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拍纪录片的几点感受

◎初拍纪录片的几点感受

近一段时间以来，浮躁的心渐趋沉静，回顾以往，在拍纪录片(如果可称之为纪录片的话)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时时萦绕脑际，感受最深的大致有以下几点初浅认识，敬请各位专家和同行指正。

一、真实与流水账

刚到电视台那几年，要求拍的是电视专题片，所以常常习惯于根据解说词设计好的镜头费尽心思去找画面，习惯于指使拍摄对象或被采访者做什么或说什么，习惯布置好场景，这倒是加快了拍摄速度，方便了主题表达，强化了作者的主观意识（而且很多东西是作者强塞给观众接受），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真实。真实，是纪录片的基础，观众看纪录片时首先要认定片中发生的任何事、出现的任何人都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人和事，一定是以真实使观众信服。电视剧的人和事也可能打动观众，但电视剧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而电视纪录片所瞄准的则是“生活的真实”。

为了保持“真实”，在纪录片的操作过程中，常常就要纪实拍摄，把生活的原汁原味记录下来，原来的专题片往往是主题先行，先入为主，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中”，而纪录片常常向未知取材，主题与题材范围在创作伊始常常不那么明晰，有时甚至等到关机后才可能有个明白的“说法”。这种纪实拍摄使编导心理上轻松了不少，不用事先坐在办公室里绞尽脑汁去想怎样才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思想、好的结构、解说词如何优美以及画面和解说配合得是否恰当。纪录片着重表现的是生活的“原生态”，用不着事先确定好要表达什么，一切按生活的流程进行，观众随着摄像机镜头观看着事件的展开、发展，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浓浓的生活气息和真实可亲的人物，观众看着也倍感亲切。像《芝麻糊慢慢调》中的老头子以及《龙脊》中的孩子们。

这样拍纪录片似乎“省事”了许多，“省心”了许多，找到题材扛起机器从头拍到尾，人物走到哪儿，机器跟到哪儿；人物做什么，机器拍什么；人物说什么，机器录什么，总之一跟到底，可谓全面细致，既真实又“纪实”，最后按时闻顺序或事件发展过程稍加剪辑便得一条片子。殊不知，我们有可能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纪录片要求真实，要求纪实拍摄，这不假。但这里指的真实并不是将现实中的每一件事都罗列在一起，纪录片的真实是观众通过屏幕感受到的真实，并不是将生活一成不变地堆砌在一起。编导一旦没有把握好这种对生活反复探究、提炼后获得的真实，就易使节目变成生活流，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杂七杂八的流水账。比如拍一个普通人，通常看到的做法是从早上出门上班拍起，一直跟到工作单位，拍一大堆工作镜头，然后从上班跟到下班回家，拍家庭生活，炒菜、做饭、吃饭……甚至连角度、景别也懒得变换，一味的“长镜头”，话筒始终开着，人物说什么录什么。拍另一个人物大概也如此程序，只是环境不同而已。这种“纪实拍摄”，没有注重选取、发掘人物有特色、有个性的事例或细节，没有发现、捕捉到那些能阐明或暗示创作主体情感倾向的形象，只是一种被动的对生活的复制。于是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便是记录过程的拖沓、臃肿，采访对象漫无边际地侃一气，一侃就是几分钟，整个片子从头到尾不知所云。如此这般自然主义手法，使节目缺少了意蕴，丢掉了风采，纯朴得木讷，看过后就像一杯被沏过四五遍的陈茶水。此时，我们不妨想想，专题片其实有一些优点值得纪录片吸取，固然它的某些有悖“真实”，脱离生活“原生态”的做法可以摈弃，但也不能将专题片一棍子打死。比如剪片子时，是否像专题片一样讲究节目的构思、结构，而不是一味的“生活流”；采访时，是让采访对象漫无边际地谈，还是有意识地加以引导，而引导什么问题、问什么问题是否像专题片一样心中事先有个提纲。总之，不管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优缺点都是并存的。

二、“贵族气”与平民意识、人文关怀

曾经有过那样一段时期，我们的电视高高在上，板着副面孔告诉观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一副自视清高、优越感十足的“贵族气”，而电视画面上也经常出现的是一些大人物、成功人士，主题定要深刻无比、鲜明无比。

如今，人们的消闲方式越来越丰富，电视频道也越来越多，电视节目如果仍自恃着这种“贵族气”，必然被观众所抛弃。我们的电视记者只有放下架子真正走近老百姓才能得到群众喜爱，才能得到良好收视率的回报。中央台的《生活空间》喊出了“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这一前所未有的口号，这是中国电视观念的重大革命，它将以往尊贵的镜头聚焦于普通老百姓，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展现美，透露出一种强烈的“平民意识”。它使很多观众忽然意识到原来上电视不仅仅是名人、伟人的事，你、我、他这样一些普通人也可以参与进去。电视，真正的贴进了百姓，贴近了生活。

《生活空间》一度受到广大观众喜爱，也为一些走入困境的电视人提供了借鉴。于是，紧随其后很多台“克隆”了一大批同类节目。我和同事们感到，拍这类节目原来有那么多取之不尽的题材，有那么多普通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主人公，有那么多普通生活值得我们去记录、展示。当我们接触到“平民意识”这个概念的时候，也就认为拍拍老百姓讲讲老百姓的故事，就叫平民意识，后来才搞清楚，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平民意识是什么，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创作者的一种人文关怀，也就是拍摄对象要有一种朋友和亲人的关怀。所以“平民意识”是指创作者对拍摄对象的平等、平视的态度，并不是指所拍题材、所拍对象。《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对此有过这样的阐述：“放弃你的所谓责任感，放弃你的所谓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去关心你的被拍摄对象。其结果你可以看到最真挚的责任、最深刻的批判。”编导是站在亲人的角度去关注，还是站在贵族化的角度去关注，这是有很大不同钓。我们不管拍的是名人，还是普通人，一律都是以一种平等、平视的态度去接近他、采访他、拍摄他，这样才能使人物亲切可信、有血有肉。而不该是拍名人我们就以仰视的角度，使他不可企及；拍普通人我们就以俯视的角度高高在上，或同情、可怜他，或赞赏、表扬他。

聚焦老百姓，使编导在选题时范围宽泛了许多，毕竟名人、伟人、重大题材始终有限。于是，我们有可能又走向了另一个误区，普通人的题材的确很多，但是，对拍摄对象也不能不加选择，也不能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可上电视。没有个性、没有代表性，给观众的感觉只能是苍白和平庸。

三、好看的故事还是希望表现历史的东西

曾经有一种认识，就是纪录片的故事一定要好看，“好看”才能吸引观众，否则观众就会换频道。“好看的故事”似乎是纪录片的重要标准。有人又提出，要看好看的故事，故事片的故事会更好看。仅仅是为了好看的故事，那么纪录片有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生活空间》四年的时间一直在关注人，关注普通人，拍一些人物的故事，很多是好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多数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而这种片子成了大多数电视台模仿的标版，以此来说这就是纪录片的话，那么只能说是《生活空间》的负面效应。不可否认，《生活空间》镜头对准老百姓，这代表中国电视纪录片观念的重大发展变化，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今天，《生活空间》的编导们也意识到。要从原来的框子中冲出来，要不断创新、不断突破。很多纪录片人都在思考，发展至今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果仅仅停留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上，会不会不够？

纪录片该不该关注一些大的事情、大的问题和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香港回归可以拍纪录片，按《生活空间》过去的模式、定位，该拍的只能是香港的平民百姓，董建华似乎该由《东方之子》来拍，回归报道似乎该由《焦点访谈》来拍，那么纪录片如何拍呢？难道只限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可以拍香港的一个新闻机构，一个新闻办公室在回归前的状态等类似的东西。如果记录下来，这是一段宝贵的历史。在此，纪录片所显现出来的历史价值或许比专题报道更为客观真实。

纪录片记录历史，这也许是纪录片的历史使命。例如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突然发生了，某人用非常差的技术、非常业余的水平把它记录下来，只要拍得完整了，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好的纪录片，因为它是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这个例子中，技巧性、艺术性可以消失，中心内容凸显出来。我们现在比较多地看到外面包的东西，诸如技巧、形式、故事好看与否，而里面核心部分反而被遮掩掉了。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做纪录片时，一定要紧紧抓住内容的、实质的东西。

当然我们并不经常碰到类似明显的历史事件，如果是一个不显赫的小人物，或者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甚至是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假如我们意识到有可能成为一个切入历史的角度，也许我们就会更加庄重和严肃起来。

匈牙利电影家贝拉·巴拉兹认定纪录片负有：“用画面记录人类历史的伟大使命。”陈汉元先生也认为：“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今人和后人提供了有助于相互了解的真切过程。”很多专家这样看中国当代纪录片：“纪录片应该为现实历史负责，为时代负责，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纪录片，最重要的还是记录当今时代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现实问题。”我们的纪录片人是否该朝这个方向靠近？

本文获2001第二届西南电视优秀稿件三等奖；本文刊载于《西南电视》（2000年3期）、《贵州电视》（1999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