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尽管将其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政治革命与文化改造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未作较为系统的论述。然而，出于一个思想家敏锐的洞察力，陈独秀并没有忽略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考察。早在主办《安徽俗话报》期间，陈独秀就对富国强兵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并发表了自己对矿产资源开发等经济问题的诸多见解；在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陈独秀接受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力求以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缺陷。到了晚年，陈独秀仍然致力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考，提出了一些了颇有价值的观点。
第一节 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关于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陈独秀在其一生中的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他认为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之前，陈独秀就有了经济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的朦胧意识。尽管他没有系统研究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他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并不逊色于其他问题。
一、经济是国家的命脉
陈独秀认为经济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要让国家取得经济上的发展，需举全国之力才有可能。他提醒国人，恨洋人或杀几个洋教士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国人努力的方向在于将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1]。陈独秀强调矿产资源在国家经济构成中有着重要地位，并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一旦被外人掌握，则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也就掌控于外人之手了。而失去了对矿产资源掌握的国家，在经济上是难于自主的，其国人的子子孙孙都只能仰人鼻息，供人使唤，处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2]面对国人资源意识的薄弱和矿产资源被洋人大肆掠夺的现实，陈独秀呼吁：“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洋人欺负的道理呢？”[3]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富国强兵愿望是十分迫切的，但要实现这一理想又谈何容易。因为，中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帝国主义所控制，而外国资本家还勾结国内官吏，狼狈为奸，这就使得中国受到的掠夺更加深重。在《安徽的煤矿》一文中，陈独秀指出，国内商人要开矿山常常因各级官吏的阻挠而得不到批准，而洋人要领开采执照时，官吏们则双手奉上，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民间都知道官怕洋人，于是或卖或租或合股，都找洋人出名，甘心情愿，分几成利给洋人，作为保护之费，洋人也落得稍费唇舌，便坐分利益了。”[4]在中国的土地上，既有外国人的独资垄断企业，又有大量挂挂名就能分得利益的外国人存在，大量的经济利益被帝国主义掠夺，经济命脉被外人掌握，国家则积贫积弱，发展十分缓慢，陈独秀对此心急如焚。
陈独秀认为有效掌握铁路、矿产等资源是一个主权国家十分重要的权利，若失去了这些权利，即便国内还有皇帝、官吏，该国也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认为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整军备、办理外交、升降官吏、关闭海口、修造铁路、开挖矿山、开通航路等等事务都属于一国的主权，外国不能干涉；否则，便是别国的属地。[5]然而，上述涉及国家主权的大量事务已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经济命脉已操诸人手，中国已濒临亡国的边缘。面对如此现状，陈独秀呼吁国人要少敬菩萨，因为菩萨保佑不了中国人；外国人不敬菩萨，却走上了富强之路，并专欺负敬菩萨的中国人。所以，应把“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钱，多办些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整顿国家，或是办些开垦、工艺、矿务诸样有益于国，有利于自己的事，都比敬菩萨效验多了。”[6]在这里，陈独秀渴望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的心情表露无遗，而经济是国家命脉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强化。陈独秀还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仔细计算了中国当时的内外债情况，“论时局而计及财政，诚中国存亡之第一关头也。”他希望在十年左右减轻外债负担，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帝国外患，庶几可宁。”[7]其对经济的重视，对国家再度崛起的期盼，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是一切制度的根本
如果说青年陈独秀对经济的认识尚局限于国家经济命脉的层面，还未梳理出经济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清晰脉络，那么，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陈独秀则对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但此时的陈独秀已有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潜意识，经济是一切制度根本的思想已初现端倪。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指出：“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腾，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8]在这里，陈独秀已认识到德国社会制度和社会心理的改变，与其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密不可分，在德国如万马奔腾般向前发展的政治、教育、文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其发展动力的最终来源都植根于厚生利用即经济这个基础之上，没有经济的高度发达，就不会有其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可以说，陈独秀是在无意识中直观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陈独秀强调：“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9]在此，陈独秀的思想已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观点相当接近了，其所指的国家社会组织与上层建筑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既然国家社会组织的变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支配，那么，改造社会必然要从发展经济入手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陈独秀此时的思想虽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但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个人之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10]在这里，陈独秀一方面强调了经济活动在现代生活中所处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个人人格独立、财产独立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此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尽管他意识到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但陈独秀发展经济所要采取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所提倡的人格独立和财产独立，不过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已。只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的经济思想才逐步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在五四运动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已渐渐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他认为促进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一为政治，一为经济，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最重要的政治。“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11]此时的陈独秀在论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时尽管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但其理论的出发点却来自杜威的观点。不过，这一观点已为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就在此一点。”[12]至此，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已完全成熟。他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是一种不可为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力量，改造社会就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其理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这也是它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指导下，陈独秀认为落后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三、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
陈独秀认为伦理学上的个人人格独立和经济学上的财产独立，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证明的关系。即经济发展需要拥有独立财产的个人，而只有具备独立财产的个人才可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反之，只有在独立人格的前提下才有财产独立的可能，才能产生现代经济制度要求的独立法人。“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13]显然，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只有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才能确保人格的独立地位；经济是伦理的基础，有了经济独立才能做到人格独立。否则，人格独立就只能是一个幻想。
1921年1月29日，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所作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演说中，陈独秀指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14]陈独秀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其实，无论男女，谁要想取得个人的人格独立，都必须首先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只有首先赢得自立，才能真正确保自尊。因此，经济独立对个人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要发展自己的力与智，就必须依靠大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感痛苦，一切劳动平民的力与智都不容易得着发展的机会。全国各阶级人民的力与智不亢进之日，便是军阀生命延长之日；民主政治必然建设在人民的力与智之上，人民的力与智不能取军阀而代之，必然是一军阀仆一军阀起的局面。”[15]确如陈独秀所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剥夺了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格的独立性根本无从谈起。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约束的情况下，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跟着受到打压，没有施展的空间，人们的力与智随之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只有大工业的发展，才能带给人们“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存在方式才能从人身依附与等级从属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实质的人。在此基础上，人才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力与智，社会也才能够在民智大开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因此，大工业不但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更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陈独秀的这一逻辑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有着相当的合理性。
四、经济矛盾必然演变为政治矛盾
如前所述，经济问题如此重要，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均无法得到解决，发展经济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然而，恰恰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本身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劳资双方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工人的经济利益及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常常爆发罢工等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进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一形势，陈独秀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与政治问题相关联，任何企图抛开政治问题而想单独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因为经济问题发展到最后都要转变为政治问题。所以，解决经济问题实际上就变为解决政治问题了。“我们以为人类社会尤其是今日经济组织复杂的社会，想把经济、政治两下绝对的分开，已经不容易，每个经济争斗剧烈起来，都会变成政治争斗；因为工人们经济争斗的对方，资产阶级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所以要占有政权，正为拥护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们政权所表现的法律之制裁。”[16]鉴于此，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牢牢掌握政权，才能建立起符合自己要求的经济制度，进而彻底解决涉及自己根本利益的经济问题。
陈独秀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它们恢复经济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掠夺本国的劳动者，二是掠夺国外的殖民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进攻，一方面从政治上扑灭劳工的革命，一方面从经济上掠夺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17]在这里，陈独秀的告诫无非是要提醒人们，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反扑，从来都是政治与经济双管齐下，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好比一对孪生姐妹，是无法截然分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也一语道破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存在的缺陷，才能以资本集中、财产公有的优势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尽管如此，陈独秀依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并提醒人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应采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中合理的经济手段。
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
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并没有因自己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的积极作用一概否定。首先，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比封建社会生产力更发达、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他认为社会历史的进化，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史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18]就此而言，陈独秀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时代既是比农业手工业时代更进步的时代，也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基础的时代，这个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指出，人类历史一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就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发展态势。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19]在这里，陈独秀既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战争的罪恶，又肯定了其国内战争具有扫荡封建势力的进步意义，更强调了其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带来的道德和文化的进步，以及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所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陈独秀以“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来形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表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其次，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其自身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却无法得到解决，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给社会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生产集中、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它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20]陈独秀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仍走以战争压迫弱小民族，以扩大殖民地来推销其剩余产品的走不通的老路；二是停止侵略战争，放弃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威，建设世界和平。“后一条路便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21]由此可见，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充满信心的。
再次，陈独秀认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如果不曾具备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基础，则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对此，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22]陈独秀在解释其原因时指出：“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23]陈独秀认为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一方面提供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雄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进而可以形成一股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心的强大政治力量，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反之，若不具备这一条件，则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事业一方面会因缺乏物质保障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又因封建落后势力的阻挠，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尚处于弱小地位的形势下，不能彻底清除封建落后势力的干扰，社会发展的难度就会进一步增加。陈独秀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所遇到的这一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更加严重。因此，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有利条件，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此而言，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积极的。
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定的。陈独秀对此所持的态度是较为客观的。
二、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使社会生产力有进一步的发展
如前所述，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若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将会变得十分困难，社会主义以生产集中、财产公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集中、财产私有的生产方式，带来的应该是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陈独秀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主张多数人拥有幸福，但即使将来的国民革命胜利也只是政治上的成功，还不是经济上的成功；要实现多数人得到幸福的目标，就必须利用政治革命所得到的政权，领导人民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因为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最为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24]。的确，社会主义社会要体现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优越性，就必须拥有比后者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仍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尽管陈独秀未能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但却预见了社会主义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结论。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时，陈独秀指出：“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25]在这里，陈独秀向我们清晰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所在，更是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26]至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已得到充分体现。尽管陈独秀十分看重国家的计划功能，还未意识到社会主义也需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他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陈独秀还认为“每个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27]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实现经济的独立与统一，也是确保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经济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苏东剧变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此已作了很好的注脚。
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陈独秀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符合的。
三、不作唯名主义者，要正确看待私有经济作用及其在一定范围内的长期存在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障自身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那么，以什么方式来发展经济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可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来发展自己，允不允许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陈独秀对此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
首先，陈独秀反对那种一提到资本主义就不加思考地反对，一提到社会主义就盲目赞同的倾向。陈独秀认为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28]陈独秀在这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在人类历史中有着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意义，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小生产方式还普遍存在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不要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消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29]陈独秀认为要来的东西就让它快点来，不要怕它；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就要敢于大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因为尽管成熟资本主义的弊端在西方社会已表露无遗，但对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却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的阶段内合理利用。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彻底打破“左”的思想束缚，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中的有利因素，壮大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其次，陈独秀认为私有制经济还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下去。既然社会主义采用生产集中、财产公有的生产方式，那么，社会主义是否只包含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种经济形式呢？私有制经济是否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没有丝毫存在的可能性呢？陈独秀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无产阶级开始建设的时候，即在产业充分发达的国家，也不能没有一种过渡的经济政策，才能渡到实行废绝私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此事谈何容易，俄国劳农革命家是马克思派，不是玄学家，自始便未尝将私由财产完全废绝，不过按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指示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罢了。”[30]在此，陈独秀的观点十分明确，无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后，无论这种政权的过去是否具备发达的经济基础，都将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很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私有经济制度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将长期得到保留。他认为，任何一个注重实际的革命者，都会充分利用私有制经济的长处，在过渡时期内快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且，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内存在着私有制经济，但由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土地均已收归国有，因此，其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部分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仍然能够保证大多数人民得到幸福。同时，陈独秀还认为让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符合人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他指出：“从革命发生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31]由此可见，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之日，并非私有制经济立即退出历史舞台之时；从制度上消灭私有制经济容易，从人们思想深处根除私有制经济的影响却很难。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已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证明。那种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做法，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在“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充分证明了陈独秀经济思想的合理性。
尽管陈独秀认为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但是他更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提醒人们社会主义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因而经济发展形式的多样化便有了其存在的空间。如前所述，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无论其过去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应当有一个经济发展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应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存，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32]陈独秀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与国家社会主义相连接，不搞单一经济形式的设想，已被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私有制经济并非像洪水猛兽般可怕，把它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只要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掌握在国家手中，私有制经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四、社会主义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是同时并重的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带来更大程度的公平和更高水平的效率，资本主义社会只不过使少数人获得了幸福，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将使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人获得幸福；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经济，同样要注重提高效率。
首先，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注重公平是题中应有之意。“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33]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主张多数人能得到幸福的社会主义政治，必然要求在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上体现出公平，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允许贫富差距过大。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公平的分配方式绝不是应验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们的理想，而是社会主义所采用的生产方式使然，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必然带来新的、更加公平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同时，陈独秀还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立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最为切要。”[34]既然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均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那就意味着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能否做到公平，关系着人民能否真正得到幸福，而这恰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所要求的经济分配形式。直言之，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分配的公平性，既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之奋斗的内在动因。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注重公平。
其次，陈独秀在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公平性的同时，又强调和均富论划清界限，呼吁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忽视生产效率的提高。他指出：“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门从事分配的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35]显然，陈独秀既强调了社会主义分配的公平性，又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均贫富的社会，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同时看重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的。的确，以均贫富的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取得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因为对于个体而言，如果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得到的结果均差别不大，尤其是在与那些未付出努力的人们所得结果相比也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便不会将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去，生产则因缺乏人的积极性而失去效率，而这一结果恰恰是与社会主义重视提高生产效率的初衷相违背的。在生产效率降低，产品并未达到极大丰富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公平性就变得非常不容易。可以认为，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同时重视生产方法与分配方法的观点，将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作了重要区分。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强调：“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36]可见，均富主义的社会主义在陈独秀的思想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而他一再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均富主义、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在生产力没有得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实行按需分配经济制度的强调，说明了均富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具有强大影响力，若不对之予以澄清，将会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带来消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表明，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大锅饭”再无存在下去的任何理由，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邓小平提出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为我们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理想的结合点指明了方向。
再次，陈独秀认为，为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效率，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可采取具有一定弹性的集中管理形式。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于资本主义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保留了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生产方式，而且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根本弊端，因而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生产集中的体现，一方面在于生产本身的规模化，另一方面则在于生产管理的计划性和统一性。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和产业分布不平衡的具体国情下，陈独秀认为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因而对经济管理的集中应作较为灵活的处理。“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绝非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之。”[37]显然，在陈独秀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效率的提高，既要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来推动，也要靠中央与地方在经济管理上的合理分权来促进。大工商业的管理权既可集中在中央，也可集中在地方，两者皆能体现公有制经济的管理形式。至于何种形式更加合理，就看哪一种管理方式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陈独秀的这一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公平与效率不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解决而未解决好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使社会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陈独秀对解决这个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要明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并客观看待外资作用
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但这并未妨碍陈独秀以一种战略眼光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进行审视。他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的观点，并深有感触地指出：“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达到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38]既然各国之间的铜墙铁壁已被打开，那么“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39]的确，在工业化浪潮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于这一时代大潮之外，任何企图与这一时代大潮相隔绝的举动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清朝政府失败的闭关锁国政策便是一个生动的写照。陈独秀认为在世界政治经济融为一体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必须首先要掌握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动态。“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象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40]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在世界各国不能把自己隔离于世界之外独立发展的形势下，必须要研究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给自身带来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
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陈独秀认为积极借鉴或借助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智力、财力来发展自己很有必要，因为落后民族在自己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是搞不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陈独秀对于外资没有采取一味的拒斥态度，但同时也指出外资的利用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补充因素，其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现实统治者的欢迎外资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跃的征兆。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41]陈独秀的外资观与他的社会主义应该具备一个发达经济基础的思想密切相关。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正是吃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之苦，中国则更是如此。由于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在经济上有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期，所以，外资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存在的。不过，他强调了外资作用的有限性，即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利用外资，但外资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只能起补充作用。
总之，陈独秀非常重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观点。尽管其经济理论还远未达到系统化、学科化的程度，但其中的不少观点已超出了同时代人的认识水平，确属难能可贵。
【注释】
[1]陈独秀.论安徽的矿务［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1.
[2]陈独秀.亡国篇［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74.
[3]陈独秀.瓜分中国［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
[4]陈独秀.安徽的煤矿［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7.
[5]陈独秀.说国家［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7.
[6]陈独秀.恶俗篇［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9.
[7]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16-117.
[8]陈独秀.敬告青年［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4.
[9]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45.
[10]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32.
[11]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9.
[12]陈独秀.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9.
[13]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9.
[14]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68-269.
[15]陈独秀.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85.
[16]陈独秀.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708.
[17]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3.
[18]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0-461.
[19]陈独秀.民族野心［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91.
[20]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91.
[21]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5.
[22]陈独秀.几个争论的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38.
[23]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99.
[24]陈独秀.造国论［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9.
[25]陈独秀.答黄凌霜《无产阶级专政》［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71.
[26]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15.
[27]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95.
[28]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17.
[29]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19.
[30]陈独秀.答张君励即梁任公［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86-687.
[31]陈独秀.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96.
[32]陈独秀.答沈溪祈、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38.
[33]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78-179.
[34]陈独秀.造国论［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9.
[35]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62.
[36]陈独秀.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032.
[37]陈独秀.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86.
[38]陈独秀.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主义［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030.
[39]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47.
[40]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2.
[41]陈独秀.几个争论的问题［M］∥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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