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君：书中窥城
前段时间由于工作所需，欲找寻一本书。因初至上海，对于此地的书店不甚明了，便来到了位于福州路上久闻其名的上海书城。受时间所限，自己一反闲逛书店的嗜好，径直走向上海书城所设询问台，咨询该书存放之处。服务员沉思良久，告知所需之书应在三楼。自己便直上三楼，但苦觅不得，便再问服务人员。答曰：可上五楼查找看看。至五楼，结果还是不得，又被五楼服务员告知应在三楼。匆匆重返三楼，得一答复，可能在二楼。无奈之余，只能遵其所言，去二楼探寻。果不其然，终于让我找到了同类书籍的柜台。不过，令人哑然失语的是，堂堂上海书城此类专业书籍却仅存两本，并且没有自己想要的那本。
此时，想起曾经杭州三联书店的那个憨厚服务员，每次寻书问他，他总能在挠挠后脑勺后，给出一个准确的位置。尽管，如今杭州已无三联，可那服务员憨厚的笑脸和寻书的素养，却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不希冀上海书城的服务员也能如此。毕竟书城有大小之分，书籍有多少之别，以一学术专业书店对比“图书超市”，似乎也不太妥当。但是，作为卖书者，知道书之位置所在，想必应该也是分内之事。起码不应该让人们为寻一本书，需要如此奔波反复，却终而不得。再深而言之，如果对书没有起码的爱好之心，那买卖书籍或许只是纯粹的消费，人文素养的养成可能也是空谈。
上海书城，以它的占地之广、藏书之多，曾引领书业的一个潮流。现博库书城总经理徐冲就在其所撰《做书店：转型期中国书业的终端》一书中，对上海书城大加赞扬，称其为当时书业的翘首。自己不想被一时的遇境所遮掩，于是抽了个时间，准备好好相遇一下上海书城。
踏入书店大厅，狭隘的空间，堵塞不堪，瞬间使人失去望书的闲趣。再观前堂畅销书架所摆之书，无不是青春言情文学、明星自写传记、菜谱育儿书经、股票基金风云等等。诚然，这些畅销书或许真的是如此畅销，也反映了上海城内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趋向，这本也无可厚非，毕竟我们首先要允许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阅读取向，哪怕在很多人看来此种阅读其实是种快餐消费。可是，我想这样的快餐消费不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需求。
或许这里上海书城预设了一个假定，认为大部分民众都是下里巴人，他们的阅读取向就是“俗不可耐”。因此，以所谓满足大部分民众的需求为口号，引进了大量俗不可耐的书籍。于是，大众在此种“场域”的引导下，越来越偏离了真善的轨迹。可怕的是，这种变化都在上海书城以及大众自认为正当的前提下潜移默化地发生，这样当然没有羞愧之感。但是，这种预设的假定是不成立的，因为大部分民众的欣赏水准是可以而且应该慢慢地、一点点地往相对较高层次转移。这也是社会文明向现代化演化所应该具有的进程，否则启不是倒退？大众的欣赏水平是可以被引导的，而上海书城作为上海书籍的“场域”，它应该有自我安身立命的理念和使命。这样的理念和使命应该是用所卖之书潜移人们的文化素养，而不是被流行消费所牵动。它应该是引导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
好比徐冲先生所做的浙江图书大厦，他认为：“没有理念支持的书店，哪怕很豪华很奢侈，也将找不到它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书店，多一家或少一家其实无所谓。”
浙江图书大厦大堂显眼位置，摆放的并不是市场流行的一时畅销书籍，而是那些长销书籍。即使是一时畅销书籍，也多是事关学术文化类，更有甚者在显眼的大厅位置，你甚至可以找到诸如三联出版的生活译介丛书等相当专业的书籍。个人猜想，想必在徐冲先生背后书店的灵魂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来逐渐、潜移默化地引导大众的阅读取向。长而久之，某种精神富足的文化气场应该会在此慢慢显现。当然也不是说浙江图书大事不卖流行畅销书籍，它只是把那些书摆到了正当的归类之处，而不是在最显眼的大堂。
在“清园书屋笔札展”后，王元化先生曾说过这么一段令人心酸的言语：“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多少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
梁漱溟先生在他那个时代诘问：“这世界还会迷人吗？”
王元化先生无奈哀叹：“这世界不再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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