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手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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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Guinness老家有特色的马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大概是模仿所谓大都市（上海？）的那种商业街吧。这种事到处都在发生。前几年去无锡，发现它的中山路几乎完全是在复制上海的南京路：巨大的购物中心，四星级旅馆，餐馆（一定有必胜客、肯德基和麦当劳）…… 而上海呢？本来，南京路是大型百货公司，淮海路是二三层的中小型特色商店，两条街的风格和商业模式都不一样。可现在，两条街一齐丧失其原有风貌，通通都成了巨型购物中心的天下，而那些购物中心里面的品牌店，和在徐家汇、四川路、静安寺……的购物中心里的，都一模一样！资本的逻辑越是强大，城市空间就越是标准化，越是可以通用、互换，就好像“新天地”的那一套，在什么田子坊啊、创意园区啊到处开花一样。

◇葡萄：我觉得有意思的是那些新建的居民小区，按理说这些房子也都在内环和中环之间，或者更外面——买房的都不是特别有钱的主，都是普通人。可是，小区边上的裙房啦，小的商业街了，经过一两年的洗牌，往往只剩下了房产中介公司，一两家宠物商店，连锁的面包店，顶多在其中夹杂几家小小的服饰店。按理说，居民的需求是各种各样的，社区周边的商业应该为这多种多样服务，也应该更丰富多彩才对。可最后为什么都成了房产中介的天下？其他的小店没有生存下去的信心，甚至连开这样的店的愿望都没有。以现在商品房社区的规模，那么多的家庭和人口，为什么无法产生一些有滋有味的小本经营的带有人情味的店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已经不知不觉就被资本深深地切割了，所以整个社区是没有什么向心力或凝聚力了，更谈不上反抗资本的不同的逻辑或力量了。

◇香菇：我们用什么作为抵抗欺压和创建自己的Better City的依据呢？笼统说来，是凭借人与人之间基于相同感受和遭遇的联合。但是各种生活现实是否可以作为真正促成扭转的资源呢？以居民小区为例，很可能小区的居民内部贯通联合了，这个小区的生活美好了，然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小区居民看到小区之外的更艰辛的生活，比如蚁族式的生活，却可能觉得那是非人的，认为自己跟蚁族们不是同一个人类。扩大来说，这不也是上海面对内地最直观的感觉么？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小区的生活与小区之外息息相通，中档小区和“蚁族”们遭剥夺、受欺压的逻辑是一致的。这样，联合与抵抗才可能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被动员起来。

◇心每思之：今天“发展”的逻辑其实已经把“生活”包容在内了。房地产商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生活最主要的依靠就是“家”，人们想要在自己家里做主，想要设计床放在哪里、桌子放在哪里，首先得有房子。有了房，才有家。于是那个强势的逻辑就绑架了民众各种各样的、原本意在挣脱出来的对生活的想象。城市的确应该是为了生活，但能够生、能够活，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的，强势逻辑恰恰就是扼住了这个基本命脉，于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李念：国家在确立了城市化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后，各级政府的考核方向就确立了，GDP指标、房价和相关利益对拉动这个指标的作用之巨大，恐怕只有接触到实际数字才能体会。关键是发展必然是硬道理，但是，如何可持续地发展，将文化传承和民生利益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如果每一步都夸张一些，最后就是今天的结果。现在的修正是非常困难的，整个民众的心态很容易失控。因此，必须付出几倍的代价。

◇远山远水：近日有个日本师妹来上海，听她说起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回头想想也挺有意思：

她说几年没来，上海变化真大，看看浦东高楼如此密集，“实在是太可怕了”。

她说那些在上海银行里做事的朋友都喜欢这里，因为资金往来多，有生机，“比在东京工作更有成就感”。

她说中国阶层感非常明显，“有钱人真是有钱啊，乞丐也到处走着，淮海路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一起走着”。

她说到京沪两地的差异，感慨道：“北京女孩穿衣服更随意，上海很时尚但有模式。走在北京街头感觉是中国，到上海就跟东京差不多”。

她还说上海商店怎么那么晚还不关门，东京晚上八点多就关了，早上十点后才开；上海街头那么多取款机，还有日夜的，东京没有。

说到这里她自己就笑了，“所以，到了上海就想买东西，上海让人感觉很容易就会买很多东西回去，如果有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