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的观点看上海话

沈善增：以发展的观点看上海话

关于上海话的讨论，前两年热闹过一阵子，可以视为这次讨论的成果，是出版了《上海话大词典》（钱乃荣等著）、《上海西南方言词典》（褚半农著）、《标准上海话自学法》（徐世利著）等词典类研究著作，为确立“标准上海话”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热演，还传说可能上春晚，又加上世博会的临近，上海话作为上海人的重要的文化表征，上海人对上海话的热情，对乡音的热情似乎又高涨起来，世博会会不会使上海话成为一方方言的重镇呢？许多上海人心底里或许有这样的期望，至少希望会有许多人主动要求学上海话，说一口标准、流利的上海话“不要太骄傲噢”，开办上海话培训班或许会成为一些老上海人的新的生财之道。

说起来，我可能是高度肯定上海话的文化意义的第一人。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人的自信心跌到低谷，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以被外地人夸为“你不像上海人”为荣的时候，著书立说，指出上海话是南宋杭州话以后，中国大地上唯一诞生的新方言，而造新方言之难，难于造长城，一种新方言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文化的诞生，上海话的诞生，则标志着现代城市文明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了。所以，上海人为中国的近现代史作出了许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贡献，而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上海话。我依此定义，上海人是以上海话为内心语言的文化人群，也就是说，上海话是上海人的文化内核。我由上海话的特点出发，来分析上海人群的整体的精神特征，指出，上海人是特别有文化创造力的人群，举了外滩情人墙（这个词还是我的发明）、外语角、恋爱角等当时的文化现象为例。《话说上海人》此文一出，就得到赵长天、顾绍文、陈思和（前两年他在分析虹影的上海题材的小说时，还特别提到这一观点）、王晓明、沈嘉禄等朋友的热捧，还开了个专题讨论会。此文一再被转载，尽管我很少拿到转载的稿费，但能起到一些为上海人与上海话“正名”的作用，我也很高兴。在此文的基础上，我应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上海人》一书，后来台湾出了繁体字版，前不久又来联系要出韩文版，可见我的这些观点还是有点影响的。

但我对这两年的上海话热却有些保留看法。如果记得不错，近年的上海话热是由保护方言、保护上海话的话题引发的，现实的忧虑是今天的上海小囡说不来标准的上海话。此话题得到了多数上海人的支持，因此而形成上海话热。或许上海话热只是热在媒体的版面上和图书的选题上，现实中，今天的上海小囡，不仅在学校里，而且在家里，主要用标准的普通话夹一点上海话与人交流，依然故我，没什么大的改变，但这不影响“上海话热”成为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研究文化现象主要是关注背后的文化心理。造成上海话热的心理因素很复杂，但我认为有一种心理值得注意，就是文化心理的萎缩。就像当初“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这种反常的现象，恰恰反映了上海人要走出去、注重交流的开放的文化心理，现在的上海话热，强调要上海的小孩说标准的上海话，有没有面临大量的“新上海人”涌入上海，在高档的写字间里位居要津而引起的心理反弹呢？我觉得是有的，从“内环线内说外国话，中环线内说普通话，外环线内说上海话”这样的新民谚可以辨出味道来。这种心理反弹也正常，但相对于创造上海话的上海第一代移民与本地人，是文化心理的萎缩。如果当年来上海的移民与本地人，绝对保护自己的方言、固守标准的乡音，就没有上海话会被创造出来。所以，上海话不能像其他方言一样来对待，对上海话主要不是谈保护，而是谈发展。从发展角度来看，发音标准不标准还不是首要问题（今天所谓的标准上海话，我认为是以广播电台沪语播音员的发音为准的，这个标准也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的约定俗成），重要的是让上海话怎么更适合书面语，也就是让上海话中生动的词汇给现代汉语注入新鲜血液。上海话的最大好处，是这种易发音易听懂的语言，把上海人的舌头训练得能说各种标准的官话，包括外国话。上海人是中国说普通话最标准的人群，也是中国说牛津音英语或美音英语最标准的人群，因为上海话最少发音的方言特点（特点同时也就是局限性）。所以，上海话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海纳百川、融汇和谐的海派精神。上海人为上海话自豪的，正应该是上海话体现的这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海派精神。至于明天的上海人说的是什么腔调的上海话，不必我们操心，也操不了这份心。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运而生的上海话，只有更兴旺，不会被消灭。如果真要被消灭，再保护也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