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与农业生产格局变动趋向
刘小京
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地区农业生产格局变动的连锁关系，是我们在做中长期农业发展研究时，必须注意并准确把握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对此做一些描述。
一、对历史上我国城市与农业生产集中地格局的简单回顾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分工乃至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早期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早期农业以木、石、蚌等制作的刀、镰、铲为生产工具，以“烈山泽而焚之”[1]为主要耕作方式，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耕种几年就因土地肥力下降，需抛荒另行贞焚，即经过卜问而另行火耕。加之运输手段和运输能力的低下，因而农业对城市发展构成了两个方面的限制：①城市规模。由于能够集中的剩余农产品数额有限，难以养活太多非农人口，因此，“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2]②城市稳定性。早期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一旦生态失衡，农业生产集中地就发生转移。于是，直接仰赖周围地区剩余农产品的城市人口，就不得不随之迁徙。这就是所谓“不常厥邑”。[3]据史料记载，夏后世六迁（或十迁）其都，[4]商“自契至汤”，“十四世凡八徙国都”；“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5]
春秋战国时，铁制农具和畜力并始在农业生产中普及，耕作制度和耕作方式有了很大进步，农业生产关系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加之大型灌溉工程的兴修，我国农业生产集中地区的剩余农产品数额有了很大增加。秦汉以后，我国又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和郡县制度，国力空前强盛。至汉武帝时，作为当时农业生产集中地区的关中已是“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6]这正是汉代长安最盛时人口达40万的物质基础。
尽管如此，秦统一至西晋灭国，以历代中央王朝都城为代表的古代大都市，仍局限在当时的农业生产集中地区，如咸阳、长安、洛阳。国内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与农业生产集中地高度重合，城市对农业生产集中地区的依赖性仍然很强。其间，战乱曾使京畿地区“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7]但一迄战乱平息，新朝建都仍屡屡选址于旧朝故地。
隋炀帝时，自古号称天府的关中，已经不能满足中央政府机构的需要，而南方地区则“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复衣天下”。[8]不论隋炀帝主观意愿如何，大运河的开通，使南方的粟米布帛转运到北方地区成为现实可能，终于把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中心的南方，同仍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北方，以通畅廉价的水运联结起来。这是我国城市发展史和城乡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直接为唐代长安成为“世界首都”以及长安、洛阳“两帮并立”奠定了物质基础。从此，历朝建都不再以农业生产集中地区为限。
明清时期，随着我国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更趋繁荣。与此同时，城市功能也日趋复杂化，城市作为地区的工业生产中心、流通中心和消费中心的倾向，明显增强。特别是江南地区，已发展为我国最初的具有雏形状态的城镇化地区。明中叶时，南京人口已达120万人，[9]并住南京周围形成了若干大规模的手工业专业生产区域，如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杭州的丝织业，等等。区内主要手工业产品的市场范围已扩展至江南地区以外，甚而遍及全国。受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江南市镇规模也日渐发达，市镇人口“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上万家者”。[10]同时，城市和市镇中主要手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程度已相当之高。例如，至18世纪晚期，杭州已有织机3000部，拈丝车1300部；同期，宁波织机850部；绍兴织机1600部，拈丝车205部；湖州织机4000部。[11]大规模的、集中的手工业生产，向地区农业提出了新的也更具吸引力的市场需求。这一需求能使农民在专业生产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在比较利益驱动下，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总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是工业原料生产（如棉、茧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其次是工业原料生产与粮食生产的分工渐次明朗化，农业生产出现商品化倾向；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粮食生产在国内粮食生产中渐次降至比较次要的位置。所谓“江浙熟，天下足”，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格局从以维持生计的作物为主，转变为以多种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大约在清代中期，松江府及太仓州所属各县，棉花种植已占耕地面积的60%～70%；浙江75县中，也已有“30余县完全以养蚕为主”，其中桐乡县“以蚕代耕者什之七”。[12]粮食生产则有渐趋停滞的迹象。以江苏省稻米亩产为例，宋代为326斤，元代为347斤，明代为450斤，清代（18世纪）为550斤，清代（19世纪）为501斤。如果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有关情况作一横向比较，则18世纪以后，苏松地区米的亩产基本稳定在2石左右，湖州2～3石；而湖南省则从18世纪的3石，提高到19世纪末的5石，四川境内也曾有6～7石的记录。[13]明朝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不能满足本地区需要，而不得不“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至清代，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等府厅，外省“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温州、处州所产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杭嘉湖地区“每岁产米敷数月口粮”。整个江南地区，年需外省济粮500万石左右。[14]
以上分析说明，城乡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在古代社会中，城市生产功能很弱，农产品主要来自供奉税负等，城市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大，即农业生产集中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大都市的地理位置；农业生产集中地的生产规模和劳动手段，决定了大都市的规模；农业生产集中地的盛衰，决定了大都市的盛衰。以后，随着农业生产集中地区的扩展和分化，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剩余农产品数额的增加，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城市商业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城市的生产功能和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较大地域范围乃至全国性的商品市场也得以初步发育，城市对乡村的直接依赖减弱，并在城乡关系中渐居主动地位。终于，城市按照自身发展的需要，对其经济辐射所及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进行了重新构造。
二、国际比较
西方近代城市发展对于农业生产格局的影响，是伴随其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以比较经济利益为基本原则，逐步实现的。据此，生产布局学的奠基人屠能，在其经济学名著《孤立国》中提出了“孤立国”理论。屠能首先假定，有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社会经济单位，称为孤立国。国土均属沃土平原，平原中央唯一城市是全国农民购买工业品、出售农产品的市场。屠能认为，在距离城市市场远近不同的地区，应配置不同的作物：接近城市的地区，运输方便，宜于集约经营，可生产体积大、易腐烂的产品；远处运费昂贵，则生产耐贮、便于运输的产品。这样，以城市为中心，由近及远，形成界限分明，内外衔接的若干环状地带。这种环状生产分布通常称为“屠能圈”（如图1所示）。
图中由内及外，第一圈为自由式农业，即摆脱当时通行的轮作体系来种植蔬菜，并用舍饲方式饲养奶牛供应城市鲜乳；第二圈为林业；第三圈为轮作式农业；第四圈为谷草式农业，即谷类作物与饲草轮作；第五圈是三圃式农业；最后一圈为畜牧业。
屠能的“孤立国”理论，是据19世纪前期农业生产格局提出来的，今天看来，多有不足之处。但屠能毕竟开生产布局理论之先河，为我们开拓了相当广阔的理论探索空间。迄今，西方国家农业生产格局虽然经历了很大变化，但仍能以“屠能圈”某种改变的形态予以说明。
先看美国的情况。美国东北部的11个州是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在美国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1950～1982年间，东北部11州农场数目减少了42%，截至1982年，整个地区的农场数目仅占全国的6.7%，耕地只占2.7%，农场的平均面积尚不及全国平均面积的1/2。[15]与此同时，美国中北部（由大湖区各州和玉米带组成）成为全国农业生产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1952年，中北部的玉米产量尚不及全国的一半，1982年已占全国玉米产量的3/4左右。其中，仅玉米带各州，即占全国总产的55%。此外，中北部地区生产的大豆，占全国大豆总产的65%、乳产品占40%、肉猪占70%。1982年，该区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均占全国的30%左右。[16]中部大平原10州的情况与中北部地区相似。1950年以来，大平原地区已逐渐成为美国的重要粮仓和肉类供应基地。到70年代末，该地区出口的小麦约占全国出口小麦的50%，出口棉花的39%，玉米和高粱生产也在全国占很重要的地位，畜牧业产品的年产值已占全国的50%以上。[17]正因为此，有关学者提出，美国整个农业生产的重心有向西部移动的趋势。[18]
图1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等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日本是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相当低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重心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向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转移的趋势也相当明显（见表1）。
表1 日本典型地区稻米生产在全国稻米总产中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向
注：Ⅰ地区——近畿地区。
Ⅱ地区——北海道、东北地区。
资料来源：张文奎等：《日本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3页。
表1清楚地表明，在战后30年里，日本Ⅰ地区农业生产的相对优势地位，已为Ⅱ地区所取代。而与这一转变过程密切相关的经济地理环境变迁是：Ⅰ地区为日本工业化、城市化最发达地区，区内所创造的国内净产值在全国国内总净产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Ⅱ地区为日本开发较晚、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其国内净产值在总净产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1958年，Ⅰ地区创造的国内净产值占全国的46.1%，Ⅱ地区占15.1%；1979年，Ⅰ地区占53.7%，Ⅱ地区则降至12.7%。[19]
农业生产重心区域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美日两国城市化地区农业生产的“全面衰落”。1971年，美国农场的平均农业净收入为5581美元，而东北部11州农场的农业净收入为6563美元，[20]比全国水平高17.6%，11州中，有6个州的农场平均净收入高于全国水平，最高的两个州竟分别为11809美元和10722美元。[21]至80年代初，美国东北部以奶、蛋、家禽和蔬菜为主的农业生产，仍在国内占重要位置。例如，肉鸡占全国总产值的16%，蛋占15%，温室和苗圃产品占19%，牛奶占20%。[22]其农业生产表现出明显的集约化、精细化倾向。日本也有类似情况。1955～1979年间，Ⅰ地区在粮食、畜产品生产在全国总产中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蔬菜生产和水果生产在全国蔬菜、水果总产中的比重却增加了5.0和1.4个百分点（见表2）。
上述分析表明，战后美日两国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动趋向，是以“屠能圈”的某种改变形态出现的；屠能的“孤立国”理论对我们今天把握城市发展与农业生产格局变动命题仍有其借鉴意义。
表2 日本典型地区主要农产品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比重变化趋向
资料来源：《现代日本经济事典》，第20～21页。
三、近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格局的演进与分异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势力广泛入侵，使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史背景给我国城市发展和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动以深刻影响。1843～1949年间，全国主要城市中城市人口增长率超过500%的，有大连、哈尔滨、青岛、长春、上海、昆明、沈阳、济南、天津、齐齐哈尔和徐州11个城市。[23]除东北5市的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外，其余6市中竟有5市分布于东部沿海（即上海、济南、天津、青岛、徐州）。其中，上海的发展最引人注目，100年间，上海的城市人口增加了40多倍，并集中了全国工业资本的40%以上。[24]30年代下半期，江苏、浙江辖区内的城市人口（含上海人口）约有760万人，占当时全国城市人口总数的1/4以上；城市人口占辖区总人口的13.4%（当时，全国城市人口比重为5.4%），[25]表现出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受此影响，江浙两省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动特征为：收缩粮食生产，增加工业原料和出口农产品的生产（见表3）。
如果把上述农业生产格局变动予以简单抽象，恰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环状圈层分布：内圈为毗邻上海的江浙地区，工业原料生产和出口农产品生产在区内农业生产和全国总产中占日益突出的地位；外圈为其他距上海较远的省区，仍以传统农产品生产为主。这俨然是一个中国化的“屠能圈”。
表3
注：［a］为浙江省数字；［b］为江苏省数字。*为期内部分数字；**为非本期数字。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独立自主推进本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新的历史时期。很低的发展起点，不利的发展条件，加之诸多的战略失误和政策失误，使我国城市化水平长期偏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生产格局，也与一般发展规律有较大差异。其最明显特征是从50年代末起经济较发达省区的粮食生产在全国粮食总产中所占比重逐期增加。1954～1958年间，江、浙、粤3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15.38%，至1969～1973年间，增至18.49%，增加了3.11个百分点（见表4）。如以极值年计，1958年，3省粮产占全国总产的14.72%，1972年增至19.65%，增加了4.93个百分点。
表4 江、浙、粤3省粮产在全国总产中所占比重的增加
毋庸讳言，这种经济发达地区粮食产量在全国总产中所占比重的爬坡现象，是发生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极不正常的历史时期内的特殊现象，它有悖于农业生产格局变动的一般规律。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1966～1976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仅3.8%，农村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年增长不到1元钱，至1976年，仅为62.8元。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其间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了。[26]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仅636斤，农民的粮、油的人均消费量比1957年还低。[27]
四、我国农业生产格局的新调整
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城市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若干特大城市周围地区出现了普遍城市化的趋向。例如，以上海市为圆心，向外作直线推移，则在大约150公里的范围内，已有苏州、无锡、南通、常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杭州、张家港、余姚、常熟、海宁共计13个城市。[28]其中，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常州、南通已跻身全国20个工业总产值近百亿元或百亿元以上的大都市的行列。1986年，这一城市群的总人口为5206.25万人，占全国城市地区（包括辖县，下同）人口的8.6%；实现工业总产值1795.7亿元，占全国城市地区工业总产值的22.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94.1亿元，占全国城市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3.2%。[29]为能将工商业活动的聚集程度定量化，我们以工业产值为a，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b，y、x、z分别代表地区、市区和郊县的面积。那么，郊县工业活动的聚集程度为（ya-xa）/（y-x），我们称之为郊县工业密度；郊县商业活动的聚集程度为（yb-xb）/（y-x），我们称之为郊县商业密度。1986年，这一城市群的郊县工业密度为367元/平方公里，为全国城市市区工业密度（a/x）72元/平方公里的5.1倍；郊县商业密度为68元/平方公里，为全国城市市区商业密度（b/x）25元/平方公里的2.7倍。[30]
城市化趋向的增强，计划经济控制的削弱，对城市经济辐射区内乃至全国范围的农业生产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有关统计资料作进一步归纳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影响的理解。
首先，我们把全国29个省、市、区（未计台湾省，海南省暂仍计入广东省）分为3大类地区，即：①新老工业基地区（以下简称A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辽宁、山东、山西、河北、黑龙江、吉林、湖北、广东。上述省市或长期以来就是我国发达地区的主干，或为建国后国家投资相对密集的地区。②中下水平地区（以下简称B地区），包括河南、安徽、福建、江西、湖南、陕西、甘肃、四川。③边远内陆地区和民族地区（以下简称C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西藏、云南、贵州。[31]与此相对应，我们把这3类地区分别看做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城市化水平中下等地区和城市化欠发达地区。1978～1987年间，3类地区主要部门经济在全国主要部门经济中的地位变动情况如表5。
表5 各类地区部门经济在全国部门经济中所占比重
对表5作具体分析，则：①尽管A地区仍为全国农业生产集中地区，但其优势地位已有所削弱。1978～1987年间，A地区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中的比重下降了1.85个百分点；生猪生产更下降了4.06个百分点，已降至B地区生猪生产的水平之下。②1978～1987年间，A地区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下降0.1个百分点，所占比重仍高达71.3%；商业活动在全国商业活动中的地位明显增强，10年间，A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增加了6.3个百分点，所占比重高达59.4%。③将A地区主要部门经济在全国部门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变动趋向加以比较，则大致为剪刀型；同样，B、C地区各部门经济在全国部门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变动趋向，也可大致概括为剪刀型（见图2）。④把三类地区同一部门经济在全国总量中的地位变动趋向加以比较，则农业为x型，工商业为喇叭口形（见图3）。
图3
其次，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有代表性的省份——江苏、浙江、广东3省的有关统计资料，来进一步阐述城市发展对农业生产格局变动的影响。在3个省份中，江苏、浙江紧靠上海，广东毗邻港澳，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近年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1978～1987年间，3省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工商业产值（零售额）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向如表6和表7。
表6 3省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重
表7 3省工商业产值（零售额）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重
由表6和表7可以判断：①3省主要农产品在全国总产中所占比重下降，是以3省工商业活动在全国工商业活动中所处地位显著提高为背景的。②个别省份的个别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总产中所占比重虽有所增加，但这是以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比重的更大幅度下降为代价的。例如，10年间，江苏省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中的比重增加了0.53个百分点。同期，棉花产量比重下降11.44个百分点，生猪存栏下降1.19个百分点。③把3省主要农产品[32]产量比重指数作一算术平均，则在1978年，3省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国的20.95%，1987年下降至15.74%，10年间下降了5.21个百分点。而工商业活动[33]却从占全国的16.56%，增至22.20%，10年间增加了5.64个百分点。其变动趋向可概括为比我国A地区变动趋向开口更大的剪刀型（见图2）。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即以棉花为代表的工业原料生产。如前所述，在明清迄至近代江浙两省农业生产格局变化中，棉花生产一直是扩大的。但在近10年间，两省棉花产量在全国棉花总产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这一现象是在江浙纺织工业原料需求增加、生产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见表8）。它表明，在江浙两省农业生产格局变动中，不仅粮食生产呈收缩趋势，而且一些为域内城市市场所需求的工业原料品生产，也呈明显的收缩趋势，而由比较利益更大的农产品生产所代替。
最后，我们再对西安市有关统计资料进行加工整理，为以上分析做一些补充。西安是我国西北地区人口最多、工业总产值最高的城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亦居重要地位。全市总人口544.5万人，其中市区人口227.6万（1984年）。1978～1984年间，西安市工农业总产值从56.52亿元，增至80.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下同）。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了43.1%，农业总产值增加了36.3%。同期，工农业产值比重相对稳定，1978年为87.3∶12.7，1984年为87.9∶12.1。[34]但期内市属各郊县（区）主要农产品生产在全市总产中的比重，亦出现了明显变化（见表9）。
表8 江浙棉花生产与纺织工业生产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
注：*本年度数字。
表9 西安市各郊县（区）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市总产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陕西县情》。
具体分析表9，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①近郊县（区）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市总产中所占比重已经削弱。1978年，西安市区和长安县的粮食产量占全市粮食总产的35.17%，而到1984年已降至30.65%，下降了4.52个百分点；同期，生猪存栏从占全市的35.58%，降至29.14%，下降了5.12个百分点。②远郊县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市总产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已经取得了与近郊县（区）相近的地位。7年间，户县和周至县粮食产量在全市粮食总产中的比重从27.36%增至29.50%，生猪存栏从27.18%增至33.88%，分别增加了2.14和6.70个百分点。③中远郊各县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市总产中的比重未发生明显变化。④综合以上3点，至1984年，西安市中远郊和远郊各县的主要农产品生产，已占到全市总产的2/3以上，表明西安市中远郊和远郊各县已成为其农业生产的主要地区，市农业生产重心已经外移。⑤用图形表示1978～1984年间西安市各郊县（区）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市农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向，则大致为三叉形。它代表了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区域农业生产重心外移的一般趋势。⑥联系前面对全国3类地区的分析（1978～1987年间，B地区粮食产量从占全国总产量的37.29%增至39.06%，产量比重增加了1.77个百分点；C类地区从10.56%下降至10.36%，产量比重下降了0.2个百分点），则可将我国近期农业生产重心外移的趋向，大致界定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非边远内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范围以内。
通过对以上3组材料的分析，我们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格局的变动趋向。这一趋向表明，我国农业生产的重心正在转移，转移的一般趋势是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转向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将这一趋势与前面对历史资料和国际经验的分析加以比较，则不难判定，从总的方面讲，这一转移趋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属农业生产布局的正常调整。
五、重心转移，并不意味着农业衰退
农业生产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地区农业生产已经或正在走向衰退。战后美日两国农业生产格局变动已证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再依据对我国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分析，来加深对这一命题的理解。
先分析1978～1987年间江、浙、粤3省农林牧渔各业产值在全国各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动情况（见表10）。
表10 3省各业产值在全国各业产值中所占比重
据表10可知，10年间，3省农业总产值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增加了2.66个百分点。其中，种植业增加了3.04个百分点，林业增加了0.81个百分点，牧业增加了3.04个百分点，渔业增加了2.54个百分点。由于3省农村物价指数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致使上述产值比重的变化中含有一些不可比因素。但它可以近似地说明，3省粮、棉、猪等传统农业生产项目在全国总产中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整个农业生产并没有出现“全面衰退”的现象。
其次，重要农产品的人均生产量。通过有关资料分析可知，在21种（类）重要农产品中，3省农业劳动力人均生产量除粮食、猪肉两项生产比全国平均水平稍高外，其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农产品生产见表11。
表11 1987年三省部分重要农产品的农业劳动力人均生产量
显然，3省在全国农业生产中占相对优势的重要农产品由两部分构成：①自然条件适宜性较强的农产品，如广东的甘蔗、浙江的茶叶。②为城市居民所大量需求，又不便长途运输和久存的农产品，如水果、禽蛋、淡水产品等。这种构成是我国城市化地区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对自身优势的把握，也是保证我国城市化地区农业生产重新走向繁荣的支柱。
概而言之，近10年间，3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动特征为：稳定甚至收缩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整个农业生产趋向集约化和精细化。
六、结论
从城市发展完全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到城市发展和城市需求影响和带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城乡关系历史演进的一般轨迹。现代城市发展必然要求城市经济辐射区内的农业生产格局依城市的需要而不断变动乃至重构。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基本粮食供给又必须放在国内生产上，这是我国宏观农业生产布局的基本制约因素。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时期内，我国不可能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由近及远，单一而纯粹的农业生产环状圈层分布格局。但这并不等于城市化地区必须普遍地追求粮食自给乃至商品粮生产。事实上，在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的地区，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均已大幅度提高，如不顺势引导农业向优势产品集约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就必然导致农业部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严重外流，以致农业生产的真正衰退。何况，一味在城市化地区抓粮食生产，不仅粮食生产很难搞上来，而且还可能导致比“无粮不稳”更大、更直接的“无菜不稳”和“无肉不稳”的乱子。循着这一思路，还有许多文章可做，但已超出本文的议题了。
（原载《农村经济与社会》1989年第3期）
【注释】
[1]《孟子·滕文公上》。
[2]《战国策·赵策》。
[3]《尚书·盘庚》，转引自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4]《中国人口地理》（上），第7页。
[5]《史记·殷本纪》。
[6]《史记·货殖列传》。
[7]《后汉书·董卓传》。
[8]《宋书·传论》，转引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2页。
[9]《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2页。
[10]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11]徐和雍等：《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12]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6页、第31～32页。
[13]同③，第5～6页。
[1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256～257页。
[15]章嘉栋：《变化中的美国经济》，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96～97页。
[16]同①，第97页。
[17]同①，第97页。
[18]同①，第95页。
[19]《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20]为各州农场平均净收入的算术平均值。
[21]W.威尔科克斯：《美国农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6页。
[22]章嘉栋：《变化中的美国经济》，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23]《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24]《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261页。
[25]［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比版社，1984年，第282～283、390～392页。
[26]杨勋、刘家瑞：《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总体述评与区域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27]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走向现代化的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页。
[28]这种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城市分布相对密集的城市群地区，还有京津、珠江三角洲、沈阳、哈尔滨、南京、武汉、重庆、成都、西安9个。
[29]《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1987）。
[30]根据《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1987）有关数据计算。
[31]这一地区分类据《走向现代化的抉择》，第118页。
[32]包括粮食、棉花、生猪3项。
[33]工业总产值比重和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的算术平均值。
[34]据何金铭等：《陕西县情》，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2页有关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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