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具体行为研究
在一些学者对农民行为进行宏观上的理论研究的同时，我国一些学者潜心对农民的各种具体社会行为进行微观分析。邓大才(2008)专门对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进行了研究。在对我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提出的支持传统生育偏好和行为的生育效用论、生育功能论、生育文化论和生育需求论等四大生育理论进行文献梳理以后，对河南府君寺村、湖南湖村、江西长冈村、四川鲁家庵村农民的生育行为进行调研，发现中国农民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逆传统生育现象，并用“社会解构模型”，即从养育货币化、生育示范社会化、生育功能多样化等三个维度对其进行了社会化逆变解释。[14]谷中原等对农民的交通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农民不仅在交通工具种类和保有量上，而且在移动空间和消费量上都存在很大差别。农民的交通消费量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经济越发达，农民的交通消费越高。[15]赵志龙专门研究了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户经济行为变迁。以河北省高阳县的农村纺织业为重要案例，对农民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发现土地、家庭成员、口传身授的生产技艺等生产要素，是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资源基础。而农户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这导致家庭生产的边际产出等于家庭维生费用。家庭总收入最大化原则造成农户兼业经营和在家庭内部进行劳动分工的经营机制。农民在进行家庭经营成本核算时一般不会计入自家劳动力投入的成本。为了使活动获得更多收入，农民会模仿、改进、创新各种可能技术，以谋求家庭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为了解决家庭经营中规模经济不足的问题，一般在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工厂间进行社会分工，从事专业化生产。这不仅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且保证农户这一传统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实现与国家现代化的同步。[16]李贵德、罗剑朝研究了农民生态行为。认为农民生态行为的内容极其复杂，广义上可分为农民的生产生态行为和生活生态行为。其中，生产生态行为包括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副业经营和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及保护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生态行为；而生活生态行为则包括农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对生态环境能够造成影响的一切行为。从产生的影响看，农民的生态行为可分为良性生态行为、中性生态行为和负面生态行为。并认为农民短期性逐利行为和粗放低效的生产经营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我国西部地区要进行生态重建，就必须改变西部农民的短期性逐利行为和粗放低效的生产经营行为。[1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