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农业：农民的生存策略
中国传统小康经济是建筑在小心侍候土地，尽力保持土力，使人们老是可以取资于地面上培植的作物的基础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农业
当人与猿相揖作别后，人类的生存策略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变迁和发展。而当原始农业出现后，农业也就成了人类的生存策略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有限的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农业也就成了中国农民主要的生存策略。
（一）农业起源的理论和方法
世界各地农业起源的最早时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这显然是同全新世气候转暖有关。虽然各地区农业起源的时间相差不大，但是因为农业起源远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人们起先是靠世代的口头传说，然后靠考古发掘和研究来推断和解说，出发点和视角各不相同，有关农业起源学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
1.农业起源理论种种
国际上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讨论十分活跃。特别是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媲美。这一论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推动了对农业起源的研究。
西方的学术界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农业起源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各种农业起源学说，偏重于从实地调查考察，据以作出推测性的阐述的话，此后的研究则因考古遗存鉴定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如从孢粉分析进至植物硅酸体的鉴定，DNA的提取，动物遗骨的形态学比较，遗址人口密度的推定，狩猎和采集规模数量的估算等），各种模型的建立，假设理论的提出和付之检验等，从而使得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有进展。
据陈文华《西方农业起源若干理论综述》一文所述，西方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主要有(1)以下几种。
（1）绿洲说。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1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间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2)。
（6）宴享说。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3)。
（7）“过程方法”说。诺曼哈蒙德提到现代美国考古学家采用的“过程方法”（process method），即首先提出一种假设和模式，然后通过田野考古工作，检验有关证据，最后解释在考古中观察到的现象。所使用的模式是一个简单的、逐渐加强的对某些动植物资源控制的过程。可分5个发展阶段。
没有控制的狩猎和随意采集阶段（uncontrolled predation on animals and opportunistic collection of plant foods）旧石器早期至中期的生活方式。
控制性狩猎和计划性采集阶段（controlled predation and scheduled collection）猎取某些特定动物，并且随这类动物的季节性迁移而安置居住地；根据植物成熟季节在一定地区内作短距离的迁徙。
专一的狩猎和采集阶段（specialized predation and collection）把精力集中于某种特定的动物和植物，随它们而迁徙。如德国北部15000年前至10000年前旧石器晚期对驯鹿的跟踪猎取，采取了和驯鹿季节性食草路线完全相同的路线。
选择性的畜养和种植阶段（selective breeding and planting）人们对效益最好的动植物种属进行选择培育，导致了动植物生存活动地点的改变，如把动物用栅栏围养起来，把植物种植在住处周围等。这是控制动植物走向人工生产的关键性的一步。
控制性的动物饲养和植物培育（controlled breeding of both animals and plants）这一阶段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现代的人们还处于这一阶段，只是加入了更多的科技内容而已。
前3个阶段是旧石器时期经历的事，后两个阶段是农业从产生直至现在，通过这个理论把它们贯穿起来。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内因、有外因，既要考虑人类自身生产活动发展的内在逻辑，又要看到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农业起源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
人类在长期的采集狩猎生活中积累了有关动植物的丰富知识，生产手段也有很大的进步，已经为驯化野生动植物奠定了基础。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1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在温带和亚热带的冬季会表现得更为严重，有的学者称之为“季节性饥荒”(4)。这种情况迫使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
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无论是史前的采集狩猎还是现代农业，都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获。只是史前人是通过选择来确定所要的食物，而当代农业是通过操纵遗传特征和利用科技方法生产少数几种高产的动植物品种。人类一般选择收获大于支出最大值的食物和技术，一旦收入支出的比值下滑到一定值时，就会被放弃。狩猎采集者是根据食物的生物量以及采猎所需的难易程度、时间、加工要求等，定出不同的利用档次。一般来说，食物数量多，寻找的时间就少。但也有一个饱和点，达到这一点，食物数量虽然增多，寻找的时间不会减少。食物数量和个体生物量也有关，如草籽等谷物的祖型，数量虽然很多，但采集加工太费时间，相对来说，档次也不高。而牛、羊、马、鹿等动物，虽然寻找的时间多，但处理的时间少，收获效益大，档次就高。如果必须利用处理时间较多的食物时，那些寻找时间的减少大于处理时间增多的种类，就会被列入最佳食谱中。最佳觅食模式在美洲、非洲的考古和民族学方面都获得证明。如非洲的布须人（Bush man）熟悉的223种动物中，可以利用的有54种，这54种中又只有17种是经常猎取的；他们熟悉的植物有85种，其中23种构成了日常蔬食的90%。
（二）农业起源的基本要素
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人口、生态环境和技术。它们在觅食中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1.人口
狩猎采集每平方公里能供养0.001～0.05人，只能维持30%～70%的资源消耗，过度消耗会减慢资源的再生和代偿。一般来说，原始群体的理想人数以15～20人为佳，平均25人是最理想的人数。当然要随食物的来源而异。非洲的哈特扎（Hadza）土著人，25人的群体需要半径为7.2公里、面积为163平方公里的生存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克拉玛斯（Klamath）以捕鱼为生的印第安人，同样是25人的群体只需要半径为2.2公里、面积为15平方公里的生存区。而狩猎采集一个区域每平方公里只能养活0.001人，则25人的群体需要半径为144公里、面积为6500平方公里的活动区，这就只能处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低层次水平上。可见在环境资源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多会迫使寻求更多的食物，因而长时期以来，把粮食生产的起源归因于人口压力的学说十分流行。
最佳觅食模式指出，当一群人迁入一个区域后，经过一段时期的人口增殖，会逐渐接近土地的负载能，一旦人口与资源平衡失调，一般可以向外移民，但是当向外移民十分艰巨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即将其最佳食谱向低档食谱转移，其结果会形成一种多样化的觅食形态。这就要求有新技术的开发和发明，使用贮藏食物的技术（陶器、窖等）以应对食物短缺的压力，农业被认为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那么，驯化动物和植物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正如非洲的布须人满足于采集而不屑于现代人的种植行为一样。
有些考古学家在研究实践中认为，在农业起源过程中，人口压力作用并不明显。对此，需要指出，人口密度是个相对的标准，应与土地的负载力即“载能”一起考虑。在人口虽然少但载能低的地方，可能密度和压力仍然很高，而有的地方因载能较高，人口虽然多也不表现出明显的压力。
2．生态
在动物和植物资源丰富共存的生态系统中，由于物种丰富，稳定性高，个别物种即便消失，也不会影响生态平衡，热带森林便是典型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植物为了获取更多的太阳能，致力于向上生长，并使木质部和韧皮部的组织发达，把种子果实结于顶端。在这种森林生态环境中，大型动物咬不动树木，吃不到种实，所以数量不可能很多，而小动物则可以充分利用植物终年生长、资源丰富、不易枯竭的特点而获得较多的生殖机会。农业被认为主要是在中纬度的森林边缘地带和疏林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狩猎者在这里对食物进行有选择的操纵，把偏爱的物种带到住处周围，加以种植驯化，使其变成一种人工的生态系统。
从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有从大型动物向小型动物和其他资源转变的趋势，表明冰后期的气候变化，使一些地区的植被更替、某些动物种群消失。另外，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基本上已占据了地球上各纬度的各种生态环境，并逐步接近各地区的载能的极限，在不同程度上面对一种持续的人口与资源失调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狩猎转变为复杂的渔猎、采集经济，并启动了从复杂的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过渡。其过程是：通过流动来获得资源供应，通过分群来缓解人口的压力，领土的占有意识还较薄弱，强化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被称为中石器时代的“广谱革命”，它有3个特点：一是时间很短，不超过两三千年；二是发生在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有的稍早；三是从复杂的狩猎采集向农业的典型过渡。
这种复杂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不稳定的适应方式，它强化开采少数几种生长快、产量高的资源，如鱼类、贝类、种子和坚果等，有耗竭资源的危险。这种社会的人口密度高，采取定居或半定居的方式，组织严密，强化劳力投入，并采取各种技术开拓、利用和贮藏食物。
粮食生产是这种复杂渔猎采集经济的产物。由于资源波动，高档食物品种枯竭，人口压力增大，人们需要操纵和驯化一些常备的动植物，作为食物匮乏时的一种保障。这类动植物是补充性的，而非取代性的。在中美洲特瓦坎农业起源研究中发现，人类对栽培作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700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农业在其起源时并非一种最佳的觅食方式，只是在经过长期发展后，才成为一种高产而稳定的食物来源。
3．技术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能运用技术来开拓食物的种类或范围，因而能够在各种生态环境中生存。在一定意义上，原始时代的人类历史实质上是技术发展史，是从旧石器时代的逐渐改进狩猎技术、充分利用高档食物品种，经中石器时代采用各种技术，开拓利用多样化食物品种，到新石器时代改造生态环境和生产少数几种高产食物品种的历史。
旧石器中期，人类觅食技术已有很大改进，这一阶段已能有效地捕杀大型动物如驯鹿、赤鹿、猛犸和野牛。这些动物在一些遗址的猎物中占80%。本期的石器以莫斯特尖状器为代表。在沿海地区的莫斯特居民，采食贝类，捕捉鸟类、鱼类和小哺乳动物。他们的洞穴遗址表明他们在此长期居住，迁徙不大。
旧石器晚期细石叶技术的出现，表明人类已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高档的食物资源。用细石叶来制作矛和镞，技术向着个体变小、杀伤力增强发展。矛和弓箭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标志着人类当时利用陆生动物资源所能达到的顶点。大量的鱼叉表明水生资源已经是人类觅食的重要对象。
中石器时代的技术除了继续使用弓箭以外，表现为更广泛利用水生和多种植物资源。贮藏技术的发明是中石器时期的特点。谷物等食物贮藏对定居生活至为重要，是应付每年最后几个月缺乏粮食、避免饥荒的保证。
陶器是人类为了贮藏和烧煮动植物的重要发明。经过烧煮的食物更易消化吸收，陶器扩大了资源的利用和供应。
中石器时代主要是利用小型的不易采集或加工的资源，利用这类资源必须要有有效的技术和捕获量。只有当高档食物日益枯竭，迫使人们依赖分散、低档的资源时，才会促使人们寻找并发明利用低档食物的技术。这也反映了觅食方式和资源利用的重大变化。
人类技术发展的另一进步和特点是，使用磨光石器。磨制石器最早可能是用于砍伐森林开荒，后来成为耕作工具。一些磨光石器可能用来加工木材，建造房屋，河湖区的磨光石器在制作独木舟上十分重要。
总的看，最佳觅食模式理论在各种理论探讨中能较好地帮助考古学家从人口、生态系统和技术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在利用不同资源时，支出与其回报对于食物选择的影响，以及资源开发和枯竭与动植物驯化的关系。该模式认为，农业起源并非是一种人类所能预见的过程和向往的目标，也非某些先知人物的发明和发现。它是在人口和自然资源平衡失调的压力下，人类不断采取技术投入，来改造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以维持社会生存的结果。(5)
二、农业起源的中国图像
农业起源的理论纷纷纭纭，那我们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走进中国的历史田野，情景也是多种多样。
（一）神话图像
关于中国农业的起源，古籍中有许多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经常要归功于伟大的神农、后稷和黄帝或其他帝王、名臣等等。这些美丽的传说只是人们的一种心愿和一种心理愿望的表达。如脍炙人口的人首牛身的农业神——炎帝的传说便是最经典的一例。
炎帝是远古时期姜氏族的部落首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位始祖。《国语·晋语四》中说黄帝和炎帝同为少典之妻有
氏所生。相传炎帝的母亲名任姒（sì），一天游华山，看见一条神龙，身体马上有了反应，生炎帝于厉山（又称烈山，今湖北随州厉山镇）。炎帝人首牛身，出生三天就能说话，五天就能走路，三年就知道稼穑之事。
炎帝对中国农业发展有伟大贡献，因此被称为神农氏。上古时候没有农业，人们靠打猎、捕鱼、采摘野果为生，经常挨饿、受冻、遇险，过着原始游牧生活。炎帝想让大家过上丰衣足食的安稳日子。他想，要是有一种草结出的果子又多又能吃，那就好了。他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名山大河，尝尽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果子，有一次误吃毒果差点送了命。炎帝不灰心，终于在南方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找到了能结出很多果子又能吃的草，这就是禾苗。经过试种，第一年就收了满满一担黄澄澄的果实，第二年收获了几十担。从这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天南地北种谷的人越来越多。炎帝又教会人们耕作技术，创造了木制耒耜，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百姓得以食衣足食。
最后，炎帝虽然败于黄帝，但他作为中华民族的农业神，一直受到历朝历代炎黄子孙的祭祀和无比敬仰。
《诗经》中有不少诗篇就描写了农业的产生，如著名的《生民》就记述了后稷发明农业的传说事迹：
诞实匍匐后稷刚刚会爬行，
克岐克嶷知识智慧渐发生。
以就日食就去自己找口食，
薮之荏菽栽种大豆很认真。
荏菽旆旆大豆豆荚大又长，
禾役涵稜禾苗美好列成行。
麻麦帏檬麻麦长得极茂密，
瓜瓞唪唪累累瓜果嫩又黄。
诞后稷之穡后稷学会种庄稼，
有相之道观地择土有方法。
蔸厥丰草拔去那些串根草，
种之黄茂种上良种十分好。
实方实苞这样发芽这含苞，
实种实衰这样壮芽这长苗。
实发实秀这样抽茎这出穗，
实坚实好这样坚梗这样肥。
实颖实粟这样垂头这饱实，
即有邰家室封到有邰立家室。
诞降嘉种良种乃是上天降，
维柜维秘是柜是拯酿酒香。
维糜维芭是糜赤苗是芑白，
恒之柜极遍种柜拯长得旺。
是获是亩于是收获用亩计，
恒之糜芭遍种赤糜和白芑。
是任是负于是手抱或背揹，
以归肇祀回家开始把神祭。(6)
（二）考古图像
考古发掘的大量出土，更是以确凿的材料向人们展示了原始农业出现的中国图像。
1.粟与磁山文化
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的先民最早以什么农作物为生呢？磁山文化揭示的谜底是粟。
磁山属太行山脉，位于河北武安市，因山体铁矿石有磁性，引针不坠而得名。1972年发现的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武安市磁山村东南的台地上，是一处距今约7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1976～1978年进一步发掘，共出土遗物6000余种。
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几十个有规律地集中摆放在一起的劳动工具的“组合物”。这些“组合物”多由石磨盘、石棒、石铲、石斧、陶盂、支架等组成，每组一般四件，大都按生产工具（石铲、石斧等）、脱粒工具（石磨、盘石棒等）、炊具（陶盂、支架等）分组分类放置，摆放的次序非常明显。
在磁山遗址内，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坑穴，有圆的、椭圆的、长方形的，它们有的坑为“灰坑”，是先民们倾倒垃圾的地方；有的坑带台阶，坑底有一层硬面，是半地穴式茅草房的房基；而那些深达数米的长方形坑穴，则是先民储存粮食的窖穴。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了189个储存粮食的窖穴，形似袋状，深浅不一，最深的有5米。当地的土质极黏，先民们使用打磨的石斧、石铲挖出这样的窖穴，其坚忍的毅力和劳动强度令人难以想象。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88个窖穴内竟堆积着粟灰，一般堆积厚度为0.2～2米，有10个窖穴的粟灰堆积厚度达2米以上。刚出土时，部分粟粒用肉眼清晰可见。如果按照比重、体积推测，这些窖穴中储存的粟，至少有5万千克以上，这在当时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发现一举改变了世界农业史中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的历史，也把世界植粟的年代提前到了7000多年前。中华始祖之一的磁山先民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将山林砍倒烧光，从“焚而不耕”的“火耕农业”阶段，进入了“翻土耕种”的助耕农业阶段，野生植物狗尾草被驯化成了栽培作物粟。
原始畜牧业的发展常常与原始农业的发展伴随在一起，磁山也出土了狗、猪、羊、鸡等家禽骨骼。这里发现的鸡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家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家鸡。
2.稻与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最使人惊叹的是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谷，稻谷、稻叶、稻秆和谷壳等层层叠压，一般有二三十厘米厚，最厚的地方达七八十厘米。稻谷刚出土时呈金黄色，外形完好，连谷壳上的稻毛和谷茎都清晰可见。不少炊煮用的釜底内残留的锅巴上还有炭化了的米粒和稻谷。专家鉴定这些稻谷都是人工栽培稻。有人曾经把这些水稻遗物换算成稻谷，竟有120吨以上。出土稻谷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在人类所创造的绿色文明中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另一个惊人发现，就是出土了176件骨耜。这些形状像现在的锹的骨耜，是用牛、鹿的肩胛骨制成的。这么多骨耜显然是除草、翻土、平地、挖沟、排水等农活的主要工具。此外，河姆渡还出土了一件木铲，其形状类似后世除草培土用的小铲；出土了一种中耕农具鹤嘴锄；用动物肋骨制成的收割工具骨镰；加工谷物的木杵和石磨。这一切都标志着河姆渡稻作农业已脱离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三、农业：人类生存策略的文化适应
农业是人类生存策略的一种文化适应，每一个社会都要建构适合它需要的文化内蕴。对社会文化内涵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样式。从远古到现在，大致上可区分出这样几种社会生产样式：原始狩猎生产样式，原始采集生产样式、牧业生产样式、农业生产样式、商业样式、工业生产样式。与这几种生产样式相关联，人类历史长河出现过六种文化形态：原始狩猎文化、原始采集文化、牧业文化（或称草原文化）、农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这是从人类历史整体说的。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并非都要经历这六种文化。但是，从当今世界各民族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差别，凡是完完全全经历了这六种文化的民族在认识上就比较成熟，有很强的生命活力和创新力，而没有完全接受这六种文化洗礼的就表现出先天不足。
农业文化是静态文化，一个相对稳定的静态社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但当静态中的文化塑造已经形成沉甸甸的积累，给历史背上重负，产生了巨大的惯性时，如果没有一种异质文化抵消这种惯性，静态的优势就会转化成劣势。牧业文化是动态文化，正好给农业社会的静态形成撞击。
农业作为人类的生存策略，首先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在任何社会中，农业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人类需要的生活资料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的来自农业，尤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归根到底要由农业生产出来。因此，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起点。
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前提，是国民经济及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人类分工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的提高为前提。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高度，能够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这些部门才能从农业生产中独立出来。而如果没有农业生产部门不断提供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力，一切非生产部门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可见农业社会分工的起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化的基础。
通过对农业的了解，我们知道农业是人类依靠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活机能和自然力，通过人们的劳动去协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化或控制生物的生命过程，以取得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为人类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的一个生产部门。农业包括的范围是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回顾人类农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人类生存策略的一种文化适应，大致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
（一）农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1.原始农业阶段
原始农业是指人类制造并使用石器等简陋的生产工具所从事的简单的农业生产，它是农业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大体上指新石器时代的农业。
原始农业的基本特征：使用石刀、石铲、石锄等生产工具，采用刀耕火种和撂荒制的粗放的耕作方式，实行以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当时的农业的产量很低。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即“原始农业”。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结束。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则更长，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一直延续到公元1500年前后才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从中东和拉美这两个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从中国北部地区、从其他现在还不确定的农业发源地出发，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这一传播过程由于早期农业的低效率——植物栽培时断时续，经常要转换地方——而得到了促进。因此人类不断地“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
关于原始农业在各地区间的详细传播情况，大致是以中东为中心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向北传播到中亚和东欧，向西传播到中欧和西欧；中国的原始农业，在距今10000年左右，首先在华南地区产生，后来由于经济文化中心北移，使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成为原始农业的发展中心；非洲的农业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和公元前4000年时在尼罗河流域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然后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美洲大陆的农业则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和秘鲁两地。
2.传统农业阶段
传统农业是使用金属和木制农具，依靠人、畜力，并凭借直接经验积累的传统技术从事农业生产，是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逐步形成一整套传统农业技术。
传统农业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直到20世纪初叶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中国传统农业延续的时间十分长久，大约在秦汉之际（公元前2世纪）已逐步形成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技术，世代相传沿袭达2000多年。其间，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尽管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农业机器、农业化学制品的制造和使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传统农业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
3.现代农业阶段
现代农业指用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手段装备，采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科研成果，运用管理科学和电脑的管理设备的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最新阶段。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一是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它包括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实践，取代由长期经验积累的传统农业技术；二是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广义而言，包括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工、商一体化，还包括经济数学、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管理手段的广泛应用；三是农业生产者劳动振能的现代化，它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具有较丰富的文化、科技知识，掌握现代化的物质生产手段和生产管理方法，并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
现代农业的兴起和发展：现代农业始于20世纪初叶，大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先后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现代农业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工业的发展，现代农业水平在不断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精细化工、新型材料、自动控制、航空航天等现代工程技术在农业生产和管理中的广泛应用，现代农业正在不断走向新的更高的阶段，而这一趋势是永无止境的。结合当前我国的农业发展状况来看，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
（二）农业生态类型
农业生态是指在一定时间和地区内，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利用农业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在人工调节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体系。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农业生态也是由农业环境因素、绿色植物、各种动物和各种微生物四大基本要素构成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系统，具备生产力、稳定性和持续性三大特性。
农业生态的产生与发展与人文气候与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国度，曾经孕育出璀璨的河姆渡文明和半坡文明两个农耕文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这两大文明的发源地，并且使农耕文明扩展到整个中原地区和整个江南。农耕文明的农业生态是以平原为主的平原农业耕作类型，以城郭的形式来固定人口的流动而从事农业耕作生产，使农业生态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自我满足性，与海洋文明相比，我们的陆地农耕文明的商业流通氛围不浓，具有封闭性。以平原为主的农耕文明的农业生态是平原农业自给自足、高度稳定和缺乏流通性的文化表达。从石器时代开始的我国农耕文明明显具有这类特质。
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对人类有更大经济价值的新的生态平衡的历史。
1.平原农业生态
平原是农业的精华区，中国平原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20%左右，其余大多是高原、丘陵、山地。中国的平原面积为115万平方公里，其中90%在东、中部，约100万平方公里，所以未来增加的城市人口也必然集中在这里。
如东北三江平原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流处，由于长期的构造下陷和三江的泥沙堆积，所形成的低洼平坦的平原。横亘于中部的完达山脉将平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是沼泽化低平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即狭义的三江平原或合江平原；南部是乌苏里江及其支流与兴凯湖共同形成的冲积—湖积沼泽化平原，面积8800平方公里，亦称穆棱—兴凯平原。合江平原三面环山，西为小兴安岭支脉青黑山，南为完达山支脉分水岗，东为完达山主脉那丹哈达岭。
三江平原广阔低平的地貌，降水集中于夏秋的冷湿气候，径流缓慢，洪峰突发的河流，以及季节性冻融的黏重土质，促使地表长期过湿，积水过多，形成大面积沼泽水体和沼泽化植被、土壤，构成了独特的沼泽景观。沼泽与沼泽化土地面积约240万公顷，是中国最大的沼泽分布区。湿生和沼生植物主要有小叶草、沼柳、苔草和芦苇等。其中以苔草沼泽分布最广，占沼泽总面积的85%左右，其次是芦苇沼泽。土壤类型主要有黑土、白浆土、草甸土、沼泽土等，而以草甸土和沼泽土分布最广。
三江平原素以“北大荒”著称，在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开垦前，草甸、沼泽茫茫无际，亦有成片森林，野生动物繁多。开垦后建有许多大型国营农场，“北大荒”已变成了“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此同时，本区生态平衡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气候条件恶化，旱涝灾害增加，风害加重，水土流失严重，珍稀动植物减少。今后应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以防涝为主，涝旱兼治，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建立沼泽景观和珍禽、名贵鱼种的自然保护区。
2.山区农业生态
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和旅游资源，同时又是纯天然食品、有机食品、生态产品、珍稀动植物、珍贵中草药材、天然矿泉水和生态产品等的主要产地，山区正在成为我国生态建设、森林旅游、生态产品等世界潮流趋势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山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是国家生态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不能以过分消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山区开发是一个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战略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山区森林生态系统自成体系，森林生态功能性很强；林业是山区的主导产业，又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作为森林生态经济系统中主体的森林，是自然环境及人类生存环境的绿色屏障，在自然环境保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山区森林生态经济系统具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其脆弱性的一面，山区森林生态经济系统不可替代性是由森林对影响的影响和森林本身的优势决定的。
如元阳梯田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南部，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元阳哈尼族开垦的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也开田，因而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元阳梯田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绵延整个红河南岸的红河、元阳、绿春及金平等县，仅元阳县境内就有17万亩梯田，是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区。元阳梯田哈尼族梯田生态系统呈现着以下特点：每一个村寨的上方，必然矗立着茂密的森林，提供着水、用材、薪炭之源，其中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寨神林为特征；村寨下方是层层相叠的千百级梯田，那里提供着哈尼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粮食；中间的村寨由座座古意盎然的蘑菇房组合而成，形成人们安度人生的居所。这一结构被文化生态学家盛赞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这就是千百年来哈尼人民生息繁衍的美丽家园。
3.石山农业生态
石山地区主要是分布在西南地区，如广西，贵州等地，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地区，地处高温多雨的湿热环境中，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集中，光热资源丰富，有利于强烈的岩溶化进程。由于降雨相对集中，年际年内变化大，分布极不均匀，易成暴雨和特大暴雨而发生洪涝灾害，土壤受到严重侵蚀而减量变薄；旱与涝的并存，旱使植被枯死、土壤松疏，力学强度降低，土壤的稳定性差，遇暴雨极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水土流失。
广西是中国主要的岩溶发育区，石山分布面积为435.4万公顷，约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18.4%，是广西比较特殊的土地资源类型，主要分布于桂西、桂中、桂西南、桂东北及桂西北局部地区。石山山地以山高、坡陡、植被少、土层稀薄、蓄水性差为显著特征，素有“九石一土”之说，是人类生活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地区，目前广西606万贫困人口，136万特困人口中的大部分就分布在这一类山地中。在土地利用上，以灌杂木和旱地为主，旱、涝频繁，土地开发利用难度大。该种地形石多土少，土壤资源少，蓄水能力低，土壤及植被难于恢复，生态环境脆弱，治理难度大。
4.绿洲农业生态
绿洲是与荒漠相伴生的一种景观类型。它主要是指干旱荒漠中有稳定水源，植物繁茂，生物活跃，具有一定空间规模，且明显高出周边环境的高效生态地理景观区。我国绿洲集中分布于贺兰山——乌梢岭一线以西的干旱地区，基本上分为三个区：东部河套平原绿洲区、西北干旱内陆绿洲区和柴达木高原绿洲区。我国绿洲农业的开发，始于秦代。在绿洲农业开发的过程中，推进作用最大的是屯垦。历代的农业开发，促成了绿洲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过渡，使中国农业区域扩大，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绿洲农业又称绿洲灌溉农业和沃洲农业。指分布于干旱荒漠地区有水源灌溉的地方的农业。有新老之分。老绿洲农业一般分布于干旱荒漠地区河、湖沿岸，山麓地带与冲积扇地下水出露的地方。新绿洲农业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水利条件的改善，在干旱荒漠地区宜农地资源较丰富、开发利用条件较优越的地方开辟的新垦区。中国的绿洲农业主要分布于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各绿洲的大小不一，多呈孤岛状、带状或串珠状分布。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和少量水稻等作物，并植树造林和建设农村聚落。它与四周戈壁、沙漠景观截然不同，犹如沙漠中的绿色岛屿，为干旱荒漠地区农牧业生产较发达和人口集中的地方。
5.沙漠农业生态
沙漠农业是利用干旱半干旱区光热资源以灌溉绿洲为主体，兼有防护性林业、畜牧业、经济类植物药用植物的生产综合开发的农业。沙漠地区的农业由于自然资源相当匮乏，所以发展农业就存在先天的不足。中国沙漠地区的气候，干旱少雨，降水极不稳定，尤其是春季十分干旱，寒冷和风大，这对植物的生长，农业生产和造林都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不利的一面，就有有利的一面。由于降水稀少，土壤就很少受到淋溶的破坏，因而矿物质就比较丰富。再加上沙漠地区日照时间长，阳光就很充足，如果有一定的水源，再加上人工的灌溉，沙漠地区甚至可以获得比一般平原更高的产量。青海的柴达木和新疆的吐鲁番、哈密盆地就是中国棉花和小麦的高产区。这里夏季日照长，且白天高温，日夜温差大，有利于作物的光合作用和高糖分的积累，为瓜果的生长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生长条件，早已经脍炙人口的吐鲁番葡萄、哈密瓜和白兰瓜等都是沙漠地区的名品。
此外，农业生态类型还可有不同的分类法，如按农田的性质，可分为水田生态农业、旱地生态农业、山地生态农业、水域生态农业、低地生态农业、草地生态农业、园地生态农业、庭院生态农业等类型。
四、土地与土地制度
“过去就曾有人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为只有农民才会把粮食丰收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这个‘民’不仅仅是农民，如果有一天发生大饥荒，挨饿的恐怕不光是农民，而是所有活着的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最使我难忘的是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1981年5月6日，当时的合川县领导到土场乡召开土地联产到户动员大会，说到：胆子要大，步子要快，如果马上不能下户，下半年也要下户，还安排下午讨论好多生产队下户，下午讨论全乡80多个生产队只有天顶4社我们一个生产队联产责任到户。5月6日晚，队里召开社员大会，5月8日队上的全部水田下户，承包给私人。哎呀！真是‘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啊，我们自己有了土地，生产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早上刚一亮就出去，晚上黑了才回来，几天时间，14日队里的秧苗全部栽完，过去搞集体，少说也要半个月或者二十多天。当年全队稻谷收了六万多斤，每人平均600多斤，多的800多斤。我家7口人，稻谷收了5000多斤，还分了1600多斤包谷，光是稻谷和包谷每人平均就有1100多斤，小麦、胡豆、红苕、杂粮和自留地粮食合计万斤有余，我家每人平均1500斤左右。那年，我家喂了8头肥猪、1头母猪、130多只鸡，还种了大量蔬菜卖钱。就这样，我们不但有了饭吃，还有钱用。……这就是土地带给我们的生机和活力。我认为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所有人的命根子。”
这是2010年9月10日，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天顶村二社73岁的农民周天赐演讲《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中的部分内容。确实，土地是农民的根。
（一）土地的含义与中国土地的状况
土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说文解字》曰：“地之吐生物者也，二像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7)这句话的意思是：上下两横像土壤的表层和底层，而中间的那一竖，则表示植物从土壤的表层到底层中间生长出来。可见土即生长植物的土壤，而地字是由“土”和“也”两个字构成的，“也”是语气助词，意思是“地”，“也”就是土。土地一词，实为土和地两个同义词结合而成的。但土地的现代意义并不仅指陆地表层的平面概念，而是一个包括土壤、岩石和大气空间的立体概念；土地也不是仅指陆地的局部概念，而是一个包括陆地和海洋的整体概念。因此土地的含义可以概括为：人类可以直接利用并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表层。它是一个有岩石、土壤、水和大气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
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比有如下不同性质：土地生成的自然性，土地作用的本源性，土地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土地数量的有限性，土地质量的多元性。
中国土地总面积约9.6亿公顷，与整个欧洲面积相近，为亚洲面积的1/4，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5，是世界上面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和加拿大的大国。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部，东西相距达5200多公里。从沿海到内陆，分布着湿润、亚湿润、亚干旱、干旱等不同的干湿地区，并依次出现森林、森林草原、草原、半荒漠和荒漠等各种自然景观。南北直线距离5500多公里，从南到北，分布着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多种热量带。另外，我国山地、高原、丘陵、平原和盆地等各种地貌类型齐全。在辽阔的土地上，各地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使我国的土地资源丰富多样，为发展我国的多种经济提供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
我国的山地面积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3%，如加上高原（约占26%）和丘陵（约占10%）的面积，合计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9%；平地面积不到三分之一，其中盆地约占19%，平原约占12%。若以海拔高度计，海拔500米以上的地区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84%，其中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区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5%。可见我国山地面积之广，平地面积相对较少。在我国广大山区有着复杂的生态环境及丰富的生物资源，有利于山区的林木生长及土特产品等多种经济的发展。但山地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为脆弱，若开发利用不当，极易导致水土流失与生态平衡的破坏。另外，山地一般坡度较陡，高差大，土层薄，宜耕性差。
从我国土地资源的结构及其数量来看，草地面积最大，为908万公顷（其中可利用面积434万公顷），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3.2%；林地其次，为525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2.0%；内陆水域及潮滩2900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0%；另外，现有耕地9566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0%；城镇、工矿、交通用地6700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7%。合计可利用或已利用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3。这些丰富多样且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有利于我国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但是，难以利用的土地也不少，如沙漠、戈壁、寒漠、石骨裸露地、永久性积雪及冰川等，合计900万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36.3%。同时，在我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土地资源得到了不断的开发与利用，绝大部分宜垦土地早已利用，至今可供开垦的后备土地资源所剩无几。据推测，可供进一步利用的荒地资源约12000万公顷，其中2/3为宜林地，可供农业和牧业用地仅各2000万公顷，显示出后备资源的严重不足，开垦扩大耕地的潜力不大，但目前多数地区耕地的生产能力还不高，耕地的单产潜力还很大，今后应着重提高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
我国土地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如90%以上的耕地，集中分布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一半的东南半壁；50%以上的林地，集中分布在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90%以上的草地，集中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六省（区）。我国地区间的土地生产力也极不平衡，各地区由于水、热、肥等条件的配合不同，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极为显著。如东南半壁为我国典型的季风气候区，雨热同期，土地的自然生产力较高，是我国重要的农林区和家禽饲养区。西北地区处于内陆，光照充足，热量丰富，但因少雨干旱，沙漠、戈壁、盐碱地面积大，土地生产力较低。青藏高原则大部分在海拔3000米以上，日照充足，但热量有限，土地资源难以利用，土地生产力低。我国土地资源的绝对数量，居世界前列，各重要土地资源类型的绝对数量均不小，如草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耕地面积居世界第四位；林地面积居世界第八位。但我国的人口数量约为世界人口总数的1/5，世界之冠，故土地资源的相对数量极为有限，人多地少，人均土地，尤其是人均耕地、人均林地、人均草地等不仅低于许多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中国土地制度的演进
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演进。
1.旧中国的土地制度
旧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它是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70%～80%，而占农村人口90%左右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只占有20%～30%的土地。地主阶级凭借对土地的占有，每年从农民的收获中榨取五成至七成甚至八成的高额地租，使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近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天下田”由“天下人同耕”。孙中山也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但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
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
从1953年冬到1953年春，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农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3年春，全国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已被彻底消灭了。
3.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
1953年国家作出了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想借此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程由于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了许多问题。如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而忽视农民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等。接着1958年兴起了大跃进运动，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在生产组织上掀起组织人民公社的新高潮，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大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是“一平二调”，是强力组成的。人民公社的主要问题是在经营管理方面劳力调配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了社会主义农业优越性的发挥。
4.土地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率先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兴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推广实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以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和承包的关系。
1978年以来，土地承包制成为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土地产权的划分与界定，尤其是土地经营使用权同农户家庭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十分显著的正面效应：一是利益关系清晰。农村土地的经营主体同时也是受益主体，经营效果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农户家庭不仅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还直接地拥有了土地的部分收益权。二是决策体明确。农户家庭经营主体的确立，增强了农民市场经济观念，使农民可能在完成国家集体各项任务与义务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方向安排自己的经营方向、经营格局与从业结构。三是经济效益显著。由土地承包经营模式所带来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效应的释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0～1984年中国农业出现超常增长，1984年农业总产值达2380.15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291.7%。四是社会效益突出。土地承包制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政策环境，没有造成急剧的社会动荡，却在渐进发展中使农民向超稳定的一元经济结构发出挑战成为可能；伴随着农村资金的积累，农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转化成为强烈的工业化冲动，催发了农民工业意识的萌芽。
五、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离开了土地，传统的农民难以生存。所以，土地是农民的根。但是，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转型期，中国的土地制度面临着新的问题，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所言：
土地权利问题是当前学界、政策研究部门、媒体以及社会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主流观点认为，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加快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家中的极端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化是中国历史中的常态，也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必然方向；温和观点也认为应当给农民更大更多更加完整的土地承包权，弱化乃至虚化村社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近年来，中央农村土地政策的方向正是加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中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而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了超越债权的性质。
但是，究竟给农民多大的土地权利才能保护农民利益，及可以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农民土地权利越大，就越能保护农民利益吗？(8)
这就是所谓“破解土地权利的神话”(9)！可见，守土与离土，中国农民虽然经历了历史的多次选择，但至今仍处在两难的博弈之中。
（一）守土博弈的艰难
农民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守土。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和人生保证。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传统就是在土地上生息繁衍，从而创造了光照世界的中国农业文明。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使中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把根扎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守土。
但是，且不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一直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连串的体制变革，投入农民怀抱的土地很快的离开了农民。失去了根的农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而挣扎于温饱之中。单说1978年通过包产到户，土地又回到农民手中之后，虽然中国农民有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发展，这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从占人口总数的1/3降到仅3000万，人均纯收入从改革开放前的500元增加到2500元，增长了约4倍；农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近70%降低到稍高于50%等等，以及出现了像江苏的华西、河南的南街村等富裕中国农民的典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是最苦的，正如邓小平1987年在《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说的：“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只有一两亩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10)。这叫农民如何守得下去？守土之艰难，我们从中国农民包产到户之始——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2000年仍处在贫困状态的案例可见一斑。根据潘维所著《农民与市场》附录的《小岗村农民访谈录》所载：
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二十几家。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凤阳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这时，缪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进来。她40来岁，原是四川省大竹县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这里。后来，她和缪夕五的哥哥缪夕海结了婚。虽说李文秀已来了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据她说，为了盖房和让两个孩子上学，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债。……李文秀心里很难过，眼眶里不断滚出泪水，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花鼓，我也会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11)
读了这一段农民守土难的材料，真叫人心酸，正如作者在访谈录的最后所言：
他们似乎已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外头”。特别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降临到多数人头上。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12)
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温家宝曾去考察过的小岗村守土是如此的艰难，其他地方的农民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农民守土难的现状，社会学家李强在《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中曾运用“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对农民离土外出打工的经济驱动力作了调研，李强的统计如下：
表1 哪些因素影响农民离土（2000年）
表2 哪些因素影响农民离土（2002年）
资料来源：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3-44页。
正是由于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守土艰难，所以有的乡村干部出于良心和正义上书给朱镕基，疾呼农民太苦，农村太穷，农业太难！才有了《中国农民调查》(13)的惊天问世，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案例，在此不赘。但是中国农民守土之艰难已是世人皆知的了！
（二）离土博弈之不易
守土如此艰难，从生存策略计，中国农民怎么办呢？在守士与离土的博弈之中，许许多多的农民选择或被选择了离土。
1.失地农民
所谓“失地农民”就是因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修建道路、建房、造厂，尤其是修建高速公路等大型重点项目而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与土地分离。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农村土地征用面积达1亿亩，2000年后的几年，每年都在1000万亩以上，相当于10个大县。沿海发达地区的省，每年要减少相当于至少一个县的土地(14)。据新华社2003年6月24日报道，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其中相当数量是高产农田；在建和拟建的大学城46个，建地面积超过40万亩；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高尔夫球场306个，遍及26个省市，占地48.8万亩(15)。这样，一亿亩土地被征，至少有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失地农民。
2.水库移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了许多大型水电站，50年来，包括三峡水电站工程在内的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16)。这些因建水电站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就是“水库移民”。
3.农民工
所谓“农民工”就是离土外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农民进城打工潮，史称“民工潮”。据报道，21世纪初中国有农民工七八千万人，后来统计是9400万人；2002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之时已达1.2亿，如四川、重庆离土的农民工至少有1000万人，湖北、湖南、安徽各有数百万人，于是造成外来人口中农业人口的比例高于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少地方农民工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城市原有的就业者(17)，如东莞1978年～1980年每年新增外来劳工不足8000人，1980～1984年每年新增外地劳工2万人，1984～1987年每年新增万人左右。1987年全市外来工达17.9万人，1988年为34.8万人，1989年为36.2万人，1990年为45万人，1991年为52.7万人，1992年为76万人，1993年达130万人。而深圳龙岗区本地人口仅16万，外来人口达100万(18)，而这些外来工基本上都是农民工。
这些离土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如何呢？
征地农民生存不易，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的湖南嘉禾县在征地拆迁中的违法违规，以及江苏省常州市的“铁本”事件已成为典型案例，沈立人在《中国弱势群体》中引举的《经济日报》的记者王新亚写的报道《失地农民：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群》披露得十分“经典”：安徽合肥包河工业园区征地，使6000多村民失去土地。本来答应给每人1万元补偿安家费和青苗费、搬家费等，最后只拿到900元。该村的会计吴玉平说：有田地的话，上能养老下能抚幼，现在就是一人给1万元，也不敢想象今后的日子怎么过(19)！可见因征地离土的农民大多生存不易。
水电移民的生存也不易。以广西西津电站为例，于1964年建成的西津水电站涉及横县、灵山、邕宁、南宁市郊区，仅横县就有12个乡镇81个村委会385个自然屯，人口达13.89万人，占当年全县人口总数的29.25%，淹没水田6.34万亩，地1.26万亩。从1961年到1983年上级有关部门共拨款1613.9万元，按库区当年人口计算，人均仅116元，每亩耕地平均212元。此外，国家还欠移民房屋拆迁费、维修费、交通补偿费共1204万元。1986年国家又拨款4000万元，借款2000万元，以解决库区移民遗留问题，但至今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西津水电站1964年建成投产发电，总容量23万千瓦，年发电10.9亿千瓦时，从1964年到1987年底共计发电179亿度，总产值12亿元，为全部建设投资的7倍，而国家先后拨给西津库区移民的款项总计仅为5613.9万元，只有上述总产值的4.6%，致使水电移民至今仍处在生产难、生活难、交通难、上学难、就医难、用电难、建设难的状态。如横县飞龙乡大榄村本来较富裕的600户人家成为水库移民后，至今家家户户每年缺2个月的口粮，人均收入在90元以下，户均家产不足300元(20)！据沈立人所言，目前约有1000万水库移民处于贫困之中(21)。可见，因建水电站离土的水库移民也大多生存不易。
农民工的生存同样不易，这是近几年来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众所周知，农民工承担了城市中最苦、最累、最脏，甚至高危险的工作，不仅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据《发展导报》2001年的一份问卷调查，每周工作5天的占8.4%，6天以上的占18.1%，7天的占73.5%；每天工作8小时的55.5%，9小时～12小时的占35.3%，13小时以上的占9.2%(22)，但是他们的工资却是最低的。据陈阿江的调查对比，四川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与全国职工相比，1994年1.72元比2.22元，1995年为1.97元比2.79元(23)。而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对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北、山西等11个省市的调查归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各项预期的收入构成有重大的差别，城市居民收入项目有工资、奖金、劳动保护、地租、股金分红、社区福利、利息、其他8项，而农民工仅工资、奖金、劳动保护3项。对此，2003年农业部统称：2002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400万人，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寄、带回家的约3274亿元。按此计算，人均收入为5615元（每月468元），寄或带回家人均3283元（每月290元）。这个收入折算到家庭人口，只略高于中西部农村，而大大低于一般城市(24)。
农民工的收入低于一般城市居民，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中西部农村的收入略高，对在农村无法生存下去的农民来说已具有吸引力了，不然的话，农民何以离土？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农民工应得的这么一点工资还要被拖欠、被克扣。农民工为了讨回这么少的可怜的工资往往历尽艰险，费尽心血。时不时在媒体上出现的所谓“跳楼秀”，相当多的案例都是农民工为讨回工资所迫。2004年5月1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江苏常州有4名民工爬到10米高的塔吊上，声称“见不到钱就不下来”(25)。
处于城市底层和边缘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使得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心理感受：一是苦，超时、超强度的劳动能不苦吗？二是忧，打了工能不能拿到工资？什么时候会被炒鱿鱼？心里都没有底，又愁老人又管孩子，他们能不忧吗？三是怒，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些城里人甚至干部不把农民工当人看，他们能不怒吗？可见离土的农民工的生存实在也不易。
（三）《农民的终结》的启示
中国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博弈实在是太难了，守土艰难，离土不易。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人们焦虑着、思考着。据《中国时报》报道，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从2003年以来，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评分从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72.7分，接近“黄灯”警戒线。198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该比例扩大到3.32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誜2.45，2004年扩大到1誜4.39。该研究报告还提出，当前中国农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26)。因此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在守土艰难，离土又不易的态势下，新的出路在哪里？这就是贺雪峰所说的如何“破解土地权利的神话”。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的名著《农民的终结》可以提供一些启示。这本出版于1967年的著作，对作为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法国农民面临着农业文明的终结作了分析，并尖锐地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27)。此书的译者李培林在《译者前言》中也焦虑的指出：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70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被打碎，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但又难以融入城市，产生生活和心理的各种困难。他同时又提出：“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农业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1.5亿农村劳动力。”(28)
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中国农民经历了守土的艰难和离土的不易博弈后，要考虑中国农业的新发展和中国农民的新出路，必须作新的战略选择。
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的导论中曾经敏锐地指出：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他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增长1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10%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那么，如何解决农业国家的吃饭问题？孟德拉斯给人们树立了一个样板，他说：“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29)
对于法国农民，孟德拉斯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结论。但是仔细阅读了《农民的终结》后，人们会很清楚地认识到：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者“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绝对数量和人口比例都会大幅度地减少，但农业的绝对产值并不会因此大幅度地减少，这是一些发达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原因。而且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无论乡村怎样变化，农民不会无限度地减少，作为基本生活必需的原料的生产供应者——农业的从业者——也不会消失(30)。
这就是说法国“农民的终结”，指的是传统的“小农”的终结。这个论述和分析，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农民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农民目前仍然是传统的“小农”，乡村社会的本质特征仍未改变。第二，中国农民正受着改革开放，即工业现代化的巨大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第三，农民的外流，导致农村的衰落和乡村社会结构的重新建构。
目前，中国农业正处在传统农业向工业化农业转型的开始。可以预言，经过这种痛苦的转型期，中国农民必然会从传统的“小农”转变成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者”。当1967年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出版时，曾使法国学术界感到震惊，但20年后，1984年，该书再版时，法国农民的变迁便已经证明了孟德拉斯对农民终结论述的正确，因为法国的乡村社会出现了惊人的复兴。正如孟德拉斯在《跋：二十年之后》中说：自1975年以后的10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乡村重新变成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乡村的孩子去上学都有客车接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课。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如此之大，以致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市溜走，以便到乡村和小城市里去重新找回乐趣，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能赋予生活一种意义(31)。
孟德拉斯描述的法国乡村城市化的样子，徐杰舜有切身的感受。2000年10月徐杰舜应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和印度支那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雅克先生的邀请对法国的瑶族和苗族进行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难民身份进入法国的苗族，定居以后，从刀耕火种一下子跨入现代化农业的行列，以种植蔬菜而闻名西欧。徐杰舜在被人们称为菜王的熊在先生家中住了两晚，考察了他的农庄，参与了他卖菜的全过程。1962年英国BBC电视台采访还定居在老挝的熊在父亲一家刀耕火种、跳大神的样子早已被法国农业的现代化沉淀到历史的记忆中去了。今天坐在徐杰舜身边的熊在已是一个拥有千顷菜地，成套农业机械，两辆奔驰车，一套公寓楼的现代生产者了(32)。正是，在法国乡村还存在，农业还存在，农产品仍供应有余，但农民作为一个传统的阶级早已经终结了。法国农民走过的路，以及刀耕火种的苗族农民到了法国也走上了农业现代化的路，不是给中国农民作了最好的示范和表率吗？所以中国农民在经历了守土的艰难和离土的不易博弈之后，从法国农民的终结和苗族农民在法国的蜕变，难道不是可以看到自己的新出路之所在吗？
社会学家李强在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时，分析了小城镇的缺陷和不足，大城市模式的负面效应，城市群与城市带发展潜伏的问题之后，主张多元化的城镇发展道路，并特别提出了“乡村生活的城市化”的思路。他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相当比例的农民仍然会生活在农村地区，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在这些地区推进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乡村生活的城市化反而是一条比较实际的道路(33)。李强所言极是。其实李强的“乡村生活城市化”正是法国农民终结的结果。在这里，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在中国8亿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市，也没有必要都进城市，就是进了城市的农民最终也还是要回到农村的。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要在农村，农民进城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事实上正如笑星赵本山所说：“农民进城真正能混好的没有几个”(34)。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守土就是中国农民的根，守住了土地就是守住了根。所以在守土与离土的博弈中要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绝对不是再将1.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去，而是在农村解决农民的问题。
第二，守土是中国农民的根，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问题是如何守土？这才是目前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而按照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的理论，就是要把工业化引入农业，既保持了传统的结构，又快速地引入了进步，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并存着一些不同的理念，有残存着的最古老的果实采集和粮食种植的方式，也有凯旋高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还有完全新式的经营和管理形式，让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让农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
当然，中国农民要实现乡村生活城市化的道路可能要很长，但是，如果方向明确了，目标具体了，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总有一天会达到终点的！
【注释】
(1)陈文华：《西方农业起源若干理论综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6页。
(2)森本和男：《农耕起源论谱系》（续），载《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3)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载《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4)卜风贤：《季节性饥荒条件下农业起源问题研究》，载《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
(5)以上均据游修龄：《中国农业发展通史：原始社会卷·绪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
(6)袁愈荌译诗，唐莫尧注释：《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7-418页。
(7)《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版，第286页。
(8)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自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9)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自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11)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载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9～160页。
(12)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载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1页。
(13)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14)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5)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6)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17)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35页；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42页。
(18)周大鸣：《雇佣廉价外来劳工与“原始积累”——珠江三角洲考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9)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20)罗庶长：《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股份制试探》，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21)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22)转引自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23)陈阿江：《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形成中的农村劳动力市场》，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4)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25)沈立人：《中国弱势群体》，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26)《贫富差距到危险的边缘——2010后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载《贵阳晚报》，2005年8月25日第24版。
(27)［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8)［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29)［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30)［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1)［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6-282页。
(32)徐杰舜：《法国尼姆苗族考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增刊，社会科学专辑。
(33)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48页。
(34)余姝：《赵本山：活着的人要快乐》，载《羊城晚报》，2005年8月25日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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