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有缘一读书我一次有了历史的喜爱

与书有缘

一、读书

我非常喜爱读书，喜爱看码成一行行的方块字，向往古人山间雪夜读书的惬意和场景。

书中那色彩斑斓的梦想，那字里行间游走的精灵，犹如春雨滋润干渴的土地，犹如微风吹拂待启的船帆，每每催生我生命中渴望浪漫和好奇的因子，激发我去闯荡去漂泊去追逐人生多姿多彩的梦想。

在懵懵懂懂中度过未成年的认字读书期。我小时候，父母看重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也看重多读书。偶尔作为学业奖励给钱让买书，自己看，也能与同学交换看。我还常常到书摊租书，也到书店等处寻找看书的机会。实在没书看了，偶尔捡到被丢弃的报纸等印刷品，只要有字，有情节或描写，我都会带着意外的快乐去阅读。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一个动力缘于获奖可能得到图书。得到奖状和本子，我也感到快乐，但奖我图书我会有如获至宝的惊喜。我发现获综合奖，多数是发奖状。而讲故事、作文比赛、朗诵比赛等获奖，获得图书的概率高。我就留心向可能获得图书的奖项发展。

书籍为我展现充满魅力的广阔世界，也牵引我去追求人生的梦想。我想象过像徐霞客游览壮美河山，像三毛去世界各地流浪，像地质队员踏遍山山水水为祖国找矿，像魏巍用手中的笔赞美最可爱的人……

读初中赶上“文化大革命”，看过“破四旧”焚烧图书的场景。虽然我还不能理解这些文化符号被毁灭对民族意味着怎样的损失，但目睹自己的最爱随着缕缕升腾的青烟而化为灰烬，那种心痛是言语不能表达的！

“文化大革命”中，能看的多是红宝书和传单、大字报。我到北京等地串联时，收集了几大摞传单。后来我父亲由于历史问题受到冲击，担心被抄家，就都处理了。我一遍遍看《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毛泽东选集》，有些文章我虽不理解但却能倒背如流。

1969年我复课读初中。学校发的课本多是手工刻蜡纸的印刷品，但总算有了新的文字可看。不论是枯燥的农业知识，还是数学方程式，我都认真去读。这个期间，我学会了刻钢板。给班级干活时，还给自己刻毛主席诗词和有限的文学作品，土法上马自制线装书。

1970年底到大河“五七”农场劳动，我在宣传组工作。和几个人一起采写稿件，办板报、专栏、广播。我可以看到单位的报刊和先进事迹集等书。

1973年初我到大河机床厂幼儿园上班。每天看、讲《看图说话》等幼儿读物。当年春天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规定我不在其中。但我想寻找新的发展和读书机会，下乡到中卫县宣和公社赵滩7队落户。当时，能看到宣传、科普图书和扫盲的识字课本。我在生产队饲养员的宿舍办夜校，教社员识字，讲科普知识。第一天下课后回到住处，我在大红纸上写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毛笔字，贴在墙上，激励自己。

1974年初我到大队任职。当时开展极为荒唐的“古为今用”的批林批孔运动。但如果抛开政治因素，我还是从书中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例如孔孟之道、儒法之争、水浒招安等。我清晰感到：祖国发展的历史就是波澜壮阔的长河，我第一次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在如饥似渴中度过第一个读书黄金期。1975年我被选拔到公社担任领导至1978年。这是我读书真正的启蒙阶段。

在这期间，我带着虔诚和敬意读了部分文学和理论经典。

先说读的文学书吧。我所在的公社有所宣和中学，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是江浙人，曾想方设法保护了许多图书。公社的教育干事见我极好读书，便介绍我认识吴老师。他向我推荐读《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名著和西方的文学经典作品。条件是我必须保管好书，且每次只借一至两本。

随之，我开始了近乎疯狂的读书之旅。晚上看书，15瓦的灯泡用不了多久就换一个。三册《中国文学史》，抄满了三大本。我把稿纸横折四条，每条抄写一首唐诗和注释，自称四条屏，把《唐诗三百首》几乎抄遍了，有空就背。一次，看《三国演义》到半夜停电了，我点上煤油灯继续看，不知不觉到公鸡啼鸣。站起来眼前漆黑，扶墙站稳恢复视力后，出去被早起的同事看见大笑，原来是煤油灯把我的眼睛周围和鼻孔熏得黑乎乎的。

我还读了一些理论书籍和马克思等伟人传记。例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毛泽东选集》五卷等书。

我开始否定之否定式的思考。偶尔对现实有了朦胧的疑惑，但立刻就对自己的想法进行否定，继而又出现新的想法和问题。在对社会理想和现实的粗浅思考中，我对学习理论有了较浓的兴趣。我认为，学习理论是工作和社会担当所必须。

我几乎把工作外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冬天夜里看书冷了，就一件件加衣服，腰间系个草腰子保暖。实在受不了，就爬到火炕上钻进被子，暖和过来再到办公桌前看书。

墙上挂着我抄录毛泽东主席诗词《重上井冈山》的书法习作，我用大料瓣蘸着彩色广告粉进行了装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直激励着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在基本解决温饱中度过第二个读书黄金期。1981年至1985年，我的读书生活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1978年底，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当时思想活跃，价值取向多元。旧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被证明是虚幻的，但个人和社会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我茫然并思考着。

1981年我从中卫县团委调入自治区团委工作。当时有个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在岗考入电视大学文科学习。我和同事经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和周日，一本本地啃教材和参考书，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同时，我在时任团委副书记杨连宁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西方，寻找康德、尼采、韦伯的书来读，思想处于震荡之中。

1983年我考入中央团校大专班学习，开始了新的读书狂热时期。

这个时期除十几门课的教科书外，课外读书主要是政治理论、社会发展和中外名著。

开始时，我的思想虽然不是一边倒，但反传统居多。尤其读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思想契合了当时对传统的反思。感觉个人与社会都积累了太多的历史愿望，而要实现这些愿望，就要学习西方。

慢慢地我能够心平气和地读书了。从书中，我了解了广阔世界的思想和价值理念，启发了思考。意识到借鉴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要理性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

在中央团校，我带着热爱和向往继续阅读着中外文学名著。

中国的十大古典文学名著，我最喜欢的是《红楼梦》和《西游记》。世界百部文学名著，我偏爱古希腊、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文学经典，意大利、拉美和美国等国家的名作我有选择地读。这些书让我受到人性、心灵和人文的启迪、感染和熏陶，让我的精神世界得到滋养、丰富和塑造。

在探索选择中度过第三个读书黄金期。1990年代国家处于转型时期。我在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的十多年，虽读书总量不多，但这段时光可以称之为是我的信念和思想蓬勃生长的夏季。

读书的内容主要是经济和宣传。读了《大趋势》《第三次浪潮》等书后，主动选择一些我国著名学者例如厉以宁、吴敬琏等人的书，对于市场经济有了粗浅的了解。

我读了《邓小平文选》和三个代表思想的表述，深化了对党和国家所处历史环境的认识，深化了对民族崛起和复兴之路的认识。

我以前对党的信念大多是朴素的感情与忠诚。这一时期，我努力理性认识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理性坚定信仰。这一时期的理性思考来源于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切，来源于在基层多年对我国国情尤其是对农村的了解。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出现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体系的无序和社会道德的滑坡。我在为经济发展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困惑。读书当中既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也有自相矛盾的感受和对未来的忧虑。

我还读了外宣的图书，对外宣规律和外宣品的策划制作等业务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

在滋养生命中度过第四个读书黄金期。形象地说，这一时期的读书犹如继续跋涉在文化长河之中。我已越过浪花飞扬的激流险滩，进入了平和开阔恢弘大气的河段。

到了社科院就到了读书的地方，走入了读书人的群体。我根据兴趣、爱好和需要选择书籍，首先读本院作者的书，有浏览有细读。读的较多的是散发思想光芒的书，例如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也读极有限的可读性很强的学术书，例如《万历十五年》。喜欢读得轻松的书，例如《明朝那些事儿》。更多读的多是学者兼作家写的书，既有人文精神又有世俗情怀的书，我喜欢读余秋雨、周国平、易中天和于丹等大家用智慧写的书。最近读了《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一书，郎咸平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大量现象从最根本的本质上作了探究，旨在提醒政府和社会能够釜底抽薪地解决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

读学者的书读多了，慢慢地悟出了学者的存在对于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性。其实中国社会历来不缺解释者，而缺提问者；不缺拥护者，而缺质疑者。这也是我在社科院履职得到的一个启迪。

我还爱读传记类图书，这类图书会给予关于人生与奋斗，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启迪和思索。

我深刻认识到：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是理性的民族，而成为理性民族的前提必须是爱读书善读书的民族。这对于民族和生命个体都是如此。

现在读书，不像年轻时对精彩的段落和篇章倒背如流，而是将精彩融入思考融入情怀融入生命。

多年来，我努力在读书中培养文化性人格。读书，为我的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营养，也为我带来难以言传的快乐。书，对于我具有慰藉灵魂、滋养生命的作用。唯有书，能让我浮躁的心宁静下来，能让我疲惫的心振作起来；也唯有书，能让我在与古今智者的对话中，增添对思想与智慧的敬重敬畏，能让我始终怀有一份忧患中的道义与责任。

二、买书

我爱买书，也买了不少好书。买书经历几件小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6年，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参观团，在山西买了介绍大寨的书。自治区组织的参观结束后，我们又去河南参观，我买了介绍河南和红旗渠的书。原计划我们从山西直接返回，拐到河南经费就显得紧张了。我们大都没坐过飞机，又到北京乘机至包头。到包头后看到介绍内蒙古大草原的书，喜欢极了，可就是掏不出票子！我去附近的宾馆，兜售在北京买的衣服。一女服务员要结婚，高兴地买了一套。我拿着钱赶紧把图文并茂的书买到手。

20世纪末，我到银川西门新华书店看了很长时间书，想买两本，其中有汪国真的诗集。清点钱差三块八，省下坐2路车票一块五和三两刀削面两块一，还差两毛钱。我只好到大街上去碰运气，但一个熟人都没见。回到书店问可否打折，一个老者见状给我两毛钱，我谢后买上书兴高采烈走回新市区。

2002年，我随中国图书考察团出访。在巴黎转书店，我被精美的介绍巴黎的中文版画册所吸引。我买了两本，在书店就欣赏起来。同伴催着走，我拿走了书而丢下了刚刚买的法国香水。店员急忙提醒，才未出差错。

前几年，一次在北京办完事，正赶上西单书店搞《哈利·波特》首发式。此书我在法兰克福世界图书博览会展柜前翻看过许久。在北京，我又一次被书中魔法的神奇和不可思议所吸引，时间不知不觉地在一页页翻看中溜走了，发现后急忙坐公交车到车站，还是误了火车。气恼一阵后，买了面包和水，返回书店索性看了个够。

我对读书有洁癖，一般都买正版。但有时也难抵御地摊廉价的诱惑。在地摊买了几回书，有质量好的，也有差的。买盗版的武侠小说，错别字多，实在读不下去的就捐了出去，捐书时虔诚祈祷：千万别让以后吃文字饭的学生收到。我先生还以书易书，把看过的没有收藏价值的书卖给地摊老板，用所得款买质量好的书。

三、出书

能够出书，是我从识字起就有的梦想。这个梦想一直与我同行。孩子十多岁时，对出书也特别着迷。她买了板报设计的书，移植在编书上。封面和内容都精心设计，既有版权页、条形码，又有出版社和印刷厂。最有意思的是，书号批准在海南，印制在山东，出版在山西，标准儿童盗版。看来梦想也会遗传呢。

自己参编的第一本书，是在区团委参编《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入脑入心》。在这期间，我还编辑《青年团讯》《团内信息》和《青年动态》。自己写的改版发刊词和“写稿ABC”等文章由手写体变成铅字后，高兴得我还做好菜庆贺一番呢。

1992年初，我调到区党委宣传部。编辑《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简报》等内刊。后来从文明办调到外宣处，具体负责宁夏对外宣传，包括参与外宣品制作。

最先编辑出版《中国宁夏》等图书。1998年自治区40大庆，部领导张怀武带我们跑国务院新闻办，申请出版图书《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项目被批准后，张部长领衔，我具体策划编写提纲，组织并参与编写，期间看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几个月中，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周日，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与吴勇、张隽华做图书事务。我决心出一本空前但不绝后的亮点纷呈的书。在文稿由吴国清编辑打印后，进行统稿的紧张日子里我病倒了。一连几天边输液边看稿，那份异乎寻常的热情里有我实现的梦想。该书获得了中国外宣品金桥奖简介类二等奖，后来听说16名评委投了无记名的全票。中英日阿文版图书，第一次赠阅到190个国家和地区，宁夏外宣实现零的突破。

西部大开发战役打响后，我又奉命具体设计朱玉华副部长主编的《中国西部——宁夏》。时间紧迫，组织力量完成了书稿。在书稿送审通过后，我把装在大信封里的孤本忘在出租车上。刚下车就发现丢了万分贵重的书稿，随即打上另外一辆出租车追，到了老百货大楼终于追上了，真是有惊无险啊。

出版的外宣图书，得到了部领导、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五洲传播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我区新闻界朋友的支持，他们帮助我在履职中实现着梦想。

我到社科院后，最先编辑设计的是《宁夏社科院简介》。从印厂直接送到机场，为时任张书记一行赴日本访问所赶做。

我最为得意的是《不负使命的五年》。我提出来创意并撰写所有的文字，我先生制作全部的图表，张琰玲提供数据。在精捷印厂，我们和设计张宁连夜加班，沉浸在创造的喜悦中，设计一个个专题，不知不觉到了后半夜。

这本书体现我编辑的理念和审美取向。在全区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发放并得到普遍称赞，到日本交流时也受到好评。

我最有成就感的是《宁夏文化蓝皮书》。2007年出的是第一本，齐岳书记带我争取到宣传部领导的支持，策划提纲组织队伍，几乎跑遍宣传系统的各个单位，与撰稿人一次次沟通、协商。大主意齐书记出，包括封面设计的思路。而几乎所有正文外的文字稿从全书提纲到编写要求，从申请到后记，都是出自我手。那是非常惬意的奔波与忙碌，那是渴望建树的冲动在笔下的流淌。

文化蓝皮书是尝试之举，是开拓之旅，是西北第一本。

连续做了三本。我问时任宁夏出版社总编辑的高伟：三本算是系列吗？答案是肯定的。我婉拒了布书记极为真诚的挽留，因为我已拓过荒了。

我最期待的书:《西夏古国的探秘者》，让这部记录西夏研究者前世与今生学术历程和突出成果的书，尽早面世。

完成于2011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