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不均衡问题对新形势下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影响
叶海林
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实力完全不同的国家合作密切的例子并不少见，但能与40多年从未动摇的中巴友谊相比的却寥寥无几，这也是中巴两国外交家频频赞颂“全天候全方位”的双边关系“堪称典范“的原因。然而，典范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中巴关系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甚至是结构性的，并随着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有可能凸现出来，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中巴关系的结构不均衡问题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伊斯兰国家，也是第一批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但今天被普遍用来形容中巴关系的“全天候”和“全方位”两个形容词当时并没有出现，这两个词汇的出现要经过双方20多年的努力才水到渠成。上世纪80年代的巴基斯坦领导人齐亚·哈克将军有感于中国对巴基斯坦多年来的大力支持，曾经表示:“中巴友谊是全天候的友谊。”[1]此后，“全天候”逐渐成为巴基斯坦领导人在谈及中巴关系时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
上世纪末，两国政府提出了建设“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主张，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提出“中巴两国将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得到了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赞同。此后，“全天候全方位”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发表的多份《联合宣言》中反复出现，进入政府的正式文件。[2]
然而，依照采用加耐特（G Garnett）和克拉斯奈尔（S Krasner）等人的“国际合作理论”所涉及的三个方面，“频繁往复地交往，交换有关合作目标的信息从而深化国家间的对话、增强国家的透明度，合作形式得以实现的基本制度”[3]考察中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状况，不得不承认，“全天候全方位”更多地反映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期许而不是现实情况。“频繁往复地交往”只有在政治领域才得以实现，“双边合作的基本制度”《中巴友好条约》直到双方建交半个世纪后才正式签署。以增进财富为目的的双边经济联系和“增强国家透明度”的重要手段之一的人员往来则存在着较大缺失。两国在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方面的水平远远比不上在政治安全领域中的合作，更受到巴基斯坦国内问题的困扰。中巴“全天候全方位”关系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均衡问题。
（一）两国经济关系基础薄弱、面临挑战
1993年到2005年13年间，中巴贸易额累计只有206亿美元，13年间双边贸易总额仅仅稍高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夙敌印度之间的2004年年度贸易额（187亿美元）。2005年中巴双边贸易额42亿美元仅为中国当年国际贸易总额1.4万亿美元的0.3%，在中国大陆的亚洲贸易伙伴（含香港、台湾地区）当中仅排在第18位，[4]不仅双边经贸总额微小，中巴贸易
历年中巴双边贸易统计[5]
关系中的不平衡现象也非常严重。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巴贸易额的增长实际上不过是中国出口增加的结果。自2001年以来，巴方贸易逆差一直以超过30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剧。
续表
此外，中国出口到巴基斯坦的商品绝大多数为工业制成品，而巴方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多数为工业初级制成品以及未经锻造的矿产品，其中仅棉纱线一项就占到了六成以上。巴方商品的附加值远远低于中方商品，而且严重依赖于向中国纺织工业提供初级原料的棉线制造行业。[6]
中国商品大量涌进巴基斯坦除了引起当地一些生产商的不满外，部分产品还遭到了巴政府的反倾销调查。2005年7月巴基斯坦关税委员会就中国甲醛树脂反倾销案做出裁决，对一些中国公司征收反倾销税。
两国关于签订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开始，但这一被认为加强两国经贸联系的重大措施在巴基斯坦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许多制造商持反对态度，巴不同的商贸团体已就与中国签署FTA向政府提出质问，建议政府推迟实施该项FTA时间，因为“过早的对中国市场开放对本国工业极其不利”。[7]
虽然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开发力度，巴基斯坦已经是中国在南亚地区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最大市场。但中国在巴投资主要局限于资源开发、工程承包等领域，与巴基斯坦当地经济的融合度较低，对当地经济的带动效果不明显，在消费群体中形成中国品牌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和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密切相比，中巴经济关系基础仍然薄弱，且面临着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挑战。
（二）双边民间层面交流不足
虽然中巴友好在两国可谓妇孺皆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人民之间真正做到了互相了解和理解。中巴各领域合作关系多为政府所主导，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特别是巴基斯坦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主要源自4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坚定支持，而非两国人民之间密切交往形成的自然亲近感。
纵观中巴两国民间往来，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评价，也要承认两国民间往来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潜力巨大通常不过是发展水平不足的委婉表述方式。中巴两国只保有三条空中航线，且不是每天执行。陆上交往仅通过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中巴友谊公路联系，因气候限制亦无法实现全年通车。
两国接壤区域地理环境的恶劣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员往来的不便，但这并不是双方民间交往不足的唯一理由，毕竟，中国和许多不接壤的海上邻国之间完全依靠空中航线的人民往来要密切得多。2005年，中国一共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旅游者2025.51万人次，其中来自巴基斯坦的仅有83813人，比重为0.41%，比重较2004年巴基斯坦公民在外国来华游客人数所占比例不升反降，在外国公民赴华人数排名排在第23位，在亚洲排在第12位。巴基斯坦公民赴华人数同比为印度公民赴华人数的三分之一弱，很难作为中巴两国关系“全天候全方位”的证据。[8]
当然，来过中国的巴基斯坦公民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印度的相应数据，但是，人口少并不是来华人数少的原因，交通不便同样不是问题所在，中国另外一个陆上交通困难的邻国哈萨克斯坦总人口仅为巴基斯坦的十分之一，2005年来华游客却为18万之多，倍于巴基斯坦。
在中国公民赴境外旅游方面，虽然中巴两国政府早在2003年3月就签署了《关于中国公民赴巴基斯坦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政府也宣布将为赴巴的中国旅游者办理落地签证，但据统计，2004年中国公民赴巴基斯坦的仅有15700人，这与中国出境旅游者每年2000万人相比微不足道的数字还是在同比增长30.4%的基础上取得的。在中国公民赴境外旅游目的国排行当中，巴基斯坦名列第11位。[9]
（三）巴国内问题对中国在巴利益构成隐患
在巴基斯坦这个传统上对中国最为友好的国家，中国公民却频频遭到恐怖袭击。迄今为止中国公民在海外遇袭造成最严重伤亡的一次就发生在巴基斯坦。2004年5月，巴基斯坦西南部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建设工地，12名中国监理工程师遭到遥控汽车炸弹袭击，3人遇难，9人受伤。进入2006年，在巴基斯坦发生的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事件依旧时有发生，就在穆沙拉夫将军访华前夕，俾路支省的恐怖分子袭击并杀害了1名中国援巴工程技术人员。
巴基斯坦的国内安全问题不但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中国公司在对巴投资方面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中国公民对巴基斯坦的印象，成为政治外交领域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穆沙拉夫将军访华期间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都表示了对此前不久遭袭击身亡的中国工程师的悼念，并反复强调将尽力保证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的人身安全。
并不能将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频繁遇袭归因为“东突”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的藏匿与活动，[10]中资机构和中方人员成为袭击目标的根本原因在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民族分离问题。俾路支省是巴矿产资源丰富省份，也是中国援建大型项目集中的地区。俾路支省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在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民族关系等问题上的政策和做法存在不满，对瓜达尔港口建设工程等开发计划一直持反对态度。为了达到破坏或者迟滞工程的目的，俾路支分离分子近年来将袭击目标由巴基斯坦驻当地军警扩大到中国的工程援建人员。利用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巴友好关系的重视，以中国工程人员和工程本身为“高价值目标”，要挟中央政府对分裂势力做出让步。巴基斯坦在处理涉及中方人员的恐怖事件时表现出的快速反应和高度重视一方面固然证明了巴政府对维护中巴友好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也间接证实了俾路支武装分子并没有选错目标。
二、对中巴关系性质的认识和“外部导向型国家间关系”的缺陷
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利益是衡量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11]因为主权国家进行对外交往时首要考量目标总是利己主义的。即使是在国际合作成为普遍现象，合作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比关注战争、政治分裂的冲突理论更受欢迎的今天，[12]具有共赢目标和利他表象的国际合作仍然是建立在国家的利己主义基础上的。不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假定国家追求的是“权力、安全和财富”[13]权力，是获取安全和财富的手段，因而，安全和财富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开展活动的根本目标。
一般来说，主权国家行为体可以采取单独行动以增强安全和财富，例如扩充军备和适宜的经济政策，但主权国家同样需要通过和其他国家发生联系，开展对外活动以达到或趋近目标。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联系日益加强，国家互相影响普遍加强的当今，已经很少有国家能依靠单独行动追求安全与利益了。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成为国家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14]就国家开展对外活动所追求的两个目的而言，增进财富和谋求安全构成了建立行为体之间关系框间的基础。在传统的地缘安全格局下，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甚至一些创痛的国际关系理论仅仅关注“安全”问题，而完全忽视了增进“财富”也是国家对外活动的重要目标。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经济联系的日渐加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和地区形势，不但原有的安全矛盾出现调整，增进财富在国家间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甚至足以影响旧有的安全格局。
（一）“外部导向型”国家关系:对中巴关系性质的界定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中巴关系并非建立在增进财富和谋求安全这两个目标的基础之上，而是偏重于后者，甚至可以说完全依赖于后者。中巴关系在经济联系、人员往来等层面存在的结构不均衡问题并不始于最近，在上世纪60、70年代直至90年代的时候还要更为严重，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中的密切合作，也没有妨碍到两国将双边关系赞誉为“全天候全方位”式的“典范”。因为长期以来，经济联系、人员往来等以增进共同财富和相互信任为目的的活动在中巴关系中地位并不重要。中巴发展友好合作并不着眼于增进财富这一基本上属于双边框架内的目标，而是具有明确的外部目的，战略需求在于抗御共同威胁。中巴合作是由南亚地缘格局基本形势所决定的。本文将这种抗御共同威胁为目的的双边关系框架界定为“外部导向型”的双边关系。
所谓“外部导向型”的国家间关系，指的是主权国家行为体受到国际与地区格局的制约，以活动对象行为体以外的其他行为体为目标指向开展活动，与活动对象行为体建立起的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框架。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主权国家行为体）倡导与沙皇俄国（活动对象）建立同盟，其目的在于对抗德国（其他行为体）。在传统的南亚地缘格局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行为体）建立与中国（活动对象）的合作关系，目的在于对抗印度（其他行为体）。有些双边或者多边关系框架就不属于“外部导向型”，例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在APEC或者ARF内主权国家开展活动并不针对框架外的其他国家。不具备特别的排他性质，亦不存在一个典型的框架外目标。
中巴合作的目标不是内生性的，而是围绕着外部安全关系展开。自上世纪50年代末逐渐形成的中巴战略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两国分别与印度长期对立，40多年来印度一直是巴基斯坦的头号敌人和中国西部安全的主要威胁。近年来，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日渐猖獗，打击以“东突”恐怖势力为代表的“三股势力”成为中巴战略合作新内容。虽然中巴政府和民间历来高度评价两国“全天候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巴40多年来的亲密合作如果不是仅仅出于两国安全的共同需要，防范共同敌人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就国家对外交往所追逐的多项目标而言，具体在南亚地区格局的环境下，安全关系仍然占有首要地位。传统的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不存在行之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或者国际安全机制以避免冲突，地区外势力在本世纪以前对区内事务的干预程度仍是相当有限的。制约机制的缺乏为印巴三次兵戎相见提供了外部条件，而造成冲突的意图对双方来说都从来没有缺乏过。对于实力远逊于印度的巴基斯坦而言，寻求地区安全保障是抗御印度威胁的首要手段，巴基斯坦的国际活动只能以此为出发点。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印度并不是首要关切对象，但“南亚的印度”却是中国在南亚的唯一安全顾虑。假如印度对中国仅仅具有地区意义，就可以推定为仅仅是安全威胁。理论上说，即使中巴之间没有贸易联系，没有民间人员往来，没有任何文化交流，只要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立依然存在，而且印度仍旧视中国为长久的敌人，中巴之间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便会持续下去。
（二）中巴“外部导向型”双边关系的缺陷
但是，抗御共同威胁而结成的准同盟关系在一个历史时期内能对维护各自的国家安全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互相支持与协作很难确保两国关系的长久稳定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关系早已不仅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和安全领域，经济合作的水平和程度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长期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则构成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补充。虽然政治和安全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一般被称为“高政治”，经济关系仅被传统的政治学家宽容地命名为“低政治”，但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互相依存才是构成国家间关系的一般和长久基础。“高政治”领域的高水平并不能抵消“低政治”领域的低发展，而缺乏后者奠定的基础却将对前者的持续稳定构成威胁。
此外，两国人民在情感上的互相喜好或者憎恶也能对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对于加深国家和民族间的了解和理解意义重大，频繁而深入的民间多层次交流是两国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重要情感基础。在某些特例中，民众之间的情感甚至能够左右一个时期内的国家外交政策。固然，政府间着眼于战略层面的合作项目在规模、效果等方面都是民间交往无法比肩的，国家关系的“大环境”决定了民间交往的“小环境”。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小环境”改善对“大环境”的优化作用。良好的民间互动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政治安全乃至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关系，而且可以产生附加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缺乏了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这两种作为增进财富的重要手段的支持，单纯依靠抗御外部威胁而形成的“外部导向型”国家关系，一旦外部环境有所调整，很容易因为缺乏内部支撑而动摇。
进入21世纪，南亚地区国际格局有所调整，中巴关系的外部主导性因素出现变化，中印关系、印巴关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缓和，中国和印度还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印度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仅是“南亚的印度”，而是具有了全球意义。此外，地区外大国积极介入南亚事务，美国构建单极世界的努力对中巴关系形成冲击。中巴关系面临着南亚国际秩序变化的考验。
下面，将具体论述南亚国际关系格局调整对中巴关系将要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南亚国际秩序变化对中巴关系的影响
（一）中印关系改善对中巴关系的挑战
依照中国大周边战略的需要。2000年来以来，中国着手调整对印度政策，印度则出于实现世界大国梦想的考虑，适时地调整了对华政策。在两国政府的良性互动下，双边关系迅速从1998年南亚核危机之后的冷淡状态摆脱出来，两国关系在超越了一些纠缠已久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后快速升温。2005年4月11日，中印两国总理在新德里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领土问题上都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只是近年来中印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政治表现之一，两国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取得的进展更是令人瞩目。
中印双边贸易在21世纪前仅仅处在数亿美元的低水平，2005年已经达到187亿美元，[15]远远将中巴贸易抛在后面。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的200亿美元。美国史汀生中心学者齐亚德·海德尔（Ziad Haider）在评论中印关系走向时说:“经济关系的加强必然造成两国和平要素的巩固，并提高对抗的门槛。”并反问，按照目前的中印经济关系，“什么情况下印度会认为值得牺牲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而站在美国一边反对中国？”[16]实际上，这句话对中国同样适用。印度已经成为中国南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制定南亚战略时不可能回避中印经济联系这一重要问题，而仅仅考虑政治、安全因素。如果说在政治安全领域内，中巴关系仍然是中国南亚战略的基础的话，在经济领域，这一论断已经没有事实依据了。
中印关系的迅速发展虽然离不开南亚地区整体国际形势的缓和，也基本上与巴基斯坦改善对印关系保持了同步，但仍旧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巴基斯坦的一些疑虑，中印“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得巴基斯坦一些官方和民间人士感到困惑。
巴基斯坦对中国改善对印关系的猜疑心态可以从巴基斯坦政府和媒体对中印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的外交对话的解读中窥见一斑。2005 年4月11日，中印两国政府首脑发表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中国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声明“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声明被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媒体解读为中国支持印度“入常”。巴基斯坦《国民报》下属的英文网络版《国际新闻》次日以“中国为印度入常背书”为副标题，称“北京将支持印度成为扩大了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安理会改革到达某一阶段时，中国将支持印度的努力”。[17]4月16日，该报以“龙象共处”为标题对中印关系进行评论，敏锐观察到了中方4月11日和12日在印度“入常”问题上态度的细微变化，称“4月11日中方表示，中国欢迎印度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当中”，次日则修正为“中国完全理解和支持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包括在联合国内”。评论还说:“巴基斯坦不应该因为中国和印度‘准备就安理会改革问题开展密切磋商和合作’而担忧，也不必拘泥于中印和中巴联合声明所涉及事项的区别”，强调“中印关系和印巴关系的发展不应该是一个零和游戏”。[18]话虽如此，巴基斯坦人对中国在印度“入常”问题上的态度之关心已经到了穷追细枝末节的地步，此问题对巴方的敏感由此可见一斑。
和媒体不同，巴基斯坦政府保持了镇定和对中巴友谊的信心，卡苏里外长强调上述报道是“片面的”，并称对中国在安理会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满意”。然而在外交实践当中通常的做法却是，谈论某一个问题至少意味着关注这一问题。虽然，随后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方的立场被证明与巴基斯坦并无显著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完全是在自寻烦恼。巴基斯坦对中印关系的改善表示关切，就巴的安全利益而言是有道理的。
巴印关系近年来有所缓解，双边贸易不断取得进展，两国还计划启动自由贸易谈判，南亚大地震中受损严重的巴基斯坦也体会到了印度的善意，但所有这一些对巴基斯坦而言都不过是细枝末节问题，两国关系中涉及巴基斯坦安全与生存的重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出于巴基斯坦自身安全考虑，巴基斯坦不希望中印关系的改善快于印巴和解的步伐。
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巴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印度，在两国各自的地区安全观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至少在巴基斯坦看来，中国已经不再将印度作为军事上的对手和潜在的敌人，而巴基斯坦还没有改变对印度政策的事实根据。[19]两国各自对印度战略需求的变化无疑将影响到“外部导向型”的中巴国家间关系，尽管这种影响目前还只是在心理上起作用，尚未进入现实政策层面。然而作为常识，一个人如果怀疑某件事情，通常便会不断地找寻支持怀疑的证据，并最终导致事件的自我实现，国家间关系也是如此，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实践正在不断证明这一点。
（二）美国南亚战略调整对中巴关系的影响
美国的全球卷入使得当今几乎任何地区问题都具有美国背景，美国全球战略下对任何一个地区的子战略都对该地区国际格局走向产生着重要影响，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冷战结束后，美国趁俄罗斯实力下降大举进入南亚，对南亚国家实施“超越均势”政策，由美巴联合对抗苏印转为拉拢印度挤压俄罗斯在南亚的战略空间，华盛顿与伊斯兰堡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美国向印度倾斜的政策虽然在1998年南亚核危机期间遭遇一定挫折，华盛顿表面上做出了同时疏远印巴的姿态，然而并没有停止对印度青睐有加，但对巴基斯坦的白眼却保持了较长时间。2005年7月18日，布什总统与到访的辛格总理宣布美印两国进入“新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时代，标志着美国南亚新战略基本成型，美国“厚印薄巴”的南亚政策已成定局。
然而美国“印度第一”的南亚新战略并不等于美国彻底疏远巴基斯坦，不过是受对华战略影响不得不做出的战略取舍而已，美国并没有放弃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地缘价值在于反恐怖、防扩散、为“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树立样板。美国并不愿意将巴基斯坦拒之门外，更不愿巴基斯坦沦为陷入极端势力之手的“失败国家”。此外，冷战时期的美巴合作也使美国在巴基斯坦拥有一定的外交资源和民意基础，插手巴基斯坦并逐步排挤中国并不是毫无可行性的空想。
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国停止了1998年以来对巴基斯坦的“冷冻”政策，给予巴“非北约主要盟国”（MNNA）地位，并宣布恢复提供F－16战斗机，[20]从2005年起分5年向巴提供30亿美元。美向巴提供的一定援助，在促使巴基斯坦积极参加反恐战争，防止巴滑向极端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离间中巴关系的附加效果却付之阙如，这要归因于中巴牢固的传统关系和美国南亚倾斜政策的自相矛盾。不过，美国近年来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并非无尺寸之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美国资本的不断注入带动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复苏，在西方投资的刺激下，巴基斯坦已经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连续三年超过7%以上。在对外贸易方面，美国是仅次于欧盟的巴基斯坦第二大出口国，2004年巴对美出口达到28.74亿美元，是对华出口的4.87倍。[21]至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巴美关系与巴中关系相比对巴基斯坦更为有利。
不但如此，2004年巴基斯坦实际完成出口144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为86亿美元，为最大宗出口项目，其中大部分产品销往美国等西方国家。[22]巴基斯坦2005年纺织品出口额大幅下降，为53.9亿美元，仍主要销往欧美国家。[23]在巴基斯坦制定的贸易计划当中，和国家安全战略相反，美国和欧盟成为首选目标，而不是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出口的龙头产品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遭到中国产品猛烈冲击的纺织品，巴基斯坦的出口创汇部分地是在与实力强大的中国纺织生产商竞争，中巴在纺织品领域中虽然没有贸易摩擦，但却存在着严酷的竞争关系。
中巴并不密切的民间交往也为美国向巴基斯坦渗透与中国争夺民间基础提供了可能性。美国专门拨款帮助巴政府改革学校课程设置，利用非政府组织援助巴基斯坦社会教育、福利和扶贫，在南亚大地震当中，美国、西方盟国、北约都表现出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公关工程”虽然主要目的在于收买人心，树立西方国家的良好形象，但在客观上也能收到淡化中国形象的作用。
中巴关系在美国南亚战略调整的影响下虽不至于出现重大波动，但不能因此而小觑美国利用经济援助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点火”的能力。
四、结语
虽然中巴关系面临着一些内在结构性问题，而且受到美国调整南亚战略和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但根据当前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南亚国际格局主要角色之间以中巴为一方、印度为另一方的对立局面至少在传统安全领域并没有改变，主导中巴关系的外在决定性因素依然存在。不过笔者认为，中巴关系的内在基础并不足以应对南亚国际格局的迅速调整，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存在、中印关系的改善都将影响中巴关系的外部环境，从而使40多年来历经风雨毫不动摇的中巴关系遭遇挑战。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价值在于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其中首要是安全领域，巴基斯坦仍以印度为最大威胁，以中国为最可靠安全保证，对华战略需求并未发生变化。但是，如果巴印关系持续缓和，巴安全形势改善，甚至出现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实现印巴和解的可能性，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意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而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亚一隅。即使中印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渐深入，中国不再需要顾虑西南地区的领土与安全问题，即使印度明确表示不会参加美国策划的对华包围圈，巴基斯坦对中国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巴基斯坦不但是中国边疆维护稳定的重要保障，作为穆斯林大国和唯一的有核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还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外交布局的战略支撑。因此，针对中巴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全方位多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帮助巴基斯坦提高地区与国际地位，全面参与巴基斯坦的开发与建设，利用中巴传统友谊扩大宣传和文化交流，增加对巴基斯坦社会福利事业、教育事业的援助，夯实中巴战略合作的基础，应对南亚地区国际形势变化的新挑战。
（原载《当代亚太》2006第10期）
【注释】
[1]根据前中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魏渭康的回忆，《齐鲁周刊》2004年3月16日。
[2]如2003年穆沙拉夫将军访华时及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巴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
[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4]上述数据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资料统计。
[5]引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经商处网站资料。
[6]引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经商处网站资料。
[7]引自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经商室网站。
[8]上述数据根据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网资料统计。
[9]上述数据根据中国行业资讯网《2004年中国旅游市场研究报告》统计。
[10]经过中巴多年的反恐怖合作，在巴基斯坦的“东突”势力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在“东突”组织中作用最大的恐怖分子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巴方安全部队击毙。进入本世纪，巴境内还没有发生过一起由“东突”势力策划并成功实施的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
[11]［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文版，第24页。
[12]这并不是说国际合作在今天已经压倒性地战胜了国际冲突，现实情况几乎恰恰相反，而且在合作中冲突仍然随处可见。国际社会的基本命题至少在今天仍然是首要考量冲突的安全问题。对合作理论的推崇与其说体现了现实，还不如说代表了希望。
[13]［美］玛莎·费丽摩:《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4]就国际关系的话语环境而言，可以假定，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只有其对外开展活动或者其“内部”行为涉及其他国家时，对其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才有意义。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纯粹的“内政”已经往往成为偶然现象。
[15]引自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经商处网站资料。
[16]Us-India-China:Giants at play，Indian Express，July 30th，2005.
[17]China，India ink accord to resolve border dispute，boost trade，The News（Internet Edition）April 12th，2005.
[18]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an get along，The News（Internet Edition），April 16th，2005.
[19]穆沙拉夫将军近年来对印巴关系改善作出了诸多努力，然而印巴关系并没有因而进入互信阶段。2006年7月孟买大爆炸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与巴基斯坦有关，但改善幅度有限的印巴关系却应声下滑，再一次证明了印巴互信的脆弱性。
[20]不过美国兑现诺言的程度是有限的，巴基斯坦获得的F16战斗机早在1998年之前就已经付过款了。
[21]上述数据引自《巴基斯坦2005-2006财年贸易政策》，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经商处网站资料。
[22]上述数据引自《巴基斯坦2005-2006财年贸易政策》，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经商处网站资料。
[23]数据引自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经商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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