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武宇林
北方民族大学
摘 要: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关键词:中亚回族 花儿 民俗文化
Abstract:Donggan ethnic group refers to the people of the Hui ethnic group and their descendants lived in Northwest China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migrated to the Central Asia regio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y took their folk songs “Huaer” to Central Asia, when they went far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130 years ago. When there were collective farms in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folk songs once were popular among people of the Hui ethnic group lived in compact communities. Some of the famous singers are still alive now. The folk songs of “Huaer” were collected in documents written in Donggan language in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Hui ethnic group living in Central Asia inherited the Chinese folk culture. The material of popular folk songs of “Hua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folk songs, as well as a precious culture heritage of the nation. It is advisable that they should be studied, rescued and protected.
Key word:the Hui ethnic group in Central Asia; Huaer; folk custom culture
“花儿”是流传于丝绸之路沿线一带的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的一种口传民歌。近年来宁夏等地的“花儿”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花儿”的研究，在日本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了题为《中国西部口传民歌“花儿”研究》的论文。该论文被作为日文学术专著于2005年在日本信山社正式出版，被定名为《丝绸之路的口传民歌“花儿”研究》 。然而，遗憾的是，书中所反映的仅仅是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上所流传的“花儿”民歌的情况，境外的情况并未谈及。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考证中国西部的口传民歌“花儿”是否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境外的东干族之中的详情，及其相关的民俗文化，笔者于2006年9月，应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东干学研究所所长、院士、博士伊玛佐夫·穆合麦教授的邀请，赴吉尔吉斯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考察访问。此次跨国田野调查的主要地点为吉尔吉斯首府比什凯克市以及碎叶城、中亚回族聚居区的稍葫芦农庄和米粮川农庄。
一、“花儿”民歌与丝绸之路及中亚回族的关联
首先，“花儿”民歌和丝绸之路有着不解的历史渊源。因为，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花儿”的流行地域——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恰好都分布于古丝绸之路沿线，而且其流向正是由东向西绵绵延伸而去。为此，近年来，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对上述各地“花儿”进行了田野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遍布西北各地的“花儿”民歌，在语言、歌词内容及音乐旋律等方面有着十分相似的特点。探究其根源，不能不认为是丝绸之路这一交通枢纽的客观存在，为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融合，语言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仅是西北方言，其各地的“花儿”民歌也属于同一个体系。“花儿”的发源地为古代河州，今天的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是丝绸之路必经之路，从西安出发后的第一个大驿站、交通要道、商品贸易集散地，自古以来为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聚居地，素有“中国小麦加”之称[1] （63）。正是由于这里的回族等各民族的人们在丝绸之路上的长途贩运、经商、逃荒、逃难、逃兵，把最早的“花儿”种子带出了家乡，撒播到了西北各地。他们在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屯垦、放牧、农耕等艰辛而丰富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孕育并创造出了千万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花儿”民歌。中国“花儿”可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民族文化遗产。
再者，笔者认为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花儿”的诞生和回族在中国的形成历史也有着不解之缘。西北地区聚居着中国的大部分回族，回族同时也是歌唱“花儿”的主体民族之一，尤其是在宁夏和新疆地区，“花儿”基本上流传于回族聚居区。因而，“花儿”被理所当然地称为“回族花儿” 。为此，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以及西北回族的存在都是“花儿”传播的重要因素。而新疆毗邻的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地区也位于丝绸之路，该地区的东干族即中亚回族曾是西北回族的一部分，因此，与“花儿”也就有了一定的关联。
10多年前，笔者隐隐约约听说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东干族之中也流传有“花儿”民歌。尽管笔者还未曾见到过任何相关的文字资料，但相信有此事。因为“东干族是我国回族的一部分，现专指19世纪移居到沙俄所属的中亚地区的西北陕甘回民及后裔。……1924年前苏联在进行民族识别时，把他们定为‘东干族’ ，而他们自称是中原人、中国西北老回回。 ”[2] （56）即东干族曾是中国西北回族的一部分，而西北地区回族有着唱“花儿”民歌的风俗习惯。据笔者的研究，“花儿”的发端和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的形成也息息相关，有可能诞生于“回回遍天下”的元代，至迟从元代开始伴随着回族的成长与发展在西北地区存在并流传[3] （62）。至明清时期，“花儿”民歌已经相当成熟，清朝诗人也曾赞誉过。如研究“花儿”的先辈张亚雄先生所言:“吴松崖先生忆临洮十首，第九首有‘花儿饶比兴，藏女亦风流’句。 ”[4]吴松崖即清朝诗人吴镇， 《清史列传》 71卷中有记载，著有《松崖诗录》等。陕甘宁回民迁徙到俄罗斯之时，正值中国的清朝末年，正是“花儿”民歌的繁盛时期。他们作为西北回族，必定善于歌唱这种民歌，即使是由于历史原因迁移到了异国他乡，故乡的“花儿”民歌想必也会歌随人走。“花儿”民歌并非就局限于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将随着那部分陕甘宁回民的迁徙被带往境外。以下的调研结果，便印证了这一推断。
二、东干语与稍葫芦农庄的中亚回族“花儿”歌手
当年的陕甘宁回民是在1877年岁末开始迁移到中亚地区的，迄今已有130年的历史。在东干族中即使流传过“花儿”民歌，会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和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早已失传了呢？另外，对于不懂吉尔吉斯斯坦官方语言——俄语的笔者来说，是否能够逾越语言障碍和东干人进行交流和沟通，达到调研目的也令人担忧。
然而，首先感到欣慰的是，作为西北人，在和东干人的语言交流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沟通能力。因为，吉尔吉斯的东干人所讲的东干语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外语” ，而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西北方言，当属于汉语的范畴。当地人称之为“回族话” 。如见到客人时会寒暄道:“到来了（liao），高兴。 ”称赞树木高大时会说:“这搭儿的树（fu）壮得很。 ”这种所谓的“回族话” ，和陕西、甘肃以及宁夏固原等西北地区的回族话的音调很相似，大部分可以听懂。只不过所谓的东干语中的有些语言和现代汉语已经大相径庭。中国的汉语，在这一百多年里，吸收了大量的东西方各国的语汇元素，早已旧貌变新颜，而东干语与现代汉语的最大区别就是还保留不少古语。比如，称警察局、政府之类为“衙门” ，警察、政府职员为“衙役” ，称学校为“学堂” ，老师为“师傅” ，以及“晚息” 、“日头” 、“盘缠”等。还有一些方言土语，如“连手” （朋友）、“单另” （别的）、“泼烦” （心烦）等等。也夹杂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颇具伊斯兰教文化特色，如“乃玛孜” （礼拜）、“色俩目” （问候语）等。另外，东干语中还有一些俄语和英语借词，如passport （护照）、mayonnaise （蛋黄酱）、computer （电脑）等等。在基本熟悉了东干语的规律之后，便可以和东干人交谈了。
庆幸的是，东干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对“花儿”有所了解。他告诉笔者，“花儿”在这里被叫做“少年” ，有位名叫wu jin you的东干老人，从前好像唱过“少年” 。笔者很想知道这位“花儿”歌手名字的汉字写法，可是，这位东干学者却无能为力。原来，东干人只会说“回族话” ，不会写，也不认得汉字。于是，笔者便按照“wu jin you”的音调反复斟酌，又根据其经名（穆斯林特有的宗教名字），权且把这位歌手的名字记为“吴金友·穆萨” 。
吴金友老人居住在吉尔吉斯的首府比什凯克市郊区的稍葫芦农庄。这是较大的一个东干族聚居区，共有1万多居民，绝大多数是东干族，也居住着极个别的维族等其他民族，是个集学校教育、商业贸易、农业、手工业、医疗卫生和体育娱乐服务业为一体的大规模农庄。这里离市区很近，交通比较方便，从市区出发乘坐中巴大约一个小时就可到达。稍葫芦农庄自然环境良好，土地平展，树木成荫，庄稼茂盛，蔬菜丰硕，瓜果飘香。在乡村道路两边，坐落着一家又一家红花绿树环绕的建筑风格别致的农家院落。恰巧伊玛佐夫·穆合麦教授的家也在这个农庄。于是，笔者恳请他协助联系拜访吴金友老人之事。然而，能够实现拜访的目的，也并非易事。因为，这里的人们告知我，唱“花儿”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几乎没人唱了。况且这位老歌手已经年迈，能不能唱是个问题。而且，这里同样有着中国西北地区“花儿”流域的禁忌。那就是，由于“花儿”民歌大多是情歌，只能在野外唱，一般不能在家里唱，更不能在长辈和晚辈面前唱。为此，老人家未必肯答应我们去拜访。然而，或许是为了不让我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失望，也多亏了伊玛佐夫这位当地知名学者的出面斡旋，那位久负盛名的“花儿”歌手最终还是在电话上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于是，伊玛佐夫教授和夫人叫来了乡村熟人的出租汽车，一同前往。不过，被约法三章:只是聊一聊唱“花儿”的事，不一定要求老人唱“花儿” 。
这位东干族老人的农家小院里，有一座两层小楼，院门口停放着一辆小汽车，院里有果树，也栽着不少花草。他的农民模样的儿子、儿媳把我们迎进了宽敞、漂亮的客房，我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炕边等候我们的吴金友老人。他虽说已经82岁了，可是看上去很健康，身材魁梧，面色红润，身穿一件黑翻领的白色体恤衫，头戴黑底白花图案的回族小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当他得知我是来自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时，格外热情。他操着地道的回族话，说要不是因为腿不好，很想到中国去浪一浪（看看）。还告诉我他的孙子已大学毕业，正在学汉语。寒暄几句之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花儿”上。一说起“花儿”来，老人顿时来了精神。他说，他年轻时经常唱，可惜现在多少年都不唱了，嗓子也不行了。话虽如此，一首“花儿”歌词还是随口念了出来。
例1
羊毛挂在线杆上，几时捻成个线哩？
尕妹子阿在远路上，几时见上个面哩？ （阿:西北方言，扔。）
笔者一听喜出望外，这不就是中国西北地区流传的“河州花儿”嘛。“对！对！好得很！ ”不由得连声称赞了起来，并告诉他，这首“花儿”歌词十分耳熟，在中国甘肃等地也有人在唱。老歌手一听顿时振奋起来:“我唱哩么？ ”主动要求开唱。不过他喃喃自语:“长调子都忘了，也唱不动了，就唱上几个短曲子吧。 ”说着，微微闭上双眼，胳膊肘放在炕桌上，仿佛陷入了当年的回忆之中。沉思片刻之后，他放开了嗓音，开始唱起了乡音十足的“少年”曲调。没想到他的歌声是那么洪亮，而且记忆力也令人惊叹。不愧是昔日的“花儿”知名歌手，只要一开了头，心中久违了的一首首“花儿”就如同泉水一般涓涓流淌而来。
例2
樱桃好吃树难栽，树树底下渗出个水来；
心儿里有话口难开，少年上给我带上话来。
例3
天上么星星一溜溜，你把那个中星认下；
咱们俩个团圆下，你把那个日子记下。
例4
五花的公鸡红冠子，墙头上把鸣叫哩；
尕妹子穿的红衫子，大门道里把人绕哩。
例5
大河滩上种谷子，谷叶儿漂不到水上；
掰上指头算日子，多会儿肉挨不到肉上。
例6
高高山上打一抢，枪子儿落不到水上；
相思顶在心窝里，尕妹子搂不到怀里。
不料，就在老人沉醉于深情的“花儿”歌唱之时，他那10多岁的孙女进屋来取什么东西。于是，老人悄然停止了歌唱，显然是在自觉遵循着唱“花儿”的习俗，不肯当着晚辈的面唱情歌。这一习俗和中国西北地区完全一样，可见中亚回族即使是离开了中国西北的那片“花儿”的土壤，来到了远离祖国的俄罗斯，不仅是乡音，连家乡的习俗也未曾改变。
当笔者询问他所唱的这些曲子叫什么时，他明确回答是“少年” ，而对“花儿”这一称谓似乎并不熟悉。笔者非常纳闷，因为在中国，“少年”作为“花儿”民歌的别名，主要是青海地区使用，而甘肃、宁夏、新疆一带，大多把这种民歌称为“花儿” ，“花儿”的称谓远比“少年”出名。令人疑惑的是，东干人中甘肃人居多，却为什么习惯于“少年”的称谓呢？这一发现又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笔者又询问起他当年唱“少年”时的情景，他兴奋地说道，在1940年代，也就是他20来岁的时候，当地的老回回都会唱“少年” 。在乡庄里，人们集体劳动那会儿，当场现编现唱，做活时唱，休息时也唱，男人们唱，女人们也唱，你一句，我一句，男人女人对着唱，热闹得很！乡庄里人们结婚办喜事时也唱“少年” 。那时，讲究唱“少年” ，曲子有长的，也有短的，有好多种哩！笔者又问他是怎么学会的，他说，那会儿周围比他岁数大的人人都会唱，唱得多也唱得好，听来听去自然就学会了。从而，反映了吉尔吉斯的中亚回族中的“花儿”民歌同样也是以口口相传的方式，由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的。如此推算，在他20来岁时，东干人迁移历史大约在60年，第一代中亚回族也就是他的祖父辈还健在，他们出于对祖国的眷恋，想必会时常漫起故乡的民歌“花儿” ，这对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也给产生影响。那时，故乡的“花儿”无疑是东干人的精神家园，也是东干人维系民族感情的桥梁和纽带，并作为农庄中的主要娱乐方式而存在。
为了不使老人累着，我们匆匆结束了这次意义深远的采访。那天，正好是主麻日（穆斯林星期五的聚礼日），老人要去清真寺做礼拜。我们便一同乘坐他儿子开的车，离开了中亚回族一代民间歌手之家。
据当地东干学者介绍，比什凯克市郊区的另一个东干人聚居区里也有一位会唱“花儿”的老人，名叫达乌泽尔，但是，笔者前去采访时，恰遇他生病，因此，未能如愿。
三、苏联时期的中亚回族“花儿”文献
通过对东干族老歌手的采访，验证了“花儿”民歌在苏联时期曾为中亚回族广为传唱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有位东干学者在个人藏书中，还为我找到了东干族学者尤素罗夫先生所著《苏联回族口传文学种类》[5]和《苏联回族人歌曲集》[6] （66）两本珍贵的记录有“少年”歌词的书籍。然而，这两本书并非是一目了然的汉语书籍，而是貌似俄语字母的东干语，令笔者望书兴叹。所谓的“东干语” ，是“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时期，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造的东干文字母” 。[7](66)到了20世纪50年代，“东干族学者同吉尔吉斯、俄罗斯及哈萨克等族学者一道共同创制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新文字。 ”[8]（6）据东干学者的解释，这种东干新文字，是利用俄文的35个字母，又增加了3个字母，弥补了俄语中没有的发音，以38个字母所创制成的东干族语言。东干语最终也得到了苏联官方的正式承认。最初，东干语被称为“中亚话” ，而现在，东干人都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回族话” 。新东干语诞生以后，东干学者们除了用之编写东干语教科书之外，还进行文学创作，也记录、收集并出版了在中亚地区流传的甘肃、陕西一带的早年口传文学作品。其中有民间传说、故事、谚语，也包括“少年”之类的民歌、小调等等。东干语为保留和传承中亚回族的历史文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19世纪50年代新东干语的创制及推广，早年流传的一些“少年”民歌，才有幸被收入书中，免于流失。
当笔者请东干学者把书中的“少年”歌词读出来时，更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些在异国他乡流传的“花儿”民歌居然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花儿”十分相像。然而，要想把这些歌词准确地还原、翻译、记录为汉语，却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东干语不同于汉语的象形文字，只能表音而不能表意，翻译时不容易确定相应的汉字。比如，同样一个“ban”的发音里，可以有“半、办、伴、拌、班、板、搬”等等许多不同的意思，如何选择，还需要反复斟酌。另外，苏联时期所记载下来的“少年”歌词文献，最早的距今已经40多年了，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即使是东干学者，虽然可以念出发音，但对有些语句的意思仍不甚了解。为此，笔者只好在东干语音的基础上，再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凭借对西北“花儿”歌词的熟悉程度，反复琢磨推敲，判断所能够表意的汉字。下面就是翻译为汉语的几首“少年”民歌:
例7
刺梅花盘根马莲花开，山丹花开不到大路上；
阿哥的妹子路远了，热身子挨不到肉上。
例7
清水漫了沙滩，石桥修得远了；
一想了老子二想了娘，三想了自家的地方。
例8
白杨树树谁栽了，叶叶咋这么嫩了；
我的妹妹谁生了，模样咋这么俊了。
例9
我在这儿想你肉颤哩，几时眼睛把你见哩；
清水打的磨转哩，哭得我眼泪淌哩。
例10
阿哥想你实想你，你把阿哥怎么价想哩；
打下的家什说下的话，草草的湾湾里等下。
例11
种下葫芦搭下的架，葫芦空中里吊哩；
阿哥要你成上了家，你给阿哥生养了娃。
例12
穷在当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世上活的有钱的人，穷阿哥活的你的情。
例13
一山看着一山高，那一山上一树樱桃；
樱桃好吃树难栽，心里有话口难开。[4](62)
上述几首“少年”民歌均为《苏联回族口传文学种类》书中所收。这些民歌中的有些语句和西北地区的“花儿”十分相像，有些则是触景生情新编的。比如:“一想了老子二想了娘，三想了自家的地方”之类的句子，生动地道出了东干人的思乡之情。除此之外，尤素罗夫先生的另一本《苏联回族人的曲子》中，也收集有10多首东干语的“少年“民歌” ，下面列举其中的几首。
例14
好马不备双鞍子，好女不嫁二汉子；
马备双鞍难行走，女嫁二人落羞名。
例15
行程装到个箱箱里，几时念成个先生哩；
尕妹子越看越远哩，几时我见你的面哩。
例16
巴郎鼓摇的三点水，肩膀上担的是两柜柜；
年轻的时候草上见膘哩，过去的少年老了不后悔。
例17
青稞大麦做酒哩，麦麸子炼油水哩；
这一条路我要走哩，人头里争一口气哩。[5](1)
这本书出版于1980年代，其中有些歌词更加难懂，比如“白马上驮的是bai mian jian （？），黑马上驮的是jiang gan （浆杆？）” 。按照东干学者的看法，可能当初记录时，就没有搞懂，出现了笔误，所以现在不明其意。笔者认为言之有理，1980年代歌词的收集者，或许已经开始不太明白有些失传的词汇了，仅仅是按照歌唱者的发音，记录下了老辈人的歌词语言，所以今天的年轻人就更不理解了。为此，要将全部东干语“少年”歌词，翻译为准确的汉语，尚有一定难度。
总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察中，笔者不仅亲耳聆听到了吉尔吉斯的中亚回族老人的“少年”歌声，也收集到了苏联的历史文献中的中亚回族“花儿”歌词的宝贵资料。从而，千真万确地证实了在130年前的清朝末年，中国西北地区的口传民歌“花儿”的确是伴随着当时甘肃等地的回族人长途迁徙的步履，沿着古丝绸之路穿过新疆、翻越天山，跨越了国境，延伸到了吉尔吉斯等中亚地区地这一客观事实。多年来一直未解的学术悬念终于有了答案，而且也得知，在这里流行的“花儿”歌词的艺术风格，属于“河州花儿”这一流派。
四、中亚回族“花儿”的现状及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那么，中亚回族“花儿”的现状如何呢？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呢？下面是本次调查中所接触到的一位东干年轻女性对“花儿”所持的态度。
陪同笔者考察的一位年轻女东干学者，在家中找到一盘有中国字样的VCD，说是朋友送的，让我看是不是“花儿”曲调。因为她虽然会俄语、法语和东干语，但是对汉字却一窍不通。笔者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张印有“花儿风暴第3集”字样的DVD光盘，而且竟然是宁夏大地音像出版社的作品。这张光盘的背面附有“花儿”歌曲名称，共有28首:三花嫂令、大通尕娃令、三闪水红花令、下四川令、保安令、尕马儿令等等。没想到在比什凯克市的东干人家里能看到家乡宁夏出版的“花儿”光碟，便兴奋地请她用录放机播放。然而，没看几分钟，在场的人们都兴趣索然。第一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懂汉语，也不熟悉这些音乐的缘故。第二有可能是看不惯“花儿”歌声中的背景画面上的女舞蹈演员们的性感服饰及姿态。因为这和她们的服饰等习俗相悖。在日常生活中，中亚回族女性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喜欢穿宽松长裙，搭盖头。服饰、穿着及举止都比较庄重，很少露出肌肤，尤其是老一辈的中亚回族，十分反感年轻女性穿吊带衣、牛仔裤等服装。因此，本应受欢迎的代表本民族文化的“花儿”民歌，在此却遭到了冷遇。女主人很快就关掉了画面，还不无遗憾地说，其他民族的曲子，像维族人、吉尔吉斯人和俄罗斯的曲子都是欢快的，我们老回回曲子咋就像是哭着唱哩，我不喜欢。随后她又换上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俄语歌曲光碟，于是，在场的几位东干人便轻松愉快地用俄语合唱了起来。
这里虽然只是一位东干年轻女性对待“花儿”民歌的感受，可是，也反映着年轻一代中亚回族的真实心态。事实上，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确是很少有人再唱“花儿”了，人们对“花儿”的关心程度也在日益淡薄。比起古老的回族“花儿” ，人们更喜欢俄罗斯、吉尔吉斯等民族的现代歌曲。可以说中亚回族的民俗文化之一的“花儿”民歌已经濒于消亡的边缘。
那么，曾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中盛行的“花儿”为何会处于如此境地呢？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唱“花儿”的群体本身所发生的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回族话”的由兴到衰，都是“花儿”渐渐凋谢的因素。60多年前，“花儿”之所以流行，一是因为东干人离开祖国的时间还不长，对“花儿”还十分熟悉和留恋。二是因为集体农庄的集约式生产方式，为人们歌唱“花儿”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促进了“花儿”的繁衍和生长。后来，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渐改变，很多年轻人离开了“花儿”赖以生存的集体农庄，从事其他经营，不再务农。他们在脱离了东干农庄这个群体环境的同时，也告别了“花儿” ，“花儿”民歌也不再有传人。这和中国西北一些地区“花儿”的衰落情形颇为相似。比如在宁夏地区，50、6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们在集体劳动时，往往会自发地唱起“花儿”民歌。男女对唱“花儿”的场面热闹无比，使得不少青少年也争相学唱。那时，“花儿”十分流行，是农村人的时尚。但是后来，随着包产到户、农业生产方式从集体化转为家庭经营之后，再也形不成唱“花儿”的氛围。近些年来，由于农村教育的普及、普通话的推广、现代音乐的流行、年轻人的外出等种种因素，农村中会唱“花儿”的人越来越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往往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中老年人还钟情于“花儿” 。显而易见，尽管“花儿”所处的地域及国度不同，但发展规律是有共性的。
东干人“回族话”的兴衰也直接影响着中亚回族“花儿”的存亡。因为，“花儿”的基本语言是“回族话” ，只有在“回族话”的语言环境中，“花儿”才能存活和生长。当年，“花儿”能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农庄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人们都在说“回族话” ，然而，随着东干人在异国他乡的长期定居，母语“回族话”逐渐被俄语取而代之时，“花儿”民歌的语言环境也随之崩溃。东干族是一个使用东干语和俄语的双语民族，但是，这两种语言的比重在发生着变化。早年，“回族话”为主，俄语为辅。然而，时至今日，俄语已经上升为主要语言，“回族话”退居为次要位置。尽管许多东干学者不遗余力，致力于东干语的研究与普及，培训东干语教师，在东干人聚居区学校开设东干语课程，努力教诲东干青少年掌握“回族话” ，然而，“回族话”的前景并不乐观。东干族毕竟只占当地人口的极少数，他们被俄语的大环境所包围。孩子们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在俄语的环境中长大。因此，无论长辈们主观上多么希望他们能够继承祖先的语言，但是，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回族话”能力在日趋下降。有些虽然还能听懂父母的回族话，却已经不会说了，他们的后代就可想而知。那么，以“回族话”为前提的“花儿”自然会渐渐被人们所忘却。
另外，中亚回族又生活在音乐发达、能歌善舞的俄罗斯、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之中，周围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足以取而代之传统的“花儿”民歌为人们带来的欢乐。为此，“花儿”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可扭转的自然规律和必然趋势。
但是，中亚回族祖先从中原传承而来并发扬光大的“花儿”民歌这一璀璨的民族民间艺术就任其在吉尔吉斯斯坦悄然消亡吗？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消失，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民俗文化是其民族的根和魂所在，是民族自觉、民族自信、民族自豪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根本标志。东干族的民俗文化是日后研究这一特殊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中国境外丝绸之路上中亚回族中流传的这部分珍贵的“花儿”民歌资料，不仅是中国西北“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开展对中亚回族“花儿”的研究与探讨，将会补充、扩展和丰富中国“花儿”学的研究，这对于国内的“花儿”学界研究“花儿”的历史、传播及其民族属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认为，如同中国近年来所启动的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工程一样，有必要对中亚回族“花儿”民歌进行抢救和保护。对此，笔者有以下拙见。
一是收集、挖掘和抢救目前尚遗留在民间的“少年”民歌。如上所述，像吴金友·穆萨这样的老一代民间歌手，他们有着歌唱“花儿”的丰富阅历和经验，是研究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但是，他们年事已高，一生所积累的“花儿”民歌这笔精神财富如果后继无人或以其他方式传承，势必会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永远停止延续。为此，民俗研究有关部门应该有组织地进行及时抢救、收集和整理，使这批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文字留存的方式得以传承和保留。
二是搜集现有的中亚地区的文献资料中的有关“少年”民歌的书面资料，尽早地着手翻译成汉语，并以汉文图书出版的形式对中亚回族“少年”民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永久的保护和保存。因为，“花儿”原本是用汉语创作的，尽管以东干语或俄语暂时记录了下来，但是，作为一种字母语言，不能彻底表达其原意。而且，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疏远“回族话”的发展趋势，及“花儿”民歌在民间的消失，现有的以东干语所记录的民间文学资料的这些字母符号，将来或许会成为不解的谜团。因此，东干语的“花儿”以及相关的民间文学的书面资料还能够被东干学者诠释的情况下，应该抓住时机，尽早地将中亚回族的文化遗产“花儿”等民间文学作品比较准确地翻译为汉语，以汉文的方式加以保护。
三是采取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研究者进行国际合作的方式，实现对中亚回族“花儿”民歌以及其他民间文学作品的抢救与保护。因为，要将东干语记录的资料翻译为汉语，一方面需要丰富的东干语知识和东干族的生活阅历，另一方面需要精通汉语、熟悉回族语言及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此次调研中，正是由于东干学者的大力协助，才使得流传海外多年的一部分“花儿”歌词资料才有可能以汉字的方式回归祖国，并将以刊登于中国书刊的形式而得以永久保存，成为日后研究回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为此，希望国内有关回族学研究部门，将海外回族的民俗文化、民间文学等纳入研究视野，与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各国的东干研究者携手并进，共同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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