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欧洲学”建设问题

论中国的“欧洲学”建设问题

沈雁南

一、关于概念、范畴的讨论

讨论建设中国“欧洲学”的问题，首先要对欧洲的概念作一界定，即何为“欧洲”。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关于欧洲，地理学家可以告诉您在东半球的西北部，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南濒地中海北临北冰洋的这一地域即为欧洲；历史学家可能为您展开一幅从古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帝国、从英国工业革命到欧洲一体化建设的长长的历史画卷；哲学家会为您列数黑格尔、康德等大师们的鸿篇巨制；音乐家则会使您耳边响起贝多芬雄壮的第五交响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真的很难用某一方面的专门学问来概括欧洲的概念。但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欧洲概念的内涵。这是一个广义的欧洲概念。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如此丰富和广泛，以致我们无法用一个简单术语将其囊括并进而构架成“学”。我们应该还有一个狭义的概念。

陈乐民先生在《“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对“欧洲观念”有过非常深入而独到的精辟论述，由他所论，从民族、宗教、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等角度，我们可以在地理上将欧洲概念的地域界定为大体上接近冷战时期的西欧地区。这是一个相对于地理上全欧概念的“小”欧洲概念。无论从欧洲观念的产生，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来看，这一地区一直应属于欧洲发展的主流。我们讨论欧洲学的建设即是基本上架构于这一狭义的欧洲概念之上。但是，这一狭义的欧洲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跟着历史特点和欧洲事物的演变而变化的，一如历史上欧洲观念曾经历过的演变那样；同时，所谓“基本”也即表明它还有外延，并是可以扩展开去的。

从学科属性来看，中国的欧洲学属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范畴，也属于社会科学这个更大的范畴。欧洲学源于欧洲研究。无论是近现代还是当代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均集中于对其所处时代的欧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是在基础学科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时也因对当前问题的研究而涉及其历史、哲学、民族、宗教等。因此总起来看，支撑欧洲学的学科大体应有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及宗教学、民族学等。由此而论，欧洲学应是有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现实具体问题研究”的含义；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四个大的分支。

二、中国欧洲研究史概略

中国和欧洲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早在各自文明的萌芽和传播的过程中，就有了最原始的、间接的、逐渐发展的接触。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有关欧洲的文字记载是十分原始的，对欧洲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自然也无所谓研究。

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研究应起始于近代。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国与欧洲交往日益增多，此时，正是欧洲文明发达扩张，而中国社会开始渐趋式微的时候。起初，中国人对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的欧洲先进文明主要是表现出一种好奇心，出现了介绍西方文明的著述，开始进入西学东渐的时代，并通过西学东渐而丰富了对欧洲的认识。及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对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切肤之痛，抱着富民强国的愿望更进一步地大规模地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探索西方国家的强国之路。有关欧洲各种知识的书籍大量问世，便是中国近代的欧洲研究的萌芽。这一特征也决定了中国“欧洲学”主要是着眼于对当前欧洲问题的关注。这一特征也一直延续至今。近代中国人有关欧洲的文字叙述和记载是当代中国欧洲研究的起源。近代中国人认识欧洲的思想模式，如探求强国富民之路等，对今天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仍有着重大影响；而有关欧洲知识的基本词语，如“欧洲”、“法国”、“英国”等，也盖源于近代的文字记载。

当代中国的欧洲研究当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具有了新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意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主权国家，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基于建国前后所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新中国的政府从其成立之初便对国际问题给予格外的重视，使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和特定的课题范畴。欧洲研究也由此而得到发展，一些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等部门内都开始有专业人员对当代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有关的著述，奠定了当代欧洲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其中最早开始对欧洲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等单位。然而，由于受冷战政治的影响，中国学者对当代欧洲的研究主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进行，因而仍然受到一定的制约，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由于极“左”路线干扰而几乎处于停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思想大解放、学术研究蓬勃兴旺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现代意义上的欧洲研究才有了充分的发展。1981年，本文“欧洲研究”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个欧洲问题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成立（1993年改名为欧洲研究所），并于1983年公开出版了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西欧研究专业学术刊物——《西欧研究》杂志（1993年改名为《欧洲》杂志）；1983年中国举行了首次西欧学科规划会议，会议讨论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等方面的科研协调工作，并将欧洲一体化列为今后的重点研究项目。1985年，第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西欧学会（1991年改名为中国欧洲学会）在北京成立。与此同时，原有的一些高校院系和研究机构中的欧洲问题研究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专事欧洲问题研究的专业队伍。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特别是欧洲与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欧学术交流的发展，使中国的欧洲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统而言之，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欧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落后封闭国家对外界的新鲜好奇到挨打后想弄清楚为何挨打，从一个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性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从欧洲文明发展的大视角对当代欧洲进行研究，从而作用于政策性研究使之更为科学化的过程。这也便是中国欧洲学产生的过程和背景。

三、当代欧洲研究的发展状况

笔者曾参加并主持“欧洲研究在中国”课题的调研工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欧洲研究状况有一定的了解，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将课题的成果报告作详细的介绍，但大体上可以将中国欧洲研究的状况归纳为如下几个特点：

1.中国欧洲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当代欧洲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社会文化的研究。

2.欧洲一体化问题是当前研究的主要对象。

3.从总体上看，经济学和政治学仍然是构成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主要支柱。

首先，从科研成果来看，在课题调研中，我们共查阅了各类学术著作190部（详见表1），各类论文919篇（时事综述等非研究性文章不计在内）。在研究论文中有综合性题目的172篇，政治类257篇，经济类203篇，社会文化类96篇，国际关系与外交类132篇，法律52篇，归于其他类的有7篇（详见表2）。

表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欧洲研究主要专著的学科结构

表2　主要学术论文分类统计（1990年以来）

其次，从人员知识结构来看，在此次调研统计中，具有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历的研究人员占有较大比重，分别为32.5%和37.5%，总数为84人，占调查对象120人的70%（详见表3）。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科研成果的学科比例。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欧洲研究者主要是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科领域开展对欧洲问题的研究。

表3　人员学历结构与专业方向结构

同时从最新完成的课题成果和当前进行中的课题情况也可看出，在欧洲问题研究中，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是科研的主要目标。从当前所进行的研究课题来看，属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课题占43.3%，在这些课题中，政治为11个，约占21.1%；经济为18个，约占34.6%；国际关系和法律各为7个，各约占13.4%；其他包括社会文化和社会保障等课题9个，约占17.3%（详见表4）。

表4　当前欧洲一体化研究课题的学科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欧洲研究发展很快，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中国学术界对欧洲问题的认识与分析已不再局限于对一事一物，或对某一领域内表象事物的研究，当代的欧洲问题越来越被放到“欧洲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研究的深度得到了加强。

其二，基于这一认识，研究的广度得到了拓宽。从课题统计来看，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以往以政治学、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成果构成开始发生改变。

其三，这一改变也表现在研究人员的结构调整上。从研究人员统计数据来看，具有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社会学学历的研究人员正在大量地介入，丰富了以政治学、经济学为主的研究人员结构；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也因此得到深化。由此，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得到了发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欧洲研究的日趋加强的表现。

尽管中国欧洲研究的课题仍然是以政治、经济的研究为主，无论从科研人员的学历背景，还是从以取得的课题成果来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占据了欧洲研究的主要部分。但从目前正在从事的课题研究比例来分析，法律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出现了上升的势头，这说明在近两年里，欧洲研究的视角已从原来以政治、经济为主的领域，正在向法律和社会文化的研究领域拓展。尽管还不能完全改变原来的研究结构，但其发展趋势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视角领域的开拓和研究结构的变化，正是中国欧洲研究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欧洲问题的研究正处在转型之中，即从过去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的、世界经济的欧洲问题研究逐步转为以欧洲文明发展为大背景的，对当代欧洲各类问题的综合性的广泛的研究。中国学术研究素以文史哲研究的渊源深长而见长，这种研究的文化背景的日益突出，使得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还是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开始具有明显的特点和新的深度，富有中国特色的“欧洲学”正在形成。

四、“欧洲学”的意义

建设中国的欧洲学并非标新立异，亦非是制造一个可供学者在书斋里悉心观赏的玩物。而是要在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基础上，建立更高的和更科学的研究规范和评估体系，促进欧洲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我认为，从中国的欧洲问题研究发展来看，建立并推动中国欧洲学的发展是有基础的，也是恰当其时的。

首先从“欧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欧洲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无论在文化思想上，还是在科学技术上，欧洲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近代乃至当代，举凡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的政治理念、经济制度、法律意识等，无不源于或受影响于欧洲文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冷战后世界格局转折期间，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将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影响。因此，无论从其历史上对世界的影响，还是从其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而言，欧洲之“学”均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欧洲文明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中其他地区或国别问题的研究相比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学的研究具有两层含义，其经济、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欧洲作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为我国重要的合作伙伴，发展中欧关系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外交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除此之外，对欧洲问题的研究还应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20世纪的世界，主要受到两大潮流的主宰，其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下有殖民地与反殖民的问题、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问题等；其二是社会主义问题，其下有俄国革命及其影响的问题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与瓦解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界大变局与此两大潮流的演变有关；21世纪以后的未来世界仍将受到这两大潮流发展演变的影响。而这两大潮流均源自欧洲。欧洲作为资本主义诞生地，资本主义在欧洲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同时，欧洲作为马列主义的故乡，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研究资本主义在当代欧洲的发展变化，研究当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道路，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和现实上均具有重大的意义。欧洲问题在理论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上具有独特地位，因此有必要建构欧洲学，以对其进行综合的学术研究。

其次，从方法论来看，研究今天的欧洲，离不开对欧洲历史的解读；研究某一领域的问题，离不开对其他领域问题的思考。例如，对战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在近两年里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历史、哲学、民族、宗教、法律等角度进行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而丰富深化了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的研究。欧洲是一个表象非常复杂、内蕴极为丰富的综合体，单一学科面的研究或描述都不足以有深入的发展。因此，构筑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框架势在必行，欧洲研究的深化已使“欧洲学”建设讨论呼之欲出。建设“欧洲学”就是要突破对以为国际问题研究的思维框架，把它提高到一个更深、更高层次上，使它得到新的发展。

建设中国的“欧洲学”，深入、科学地“解读”欧洲，对于加强中欧之间的互相了解，发展中国的开放改革事业，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这一作用的重要性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五、建设“欧洲学”之雏见

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欧洲学”问题，本人才疏识浅，并无发言权。但是根据我对当前欧洲研究状况的了解，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请教于学界同仁。

第一，用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加快、加强欧洲学学科理论的研究。

中国学者对欧洲问题的研究发展到目前的状况，已经形成了具有特定概念、特定范畴、特定分析模式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内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欧洲学”的雏形已初见端倪。然而，它的学科理论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欧洲研究的深入发展。例如，由于学科理论的不发展，无法形成健全的权威成果评价体系，致使成果评价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从而也使得成果及课题的策划与实施出现同一层面上的重复现象。

建立中国的“欧洲学”，必须要以马列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前提下，确立“欧洲学”的研究目的和发展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欧洲研究的学科理论。

毫无疑问，欧洲学在中国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特性的。这个政治特性就是表现在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前提。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欧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莫不如此。在当前，建设中国欧洲学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以其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指导建立欧洲学，首先必须科学处理欧洲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具体问题研究的关系。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教授曾经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基础跟应用、开发的关系，就像水跟鱼、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就不会有鱼市场，这是明摆着的。”虽然讲的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但对社会科学是同样适用的，对欧洲研究也是适用的。“欧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欧洲学应该在发展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在借鉴基础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对欧洲的现实具体问题的研究，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研究框架。而不是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地开发研究资源；对研究资源的配置和开发利用要有长远眼光。一个学者或一个学科，如果缺乏基础学科的理论素养，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学术发展背景，其“应用研究”（在欧洲学中即为对现实问题或对策性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从得到长足的、深入的发展。

在高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已非昔日可比，各种信息的获得无论在时间、质和量的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因此，资料的收集已不再是大的障碍。问题在于对纷至沓来的大量信息如何梳理、分析。这就牵涉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一个学术的问题。“欧洲学”的研究实际上含有两个层面：一是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基础性”的研究；二是对“研究对象的行为”的研究，亦即现实的、动态的问题的研究。前者是以对当前问题的关注为着眼点开展“基础理论”性的研究，与历史学或哲学，宗教学或民族等学科领域内涉及的对欧洲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对当前现实具体问题的研究，或者是对策性的研究，它是以前者为依托而开展的。事实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它们是不能分割的：前者如果失去对当前现实具体问题的关注，作为“纯”历史或哲学的研究，则可纳入世界历史或外国哲学的范畴；后者如果没有学科研究的学术素养，则只是对事物的一种“再现”，一种“描述”，甚至是“转述”，其成果便毫无学术性可言。这也是近10多年来欧洲研究虽有较大发展，但高质量、高品位学术成果不多的原因之一。

将“基础理论性研究”和“现实具体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建设“欧洲学”的关键之一，它要与以往我们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问题研究应有所不同，应更具深度和广度。

第二，在继续关注宏观问题研究的同时，应提倡对“微观”问题的深入研究。

提倡加强对微观问题的研究，就是要加强“个案”研究。根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绝大部分课题的设计均主要以“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少有具体问题的探讨。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专著中，而且也反映在论文的选题设计中。在欧洲问题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宏观问题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涉及一些尚未开拓的课题研究中，这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但长此以往，欧洲研究将难以得到很快的深入发展，同层次的重复研究也将难以避免。若干年前，曾有学者用十分形象的语言指出这一问题：即所谓研究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然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加强微观的个案研究，抓住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作出个案研究，欧洲研究才能有比较深入的发展；只有通过这种大量的微观研究，才能为欧洲全局的问题提供更为充实的研究基础，从而避免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无关痛痒的“弘论”。从某种角度来看，偏好“宏观”问题研究也是当前学术界浮躁情绪的一种反映，是不愿作深入探讨的“懒人哲学”。实际上，做微观的个案研究是十分吃力的事情，是需要作长期刻苦努力而未必能很快有所成就的事情。学术界应当提倡和鼓励刻苦勤奋、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

加强微观的研究，并不等于排斥宏观问题的研究，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加强了宏观的研究。对此问题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只有在大量个案的微观研究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有独到见解、有充分论据、有深入分析的大思维，否则也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深入。当然一味钻入微观领域而不知其所在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开展跨学科和多学科合作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科研条件的改善，近些年来，欧洲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发展很快，但是发展的水平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有必要提出“进一步加强”的要求。学术交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二是加强国内学者之间的交流。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国内的学术交流，只有做好国内的学术交流，对国外的学术交流才能更有意义，更有质量。

学术交流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从欧洲问题本身而言，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欧洲既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对当代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它又是西方文明在当代世界中的存在和延续。因此“欧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应被当做一种“文明概念”来看待。当我们谈到西方文明时，历史地去理解它就是指的以欧洲为发祥地的西方文明。也就是说，“欧洲”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文化、一种文明的载体。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应突破将其视为国际问题研究中一个地区问题的“平面”的思维模式，确立多角度的“立体”的思维方式，借鉴和吸收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模式。从学科角度来看，欧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模式也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式的，向各种学科领域开放，积极吸纳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论，以丰富欧洲学的内容，欧洲学才能具有生命力。因此，深化欧洲问题研究必须加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第四，需要说明的是，建设一门学科并不是几个人一呼而应、揭竿而起就可成就的事情，也不是几个人琢磨出个新颖名词便打出旗号自以为是的事情。

建设欧洲学本身就应有个科学的态度，从欧洲问题研究到欧洲学的架构和形成本身有其发展的规律。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层面上对欧洲的现实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学科的研究框架也已初步形成，但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甚至在欧洲研究最基础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有机结合都做的不够，其结果和前景能否使其成为欧洲学也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认真讨论的，也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通过对已有科研成果和方法论的分析，推动欧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是本文真实目的之所在。

在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20年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苏东剧变使世界格局出现根本的转折；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一些国际关系的准则发生嬗变。这些变化也在改变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国际问题的研究要特别提倡创新精神，建立新思维，提高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更好地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发展服务。

（原载《学术界》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