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民族的激进主义传统

法兰西民族的激进主义传统

马胜利

法兰西的激进主义传统自大革命后开始形成，它贯穿于两百多年来法国历次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并逐渐渗透到其社会生活、政治体制和人们的心态当中。长期以来，激进主义的理念由众多左翼党派和知识分子所不懈推崇，并深深扎根与广大民众中。因此，激进主义传统是法兰西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

一、法国是革命的摇篮

1789年1830年、1848年、1871年革命构成了法国的革命传统。直到20世纪，革命依然是许多法国人的理想。法国人认为是自己发明了革命。尽管英国和美国革命发生在法国革命之前，但没有人把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成革命者。1688年的“光荣革命”结束了英国革命的进程，此后，英国向民主化的演变便不再否定王权和宗教。美国人搞了一次革命便大功告成，他们一直保留了独立战争后制定的宪法，只是进行了多次修正。法国却不同，1791年以来已产生了15部宪法，即改变了15次政治体制。大革命远没有在法国奠定一个稳定秩序的开端，而是激起和助长了一种以自由、平等的名义进行无休止的破与立的欲望。在第五共和国建立近50年后的今天，还有政论家提出建立第六共和国的设想。^[1]有谚语说：法国人善于搞街垒战，如同英国人善于玩板球和美国人善于摆弄剪草机一样。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使法国人总是认为“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革命创造出一种对起义的幻想，使法国人两百年来不断想通过造反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与英国人不同，法国人缺少改革的文化。在法国，一方面是崇尚社会战争的社会要求；另一方面是热衷于保持现状的政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很难找到进行深刻改革的空间。戴高乐曾说，在法国，要通过革命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前经济部长斯特劳斯—卡恩也认为：“法国是热衷革命而非改良的民族，它可以二三十年停滞不前，然后突然爆发大变革。”^[2]

在法国，革命文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尤其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工资劳动者和工会组织普遍认为，工人、雇员和老板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最大的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一贯宣扬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的理论。它前身“劳动总同盟”便以革命工团主义为主导思想。工团主义宣扬以“总罢工”一举实现社会变革，创建平等社会。俄国十月革命后革命工团主义的影响减弱，但宣扬社会暴力的传统在法共领导的总工会中一直占重要地位。极左翼的工人斗争党领导人阿尔莱特·拉吉耶（A.Laguiller）和共产主义革命党领导人阿兰·克里维纳（A.Krivine）在每次竞选时都号召劳动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受其宣传影响的群众超过50万人。革命传统对法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法国的工资劳动者以善于反抗，不服从管理著称，这导致法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比美、德、日等国。但有人认为，法国人对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全球化比其他民族更具反抗精神，这些品质属于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

1871年巴黎公社后，法国没发生过新的革命。但是，法国人却始终保留着不服从权威，不屈从现实的反抗精神，他们总喜欢表示自己的不满，并随时准备采取行动走上街头造反，甚至不惜采用暴力和发生流血。1998～2003年，法国发生多起罢工和示威浪潮：载重卡车司机用卡车堵塞高速公路，造成全国性交通瘫痪；法国航空公司的职员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使大批航班延误；对政府和欧盟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冲击政府部门，甚至放火焚烧警察局；老百姓对未来的高速火车路线设计不满便采取破坏铁路设施的行动；大中学生更是每年都要组织多次罢课和示威，不良青少年则借机大搞焚烧汽车等打砸抢犯罪行为。外国观察家对法国人的这种示威“癖”大惑不解。在其他国家，人们先是举行罢工，然后便坐下来谈判，劳资双方都不愿造成社会混乱，两败俱伤。需要指出的是，法国人罢工成风并不是因为工会组织强大。法国工资劳动者中加入工会的只占15%，是欧洲国家中最低的。但是法国的工会组织数量众多，互不买账。^[3]由于工会组织分散和弱小，所以它们便越发想扩大影响和合法性。于是各组织竞相采取激进立场，甚至表现出孤注一掷的极端主义倾向，结果使法国社会经常陷于抗议运动和社会骚乱的困扰之中。

二、法国人的平等激情

大革命不仅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它还是争取平等的革命。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一条宣布：“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并且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法国人对平等的热爱变成了一种激情。托克维尔说：“法国人想在自由中获得平等，如果在自由中得不到，他们宁可在奴役中得到它。”^[4]这两项原则被推向极端后便产生了相互对立：追求完全的平等最终发展到否认自由的地步。

法国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但它却一直是个推崇平等理念的国家。早在18世纪，法国就出现了以梅叶、摩莱里和马布利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他们从自然法理论和唯理论哲学出发，提出实现社会平等和财产公有的主张。1791年宪法确认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但没取消财富方面的不平等。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人权宣言》提出：“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幸福。”

雅各宾主义是一种激进民主和中央集权的共和主义，其代表人物是罗伯斯比尔。雅各宾主义崇尚理性主义，主张效法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英雄人物，要求民众具有共和主义美德。它主张建立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倡导一院制和普选权。雅各宾派仇视旧传统和反革命，不惜以恐怖手段对付一切政敌。罗伯斯比尔把大贫和大富看做纯粹民主的障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遍的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5]雅各宾主义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深远影响：七月王朝期间以赖德律—罗兰为代表的“新山岳派”，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新雅各宾派，以及第三共和国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者，都以雅各宾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在政治生活中，雅各宾主义也成为激进主义、恐怖主义、中央集权等政治概念的象征。

当然，大革命中出现的流血和恐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革命和战争的非常时期，人们没有时间和耐心进行解释和说服，派别之间的斗争要用流血牺牲来了结。政敌之间似乎有了这样的默契：胜利者毫不犹豫地把失败者送上断头台；失败者也视死如归。大革命是充满英雄主义激情的时代，后人可能会因难以设身处地而厌恶这种恐怖和残酷。在纪念大革命两百周年活动中，法国出现了不少指责革命恐怖的舆论。但历史主义告诉人们，应理解恐怖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把它作为前车之鉴。

巴贝夫将社会经济平等作为斗争目标，他在《人民的保民官报》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平等社会”的主张。巴贝夫主义是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巴贝夫和邦纳罗蒂是其主要代表。他们受到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巴贝夫主义者还将理论付诸行动，主张通过起义和建立革命专政实现平等的理想。因此，巴贝夫主义同时继承了无套裤汉派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传统。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贝夫主义的传统在卡贝、德萨米、布朗基等空想共产主义者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正是由于这种平均主义的社会基础，法国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情有独钟，并表现出极大激情。

同旧制度实行彻底决裂，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这种革命理想无疑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核心。1789年7月14日，象征专制主义的巴士底狱被捣毁后，群众在废墟上树立起“人民在这里跳舞”的木牌。这一天被定为全国联盟节，今天已成为法国的国庆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法国历代君主在各地的雕像或铜像统统被人们打翻在地。革命者甚至主张把凡尔赛宫、特利亚农宫、枫丹白露宫、卢浮宫等王家宫殿也夷为平地。一些贵族的城堡被愤怒的农民捣毁，家具、文书、用品、器具等被抢夺一空或付之一炬。随着王权瓦解，非基督教化运动席卷全国。1790年4月，制宪议会宣布废除天主教国教地位。1793年6月以后，国民公会以共和历法取代基督教历法，并禁止任何基督教节日活动。无套裤汉开始哄抢教堂，将建筑物、家具和器皿上表现基督教的标志和图案加以清除。有些教堂则被改为先贤祠，用来纪念革命伟人。罗伯斯庇尔等人认为废除宗教是一种政治阴谋。他主张以新的革命宗教替代基督教。1794年的理性崇拜和最高主宰崇拜便是这种革命宗教的具体表现。

劳资之间的对立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标志着平等思想的再现。大多数公社委员的演说都反映出无套裤汉传统，以及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除了敌视教士外，还把商人、产业主、警察等视为主要敌人。帕日（Paget）等公社委员提出：“人类从一开始便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一边是剥削者，另一边是被剥削者；一边是奴隶，另一边是暴君；一边是农奴，另一边是领主；一边是工资劳动者，另一边是老板；一边是无产者，另一边是资本家。剥削的历史将告结束，其结果将是由劳动者取代敌对的双方并消除对立，实现人类普遍的解放……”^[6]20世纪以来，这种阶级对立和冲突有所缓解。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这种“妥协”的表现。但在法国，阶级间的妥协只表现在现实结果上。在理论上，社会党和共产党人始终不愿放弃阶级斗争的观念。

三、法国人的“反抗性”和“罢工文化”

法国人擅长闹革命、闹学潮、闹罢工，而且闹罢工的绝不仅仅是工人。2003年12月初，法国外交官以及外交部职员举行全球性大罢工，抗议政府计划在2004年度内缩减外交部预算。此次罢工导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大使馆、领事馆、文化中心和法国学校等机构关闭，法国外交部内部的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7]笔者在巴黎还看到过大批警察为要求提高待遇而举行游行示威的场面（尽管法律禁止警察、军人、法官、内政部官员罢工）。

事实上，法国罢工活动的主角是国家公务员，国营部门职工的身份是国家公务员。由于拿的是“铁饭碗”，他们和私营企业职工相比享有众多特权。但是，他们的不满和罢工活动却大大超过私营部门职工。法国就业、劳动和社会团结部的一份报告显示，^[8]国营部门（不包括法国电信公司和邮电部门）的200万名职工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为360万个；而私营企业1500万名职工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仅为22.4万个。国家公务员人均罢工日为1.8天，私营企业雇员为0.0149天，国家公务员的罢工量是私营雇员的120多倍！^[9]

如此频繁和司空见惯的罢工浪潮在许多国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法国人的不安分也给不少外国人造成不良印象。2005年夏天，巴黎在申办2012年奥运会问题上就多少受此牵连，尽管巴黎拥有良好的场馆、强大的接待能力和优越的交通条件，但是，爱罢工的法国人却让国际奥委感到担忧：奥运会评估委员会在考察巴黎时就遭遇到罢工活动的困扰。尽管巴黎最终申奥失败，法国人也都感到惋惜，但却没有人将此归咎于罢工。罢工似乎成了法国一种特有的文化。在“罢工文化”熏陶下的法国人大都把罢工视为家常便饭，对罢工者的行为表示宽容和理解，对罢工给自己造成不便也能“逆来顺受”。因为他们也不知哪天就轮到自己罢工了呢！

法国人缺乏谈判和妥协的文化，信奉不妥协的原则。因此法国人在罢工谈判中所持的心态和采用的方法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在法国，罢工的结果不是双方达成的妥协，而是一非胜即败。双方在谈判前并不是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底牌，而是在内心确定了自己的条件和最后时限，丝毫不准备降低要求和延长谈判。所以，法国的劳资谈判往往采用阶级斗争的传统做法，靠耗时间，拼精力，斗意志来争得经济利益。劳资双方都力图逼对方让步，罢工也就成为对立双方承受冲突代价的考验。对罢工者来说，其代价是罢工中损失的工资和补贴；对雇主而言，其损失是误工造成利润收益减少。从长期来看，实际上是两败俱伤。

近年来，很多法国人也开始看到“罢工文化”对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不少报刊传媒和专家学者展开讨论，试图研究如何改善法国人的这一传统，并效法和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劳资谈判的做法和劳动法规。面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挑战，法国人越来越感到：为加强本国的竞争力和民族活力，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并对法国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加以改造。

四、频繁变动的政治制度

200多年来，法国的政体形式经历了君主制、帝制和共和制的多次交替演变，其政体形式显示出变动频繁和形式多样的特点。英国自1689年以来一直实行君主立宪制；美国自1787年联邦宪法建立总统制共和政体后，其政体一直没有变动。而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却多次改变政治体制，直到1875年才确立议会制共和政体。这种政体到第五共和国又演变为半议会半总统制的共和政体。法国政体的改变也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以和平演变方式进行，而是通过革命、战争、政变乃至外国干涉等暴力方式进行的。

近代以来，法国相继实行过《1791年宪法》、《共和元年宪法》（1793年）、《共和三年宪法》（1795年）、《共和八年宪法》（1799年）、《共和十年宪法》（1802年）、《共和十二年宪法》（1804年）、1814年宪章、《帝国宪法补充条款》（1815年）、《1830年宪章》、《1848年第二共和国宪法》、《1852年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维希政权的宪法法令》（1940年）、《第四共和国宪法》（1946年）和《第五共和国宪法》（1958年）。法国史学家戈德肖指出：“法国无疑是经历宪法为数最多的国家：在180年间总共实行过15部宪法，即平均每12年一部。”^[10]1870年以前的宪法变动尤为频繁，从1789年到1870年的81年中共制定过11部宪法，平均7年左右一部。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法国有“宪法实验场”之称。

宪法变动频繁的原因首先是政治动荡。英、美宪法虽也是革命的产物，但其后来的发展和完善是通过和平变革方式进行的，而法国宪法的演变则都是暴力变革的结果。大革命以来，法国各派政治力量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王政派、共和派、激进民主派、波拿巴派长期势均力敌，互不妥协。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与反革命，内战与外战相互交织，政权极不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宪法不可能和平地产生和演变。尽管每部宪法制定时，立法者们费尽心机以使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原则上都能成为永恒的基本大法，但结果都未能如愿。从激进民主主义到专制主义的各式宪法，在实行很短一个时期后就被新宪法所代替。

与英、美相比，法国的政府制度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法国从复辟王朝时期起引入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度。但党派林立的局面没能形成英、美那种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法国的内阁制度为多党联合内阁并更迭频繁。议会中没有一个政党能单独占多数席位，因此由多个政党组成政治联盟，联合组阁。如果说，多党联盟在议会竞选中为了取胜还能团结一致，那么在竞选后，获胜的执政党联盟在分配内阁职位和实行政策方面则往往出现分歧；竞选失败的多党联盟则会互相埋怨和指责。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左右两大派内部的多次联合与分裂都表明了这一点。另外，法国法律禁止政府成员兼任议员，所以法国政府不易直接控制议会多数。这些都造成了政局不稳，内阁更迭频繁。在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多数内阁都是短命的，执政一年以上的政府屈指可数。这种情况在戴高乐创建的第五共和国有所改变，但政府的不稳定性依然存在。

五、“替天行道”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促成法国激进主义传统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笛卡尔和萨特的祖国，法国以自己是知识分子的故乡感到自豪。法国人似乎认为知识分子是法国所特有的。”^[11]

18世纪的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在许多国家，学者、教授都分散在各地。法国则不同，宫廷把最著名的文人、艺术家、哲学家吸引到巴黎，这便产生了“知识分子现象”。百科全书派对当时的宗教和伦理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伏尔泰、卢梭等人为反对专制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启蒙思想家为法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榜样。此后，法国知识分子便形成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和关注世界前途命运的传统。在19世纪的法国，无论是历次革命，还是各种政治组织和活动，知识分子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2]

“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轰动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1898年1月13日，为被军事当局错判间谍罪的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平反，作家佐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我控诉，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这篇檄文“标志着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13]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与19世纪末法国社会、政治、文化、传媒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如共和主义思潮的强大、普选制的实施、新闻自由的建立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以及普及教育和扫盲运动促进国民文化素质提高等。

知识分子投入平反斗争后，很快将这场司法辩论提高到价值标准和重大原则的水平。平反派和维持原判派两大阵营实际上代表拥护与反对民主共和制、社会正义和人权的政治分野。这种政治分野和斗争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政治生活的积极介入促进了知识分子间的联系，一些团体应运而生。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平反派的“人权同盟”、坚持原判的“法兰西祖国团”是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社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缓解了知识分子在政治理念上的对立，民族主义上升到主导地位。“一战”后，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在民族主义阵营中，莫拉斯、都德的影响逐渐减小，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所取代。在大学里，则形成了教师多倾向左翼，学生多成为右翼的局面。20世纪初，法国的教师、记者和文人的数量是19世纪70年代的3倍。历史学家蒂博代称这一时期为“教师的共和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发生分裂。战争对知识分子是严重的考验。一些人经不起诱惑或威胁，投靠法西斯，成为叛国分子。反法西斯的知识分子赢得了荣誉。战后的新政权对文化、教育、出版界进行清洗，曾与德国占领军合作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和惩罚。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形成。除雷蒙·阿隆等少数人外，右翼知识分子大都销声匿迹，从而使左翼知识分子独占意识形态阵地近十年之久。造成知识界“左倾”的原因主要是，苏联在抗击法西斯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令知识分子备受鼓舞，并将其看做新社会的曙光。当时的萨特认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法国共产党也对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它努力将同情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集合在自己旗下。阿拉贡、艾吕雅、毕加索、居里等著名文化人、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

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法国知识分子再度形成两大阵营。萨特与阿隆之间进行的长达30年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辩论是这一时代的缩影。直到1979年，萨特和阿隆才在维护印度支那难民权利问题上站到同一立场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以《现代》杂志为代表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与法共和苏联拉开思想距离，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

阿尔及利亚战争在法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左翼知识分子发表言论和文章，谴责法国当局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军方在阿尔及利亚的镇压措施和酷刑行为。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集体行为是1960年发表的两份知识分子“宣言”，其中《121人宣言》明确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提出法国军人应有“拒绝服从的权利”。

戴高乐建立第五共和国后，政治生活趋于稳定。国际方面也出现由冷战转向和平共处的情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无重大动荡的时期，知识分子比较平静。但是1968年“五月风暴”再度激发起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社会的热情。“五月风暴”是法国当代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行为和作用。它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场由文化和教育危机引发的学生运动，而不像以前由政治危机引发起的知识分子行动。它主要表现为青年学生反抗现存秩序和正统权威，其思潮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构成。1968年后，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把格瓦拉、毛泽东、托洛茨基等外国激进思想家奉为崇拜偶像，并对越南战争等国际问题给予极大关注。与此同时，左翼知识分子与新社会运动开始结合，他们甚至采取激烈的方式对传统社会展开冲击。以萨特的女友西蒙娜·德·博瓦尔为楷模的法国女权运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1971年《新观察家杂志》发表由众多知名女性签署的《343人宣言》，公开倡导非法堕胎，此事在法国社会引起轰动。^[14]

20世纪9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有过两次较大的动员。1995年，阿兰·朱佩的右翼政府为使社会保障制度走出危机，大力推行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的改革。这些措施涉及法国人的切身利益，引起强烈社会反应并爆发全国大罢工。布尔迪厄、阿利耶斯、普达尔等著名教授发表声明，对罢工运动表示支持。另一次动员旨在抗议1996年底的“德布雷法”。该法为控制外来移民，规定对非法雇佣和留宿外国人者给予处罚，给警方没收外籍移民居留证等权力。知识分子认为该法违反了法国崇尚民主和人权的传统。1997年2月，文艺界的知识分子首先动员起来，59名导演在《世界报》发表公开信，号召法国公民抵制这一法令。他们以绘画、戏剧、歌曲等形式进行的宣传在社会中产生很大影响。

最近一次知识分子行动发生在21世纪初，旨在谴责当年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罪行。2000年6月，《世界报》率先发文揭露法国当局1961年10月血腥镇压反战示威的惨案，^[15]要求将真相公布于天下。10月31日，亨利·阿莱格、马德莱娜·勒贝利乌、皮埃尔·维达尔—纳盖等著名学者发表《12人声明》，呼吁揭露法国军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奥萨莱斯的回忆录^[16]出版后，12人再次发表声明，要求“公布有关酷刑的全部真相”，并敦促“法国最高当局谴责当时政府的罪责”。在他们的带动下，法国报刊传媒掀起揭露法军战争暴行的运动。这令人联想起1894～1899年的德雷福斯事件。

当然，目前法国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危机。萨特、阿隆等思想大师去世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大不如前。在大众文化和全球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开始凌驾一切，各类明星占据中心地位，思想家则受到冷落和排斥。尽管他们还在发表文章和谈论时政，但其社会影响大为减弱。在出现全国性道德危机时，知识分子不再能像以往那样发挥先知先觉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了。B.H.勒维甚至悲观地提出：“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文化阶层将在20世纪末消亡于巴黎。”但有不少人坚持认为，法国知识分子仍负有特殊使命：他们倡导正义，追求真理，抵制反民主的势力，向人们揭示共同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因此，共和国需要知识分子。^[17]

六、激进主义的社会条件

法国的激进主义现象是由法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阶级斗争状况所决定的。

首先是法国的旧势力非常顽固而资产阶级相对弱小。大革命前，法国是典型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那里，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封建贵族普遍资产阶级化，而是出现了资产阶级的贵族化。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取决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但法国的产业革命比英国要晚，因此，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到19世纪后半期才在政治上强大和成熟起来。19世纪初的法国仍是个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小企业在工业中占优势的国家，工业资产阶级远不如金融资产阶级强大。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在革命后难以长时间单独掌握政权，只能与旧势力分享政权。七月王朝期间，少部分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了法国，但大部分资产阶级则仍被排除在外。第二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仅3年便被第二帝国所取代。只是到了第三共和国，工业资产阶级才确立了它的全面统治。

其次是人民群众组成的民主革命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深受卢梭的民主思想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不向封建专制势力妥协，并多次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反动政权，使大资产阶级与旧势力的妥协不能长久。从1789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起，大革命的每一步进程都离不开民众的干预。人民群众还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民主派联合起来，发动了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0年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最终建立起共和制度。人民群众的介入给资产阶级革命和共和制度打上了民主烙印。法国工人阶级还多次举行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运动，例如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公社革命。所有这些也使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不能不建立比较适合于它的对立物的政治制度。”^[18]正是由于旧势力的顽固和人民民主力量的不妥协，使近代以来法国出现了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现象。无论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还是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都以欧美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是小产业主观念根深蒂固。激进主义和追求独立与平等是小产业主的典型观念。所以在法国，对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主张废除私有制。法国中小产业的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1789年大革命前，祖辈在固定土地上劳作的470万“永佃农”已把自己看做土地的主人，他们要求废除对领主的劳役和捐税负担。大革命确认了产业主的自由，使财产权有了具体的形式，自由平等思想也具有了实际含义。拿破仑的《民法典》确立了新的财产制度，使法国小地产的数量迅速增加。法国小地产众多的状况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照。20世纪初，法国小地产主的数量达到800多万个。而英国的产业主数量则不断减少，一半以上的土地把握在2000多个大地主手中。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南部则形成容克大地产和大庄园制。农业结构的落后导致法国工业无产阶级形成较晚。19世纪末，大部分工人还是“民工”，产业工人的组织仅限于少数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19]而此时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有全国影响的政党。法国农民的小地产主理想也传给了法国的无产阶级。和阶级观念极强的英国工人十分不同，法国工人不大愿意把自己视为固定的社会阶级，他们始终幻想脱离工人处境，有笔钱后便开办自己的企业。尽管只有少数工人最终成为小业主，但这却始终是众多工资劳动者追求的理想。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可挽回地摧毁了小产业主的梦想。但他们所倡导的自由和独立精神却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禀性。实际上，大多数法国人都希望成为自由经营的产业主。这种心态在出租车司机身上最为典型。与别国不同，法国的出租车在颜色和车型上无统一规定。司机们把自己看做独立生产者，他们按个人的意愿把它布置成私家车，甚至把爱犬带在车上，还经常当着顾客发牢骚和评论时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如今，多数法国人梦寐以求的是拥有一座独立小楼和花园。许多公务员、教师，甚至工人除了在城里住一套公寓，还千方百计在乡下置办一处“第二住宅”。它可能只是一座被遗弃的破房子，但却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独立王国”。在法国，遗产继承人享有的优惠大大多于美国。这表明，法国的法律也不得不“照顾”人们对财产权的迷恋。

“独立小业主”的观念对法国政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小业主们敌视中央集权的国家，认为国家用税收来剥削他们，用以养活一大批官僚。大革命后，社会经济的极度分散化与国家中央集权的强化成为法国社会的特点。对小产业的崇拜也曾成为保守势力的基础。在历史上，统治阶级经常借助小产业主的支持来反对社会改革。第三帝国把政权建立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小农民阶级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共和派便把争取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中小农民作为重要政治目标。20世纪30年代，为抵制经济危机对小生产的打击，法国当局颁布财政法加强国家对小产业的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生活经历了深刻变化，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批小农、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成为大工业的牺牲品。于是产生了布热德运动。20世纪50年代由布热德领导的“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多次举行抗议运动反对现代工业社会。但这一保守运动最终沦为反工业化、排外主义和反议会制的势力。即便是在欧洲一体化的今天，法国民众反抗中央集权制的传统仍有强烈表现。他们不能接受欧盟的官僚从布鲁塞尔发号施令。抗议欧盟政策和法律的示威活动在法国时有发生。

综上所述，自大革命以来，激进主义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重要政治传统。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激进主义已渗透到法国的社会生活、政治体制和人们的心态中。如今，尽管法国、欧洲和世界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激进主义仍不失为法国人的重要思想特征，这与英国人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形成明显反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剖析和理解法国的民族特性和政治生活。

（原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

【注释】

[1]参见Les crises de la démocratie 1789-2003，L’Histoire，avril 2003.

[2]Stanley Hoffmann，La Connexion franaise，Courrier international，le 11 janvier 2001.

[3]据统计，法国共有200万工会会员，为欧洲最低。法国最大的公交企业—巴黎独立运输公司便有11个工会组织，法国航空公司有14个工会组织。可以想象，当一个行业的工会组织准备举行罢工时，各派之间的谈判，磋商是何等复杂、热闹的场面。

[4]参见Michèl Winock:Parlez-moi de la France，Paris，1995，p.65.

[5]《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第48页。

[6]J.Rougerie，Paris libre 1871，Seuil，1971，p.241.

[7]法国外交人员数量众多，仅次于美国。外交部共有9293名官员，3923名在巴黎，5300名外派。它在国外有154个大使馆，88个总领事馆，10个领事馆，26个调研机构，148个文化中心，223个法国学校。仅法国学校的老师就有6000多人。

[8]参见http://www.travail.gouv.fr/publications/picts/titres/titre2451/integral/2005.05-18.4.pdf.

[9]据法国行政与公共功能总署统计，法国国营运输部门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2000年为1459204天；2001年为925596天；2002年为605355天；2003年为3659607天。

[10]Jacques Goolechot，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Flammarion，1979，p.5.

[11]Michèl Winock：Parlez-moi de la France，Plon，Pairs，1995，p.200.

[12]第二帝国初期，文学家雨果曾挺身而出，毅然抵制路易·波拿巴的军事政变，并写了《小拿破仑》。

[13]1898年1月23日，克列蒙梭写道：“来自各方的‘知识分子’集合在同一思想下。”在当时，“知识分子”一词尚不为人所知。

[14]同年11月，一未婚女子非法堕胎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波比尼审判）。这一案件使女权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更加动员起来。结果，该案以法庭宣判被告无罪告终。

[15]1961年10月17日，支持阿“民阵”的阿尔及利亚人在巴黎举行大规模示威。巴黎警察总监莫利斯·帕蓬下令严厉镇压，数十乃至上百名示威者被打死，数千人受伤。但警方却称只有“两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拥有照片的记者都受到威胁，他们的出版物也被查封。除萨特等少数几位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法国人和媒体都对此事保持了沉默。

[16]2001年5月，83岁的保罗·奥萨莱斯将军出版了《特殊使命：阿尔及利亚1955～1957》一书。这位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任反间谍部队长的军官对法军在战争中使用酷刑和屠杀平民的暴行公然给予辩护。该书的出版受到法国进步舆论的强烈抗议。

[17]Michèl Winock:Parlez-moi de la France，Plon，Paris，1995，p.212.

[18]列宁：《选举运动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第319页。

[19]即使在今天，法国中小企业数量仍占97%，其中90%雇用10人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