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讲政治

第二，要讲政治

这些话可能都是老话，但是我想讲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要把自己训练成为有政治头脑的人。现在我感受到，我们年轻的学生有一种疏远政治的倾向，或者说是鄙视政治的倾向，可是新闻工作，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它从来都是政治性、意识形态最强的一项工作，只是做法不是完全一样。没有政治头脑，充其量是一个文学家。所以提出来政治家办报不是讲官员们去办报，而是说，要有政治头脑，现在中央三番五次提出，在新闻院校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领我们的新闻教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政治上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说明问题。否则，你再有生花妙笔也成不了真正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从历史上看，我们早期的报人，从孙中山、梁启超，等等，他们本身就是政治家，最近在电视里看纪念辛亥革命的节目，特别是讲到康有为等等，这都不是一般的文人，都是有政治头脑的，都是政治家。外国也是这个样子，从我们党的新闻历史来看，更多的像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一直到乔冠华。我最近看到一篇与乔冠华有关的文章，文采飞扬。乔冠华口才文才都特别好，外国人非常佩服，说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新闻家；既是诗人，又是文学家。不懂政治就容易判错形势，当不了瞭望者。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弄得很明白、很清楚。清华大学开的一个课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理解，连老师都不理解。开这个课，学生认为是什么？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课堂上呢，一开始还很不好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说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家就相视而笑。意思就是说：“你看，又来了……”但是，后来就慢慢不同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学们不是不能接受政治，只是一些政治都讲得很教条——同学们厌恶这个事情；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同学们也没有真正去读过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著作，真正去了解原著以后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有一个同学，自己管自己叫做“小愤青”——愤怒的小青年，以“小愤青”为自豪。后来学习了这个以后，“小愤青”变得“马列”了。我说你别在那吹牛，马列就那么容易啊，读了两天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是不是有新闻敏感？有文采？我觉得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握大局。把握大局就是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懂得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决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特别欣赏成都诸葛亮祠前面的那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它一方面肯定了诸葛亮，一方面又批评了诸葛亮，诸葛亮是鞠躬尽瘁，事无巨细，为国为民的。但他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他的政治头脑还不够。能攻心，攻心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反侧自消，各种矛盾就化解了。自古知兵非好战，真正懂兵事的人不是好战的人。而不审时度势呢，就不能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那么你的政策定的宽了有错，定的严了也有错。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左了也错，右了也错。不懂得分析形势，不懂得政治，所以将来要治蜀的人要吸取诸葛亮的教训。

我原来也不是很懂政治，回到刚刚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我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有两件事情很典型。一个就是刚进入《东北日报》的第一天，人事处的同事拿着表让我填表。其中有一栏叫做何年何月参加过革命工作。我看了后，不知道该怎么写。我跟他说：“我没有参加过革命啊！”他就笑了，他说：“你现在就是参加革命啊！你现在为党报工作了。”我说：“我是党报的工作者，为党报工作就是参加革命啊，我还不知道我在参加革命。”只是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像我这么幼稚的不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入社的第一天晚上，总编辑找我谈话，他问我在学校读了些什么书，写过些什么东西等等。我都一一跟他说了。他说：“你看问题还是有一些文化基础的，但是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仅仅有这个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这些我听不懂，我说：“总编，请您说慢点，您慢点，我记不下来，你说的立场、观点……怎么样的？”

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首先是立场，你站的是什么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根据什么样的观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事当时在报社里面传为笑谈，说新来的小伙子文笔还可以，但在政治上太幼稚。政治上的错是一个大问题，这为后来我在政治上栽大跟头埋下了伏笔。就因为原先头脑里没有政治，后来我被打成右派就是理所当然，因为政治上幼稚，就不能在政治上判断是非，就没有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个要命的缺点。反右派斗争一方面使我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也使我有了机会去读一些马列的、毛泽东的著作。你们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多了，这些书你们都可以看到，另外你们可以看一些西方的政治观点的书，那时候我们是绝对看不到的，甚至是美国的、德国的都可以，那时候我们没有。

那段日子使我逐渐地懂得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判断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避免了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等到我结束了10年的流放生活回去，大家看到，我会看到一些、判断一些是非问题。大家说，范敬宜士别10年，判若两人。这是对我的最高评价，由此我的命运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我刚刚去一个月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完就提出了一个要给生产队自主权搞承包的决议，时间隔不长，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否定三中全会的“风”。认为三中全会又犯了资本主义倾向，全乱套了，自由市场怎么出来了？本来就是好事，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现在农村乱了，这样下去就要资本主义复辟了。问题非常严重（我当时在《辽宁日报》农村部，什么职务都没有，我连普通的编辑、记者都不是，我下去采访总要带介绍信，人事处的同志就很为难，本来介绍信应该写范敬宜系本报记者或编辑等，但我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记者，也不是编辑，最后写了个“本报工作人员范敬宜到你处采访”，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个时候从省、市，中央也是，北京城及各个地方农村都是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是过了头了，还是刚开头？我们的改革开放到底要怎么看呢？说起来，大家从观念上、概念上承认拥护三中全会的路线，但是一到实际中遇到这个问题，就感到很迷惑。这样子我们做新闻工作的就很为难，因为你每天都要报道，那么你对三中全会是个什么态度？

后来说，这样吧，先做调查吧，因为我过去长期待在农村，就让我到我过去待的地方做点调查。我到了过去待了10年的地方后，县里的同志对我说:“哎呀，不幸，现在都乱套了，都乱了，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复辟了！”后来我说再下一层到乡里一层去，就是到公社那一层去，那里的同志说：“哎呀，不行了，我带你到集市一层去看看吧，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开始卖了。”其实是个好现象，因为长期受“左”的影响，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后来我说到村里、大队里头去吧，大队的领导对我说：“老范，不行了，我晚上都不敢出门，如果开会的话，我出门得带个棍子，就怕人家暗算。”最后我说到基层去，到老百姓中去，一家一家地去，一家一家地问。“现在怎么样？”“太好了！”回答截然相反，就是一边说糟的，一边说好的。我说：“好在哪里？”“好在活起来了，你当初在农村的时候，全都管得死死的，一点自由、自主权都没有，你看现在放开了，大家的积极性都提高了。”这时候我就觉得问题很复杂，他们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回来以后，我就找那些干部谈了谈，说：“你们说到底是好不好，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他们都说了实话：“我们几十年都是按老路子走的，现在这样子，我们也不好表态。”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回来以后，我没觉得很难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三中全会的政策给中国大地带来了生机，为什么有这么不同的看法？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

我写了以后也没把它当作一个报道，见报的那一天，报纸我还没有看，就又下乡去采访了，采访到一半，县里宣传部的同志开着卡车来找我（那时候没有轿车）：“老范啊，今天《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头条都报道了你那篇《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一听这个，我的头“嗡”一下就懵了——“又闯祸了。”今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的，还有《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你的那篇文章。“那，怎么说呀？”“我也记不清楚了。”当时就慌了，我也不采访了，直接坐车回县里了。那时不像现在是滚动播放，要想再听，得等到晚上6点钟。我好不容易熬到6点——《辽宁日报》记者评述我国农村当前形势，大标题《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各级干部要真正了解三中全会的精神，端正思想认识……而且加了一个很大的编者按，讲了三中全会以来两种不同的观点，后来说道：“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的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深入实际，调查实际，用事实来回答那些三中全会以来存有各种疑虑的同志们。”这下行了，松了一口气，但是坐不住了，我的文章从来没有在《人民日报》上成为头条过，还加个编者按转载我的文章。我赶紧回到沈阳的报社，一回到报社，就看到墙上贴着大横幅“向范敬宜同志学习”。我都吓了一跳，真的害怕啊，我的名字怎么是在红纸上写着呢？还向我学习呢，我马上找主编说：“你不要跟着我犯错啊。”主编说：“时代变了，不会的，不要紧了。下午就开全编组大会，让你介绍采访的经验。”下午，我进去一看，那些标语左一句“向范敬宜同志学习”，右一句“向范敬宜同志学习”，我真的是胆战心惊啊！为什么？因为我的名字写在大字报上的时候，还用红笔画个叉的。完了以后，省委书记任仲夷，一个非常开明的改革家，特意跑到报社来看看我这个记者。

◎ “从50岁才开始”的新闻生涯

从这件事情以后，我的整个命运就改变了。我这个“工作人员”就改变了，原先不能有任何头衔的，现在都可以用“本报记者”了。后来《人民日报》就来调我，新华社来调我，《人民日报》要我做驻外记者，驻英记者，一大堆荣誉都来了，其实我范敬宜并没有变啊，范敬宜还是那么个人啊。以前没有那么坏，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我的命运的转折就是因为这么一篇文章，转过来主要是在一个重要的政治关头，我看准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怎么看懂的？不是我有多大的智慧，不是我有多高的水平，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所以我总是说“离基层越近，离政治就越近”。有很多人跟我较劲，说这个说法太片面了，难道“离中央越近，就是离真理越远了吗？”我说：“你可不能这么说，党中央的政策如果有所改变、调整，都是根据在实行的过程中发现的和老百姓的利益相冲突的地方，然后进行修正。所以说政治在哪里？就在每天的生活中间，不是说点教条的口号、说点教条的东西，就是政治。政治就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每天都会碰到，就看你用怎样一种观点去看待、处理。如果新闻工作者没有这样一种态度的话，就甭做新闻工作了，就只能写一些花花草草，写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

现在来说，我羡慕你们，你们没有那么多的政治风险，现在的言论，相对于过去不知道开放了多少、多大！我们常常还是觉得管得太紧了。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有管理，但是形式不一样，情况不同。有时这个方面紧一点、那个松一点，有时那个方面松一点、这个方面紧一点。现在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的新闻制度，跟20年以前的，跟50年以前的没法比，应该是一个最宽松的时代，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还有更宽松、更解放的。但总的路子是往放开的方向发展，就算是放得再开、放得再宽，都还是要讲政治的。比方说最近朝鲜核试验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我看有的外国记者就很厉害啊！有很多问题都是用政治原理来分析的，当外国的记者也是要有政治头脑的，像有的记者都是在总统那里做政治顾问，做决策顾问的。

我从这件事发生转机，以后一连串的事情，从1979年以后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波，这时候，作为主编，最大的、最重的责任就是判断形势会怎么样，这张报纸怎么办，这些人怎么办。这要是在过去的话，你给我多少钱，我也当不了这个主编，给我再高的位子，我也当不了。一个政治上非常幼稚的小伙子，到50多岁才成熟，都太晚了。所以我告诉同学们，一开始就要把路走正，这到以后，你很快就成熟了。你们都是早熟的品种，我也不算是晚熟了，就是太晚了。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的理论学习，通过我们的实践来弄清楚原则性的问题，弄清基本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磨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