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寻根
叶 坦
中国现今经济学的“根”在哪里？有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或“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底是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如此等等，成为有争议的经济理论问题。本文从系统考察汉语“经济”一词的原初语义与运用实例入手，考辨其切实含义与变迁轨迹，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经济之学”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逐步发展的“经济学”的分析，考证中国接受“西学”并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努力的艰难历程。
一
近年来，有关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或国际化等问题，成为有争议的经济理论问题之一。称谓不一，但核心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到底是否“普遍的、一般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其是否有国界或阶级性、是否面临范式危机等等；与此相应，是否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或有无“中国经济学”，以及构建中国经济学是否应有多元基础等等，讨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远非我在这里可以置喙说清。[1]
但我将这些讨论视为跨世纪学术发展的一种趋向。在“近代”与“西方”这两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Social Sciences”，在脱离了这两个背景的现今中国（大概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学术挑战在世纪之交愈显严峻，而经济学尤甚。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必然对经济学提出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的要求，而其他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进行的学科理论探讨与研究方法创新，也证明了原有的学科划分或基础理论与方法面临更新和发展的时代挑战。创新是从学科以外去借鉴参照，还是从研究对象本身去总结提炼，抑或兼而有之的整合与升华，都离不开对本学科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分析的努力。随着21世纪的到来，各种“百年反思”接踵而至，而经济学学术史却未得到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曾提出跨世纪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础或前提工作，是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2]
经济学学术史的研究，首先是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学科责无旁贷的职责。
“中国经济学的寻根与发展”是个有价值的话题。我感觉其中有一个关键处就是“寻”中国现今的经济学之“根”。一般认为经济学在中国学术中是“西学”之一种，是“舶来品”。不过，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科中，也有“非西学”性质、甚至是以所谓“旧学”为重要内容的学科，例如: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时代占据了很大版块，而“彼时”的这些已注入本土斯民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为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着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于本国的研究自近代以后不可能孤立隔绝，不能不与世界发生联系，经济科学尤其如此。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尽管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却有据此认识“中国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特有优势，也具有提炼、总结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理论的学科优势。寻中国经济学之根，有必要从汉语“经济”一词的原初语义与运用实例入手，考索其切实含义和历史轨迹，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进而考察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探索的艰难历程。
二
现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到底是西文“economy”的中译，还是古代汉语中“经邦治国”、“经世济民”等意义的“经济”之遗绪延伸？这涉及语源与内含的考证。据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汉语“经济”一词的语源一个是日语的“经济”（keizai），再一个语源是古代汉语，列举出《宋史·王安石传》。又，记述此词为英语“economy”、“economics”的意译。此书“经济学”条目记汉语的“经济学”来源于日语的“经济学”（keizai-gaku），又说明是英语“Economics、Political economy”的意译。就是说，现代汉语的“经济”有两个语源，即从古代汉语和日语而来；“经济学”则译自日语，而日语此词又是从西文意译而来。西人考证经济与经济学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3]日本较为权威的辞典《广辞苑》（第4版，1991年）“经济”词条的解释:①《文中子·礼乐》治国救民、经国济民、政治。②economy经济。③俭约。“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economics）“研究经济现象的学问……旧称理财学。”也就是说，日文“经济”有来自汉语“经国济民”之“经济”的含义；但作为一门“学”，则是西文的日译。我考察江户时代就有以“经济”命名的书，如太宰春台《经济录》、海保青陵《经济谈》、佐藤信渊《经济要录》等，大抵取义于古代汉语。至于西文日译，据考日本早期英日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未收“economy”，文久二年（1862年）堀达之助等编《英和对译辞书》（开成所刊印，仅早稻田大学和静嘉堂藏。到庆应三年增补改正版则多处有藏）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经济学”，将“economist”译成“经济家”。庆应三年（1867年）神田孝平将W. Ellis的《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重译为《经济小学》。福泽谕吉1868年在其创办的庆应义塾讲授美国弗兰西斯·威兰德（Francis Wayland）《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3），最早在日本讲授西方经济学；同年翻译了在苏格兰出版的供学校和私人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是最早向日本系统传播西方经济学的人。日本经济思想史家高崎经济大学校长山崎益吉提出:“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的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他强调“经世济民”的本义不应丢，[4]这与《广辞苑》1991年版“经济”词条首项还保留“经国济民”等释义是一致的。总之，日本人在翻译西文经济学时使用了汉语词“经济”，国人后来又把西文日译后的此词“译”回了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经济”的另一个来源。
古代汉语的语源显然早于日文中译的语源，那么，古代汉语中的“经济”最早是何时开始使用的呢？古文献浩如烟海考证颇难，有说法认为上溯到殷商时代已有相关之“经”或“济”，但“经济”作为一个词出现则要晚许多。我查遍《十三经》之类的古籍，没发现“经”书中有“经济”一词，倒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晋书》记述西晋“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义曾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说他们:“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事在303年。又，东晋明帝（司马绍，323～325年在位）褒奖纪瞻的诏书中说:“（纪）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再有简文帝（司马昱，371～372年在位）致殷浩答书曰:“足下沈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5]4世纪初的西晋已正式使用“经济”一词，这是我迄今看到的最早记载。较隋人王通（584～618年）《文中子》卷6中所记“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以及《宋史》中的相关记载早数百年。
到南北朝，如《宋书·蛮夷传》记宋文帝因克林邑，嘉诏:“龙骧将军、交州刺史缫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经济。”唐以后，此词用得比较多了，如史赞唐玄宗“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名臣魏征之赞称:“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宗用之，子孙长世。”唐宪宗时宰相裴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唐诗中也有不少，如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诗有:“令弟经济士，谪居我何伤。”《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杜甫《上水遣怀》诗中有:“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万言经济略，三策太平基。”[6]再到《旧五代史·唐书九·庄宗本纪》记述同光三年（925年）水灾地震，枢密承旨段徊上奏说以往“天子将求经济之要，则内出朱书御札以访宰臣”。至宋代，“经济”之用又有发展，《李觏集·富国策第一》有“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大儒朱熹曾评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又史称叶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陈亮“志存经济，重许可”。[7]以上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经济”的内涵不外乎“经邦治国”、“经世济民”、“经国济世”等；文献中多“经济之略”、“经济之才”、“好谈经济”，“雅负经济”等等用法。另有作官职名，如《金史·傅慎微传》记其任京兆等三路“经济使”。
值得注意的是，宋以来“经济”不仅普遍使用，而且出现以此命名的不少书。《宋史·刘颜传》载其著《经济枢言》，《宋史·艺文志七》记马存《经济集》12卷等。自宋名为“经济”的书主要有:
宋·滕珙（字德章，号蒙斋，婺源人，淳熙进士，任合肥令等，朱子学人）编《经济文衡》前后集各25卷、续集22卷，其中记有三代贡、助、彻法，秦代阡陌之制，当朝王安石新法等。元·李士瞻（字彦闻，新野人，至正进士，任参知政事等）撰、其曾孙李伸辑《经济文集》6卷，此书虽名为“经济”实际多是往来简札、书信等。明·陈其愫（字素心，余杭人）编《经济文辑》32卷，天启时成书，录明代嘉、隆以前议论之文，分为官制、地理、刑法、财计、河渠、漕运、工虞等类目。明·黄训（歙县人，嘉靖进士）编《皇明名臣经济录》53卷，辑洪武至嘉靖名臣之论，分为赋役、屯田、盐法、茶法等。明·冯琦（字用韫，临朐人，万历进士，任礼部尚书等）编《经济类编》100卷，为“经世济民”之用，记述储宫、理财、赋役、治河、漕运、货殖等。明·陈子壮（字集生，南海人，万历进士，任礼部侍郎等）编《经济言》12卷，辑先秦管、韩至唐宋名士之言，分类标题，主要供程试之用。
明人张文炎编《经济文钞》11卷、李豫章撰《经济录》2卷、张炼编《经济录》2卷、贺中男撰《经济名臣传》4卷、汪学信、汪以时编《经济宏词》12卷、沈一贯编《经济宏词》15卷等等。《明史·艺文志》还载有黄溥《皇明经济录》18卷、王杰《经济总论》10卷、陈仁锡《经济八编类纂》255卷等。明代“经济”之书蔚为大观，其中多有备场屋答策之用的内容。清《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1706年成书，1726年重编）分为六汇编，“经济”汇编内有食货典83部。清人钱大昕《元史艺文志》4卷，四部下有“经济”类。清“求自强斋主人”编《皇朝经济文编》128卷，1901年出版，此书比以往经济文编增列“西政”，介绍外国情况。同年“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62卷，专以讲求经济为宗旨。[8]清人以“经世”之名言经济事物较普遍，名为“经济”的书较明人更重“经世致用”而轻场屋之需。
上述诸书名为“经济”，内容基本不出“经国济民”等传统含义，并有不少是供科考之用的，说明入仕要求懂“经济”。中国虽很早就有“食货”、“货殖”、“理财”、“富国”等比“经济”具体得多的语词，在“讳言财利”的时代，其宏观性、整体性、政治性特征，决定了“经济”具有较“财利”重要而广博的意义；而且，在经济与政治和文化难分离的时代，单纯性的经济不独立而从属于政治，这在中外都很相似。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内容更加丰富，将相关内容归类整理编纂成书并命名“经济”，虽还不可言此为“学”，却也不是单纯的语词使用了。不过，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在中国还是接受了“西学”之后的事，却不能说这门学问完全是或只源于“西学”。
三
汉语“经济”的另一语源是日译西文，那么，英文“economics”又从何而来呢？来自希腊文，这几乎是经济学界的成论，但有必要看看希腊文的含义及其演化。
色诺芬（Xennophon，约前430～前355年）的《经济论》最先使用西文“经济”一词。其书名原是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κοζ》“οικοζ”作为“家”解释，“υομοζ”是法律或支配的意思，“οικουομικα”就是这两个字组成的，原意是“家政（或译家庭、家务、家计）管理”，所以此书又称《家政学》。英文的“economy”一词就是从希腊文这个词演变而来的。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政管理”范围。
伪亚里士多德（Pseudo-Aristotle）的《经济论》，约作于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期间，真实作者不详，但近代学者威尔卡克（Wilcken）、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安德里德斯（Andreades）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讨论。[9]此论分为两卷，第1卷讲家庭经济，与色诺芬《经济论》一样，其中的“οικουομικα”一词也是指“家政管理”；第2卷谈公共财政问题，内容有发展。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至前322年）的经济思想集中于《政治学》和《伦理学》中。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三个方面:经济学范围的定义、交换的分析、货币理论，这是埃里克·罗尔（Eric Roll）在名著《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中的论断。亚里士多德认为经济学研究取财术和致富术，为家庭和国家取财与追求货币增值是取财的重要内容，但他鄙视“货殖”而在意道德，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被联系起来。
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其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仿佛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是很相似的。例如大名鼎鼎的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1776年）之前就写了《道德情操论》（1759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是说，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都与今天的“economics”有不同，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于是，中国出现“富国策”等、西方出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的，是1615年法国蒙克莱田（A.de Montchretien）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此书是为治国献策的。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am Petty）1672年在《爱尔兰政治剖视》（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书中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755年卢梭（J.J. Rousseau）为法国《百科全书》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到詹姆斯·斯图亚特（J.D.Steuart）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ng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767），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第一部英文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广为沿用。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完成者，其代表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再到后来，如1837年布朗基（J.A.Blanqui）出版《欧洲政治经济学史》，被认为是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的开山之作。
就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来看，重商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重在流通领域，但也包括国家管理。到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学派，则研究重点转向生产和流通领域在内的再生产，接触到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规律。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政治或哲学思想已经逐渐分离，到17～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用于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理论科学的名称。到马克思又有发展，研究对象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被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19世纪末随着研究更倾向于经济现象论证而轻于国家政策分析，“政治”渐趋淡化，到威廉·杰文斯（W.S.Jevons）《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my，1871）1879年第2版序言中，提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1890年马歇尔（A.Marshall）出版《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从书名上就改变了政治经济学名称，有“超政治”的含义。关于19世纪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向，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相关词条中可见。20世纪以后，西方多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60年代以来又有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之倡导，提出要“复兴”政治经济学，但内涵复杂观点不一。
经济学是否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性质？回答不仅应当区分基本原理与具体应用，而且应当注意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差异。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国度或经济学家中，看法是不尽相同的。所谓不同国度的经济学，既含研究对象的差异，也有研究主体的区别。意大利经济学家科萨·路易吉（Cossa，Luigi）、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英格拉姆（J. K.Ingram）等人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著述中，就有“英国经济学”、“德国经济学”、“法国经济学”等说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到“关税同盟”建立（1834年），“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真正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到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10]
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随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深化而变迁。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经济事象的发展，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多极化”（或称全球化与区域化等）、学术研究的“整合化”与“细密化”（或称综合化与深入化等）交织迭进，基本原理的发展与具体国度和时代中的应用双向互动，推动“经济”的内涵与研究的理论方法都不断发展，各种经济学说史从不同视角提供了记录。中国20世纪前后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已有变迁，此后同样向着数学化、模型化发展，传统的人文精神愈加淡化。不过，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上述趋势又有新发展，从近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中，可以看到行为科学、伦理规范、制度变迁等也受到重视；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广域视野分析经济问题，已呈一种态势。例如1998年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道德关怀是其重要学术内容，其《伦理与经济学》（1987年）严厉批判经济学对伦理问题的忽视。
回到原话题。“economics”最初没有经过日译本也有直接被译到中国的，只是当时没有使用“经济学”这个词，而是使用有“中国特色”的“富国策”、“生计学”、“计学”等词。西方经济学自19世纪后期在中国传播，1867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清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名为“富国策”。其所用教材是英国亨利·福西特（H.Fawcett）1863年出版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教本》），1880年以《富国策》为译名（汪凤藻参译）由同文馆刊印，此书大概是中译西文经济学之始。中华帝国海关《国际健康保险博览会中国征集展品图解目录》（伦敦，1884年版）记录1884年在伦敦博览会展出的1850至1883年中译书（486种）中有政治经济学书2册。此后，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艾约瑟（J.Edkins）译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入门》）中译本，名为《富国养民策》。1900年以前中国还出版了介绍西方经济制度或政策的译本及外国人写的相关著书，如英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的《保富述要》（1889年）、李提摩太（T.Richard）写的《局外旁观论》（1894年）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898年出版西方经济学译著（主要是英国的）有12种、26册。这一时期中国人自著经济类的作品，也称“富国策”，著名的如陈炽1896年写的《续富国策》，其《自叙》称“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他是要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称英国“有贤士某，著《富国策》”使英国富强，而他著《续富国策》要倡“踵英而起”。[11]这时的“富国策”与古代不同，已有经济学即“economics”之含义了。
为什么不使用“经济学”一词呢？梁启超1896年《变法通议·论译书》说“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书。”在《〈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中说:“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虽曰新学，抑亦古谊也。”[12]他认为中国的《管子》、《史记》等文献中已有西学此内容。这时，梁启超还没有使用经济学，而是沿用“富国学”，又使用“生计学”等词。1902年他写出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介绍西方的经济思想史。日本学者指出:梁启超1902年5月后主要使用“生计”，1906年3月起多用“经济”，1910年2月回复“生计”，1912年10月后两词并用，到1920年3月，口头讲演仍用“经济”，严肃文章则用“生计”。这样的变化主要由于梁启超深受中国古文化熏染，要考虑古义与外来词的对应，同时也要面对一般大众和留日学生。欧战后，他开始怀疑国民国家而向往世界国家，对德国历史学派等国民经济学说兴趣渐淡，而趋向儒家的平天下思想，于是使用“生计”不仅是译词而且含“国计民生”之本义，“生计学”升华为“Political economy”和古代经世思想的统一体。上述变化反映了梁启超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13]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使用了《原富》之名，在“译事例言”即译序中说:“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者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他认为译为“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14]他同样认为古代中国已有“计学”之“本干”，但又说那时“不为专学”，即没有独立学科。
四
关于中国人使用“经济学”之始，据赵靖先生考证:“至迟在公元8世纪的唐代已使用‘经济学’一词，唐严维诗就有‘还将经济学，来问道安师’之句（见《全唐诗》卷263）。但它的章义为‘经世济俗’、‘经国济民’之学，同现代的经济学不是一回事。”[15]我认为，将“经济”作为一门正式“学”大概要晚些，并且切实内涵与现代经济学也不尽相同。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实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等与经济有关系，但又都具有宏观性、模糊性和相对性，不是独立意义之学科，“经济之学”亦如此，然而“经济之学”有其特性。
我看到的文献中，最早使用“经济之学”的是《朱子语类》卷136评价《陆宣公奏议》“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后来有《明史·选举志一》记述明太祖洪武初国子学中选拔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博览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清史稿·张履祥传》记载明末大儒刘宗周弟子张履祥（1610～1674年）曾:“谓门人当务经济之学”。他还亲撰《补农书》（1658年），为研究太湖流域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文献。清人讲“经济之学”并不罕见，如《清史稿·曾钊传》记他“好讲经济之学”。
经济意义的增强反映在传统学术中一个鲜明特点，是道德性命之学与经济事功之学不是对峙分立而是珠联璧合。清初陈迁鹤（1639～1714年）著《储功》，讲到:“是以性命之学与经济之学，合之则一贯，分之则两途。……经济之不行，所为性命者，但等诸枯禅无用。”同书录乾嘉时人汪家禧《与陈扶雅书》，说:“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述？”[16]曾国藩是被清廷《御制碑文》称为“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者，他在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七日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将孔门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说是:“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提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17]他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18]“经济之学”延续发展，直至孙中山先生还提及，《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载《致郑藻如书》（1889年）说“文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不仅有“学”之名，还有“学”之实，是习学的科目还被列为科举类目。例如，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发起“新政”，其中“精贡举”中就要求“固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以救“冗官”和“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艺取诸科”之弊。[19]司马光曾建言“十科举士法”，其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其九曰“善治财富，公私俱便科”。[20]到清代，还有把“经济”作为习学科目并列为制举特科，如《清史稿·选举志》各卷所记。《清史稿·德宗本纪二》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年初应贵州学政严修之请设立“经济特科”，为特选“洞达中外时务”之人。[21]变法失败后罢，1901年慈禧又重开经济特科，直到1903年还“御试经济特科人员于保和殿”。当年考取一等9人，二等18人。《清史稿·张之洞传》就记载张之洞当过“经济特科阅卷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作《戊戌政变记》，提到光绪上谕“举行经济特科之外，更举经济常科”。[22]
本土“经济之学”既如此，中文正式使用西学意义的“经济学”又是何时？1896年11月11日《时务报》登古城贞吉译日本《东京经济杂志》文有“经济”，并加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同年该报12月15日登译自《东京经济杂志》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不经意中已将篇目与学科名一起搬到了中国。1899年亡日的梁启超讲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著书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23]1900年12月留日学生创刊的《译书汇编》第7期（1901年7 月30日发行）所记译书中有井上辰次郎《经济学史》，同期还刊登了天野为之《经济学研究之方法》的译文，附注“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1903年范迪吉等译《普通百科全书》中有清水泰吉《商业经济学》。1903年出版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释“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24]大约1903年日人杉荣三郎（1873～1965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经济学教习，其编写的《经济学讲义》，可能是首次在中国本土使用“经济学”名著书。此讲义主要是欧美经济大家著作的选编，当年就出版了四版，此后还不断刊印。到1903年还有些非译著的经济学书文问世，当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还提到日本理财学及经济学。1904年11月《警钟报》登佚名《论中国古代经济学》文章，此文后来多次转载。此外如梁启超1905年在《驳某报之土地国用论》）中所说:“言经济学必当以国民经济为鹄，固已。虽然，国民之富，亦私人之富之集积也，不根本于国民经济的观念以言私人经济，其偏狭谬误自不待言”。[25]在此文中，他提出德国经济学家菲立坡维治（E.Philippovic）是“现世经济学者中最以持论公平著者也”。还用了经济行为、经济法则、经济组织、经济动机等词汇。梁启超这一时期毋庸讳言会受日文影响，梁文初刊于《新民丛报》后辑入《饮冰室合集》。1906年《商务官报》章程中第四条有“论说，以经济学理为基础，而参以实际应用之方法”的规定。[26]国人之书使用“经济学”为名者，有李佐庭《经济学》（1907年）、熊元翰《经济学》（1911年）等，较有影响者如刘秉麟《经济学》（1919年已出修订本，直到20世纪40年代再版共十余次）、赵兰坪《经济学》（1933～1947年刊印了26版）。这些书所述之“经济学”已完全是西学意义的经济学。至于译书就更多了，如1905年王憬芳译山崎觉次郎之《经济学》。1906年王绍曾编辑山崎觉次郎讲述之《经济学讲义》，由日本翔鸾社印刷、清国留学生会馆与天津北洋官书局发行。1908年朱宝绶译麦克文（S.M.Macvane）著《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名为《经济原论》。1910年出版的R.T.伊利（R.T.Ely）著，熊嵩熙等译《经济学概论》（Outlines of Economics），先后出了几版。日文中译还有安部玑雄《经济学概论》、福田德三《经济学原理》等等。据统计，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期间，出版西方经济学相关著作大约42种、54册，此外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经济思想较重要的书有15本。[27]
与此同时，国人并未满足于仅仅接受西学，而是继续本国经济学的探索，20世纪以来不乏有识之士要创建中国的、但有别于传统意义的经济学。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采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比较。”“生计学”即经济学，他认为“我国先秦以前，原有此学”。[28]身处日本并接触西学的梁启超，此时提出本国自古已有可与西方经济学相比较的内容，并试图写一部中国的经济学史，可视为探索“中国经济学”之先驱。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努力，不仅表现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理论问题的探讨，在20～30年代有不少论著问世；而且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学说、理论的发掘、整理和提炼，希图建立起有系统的本国经济研究学科。
五
建立本国经济研究学科，包括从基础理论上的探索和本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偏重基础理论的探索，多是将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相结合，以求理论创新适应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建立系统的中国经济学（包括广义政治经济学层面）理论；偏重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侧重于本国上古以来经济思想、学说、理论的梳理发掘，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理论的发展，以求总结提炼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并利于分析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相关探索先后出版了不少著作。[29]偏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如王亚南力倡建立“中国经济学”。他是一位博学之士，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底力，而且有着系统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其著述颇丰，有著译四十余部，论文三百余篇。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贡献，是他与郭大力一起最早向本国译介了《资本论》全本（1938年），并运用马克思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他讲自己“把‘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我研究的重心”。[30]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后增订易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1957年，有日、俄等文本。后又回复原名，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就是对这一特殊经济形态所作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他还有《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年）等。
再如，许涤新对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造性探索。他20世纪40年代末在香港撰著出版《广义政治经济学》，自述动机是“要写出一本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来”，因为当时一些人读了政治经济学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他要作“大胆而冒昧的尝试”，写出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读本。”此书到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三卷，作者认为以往写了“原始公社到封建经济”、“资本主义与殖民地经济”两卷，后将“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第三卷不成功，因为新民主主义不是独立的社会制度。到1982年冬天他下决心“要把全书重新改写”，以恩格斯“广义政治经济学”为指针，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的几个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他指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理论上、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活生生的现实意义。”[31]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性研究则在19世纪20～30年代就开始了。[3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了实业发展与理论创新之实践；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和不少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19世纪20～30年代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3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3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就开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不仅国人而且以日本为主的外国学者也几乎同时开始了相关研究。在西方的学者的工作多是中国典籍的西译，专著最早是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en-Chang，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这时有S.Y.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1936年）。[36]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其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
中国学者这一时期主要专著有: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史小史》（1927年）、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专著此前基本没有。另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大约有450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90%以上是1926年以后的。[3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3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39]到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还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40]
当时确实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比欧美发达更早，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例如中外许多学者先后研究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关系。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泷本诚一《欧洲经济学史》（1931），附录“重农学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41]因之，中西经济学之渊源关系及后来的发展演变呈多向性、多元化，中日“经济”语词的关系亦是如此。总之，不宜简单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注释】
[1]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争》（第二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2]参见拙作:《19世纪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东京）《中国研究》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英文版见Edited by Aiko Ike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Routledge Press，U.K.1997.pp.35-54.
[3]参见［意］马西尼（F.Masini）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语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23页。
[4]山崎益吉:《横井小楠の社会经济思想》，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版，“序章”。
[5]《晋书·长沙王义传》、《晋书·纪瞻传》、《晋书·殷浩传》。
[6]《旧唐书·玄宗本纪下》、《旧唐书·魏征传》、《新唐书·裴度传》，《全唐诗》卷171、卷184、卷223、卷436。
[7]《宋史·王安石传》、《宋史·叶适传》、《宋史·陈亮传》。
[8]参考:《四库全书总目》卷92、卷124、卷136、卷138、卷139、卷167等；今人赵乃抟教授作《披沙录一》，亦有相关著录。
[9]参见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78页。
[1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11]陈炽:《续富国策·自叙》，光绪丁酉重校本。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之二。
[13]参见:京都大学森时彦《生计学与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论文，提交“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圣巴巴拉）。
[14]严复译:《原富·译事例言》，《严译名著丛刊》第2种，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5]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注1。
[16]《皇朝经世文编》卷1、卷5。
[17]《曾国藩全集·诗文》。
[18]《曾国藩全集·日记一》。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
[20]《宋史》卷160《选举志六》。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4页。
[21]《清德宗实录》卷414，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庚寅。
[22]《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23]《饮冰室文集类编》上，东京1904年版，第718页。
[24]参考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东京，1970年增补版。此版前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经济学史概论》影印照，而在谭汝谦等中译本（1982年香港中大版、1983年北京三联版）中均无，值得注意。
[2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八。从这里可见日本学者森时彦的论点还可讨论。
[26]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重印本，第49页。
[27]译著问题部分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旧中国的流传”条目；《胡寄窗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注2”、第712页“注1-注3”等。另外，前述《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等均是研究此问题的重要资料。本世纪初前后的官报、外报及民报尤其是中译部分也值得深入考稽。
[28]《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之二。
[29]如王渔村《中国社会经济史纲》（1936）、霍衣仙《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史》（1936）、余精一《中西社会经济发展史论》（1944）、傅筑夫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1957）、吴大琨《中国的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1963）、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979）、孙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1980）等等。
[30]厦门大学经济所编:《王亚南经济思想史理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31]许涤新:《广义政治经济学》（修订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初版序言》、《修订版序言》。
[32]篇幅所限，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见前注），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 L.Y.Chang: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Overview and RecentWorks，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3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3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36]J.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此书。参见《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页注1，但中译者将此注中“陈焕章”按音译误作“黄昌辰”。
[37]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据我统计新中国成立前论文约五百篇。
[3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3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4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4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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