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主义和新的“中左”运动

布莱尔主义和新的“中左”运动

王振华

布莱尔主义是人们对布莱尔为更新工党、治理英国所提出的一套方针、政策、设想的概括性称谓。“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布莱尔主义的核心和理论基础。人们一般认为，布莱尔及其所领导的工党政府，试图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在新右派奉行的撒切尔主义和老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性的治国道路。布莱尔本人声称，第三条道路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这就是说既要突破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旧的、左的思想支配”，又不要因循那种“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经济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新式的右翼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1]英国学者查尔斯·里得比特尔（Charles Leadbeater）认为，第三条道路超越新右翼反国家、亲市场和老“左派”亲公有制、反市场的传统立场，试图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2]

布莱尔主义的主要内容

布莱尔主义作为工党政府治理英国的纲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在经济方面，既非放任自流主义，也不是国家干预主义，而主张推行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就是说，一方面强调自由竞争、鼓励企业精神；另一方面，政府则致力于通过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实施鼓励自立而不是依赖性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改善教育和基础设施使人们能够适应工作，促进企业的发展，谋求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改善所有英国家庭的生活水平。

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从总体上说同前任保守党政府保持了最明显、最大程度的连续性。布莱尔本人曾明确表示，新政府接受撒切尔主义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成果（私有化、对工会权利的限制以及一系列放松市场管制的措施），在政策方向上，特别是在经济政策领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政府上台伊始，就赋予英格兰银行以独立运作确定利率的重大权限。这被认为是英格兰银行建行300多年来最为激进的内部改革，表明工党政府将坚持经济自由化的方针，迈出了其前任保守党政府尚没敢迈出的一步。因此，难怪有人把布莱尔称为“穿新工党外衣的托利党人”，一个“准撒切尔主义分子”。^[3]

当然，面对世界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化和挑战，工党政府也会采取某些侧重点不同于其前任保守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例如，布莱尔政府强调通过增加对教育与培训的投入以及在基础设施和工业科研方面的长期投资，以提高国民的智力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布莱尔在1997年5月入主唐宁街10号后就明确表示，为了在现代世界中具有竞争力，关键是要有知识、能力、技术和企业精神。^[4]有人把布莱尔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称为“人力资源资本主义”。

在对市场和国家作用的态度与看法上，以布莱尔为首的新工党同撒切尔主义的新右翼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与新右翼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不同，布莱尔主义在强调市场在经济动作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认为政府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国家应对市场起一种补充、调节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存在着垄断的可能和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地方；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总是万能、公平和有效的，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规范和监控。布莱尔指出，“政府既不应经营企业，也不应放弃自己的战略责任。在全球的竞争中，每个国家都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5]

2.在社会政策方面，布莱尔政府制定并已着手推行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工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政党，把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作为自己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布莱尔认为“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其根源是相信只有承认人们相互依赖，个人才会有所作为，因为只有大家都好个人才能好”。一个强大团结的社会对实现个人抱负至关重要。因此，应“共同承担责任，即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以创造条件真正建设一个国家：容忍、公平、富有创业精神和包容能力。”^[6]布莱尔主张，创造一个以权利和责任的结合为基础，以实现社会和经济包容为重要目标的市民社会。

工党是以批评保守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允诺建设一个摒弃撒切尔主义改革负面影响的新英国而赢得大选上台执政的。因此，改善公共服务、进行旨在克服“撒切尔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和负效应的社会改革，在工党政府议事日程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工党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被列为政府立法的首要重点。为挽救受到保守党政府威胁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并使之现代化，工党政府一再追加拨款，并宣布取消其前任保守党政府在这一领域推行的内部自由市场。这方面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经费仍严重不足。解决失业问题、改革福利国家，是布莱尔政府在社会领域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和任务。工党政府试图把解决就业问题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在实行最低工资、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包括英国正式参加统一的欧洲“社会宪章”）的同时，强调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鼓励人们通过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消除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工党政府在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全面审查的基础上，于1998年10月推出了全面改革福利制度的总体规划，将遵循“有付出才能有所得”的原则，按“为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为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提供生活保障”的思路重建英国的社会福利体制。据认为，这项从明年起分阶段实施的全面改革计划，有望彻底改变多年来在英国滋生发展起来的“福利文化”。

3.在政治生活方面，倡导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主张公开政治，还政于民，进行大规模的宪政体制改革。

工党政府雄心勃勃的宪政改革计划，也许是它准备进行的激进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有人认为这标志着工党在超越撒切尔主义和家长式的“托利主义”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根本性的进展。^[7]这首先涉及人们议论了多年的在联合王国分权、实行权力下放的问题。目前实施权力下放的计划已取得重要进展：苏格兰和威尔士已分别通过公决，不久即将建立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也将建立享有广泛自治权利的北爱地方议会和政府；伦敦市民通过了选举自己市长的公决，英格兰其他地区也将成立地方开发机构。

英国宪政改革计划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涉及议会及其选举制度的变革。改革贵族院、取消世袭贵族参与上院及其投票权力的计划在积极运作当中，围绕这一问题政府与上院（保守党人占多数）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关于改革议员选举制度问题，以詹金斯为首的选举改革委员会已提出由简单多数向有限比例代表制过渡的方案。不过，由于选举制度改革涉及英国两党制的去留和各党的根本利益，各方矛盾分歧较多，看来进展将会更加艰难曲折。

与宪政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是改变英国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问题。为了谋求更广泛的支持，超越党派门户之见，布莱尔力促让一种更为多元化的政治模式取代英国传统的宗派主义的两党政治模式。他主张不同党派之间在具有共同利益和观点的问题上实行合作。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工党与自民党在宪政改革问题上的合作共事。这一合作目前已经机制化：成立了由工党与自民党对等参加的内阁协商委员会，就包括宪政改革在内的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磋商讨论。

工党政府拟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的确有深远的意义。分析家认为，这一计划如果全部付诸实施，将可能改变英国的统治方式，即打破现行的以行政权力为主、非民主、不透明的精英统治体制，以现代的多元政治取代英国集权化的单一国家体制。

4.在国际方面，注重国际合作，利用其广泛的国际联系促进英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和影响，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

布莱尔在谈到英国的外交目标时，明确提出谋求使“英国再次成为一个大国”。他说，“我们在帝国后的这个时期不可能成为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但是我们能够使世界感受到英国存在的影响”。布莱尔提出了指导英国对外关系的四项原则：谋求恢复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建立强大的防务能力；强调道德准则、人权、环境和自由贸易。

战后英国历史发展的产物

布莱尔主义是“二战”后英国历史发展，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国内外社会经济生活各种急剧变化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曾有过辉煌的时刻。1945年7月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的艾德礼工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它所制定的内外政策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多年英国两党共识政治的基础。1951年上台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尽管对工党的价值观念及其政策方针存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和疑虑，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把工党政府搞的这一套接过来，略加修饰变成自己的东西。人们把这套两党共同推行的大体一致的方针政策称做“巴茨克尔主义”。它是建立在艾德礼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茨克尔主义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英国经济陷入困境，社会生活陷于严重的动荡和混乱状态。面对这种情况，保、工两党内部都发出了要求改变政策方向的呼声。1979年5月保守党内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新右翼上台执政，开始推行“撒切尔主义”。概括说来，这就是在经济上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国家干预，推行私有化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反对工党的“社会主义”，打击工会和劳工运动，强化资本主义制度；在国际上强调英国的国家利益，推行一种强硬而务实的外交政策。

撒切尔主义的实施，引起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在整治英国经济方面的确取得了某些引人瞩目的成就，给长期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经济带来了一定转机。但这是以牺牲或损害广大劳动者阶层，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使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底层阶级和一些边缘化了的内城市区和工业衰败地区，社会排斥现象异常突出。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就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尤其困扰人心。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先进科技的广泛应用，就业合同趋于短期化，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和短期合同工，那种几乎终身从事一种定职业的情况已越来越少见。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引起了广大工薪阶层日益增长的无保障感。失业、贫困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犯罪问题的日益恶化，严重危及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英国所面临的一项突出而棘手的问题。

撒切尔主义的实施也给英国政治带来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影响，就是促进了英国工党政策的革新和变化。1979年以来，奉行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而工党在4次大选中却连续失败，说明它对选民缺乏吸引力，其政策脱离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实际。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工党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对其政策逐步进行调整。人们把这一调整过程叫做工党的“现代化”。其实质是，为了适应发展变化，争取选民的支持，工党采取步骤改变其“过左”的形象，力求使其政策能够被多数选民所接受。当时影响工党获胜上台的因素，除该党在核裁军和欧共体问题上的极左方针外，主要受两个方面的拖累。一是被认为权力过大、不时掀起工潮的英国工会组织对工党的束缚；二是工党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目标——公有制和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名声不佳，吓跑了一部分选民。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进行的政策调整中，工党前领导人金诺克和史密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而撒切尔夫人对国有化企业的大规模砍杀以及对工会组织的进攻，则为实现工党现代化的主要目标铺平了道路。1994年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后，大大加快了工党“现代化”的进程，从理论、纲领到具体的政策和组织措施进行全面的更新。他主持了对党章第4条“公有制条款”的修改，正式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对于市场和私有经济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主张推行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型“混合经济模式”，强调公有制只是获取自由和平等的一种手段。在组织上，布莱尔主张扩大工党的群众基础，重视做争取中产阶级人士的工作，立志把工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党”；主张建立激进的中左政治联盟，以取得对工党长期执政的广泛支持。他特别期望同工商界搞好关系，主张在政府与产业界、雇主与雇员，以及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布莱尔还竭力摆脱工会对工党的束缚，推动扩大工党“个人党员”队伍，增强了工党组织的活力。总之，工党经过这番政策调整和组织改造，其形象已变得更加温和，其政策主张更易于被包括中间选民阶层在内的多数英国人所接受，从而增加了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的机会和可能。

这里还要指出，工党作为一个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政党，在争取中间选民阶层的同时，也不能脱离其基本群众，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情绪和愿望。面对撒切尔主义自由化改革给中下层劳动者，特别是贫困阶层所带来的损害和痛苦，以及急剧变化中的世界给人们生活稳定和安全造成的冲击与威胁，工党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社会公正”的口号，主张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保护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作为对市场经济的补充。布莱尔在宣布摒弃老工党“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一再重申中左所主张的社会正义、社会团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会改变，不过需要赋予这些理念以现代的内涵。他主张在这些基本价值观念指导下重振英国，“创造一个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的国家”。^[8]

新“中左”运动

布莱尔主义及作为其核心和理论基础的“第三条道路”，是英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它作为一种重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及其所代表的新的“中左”道路，却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近年来在欧美一些国家颇为风行的政治思潮。目前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国由左翼或中左政党执政或参与执政；克林顿也自称“新民主党人”，标榜他所领导的政府推行的是一条“中左”路线。布莱尔和克林顿一直在积极活动，试图以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为核心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间偏左”的国际共识。欧盟中11个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不久前签署了一份题为《新欧洲道路——在经济货币联盟框架中的经济改革》的共同宣言，表示将把第三条道路或“新欧洲道路”的思想和原则，具体化为它们的政策纲领及实施议程。

新的“中左”道路近年来成为欧美政治中的主流不是偶然的，促成这一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1.冷战终结，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解体，欧洲的共产党、社会党普遍受到冷遇，原来执政的一些社民党纷纷沦为在野党。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以前，西欧一些国家搞的福利资本主义实验已面临困境，英美等国的右翼保守政党已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冷战结束后新上台的一些右翼政党，也紧跟撒切尔夫人的步伐，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改而推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放松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削减福利开支，对工会和劳工运动采取限制和压制政策。右翼政党的这些政策举措在激活市场、提高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效应：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排斥现象，加剧了工薪阶层的无保障感，危及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这就为以保持社会团结和公正为口号、以重建社会保障体系为己任的中左政党重返政坛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2.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步伐加快，国际经济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急剧的变革与难以应付的挑战。变革固然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进步和更多的机遇，但也产生大量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经济和就业结构的变动很快，加剧了社会的流动性和工作的无保障感。经济金融危机使众多国家陷入困境，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使成千上万的个人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侵蚀和破坏，犯罪率上升，家庭这个社会基石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全球性的环境恶化，正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人们希望国家在实现进步与繁荣中，能够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安全保护。而社民党标榜自己是致力于将经济改革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结合起来的中左政党，宣称政府的作用是代表国家利益，创造在基础设施和人力技术上的竞争力，以便为工人带来工资、为投资者产生利润；^[9]这也是促成中左政党重新得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特别是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设给欧盟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了实现经济趋同的5项标准，一些国家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加剧了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为工薪阶层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就显得更为紧迫。欧洲新的“社会宪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把就业问题作为专门的一个章节纳入了新的社会宪章，通过制定统一标准，使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完备。该宪章承认，如果市场只顾自己发展了那终将导致社会，甚至政府和经济的混乱。人们一般认为，中左政党执政将有助于欧盟各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从而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至于什么是新的“中左”道路（有人也称它为第三条道路）？其“新”在何处？人们对此众说不一。第三条道路至少可以追溯到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那里。自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后，一些人即试图在苏联“共产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二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经常使用“第三条道路”一词，以显示他们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的集权“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差异。另外，也有人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波、匈实行的短暂的改革称做第三条道路的。布莱尔称他的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的一条新的和成功的道路。这就是说，就其基本的政治倾向和内容而言，它是一种重建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同原来在西欧大陆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在自由市场与干涉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并表示较大或较少程度的社会同情心。其“新颖”之处在于，它是在“意识形态斗争时代之后”处理政治和决策问题的“新道路”。布莱尔声称，对经济管理的好坏不在乎是左还是右，而是使国家如何发展。“只要行得通的，就是好的。”^[10]它不再像当年社会民主党那样标榜自己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求某种中间道路，而公开表示只是要超越老工党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和新右翼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有人指出，尽管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同情心，但在许多方面都雷同于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主义。^[11]更有人把它同英国历史上1914年以前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12]

一般说来，欧洲社会党、社民党等左翼政党在政治上都趋向于一种中间或中间偏左的道路，对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战略持某种保留的态度。他们强调社会福利保障与政府的经济调节功能，目前尤其重视解决失业和社会排斥问题，反映了中下层人民的愿望。但是，欧洲国家中左政权的具体目标和政策重点则存在着很大差异（美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大）。连布莱尔本人也承认，“对于第三条道路没有唯一的蓝图”。^[13]有人把欧洲几个由社民党或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大体分为“现代派”和“传统派”两个阵营。英国、荷兰和希腊属于前者。它们都把全球化主要看成是机会而不是威胁，都采取较为自由开放的政策并致力于继续改造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而法国、瑞典和葡萄牙等国则属于传统的左翼政府。它们在经济全球化面前试图采取一种民族性较强、有时是防御性的战略，更为强调国家在为个人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法国总理若斯潘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就不以为然。他说，“如果第三条道路是介于共产主义与极端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我赞成。如果它只是介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我则反对。”^[14]他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式的民主价值观。相反，布莱尔1998年3月在法国议会的讲话却得到了右翼的赞扬。这并不奇怪，因为今天的左派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右派也不再是过去的“右派”。两者之间至少在经济政策上的界限已日趋模糊。这表明，左右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务实的经济政策，是当今欧洲的基本动向。不过，人们试图以“中左”道路（或称“第三条道路”）取代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也说明，在表面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西方内部也并不平静。面对西方社会经济生活的种种弊端和急剧变化的世界，人们在寻求革固鼎新的途径，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从中看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影子。

责任编辑：沈雁南

【注释】

[1]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载《华盛顿邮报》1998年9月27日。

[2]Third Way？Which Way？The Observer，10 may 1998.

[3]Andrew Rawnsley，Question：Who reckons he’s the most radical man in the Government？Clue：have a 1ook inside No.10，The Observer，26 April 1998.

[4]杨志清：《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载《光明日报》1998年4月20日。

[5]托尼·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版社1998年版，第5页。

[6]同上书，第24页。

[7]Samuel Brittan，Blair’s First Birthday，Financial Times，30 April 1998.

[8]托尼·布莱尔：《新英国》，第3页。

[9]托尼·布莱尔：《新英国》，第238～243页。

[10]Peter Riddell，French given a revealing lesson in le Blairisme，The Times，25 March 1998.

[11]雷·戴尔：《“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某些陷阱》，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10月2日。

[12]参阅：samuel Beer，The Roots of New Labour，The Economist，7 February 1998；Andrew Vincent.New Ideologies for Old？The Political Quarterly，No.1 1998；Colin Crouch and Blaijorism：Terms of the Neo-Liberal Consensus，Towards a One-Vision Polity？ Colin Hay i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4 1997.

[13]《华盛顿邮报》1998年9月27日。

[14]“A Continental Drift-to the Left”，The Economist.3 October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