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粹学者的背影——追忆著名西夏学专家韩荫晟先生
西夏学被称为“绝学”。
西夏学著名专家韩荫晟先生为这个“绝学”的研究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的鸿篇巨制《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被学界誉为“绝学”研究的“双璧”之一。
他不仅以西夏学史料研究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西夏学得以发展的一股活力一份能源，他本身就是文化载体。
不懈地追求——固然很苦很苦。但苦中有乐，又何乐而不为呢。
——采访手记
引言：震动我心灵的那个冬日
那是2003年元月，我在春节前院里对老专家的慰问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贴的著名西夏学专家韩荫晟先生。
我永远无法忘记见到他时，我心灵受到的震动。震动是那样的突然，那样的强烈，那样的持久。以至今天写下这段文字时，还能感受到内心深处涌动的波澜。
走进韩先生的家，问候躺在床上的韩先生。他清瘦的脸上充盈着凝重肃穆之气。书房里一排书柜，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历史书籍，尤其是早已发黄的纸张散发着陈年老酒的醇香。他周围的用品、家具早已辨不清出自哪个年代，除一台显示现代感的电视机外，从写字台、茶几、餐桌、衣柜到床，还有盖在先生身上的花被……都是那样的简陋。
我惊讶，我赞叹：
韩先生就是在这60多平米的住宅中——创造了550万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的辉煌巨著！
韩先生就是在这狭窄的工作室里——积累了三卷九册这厚重的西夏学永远的珍藏！
但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先生这与学术和清贫为伴的生活，是出于无奈还是自主的选择？
一星期后，这位在学术之路上跋涉60多年的智者，这个学识渊博学养精深的学者，向学术作了永远的告别。
自那个冬日后，我努力走近韩先生的内心世界，追寻这传世之作里蕴涵的艰辛探索。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不为物所役，不为名所累”!
学术——是他的精神命脉，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自主的抉择。他在生命中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坚守着自己的抉择，并为这一抉择而不停地工作。
他的伟大是平凡的，因此，也是真正抵达我内心的。我在内心为先生树了一个碑，碑上写道：
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人，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人，一个闪耀学者光彩的人，一个永远活在西夏学研究王国里的人！
一种宿命：生为学术
阅读韩先生的一生，我更坚定地认为：学术远非人人都能搞，都想搞，都愿搞的。
首先要有天分。而天分中最重要的，是将学术作为自己生命的第一需求，也就是要有学术之爱。韩先生正是这样，似乎他就是为了学术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学术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要通过自己独特的活法，通过学术来发现来体现来实现自己生存的意义。
就让时光倒流到韩先生求学的时段吧！我们从他颠沛苦读的坎坷求学经历中，可以看到他追求知识的执著，从而为学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于1919年9月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县深井子区渔樵寨村。1926年，他到本村小学读书。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9·18”事变，他被迫失学。1933年，他寄宿舅舅家补习一年。1934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初中，但因交不起学费，又失学一年。1935年，上东台村初中学习。
他幼年因家境贫寒无钱买书，跟随父亲读四书、医书，都是借书抄书，练就了博闻强记的功夫。
1936年由于日寇统治，他又被迫失学。为生活所迫，到工厂当杂役。
1936年12月，他二哥叫他到山东去读书，由舅舅等亲戚资助路费。到校后，他患上了心脏病，勉强坚持到下半年考入高中，不久心脏病再次发作，不得不停学到峰县休养。
1938年日寇逼近，他和同学连夜逃出峰县。后由徐州去了汉口，报考中学未考取，还得了一场疟疾。后又由汉口去长沙。第二次病后，由长沙去了桃花坪，又到永丰镇，考取了东北中山中学高中。从此随校迁徙，经广西、贵州到四川自流井读书，至1941年夏高中毕业。又到四川松潘县一金矿工作。
1942年10月，他考入设在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历史系学习。
韩先生读大学二年级时，写的第一篇论文《重析〈洛阳伽蓝记〉本文子注》就受到导师陈述先生的垂青。大三时，撰写《刘邦传》。又潜心研究，写出《柔然考》。
和韩先生非常相像的大儿子韩述骘告诉我，一向低调的父亲曾不无得意地讲述到:当年大学里把学生的论文贴在墙上，一教授手指着他的论文大声对学生说：“看看！看看！论文就要写成这样！”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毕业后至1956年上半年的10余年间，他除了1949年回乡从事一段时间农活外，其余时间都奔走在沈阳、北京、天津三市八处学校任教。从苦读到任教，他一直奔波。但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他对学术始终怀有极大的兴趣，也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天分！
1956年，国务院、高教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招聘研究人员，韩先生带着《柔然考》去报考。这篇论文得到了历史研究所民族史专家翁独健教授的高度评价，成了他考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敲门砖”。1960年底，他的《柔然资料辑录》一书终于完成，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他学术生涯中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从韩先生身上，我发现他爱学术是爱到骨子里的。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心灵从学术里获得了怎样的愉悦，他的生命从探索中得到怎样的跃升！
一种使命：负重虔行
1961年4月，韩先生调到宁夏博物馆工作。在这里，他与西夏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开展研究极其艰难。他预计10年完成《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工作，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安排他搞展览，经常加夜班。干完分配的工作，他还是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搜集整理西夏资料。1964年初，才把他安排在资料组，总算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研究工作了。到1965年，他的《汇编》上卷第一部分《传记类》已定稿装订成册，第二部分亦具雏形，唯第三部分短期内还无法完成。
随后而来的十年浩劫，西夏史研究成了他的所谓罪证。
1966年4月，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让他不能忍受的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低劣的伙食，而是对他的怀疑。怀疑他的贫农成分：贫农能上大学吗！怀疑他读大学时的历史，竟以“特嫌”对待！
他要抗争！他与另外两名同志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上访。
结果可想而知！共和国都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哪个“组织”还能顾及个人所受的不白之冤呢！
在一次次的要求下，1967年8月他回到了博物馆工作，领导还是给予了职权范围内的支持。安排他到资料室工作，为编写西夏史做资料准备。
1976年和国家一起走出灾难的他，得知“文革”中保存在西塔里的《汇编》手稿全部丢失，10多年的心血荡然无存！他只能从头开始。宁夏博物馆积极落实政策，为他平了反！他和我们国家一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6年，美国3所大学联名邀请韩先生去讲学，并提供宽裕的经费。但他因放不下正在进行的《汇编》工作，放弃了赴美讲学。他远在美国的女儿对此很不理解。
韩述骘告诉我，他父亲自从可以光明正大搞研究后，就分外忙碌起来。他母亲看到父亲昏天黑地忙工作，不无调侃地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病！我想，这不正是中国学者的可敬之处吗！
韩先生像深山里的寻宝者一样，他到书山里去寻找可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先在宁夏找，能找的地方都去找。在宁夏找不到就到他的根据地——北京找。他和夫人隔一段时间就往北京跑一次。每天奔波在住处、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之间，夫妻抬着借、还的书，步行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汗流了下来，用毛巾擦一擦；累了，坐在路边缓一缓。然后赶回住处，抓紧抄写资料。跑了多少路，他们说不清；吃了多少苦，他们从不记。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正是用双脚缩短着达到目标的距离。
对于西夏史研究，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史料方面有一些成果。就借鉴成果而言，韩先生不必完全从头做起；但以往从未有学者做过如此浩大的系统工程，从全面并要尽可能地占有新资料而言，他又必须从头做起。
韩先生进行的西夏史料研究，我感到酷似攀登珠穆朗玛峰。真正能达到顶峰的人，无不具有坚韧毅力与专业技能，还要有视事业如生命的执著追求。只有这样，他才有资格向庄严的顶点迈出第一步。而他迈出第一步后，就从未想过中途停顿，大有“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管风雨兼程”的豪迈。
经过几年的忙碌，1983年他的《汇编》上卷，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只是他的阶段性成果。他马不停蹄，继续忙碌着第二卷。1984年后，在他大儿子的参与下，他们共同完成了第三卷。
多年来，韩先生不仅虔诚地践行着自己的学术信仰，而且还在古稀之年选择着自己的政治方向。他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点燃了我新的希望！”198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社科院原副院长邢平曾对笔者回忆1940年代听过韩先生一堂课的深刻印象，他为做了韩先生这样难得学者的入党介绍人颇感高兴。
1989年《汇编》书稿第一稿完成了。在女儿多次催促下，他和夫人才去了美国。办了一年的签证，结果在美国不太适应，夫妇俩仅3个多月就回来了。
在银川机场，韩先生对接他的人说：“我一回到中国，尤其是两脚一接上地气，嘿！病就全好了。”
他的心还牵挂着《汇编》。虽说书稿已经完成，但申请经费、编排校印颇费周折，终于在2000年底，《汇编》全部问世了。
《汇编》一书分为三部分：传记；人物传志；散见资料编年辑录。收录的资料始于隋初，终于元末，我国有关古籍、征引古籍多达350多种。从大量文献中摘录、筛选出西夏史料并一一考订，使之成为西夏史料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收录资料正文16900条，注文多达数十万条，体现了韩先生对西夏史料的研究成果，更是西夏史料学研究著作。《汇编》是大32开本，摞在一起有42厘米的高度。其手稿是用几个大纸箱子装的，远远超过550万字！
韩先生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和险阻的艰辛之路，在这条路上充满了求索中的疑惑与痛苦。多少年来，他正是靠着这融入血液里渗透到骨子里，内化为他精神动力的使命感，虔诚地行走在艰难的学术之路上。
一种追求：严谨治学
严谨治学，这一追求贯穿于韩先生生命的全程。
我在韩述骘家里，见到了韩先生《柔然考》的手稿。工整的楷书，字距、大小的均匀都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铅印。我多次久久注视书稿，我仿佛看到字里行间里韩先生书写时那专注的神情。
韩先生在着手《汇编》工作时，就给自己确定了具体的指导思想：1.搜集要全，反对一鳞半爪。2.选择要精，反对粗枝大叶。3.整理要细，反对马虎敷衍。4.编排（体例）要严，反对松散零乱。5.考订要详，反对断章取义。6.注释要明，反对模棱两可。总之，要考而后信，作到资料确实可靠使用放心。注意孤证不立。
他在学术上非常严谨，每一史料都要反复推敲考证。宁夏社科院姜歆给我讲了感人至深的一件事：一天中午，他去韩先生家查水表。韩先生从里间走了出来。他问：“韩先生最近忙吧？”韩先生竟脱口而出：“最近让一个字给难住了。有一个地名是‘白牦城’还是‘白豹城’，这两年我一直在查，现在要用了，还是拿不准。”说完韩先生走进里间继续工作了。
宁夏大学王天顺教授曾为一部古书撰人之事请教韩先生。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韩先生食指叩额，想了一想，起身到书房，我也跟了进去。他进了书房，挪开书柜前的桌椅，吃力地弯下腰，从柜子底下拉出一个卡片盒，双手捧着，吃力地站直腰，喘着气从中抽出一张卡片，上面我要查找那部书的书名、撰者、卷数、时代历历在目。我下意识地环顾他这间被称做‘书房’的房间，很狭小，书、书柜和桌椅都是陈旧不堪的。”我也见过这间书房，正如王先生所述。
可我又真真切切地感到，韩先生一走进这书房，一坐在桌前，就如同僧人入定一样，将这个尘世的喧嚣之声摒绝于外。韩先生如同俄国历史上的文学家果戈理，在嘈杂的旅馆大厅的一张方桌上书写着《死魂灵》，他忘了整个世界。还有我国古代大文豪曹雪芹，当年他写《红楼梦》时，住在西山的农舍里，虽然绳床瓦灶，举家食粥，但也不妨文思泉涌。
我不得不这样想：中国文人历来讲“宁静成学，淡泊致远”，真正的大师其实并不需要很多。他们摆脱了名僵利锁的羁绊，物质的享受及所有的身外之物如浮云过眼。
对于学者来说，衡量空间有两个尺度：物理的和心理的。物理尺度是对空间数量关系的抽象。从这个角度讲，韩先生的书房是狭小的；但若从心理角度讲，又是非常宽阔的。我感到，作为纯粹学者的活法，可能是迥异于历代儒生和现实人们的活法，既活在现实里，又活在某种异质于现实的时空中。我认为，韩先生就有三种时空观念：西夏、现实和未来。
研究西夏，就要触摸西夏，就要回到那时的情境中。他的思绪会每每遨游在那两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他期望透过波谲云诡的时空烟尘，去探寻西夏真实的历史画卷。
生活在当下，我感到韩先生做学问时，其状态正如古人所云“由静而入深”，作为学人他不介意学术活动可能会为他带来清贫。他伏案笔耕时，会因现实时空中的充实而使灵魂弥散着蔚蓝色的安宁。
现实生活中艰辛劳作的他，偶尔又把目光投向未来。他展望西夏学的前景，他深知自己研究的价值所在，深信他所有的付出都会在西夏学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回报。
一种境界：隐忍坚韧
爱迪生说过：“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变换到何种地步，他的初衷与希望仍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终于克服障碍，达到期望的目的。”在我看来，韩先生所具有的坚强意志实属稀有和罕见！他已近乎庄子眼中的“真人”，烈火烧不着他，洪水淹不着他，真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翻开韩先生的简历表，24行的简历其中求学就占了一半以上。20年求学，三次失学一次休学，两次就业。远离故乡远离亲人，从关内到关外颠沛流离，可他从未想到停顿下来，这是非超人的毅力而无法抵达的境界！
韩先生在忍受艰辛的同时，也一直与清贫为伴。他在自传里记述了辗转求学中，每次路费资助者的姓名、数量等情况。每次资助都是到了目的地他便一无所有。但他一直坚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韩先生一生身体都不是太好。他子女认为，父亲能活到84岁，可以说是个奇迹！
他一出生就患有哮喘病，年轻时得了心脏病，后又患眼疾，一只眼几乎失明。到宁夏后，时不时就全身浮肿，很疲倦。晚年又得了肺气肿。
身体不好，他坚持锻炼。多年来一直坚持打太极拳。他打太极拳和做学问一样，打出了水平，1989年去美探亲时，他在美国办培训班，给老外传授中国功夫。
他能用流利的英语教太极拳，这得益于他多年的坚持。他曾在大学里学过英语，但最主要的是他一生都在坚持自学。跟广播学，每天按时收听英语广播；跟书本学，《新概念》等英语书他都有；稍有空闲，就练习写和说。过了80岁，体力实在不支才停下来。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崇高的信念一直支撑着他，坚韧的品格始终伴随着他。使他挫折时，不屈服；屈辱时，不放弃；坎坷时，不抱怨；成功时，不轻狂！
一种品格：荣辱不惊
韩先生是一个内心独立的人，一个拥有不同凡响个性的人。他始终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所以能保持着一种卓然不同的心态，他算是真正参透了充满玄机的人生。
来宁夏前，他作为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处于学术兴趣最浓厚的时候，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历史受到怀疑，他的追求受到否定，他的知识受到轻视。“组织”期待着他改变，潮流期待着他适应，而自己则选择了坚守。
诚然，他不能改变外界强大的力量，他认真去做分配给他的各种工作：修车、办展览、打扫卫生、给树木浇水等等。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待他，做完事情，他就去查找资料，一直未停止过，后来让他到资料室工作，被他自己称为“总算有了正式的工作”。他一头扎进工作里，不仅想方设法搜集新的资料，还把库存资料分类建档进行整理。对破旧资料如对文物一样，认真细致进行修复。
西夏学著名专家李范文感慨地说：资料室的基础建设基本上都是他搞起来的。我想，这世界上再不会有像他那样认真对待资料的人了！
有的同事在敬佩之余对他这样傻干也有些不解。韩先生什么都不说，心里明镜似的，他和李范文先生是那时每天到馆最早、离馆最晚的人。
可以说，倒霉时，他不为外界左右，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在人生得意时，他还是心静如水，平和应对。
韩先生一生创造了巨著，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获得了许多奖项。其中在2001年，《汇编》获宁夏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我问韩述骘：你父亲得知获奖时，是怎样的情景？他告诉我：与平时一样。父亲在2000年底《汇编》出版后，很平静地打电话告诉子女：送给每人一套书作为纪念。韩述骘接电话的第二天去父亲住处取回来。
《汇编》出版后，宁夏社科院和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作为韩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他也就是穿平常的衣服，以平常的心态，好像去参加一个平常的会议。
凝聚40个寒暑辛勤的成果得以出版并获奖，没有鲜花，没有美酒，没有庆贺，甚至没有祝福，这些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可是韩述骘这样看：父亲清楚地知道《汇编》的学术价值！他出版书，好像运动员打完一场比赛；他获奖，如同运动员得了金牌。他想的是下一场比赛，下一个金牌。
一种快乐：学习为重
法国作家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这话用来形容韩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的生命一直都浸泡在学习中。在学习的滋润中，他的脑海是澄澈的，他的心绪是安详的，他的灵魂没有噪音，他拥有精神的充实与心灵的欣慰。
他还有诲人不倦的品格，终生都在帮助别人增加知识。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乐此不疲。
早在1949年，韩先生在北京找工作时，给准备考高中的同事弟弟辅导代数、几何。后来在沈阳等待工作时，又给表弟补习初中课程。
在博物馆工作时，他经常督促年轻人学习。1977年开始给4名讲解员辅导功课。不仅在单位辅导，还把他们叫到家里讲课。韩先生非常耐心地从最基础教起。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年，这4名讲解员都考上了大学。有一人还发展到了国外。
第二年，韩先生接着辅导5个学生，又有2个考上大学。
他的孙子们考上了大学，儿女却下了岗，韩先生坚持资助孙子们读书，直至他们毕业。
曾与韩先生共事多年的刘建安，讲述了当年韩先生帮助她学习的故事：
我1975年从部队复员到博物馆工作。当时，很同情韩先生的处境，尽可能帮他。如分东西，帮他找个袋子送回去。韩先生经常对我说，一定要两条腿走路，要重视学文化学业务，并给予辅导。我1985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民族博物馆学专业。1990年代初担任了副馆长，工作压力大，业务学习就有些放松。
大约在1992年，韩先生让我每天抽出2至4小时到他家学习西夏资料。虽说只有我一个学生，但他讲授、提问一丝不苟，有时我紧张得出一身汗，只好把材料带回家进行预习。这样的学习坚持了近3个月就间断了。我感到了他的失望，感到很对不起他，但那段学习对我的古汉语有所提高，在后来晋升高级职称考试时，还帮了大忙。韩先生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
2001年，韩先生的夫人去世了。韩先生在找保姆时，提出必须有文化。家人找来初中生小于。小于来后，他出钱送她去学电脑，教她文化，辅导写文章。并让大儿媳陪着几次去《宁夏日报》社投稿。后来，小于想做小买卖，韩先生给她资助经费如同给学费一般。紧接着，又请来初中毕业的小何。他给小何订报纸、自制作业本，教说普通话，要求她天天读书看报练写字、记日记，一直到韩先生离开这个世界。
一种习惯：始终节俭
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节俭可能多为环境所迫。但在经济条件好转的情况下，还自觉节俭，最大限度地使用每一种物质，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了。
翻阅韩先生写的各种材料，突出的感受有二：一是工整，行文、书写都很工整。二是节俭，每份材料都是上顶天下顶地，一页纸写得满满当当。
在英语版的《世界历史》书中，我无意间翻到一张不足2寸宽的纸条，纸条的长度就是普通稿纸的宽度。纸的正面是用过的绿方格稿纸，背面用铅笔密密麻麻写着中、英文对照的单词，左边是英文、右边是中文，写了30行字。韩先生经常把看过报纸的四边剪下来，按长短曡成一摞摞，用来学习英语时使用。
韩先生经常喝汤药，装中草药的牛皮纸袋每个都派上了用场，它们带着不同的中草药味道，包装着韩先生不同的书稿。
韩先生是一书生，但他又有一般书生缺乏的动手能力。早些年，他家使用铁炉子。烟囱坏了，他便买来铁皮自己动手做，还做水桶。别人看他做这些活得心应手，便问他夫人：老韩不是知识分子吗！怎么还做这些事？他夫人乐呵呵地答道：是工人，八级！
所以，当我问韩述骘，你父亲几十年未搞家庭基本建设，是经济原因还是别的原因？他没正面回答但非常肯定地说：父亲连报纸的四边都要二次使用，家具虽陈旧但还能用，他能舍得扔吗？再说，他感兴趣的、看重的只有学问。
这节俭的习惯也耳濡目染，保留在儿女们的生活中。我借了一些先生的老照片，家人用一个剪去邮票的旧信封装这些珍贵的照片，这信封是1998年孩子在北京读大学时寄给韩先生的。
物尽其用，已深入韩先生和后人的骨髓里。正如韩述骘所说，虽然父亲未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精神的财富是那样的丰厚，将伴随我们的终生！
一种缘分：弥足珍贵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先天便缺失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做官，以“治国、平天下”。
20世纪初以来，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把“惟问学问真与不真”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韩先生走的，正是这条把治学作为终身追求的学术道路。他之所以终生行走在学术之路上，并取得成功，在于他把自己的兴趣、追求，尤其是自己的理想抱负融进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在于他献身事业的忘我和百折不挠的执著。我认为，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提上一笔，那就是他在人生几个关键时期遇到的珍贵的学术缘分！
1941年，他考入东北大学历史系，有幸成为中国民族史著名学者陈述先生的学生。他在大学二年级写的第一篇论文的选题，就是从陈先生的授课中得到的启发。后来，陈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指名让韩荫晟进行边疆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他曾提出《魏晋南北朝民族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提出“题目太大”，指导他确定选题、潜心研究，使他得以完成《柔然考》。是陈先生引领韩荫晟走上了学术之路，并对他的学术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6年，中国科学院翁独健先生又独具慧眼，在众多报考者中发现了韩荫晟这个学术人才！
韩先生进入中科院历史所后，正值中国学者应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邀，开始研究蒙古史。在翁先生的指导下，他来研究与蒙古古代史关系密切的柔然史，这正好与10年前陈述先生的愿望不谋而合，使他多年来的学术积累得以应用和提高。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翁先生安排韩荫晟去钻故纸堆。在以后重新修订《辞海》等项学术工程中，翁先生都交给韩荫晟重要任务，指导他出色完成。
1980年3月，李范文先生在北京拜访了翁先生。翁先生称赞韩荫晟是一个功底扎实的民族史学工作者，委托李范文帮助韩荫晟调到研究机构做研究工作。
李先生返回宁夏后，多方努力，终于促成韩先生调到宁夏社科院工作。后来又帮助韩先生找领导、跑房子。
李先生是韩先生交往较多的西夏学著名学者，他们之间鼎力相助不断发展的友谊，为西夏学研究留下一段佳话。《汇编》得以在韩先生在世时出版，还有李先生挺大的功劳呢！该书杀青后数年，出版之事颇费周折。韩先生擅长做学问，但协调关系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急脾气的韩先生一次气愤地说：不出了！李先生等人多方奔波，终于帮助单位一步步争取到30万出版经费，又为出版事宜多次奔走，多方协调。
《汇编》确定出版后，排版又遇到了麻烦。上卷于1983年出版的是铅印，中卷于1985年交给北京排的版，放了十几年。下卷1997年在宁夏排版，在一家电脑公司也放一年多，主要是繁体字竖排问题。当时宁夏社科院西夏学学者景永时把下卷排版接下来，并协助统一三卷体例，作为特邀编辑，帮助解决了又一难题。
还有，被韩先生称做“知音”的王天顺先生。他在2001年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来读《汇编》，作了近万字的书评，以《四十寒暑甘寂寞五百万字足千秋》为题，发表在中国图书馆《西夏学专号》第二期上，对《汇编》的学术地位、编书宗旨和学术价值作了全面而精辟的阐释。
……
我曾问过韩先生的家人，关于先生最后的情况。得知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安详，走得很平静。
是啊，他应该感到欣慰：他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内心对史学的热爱，把自己生命中那种天赋的潜能，把自己精神中那份罕见的坚韧，发挥到自己所期望的高度与深度！
我想，我们追忆韩先生那远去的背影，不仅让我们感悟执著追求的强大力量，也会让我们在这喧嚣的世界中得到心灵的祥和与宁静。
完成于200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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