中国、日本、韩国与欧盟15国的领导人，以“为促进发展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为主题，就亚欧政治与安全形势、亚欧经济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确定了未来亚欧关系的基本合作原则；并呼吁促进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第一届亚欧会议标志着两大洲之间全面合作有了一个制度化的良好开端，作为亚欧领导人两年举行一次的定期磋商机制就此确定下来。
1998年4月，召开了第二届亚欧会议，这是东盟遭受了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后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双方就进一步推动亚欧会议进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和建议:
（1）这一进程必须以“平等伙伴、相互尊重和互利”为基础；采取“公开和渐进”的形式；要通过对话增强相互了解；要在促进政治对话、增强经济合作、扩大其他领域合作等“三个关键方面”同时努力；此外，亚欧会议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进程”，不需要实行机构化。会议通过了“亚欧合作框架”，以指导并协调亚欧会议参与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和其他领域开展对话和各种活动。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亚欧展望小组”，对亚欧合作进程作出中、长期预测。
（2）加强以开放的市场和国际准则为基础的贸易和投资，将对早日恢复亚洲地区的全面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通过了“贸易便利行动计划”和“投资促进行动计划”。
（3）亚欧双方在科技方面的互利合作具有“很大潜力”。为进一步加强亚欧双方的技术合作，会议讨论了召开一次与会国科技部长会议的可能性。强调要增进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4）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消除贫困、就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与会领导人希望亚欧双方在缉毒、打击有组织犯罪等方面加强合作。
（5）会议讨论了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形势。与会者对亚洲地区经济恢复增长势头充满信心，同时对这一地区的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提出了建议。会议决定设立一项亚欧会议信托基金，以促进亚洲地区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亚欧会议是东盟与欧盟关系的里程碑，并为亚欧关系在21世纪的合作与发展绘制蓝图。
3.问题。然而，东盟与欧盟关系的发展并不等于它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自行消解，相反，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又有所严重。东盟与欧盟的分歧主要是东帝汶、缅甸问题。
（1）东帝汶问题。
东帝汶原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实行民族自治，同年，印尼出兵东帝汶，并在1976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的第27个省。为此，葡萄牙与印尼断交，不承认印尼合并东帝汶，得到欧盟一些国家的支持。1991年东帝汶首都发生流血事件之后，西方国家连年谴责印尼在东帝汶侵犯人权。1996年东帝汶大主教贝罗和独立运动领导人拉莫斯（霍塔获诺贝尔和平奖。长期以来，东帝汶问题使印尼与欧盟的一些成员关系紧张。1997年2月举行第12届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时印尼就曾威胁，如果讨论东帝汶问题，印尼将退席。1999年2月，印尼在东帝汶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这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看来东帝汶问题的最终解决已为时不久。
（2）缅甸问题。
1988年民主运动以来，缅甸的政局几经反复，政权还是处在军人的绝对统治之下。[31]因此，欧盟对缅甸的“人权状况”不满，反对东盟1997年接纳缅甸为成员国。当年是东盟成立30年大庆，本想实现东南亚10国的“大东盟”，因柬埔寨国内政治生变而无法完成。如果在“外界”的压力下，缅甸再不能入盟，不仅会扫了东盟的喜庆，还会影响“大东盟”的进程，使东盟丢面子。所以，东盟坚决反对欧盟的建议，接纳了缅甸。之后，双方又在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参加与欧盟的双边对话和亚欧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因经济危机，东盟有求于欧盟的帮助，东盟在缅甸参加亚欧会议问题上被迫让步。如1998年3月马哈蒂尔访缅，提醒缅政府要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以免进一步触怒欧洲，因为东盟担心欧盟对缅的制裁将会影响欧盟与东盟的整体关系。1999年3月，欧盟与东盟外长会议因欧盟拒绝缅甸参加而最终被取消，为今后的双方合作罩上了阴影。
此外，在对待经济危机问题上，双方也有矛盾。欧盟国家在1997年向印尼、泰国和韩国提供了15亿美元的出口信贷之后再没有大的动作。所以，东盟认为欧盟国家“说得多做得少”。而且由于欧盟对东南亚的经济前景缺乏信心，在如何帮助东南亚国家的问题上，欧盟国家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欧盟一些成员认为，欧盟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继续向东南亚国家开放市场。由此看来，欧盟也很难再有更大的作为。欧盟希望在东盟困难之时，发展双边关系，扩大欧盟在东南亚的影响，增强欧盟与美日抗衡的能力。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第二届东盟-欧盟首脑会议前曾强调，在亚、欧、美世界经济和政治大三角中，亚欧两大陆之间的关系缺乏力度和能见度，结构松散。他认为亚洲和欧洲应该加深相互了解与合作，更好地相互支持。[32]
（六）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澳大利亚虽然不能算大国，但冷战后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不可忽视。澳大利亚在东盟大国战略中的地位重要。①冷战之后，东盟和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有着共识。双方都想在维护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前提下，提高亚洲的独立性，以抗衡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此，双方的合作是基本的前提。②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实力的发达国家，既是西方国家，又要“融入亚洲”，因此在冷战后大国关系进行调整之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澳大利亚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创立APEC和支持东盟倡导的ARF等方面功不可没。③澳大利亚作为大洋洲最大的国家，是东盟加强与南太平洋地区“澳新自由贸易区”和“南太平洋论坛”的合作的门户。
1.东盟与澳大利亚的共同利益。东盟与澳大利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74年，澳大利亚成为东盟第一批对话国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进一步调整其亚洲政策，提出对东南亚“全面接触”的方针，其主要内容是支持东盟，并与东盟一起，建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合作；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解决参与地区的安全合作；致力于印支国家和缅甸加入上述合作进程；在地区实现国家利益过程中要与不同的邻国发展伙伴关系，而不是以不同地域的文化异同为标准。[33]
东盟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发展是由于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1）政治上东南亚与澳大利亚有着历史渊源。
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战后又是英联邦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的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组成的“五国联防”，作为英国撤出东南亚的遗产，一直是东南亚地区和其成员国安全的重要保证。90年代，澳大利亚支持、帮助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此外，澳对“东南亚无核区”的建立也表示支持。
（2）经济上东盟和澳大利亚有明显的互补性。
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原料、技术和资金对东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东盟物美价廉的制成品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对澳大利亚也十分有吸引力。随着东盟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澳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1996年澳大利亚对东盟的出口占澳出口的16%，超过了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进口占10%。[34]
（3）地理上东盟与澳大利亚不仅是紧邻，而且是区域合作的交汇点。
1983年澳、新（西兰）签订了《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协议》，1990年成立“澳新自由贸易区”，在澳新两国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东盟地区的经济合作。1994年9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讨论了“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澳新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可能性，并在1995年成立了东盟经济部长-澳新自由贸易区协商会议，确定合作的方向和领域。[35]
2.东盟各成员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1）印度尼西亚。
印尼与澳是世界上差距最大的两个邻国。无论是语言、文化、宗教、历史、人种和人口规模还是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双方都截然不同。澳大利亚的安全战略始终将印尼列为“北方威胁”。特别是1975年印尼占领东帝汶后，印尼与澳的关系更加恶化。
冷战后，两国关系缓和，1992年苏哈托总统和基廷总理达成协议，建立两国“部长论坛”，作为双边长期合作，特别是贸易和商业合作的机制。1995年12月，双方签署了《保障安全协定》。1997年印尼和澳大利亚签署了海上边界划定条约，结束了两国间长达25年的谈判。1997年澳大利亚正式提出了在印尼东部建立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开发区的倡议。计划在印尼东部地区，西到巴厘、北至加里曼丹和苏拉维西，并贯穿最东部的马鲁库和伊兰加雅省，建立经济开发区。在1997年《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中，将澳大利亚与印尼的关系列为最重要的四大双边关系之一。[36]
（2）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
过去，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通过英国及其殖民体系马、新、文与澳大利亚发生关系。澳大利亚在冷战初期通过哥伦布计划及相关项目，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帮助。如今，马、新、文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
马来西亚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关系较好，但政治关系一度紧张。1991年借参加东盟对话国会议之机，两国总理进行了会谈，使双方关系恢复了正常。1996年，霍华德就任总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来往明显增多，澳马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伙伴时期。
新加坡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1996年新加坡是澳在亚洲的第三大、在世界的第八大出口市场。新加坡是澳大利亚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资地。在防务上双方关系也很紧密。新加坡也是五国防务协定的成员。1994年，新加坡在西澳大利亚的皮尔斯建立了永久的空军飞行训练学校。
文莱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是在英国撤出之后发展起来的。双方在军事号召方面的关系密切。澳帮助文莱训练文官、军官和培养学生。文莱皇家武装力量的许多部队在澳大利亚接受训练。一些军官是在澳大利亚的联合参谋学院或其他军事院校完成学业的。
（3）泰国和菲律宾。
泰菲两国与澳的关系较为密切。泰国与澳的关系发展较为稳健。由于两国都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双方的防务合作较多。1997年双方决定在现有的高官会谈的基础上，建立双边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
菲律宾与澳的关系发展较为迅速。这主要是由于两国文化的共同点较多，且菲律宾多数人可以讲英语。菲律宾人是澳大利亚第十大移民来源。澳大利亚到菲律宾旅游的人也很多。菲律宾在澳大利亚的发展援助中占第四位。澳大利亚在菲律宾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增加得较快。菲澳之间还有着重要的防务合作。
（4）印支国家和缅甸。
50年代冷战开始后，印支地区被西方国家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地区。澳大利亚在1952年制定的“战略基础报告”中就指出，印支地区是“东南亚防务的关键”。1965年追随美国，宣布向越南派兵。澳大利亚先后共有47000名军人在越南参战，这是二战以后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军事行动。冷战后，随着1994年美国取消对越禁运和后来美越关系的正常化以及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澳与越的双边贸易迅速发展。到1997年止，澳在越南的投资额为8亿澳元。此外，双方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发展也较快。1997年，澳政府把越南定为在东亚发展双边性区域安全对话的四个主要对象之一，双方建立了安全对话机制，双边关系定义为“正在成熟的伙伴关系”。
澳对推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巴黎协定之后不久，1992年澳就开始了对越柬两国实行一项多年的援助计划。对老挝则援建了跨湄公河的“友谊桥”。1994/95财年到1997/98财年，澳对越、老、柬的援助分别为2亿、4750万和9200万美元。
澳大利亚政府反对缅甸军人执政，并主张对缅甸实行贸易和经济制裁及武器禁运。但澳政府认识到，改变缅甸现状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对抗，鼓励缅甸政府逐步地推行民主。此外，希望像东盟这样的地区组织能够发挥影响，促使缅甸政府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重视缅甸的市场潜力。
此外，东盟与澳的经济关系通过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澳新经济联系区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这两个经济区的长远目标是要互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贸易区。从1990年到1995年双方间的贸易额由79亿美元增长到159亿美元，将近翻了一倍。澳还支持东盟的湄公河盆地开发计划，并为这一地区的开发提供了援助。从1975年至1998年，澳大利亚已经和计划对这一地区的援助共为20亿澳元，成为该地区发展的最大援助者之一。
东盟成员国（包括文莱、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与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建立了“东盟-北部地区成长区”。
（七）与印度的关系
印度是东南亚的近邻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东盟与印度的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第一，印度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渊源。印度的文化对东南亚地区的文学、宗教和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二，印度是一个人口大国，不仅有强大的海军，而且拥有核武器，是制衡中国和日本地区影响的力量，也是东盟进行地区安全合作的重点。第三，冷战时，印度曾经一度是东南亚地区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初，新德里与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印度开始了经济改革，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印度的资源和市场对东盟十分具有吸引力。此外，印度的教育和科技水平相对较高，而且更适应东盟发展中国家。第四，加强与印度的合作，有助于东盟和南盟的合作。
1.东盟与印度关系的几个阶段。东盟和印度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都不占最重要的位置，可又是双方始终关注的重点地区。东南亚与印度的关系既受时代发展的限制，又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印度及其南亚地区的形势的变化一直对东盟有不可忽视影响。东盟和印度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探索合作（60年代）。
东盟是1967年在英国准备撤出东南亚，美国对东南亚的态度不确定的背景之下成立的。印度不希望看到中国在东南亚扩大影响，而东盟也担心中国的“威胁”和共产党在印度支那三国取得政权。这样，东盟与印度在防范中国和“共产主义扩张”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东盟成立之初，印度便主动与东盟探求安全合作的可能性。1968年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在出访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同时，访问了东盟中的英联邦成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然而，印度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
（a）东盟强调东南亚地理概念，并作为东盟的重要特征之一。东盟不仅 拒绝了印度，还反对印度提出的“大国共同保证”东南亚安全并将东盟纳入印度主导的泛亚洲合作的轨道的建议。[37]
（b）尽管东盟有自身的战略考虑，但是东盟的宗旨是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合作，作为东盟整体，不准备公开进行战略和安全结盟。
（c）虽然大国的“对抗”影响东盟的生存，可是东盟是战后东南亚地区合作的第三次尝试，东南亚地区先后组织了“东南亚联盟（1961年）”和“马菲印多（1963年）”，东盟国家认为处理好成员国内部自身的矛盾是东盟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2）出现分歧（70年代）。
东盟成立后与印度的合作虽没有得到全面发展，但双方均有这样的愿望和要求。不过进入70年代以后逐渐产生了分歧，阻碍了双方的合作。东盟认为印度与苏联结成了战略联盟，利用“遏制中国”的借口，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并使苏联通过印度插手东南亚地区。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决定“撤出东南亚”，而苏联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印度则在此时积极倡导大国共同保证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引起了东盟国家的猜疑。
1971年8月印苏签订了具有军事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印度从苏联得到先进的武器装备。不久，印度便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直接导致巴基斯坦分裂和孟加拉国的独立。1974年5月，印度进行核试验。1975年，美国“放弃”印度支那。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东南亚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苏联的“集体安全建议”和印度的“大国保证”东南亚安全建议，都是要大国决定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无视东盟的地区作用；
其次，苏联分别与印度、越南结盟，并从东（莫斯科—新德里—达卡）、西（莫斯科—河内）[38]两线向南亚和东南亚南进；
再次，苏联的海军进驻印度和越南，以及苏联帮助印度强化海军直接威胁到东南亚国家的生命线——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最后，东盟各国的安全主要依靠西方国家的保护，面对外来威胁，它们自然要向西方国家寻求帮助。
（3）走向对抗（80年代）。
越南1978年底入侵柬埔寨，很快达到柬泰边境，直接与东盟冲突。1980年7月，印度承认了越南扶植的柬埔寨韩桑林政权，加入了与东盟的正面冲突。东盟认为，印度已经完全追随莫斯科的战略，直接威胁东南亚的安全。东盟选择与美国、中国联合，支持民柬联合政府与之抗衡。此后便形成苏、印、越为一方，与中、东盟、美为另一方的对抗格局，东盟与印度的关系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4）恢复发展（90年代）。
随着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保护主义的“抬头”，印度调整了过去长期奉行的倾向苏联的政策，推行全方位务实外交，发展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注重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改善，使东盟和印度之间对抗的战略因素淡化，双边的关系逐步缓和，并得到改善。1996年7月印度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国”，印度还积极要求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1997年6月，建立了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四国经济合作组织。[39]
2.双方的经济合作。
（1）经济合作的动因。
在东盟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东盟与印度的经济关系不算十分重要，但双方都愿意加强合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双方的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1994年为35.4亿美元，1997年增至72.2亿美元，三年翻了一番（见表2）。
表2 1994～1997东盟与印度的贸易
注:①不包括越、老、柬。[40]1997年数字为1～3季度的贸易额。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
东盟与印度的经济关系得以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东盟与印度在经济上存在着结构性的互补关系，东盟需要印度的机械设备，而印度需要东盟的资源和日用品。其次，印度的科技水平虽总体不及发达国家，但一些实用技术更适合发展中的东盟国家。再次，东盟是印度重要的对外投资场所，印度在东盟的投资涉及工程、医药、合成纤维、纺织品、钢铁、仪器等领域。最后，印度有大量侨民居住在东南亚各国，良好的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东盟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保证印度的侨汇渠道的畅通。[41]
（2）东盟与印度的合作机制。
1996年东盟与印度正式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之后，成立了“东盟—印度联合合作委员会”，与此前就已存在的“东盟—新德里委员会”、“东盟—印度商务委员会”负责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和实施具体合作。目前合作主要集中在贸易、投资；科学、技术；旅游；基础设施；人力开发和交流等领域。为有利于合作，双方讨论建立科技和贸易、投资工作组，首先在材料科学、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建立“东盟—印度基金”。印度出资50万美元，由东盟—印度联合合作委员会管理，为未来的合作项目提供资助。此外，印度还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东盟的一系列的对话协商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对话会议”等。
（原载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亚太的地位》，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注释】
[1]1961年7月和1963年7月，东南亚地区先后组织了“东南亚联盟（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马菲印多（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区域合作组织，但均因内部的矛盾而散伙。
[2]［英国］黛安·K.莫齐:《东盟国家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275页。
[3]东盟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宣言:《东盟2020年展望》，东盟秘书处1997年12月15日。
[4]曹云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169页。
[5]［加拿大］穆萨阿拉盖帕:《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安排与国际安全:超越“和平、自由、中立区”》，新加坡《当代东南亚》季刊1991年3月。
[6]［加拿大］穆萨阿拉盖帕:《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安排与国际安全:超越“和平、自由、中立区”》，新加坡《当代东南亚》季刊1991年3月。
[7]（加拿大）穆萨·阿拉盖帕:《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安排与国际安全:超越“和平、自由、中立区”》，新加坡《当代东南亚》季刊1991年3月。
[8]1971年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签署“五国联防条约”。
[9]赵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版，34～ 36页。
[10]东盟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宣言:《东盟2020年展望》，1997年12月15日，东盟秘书处。
[11]赵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3月版，107页。
[12]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同意发达国家在2010年前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2020年实现。
[13]东盟秘书处:《东盟合作和对话关系》，1998年2月9日，第1页。
[14]“福田主义”要点如下:（1）日本始终不渝坚持和平，不做军事大国；（2）日同东南亚各国在广阔领域建立心心相印的相互依赖关系；（3）通过同东盟积极合作，增进同印支各国的相互理解，为建立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15]赵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版，235页。
[16]《中国统计年鉴（1995）》。
[17]《国际贸易》1999年第2期，62页。
[18]《中国统计年鉴（1995）》。
[19]《国际贸易》1999年第2期，62页。
[20]苏联主张东盟5国与印支3国举行地区性会议，解决柬埔寨问题。
[21]东盟秘书处:《东盟与俄罗斯对话》，载http://www.aseansec.org
[22]东盟秘书处:《东盟与俄罗斯对话》，载http://www.aseansec.org
[23]东盟秘书处:《东盟与欧盟对话》，http://www.aseansec.org
[24]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
[25]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
[26]东盟秘书处:《东盟与欧盟对话》，http://www.aseansec.org
[27]《世界知识年鉴（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822页。
[28]由于各种原因，只是基本上实行了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通，人员的自由流通没有完全实现。
[29]1996年数字。
[30]《世界知识年鉴（1998/199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3～1054页。
[31]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88页。
[32]新华社巴黎1998年4月2日电讯稿。
[33]（澳）Gareth Evens& Bruce Grant:《90年代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墨尔本大学1995年版，第195～196页。
[34]东盟秘书处:《东盟-澳大利亚对话》。http://www.aseansec.org
[35]东盟秘书处:《东盟-澳大利亚对话》。http://www.aseansec.org
[36]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政策白皮书概述》1997年8月28日，第2页。四大双边关系除澳印尼之外，还有澳美、澳日、澳中关系。
[37]印度主张亚洲的合作应以“科伦坡计划”、“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为基础。
[38]1975年10月越苏签署《越苏宣言》，1978年11月又签订《越苏友好合作条约》，12月越入侵柬。
[39]《世界知识年鉴1998/199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1月版，243页。
[40]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新华出版社1981年6月版，554页。
[41]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新华出版社1981年6月版，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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