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城市，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阮仪三

著名城市规划师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每一幢年代久远的建筑，都是一件记忆历史的遗存，它们见证了尘世沧桑，历史和民族的沉淀使之产生引力，发散魅力。然而，越来越多的旧街老巷，还有散发着传统气息的老房子，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改造”而迅速飞灰匿迹，在高楼林立、日趋格式化的都市里，它们消失的身影让人们心生怀念。当然，城市的发展无可非议，地球在转动，社会要进步，我们决不是要回到旧时代，而是痛心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部拆除”。

冯骥才先生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里写道：“在20世纪90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与开发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掉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精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联想到前两年在柏林，我参观过一个专事修复原东德地区历史街区的组织，名字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单这个名字就包含着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无上虔敬。于是，从圣彼得堡到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卡罗维发利，都已经重新焕发了历史文化的光彩，并成为当今世界上与伦敦、巴黎、威尼斯一样的重要文化名城。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的路上，我暗自神伤，彷徨不已，因为我想到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古城正迅速地变为新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城市在战火中遭到严重破坏。对于是重建旧城，还是清除废墟建造新城，人们展开了思考与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波兰华沙古城的重建。

华沙的重建，还要从战前说起。当时希特勒叫嚣说，多少天内消灭波兰，几个月要席卷欧洲，一年内打到莫斯科。波兰人很气愤，但当时的波兰统治者十分懦弱无能。出于对祖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热爱，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停止了一般课程的教学，集中力量把华沙古城的主要街区、重要建筑物都作了测绘记录。战争一爆发，他们把这些图纸资料全部藏到了安全的山洞里，房屋街道虽然毁了，但它的形象资料保存了下来。战后在重建华沙城市时，苏联人主张要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华沙，但欧洲人崇尚自由民主，许多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前议论纷纷，华沙大学的师生们把战前画的老城市图纸拿出来展览，人们逐渐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要恢复华沙原有古城的风貌，并最终迫使政府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当恢复老华沙古城的消息传开后，当时流浪在国外的波兰人一下子归来了30万。波兰政府顺应了人民的要求，组织他们投身于重建华沙的劳动中去，整个波兰国家掀起了高涨的爱国热潮，国家得到很快的复兴，人民的家园得到重建，这就是战后著名的“华沙速度”。华沙人为自己的古城能得到重建而自豪，华沙古城后来作为特例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世界遗产一般是拒绝接受经过重建的东西，但华沙人民自发地起来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为世界所有的古城作出了榜样，也确实对欧洲的古城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把历史古城看作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骄傲。被战争破坏的古城，大多得到很好的维修和恢复，如德国的波恩、慕尼黑，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都重新呈现出原来古朴典雅的风貌。这些国家把恢复历史建筑和保护古城，看作为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藉此增强人民的自尊和自信，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凝聚力，以致在发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经济中起到明显的效果。

有一首民歌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即使外婆不在了，那条河仍在，那拱桥仍在，就可以留住记忆。现在桥拆了，河填了，所有记忆的依存没有了，故乡情也就消失了。而我们着力保护了城市的历史遗存，虽然付出了心血，但收益乐观可见。像上海虹口区的提篮桥犹太人避难地，当时围绕保护还是拆建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因为那里是上海新规划方案中北外滩所在，房地产热衷之地。2003年确定为保护区后，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组织成立60周年，有一批当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老人重返故地，他们老泪纵横，诉说着当年的情景和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生命中那段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好几家犹太籍财团希望投资于此地的保护与开发，那些原本要拆房的开发商们也改变了态度，这些犹太人的住房、犹太教堂、当年犹太人开的小店和咖啡馆，就是城市记忆的载体。

近年来世界遗产的申报热得很，表面上似乎是很重视要保护珍贵的遗产，但一涉及到具体的项目、具体的运作，就完全暴露出功利性的目的。申报遗产是手段，是口号，而实质是为了造名气，发展旅游，获取经济利益。拿著名的丽江古城来说，保护好了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旅游效益，但保护丽江古城的意义在哪里，很多人却不甚了解。还有像山西的应县木塔、天津的独乐寺观音阁，都经历了多次地震仍巍然完好耸立，保护这些遗产仅仅是作为旅游景点卖点门票吗？保护历史遗产不只是为了赚钱，这中间保存有高超的科学技术，有人与自然和谐的真理，有高超的艺术创造。而我们现在一些大学建筑系、结构系的学生们也不学木结构了，古代的斗拱、梁架也少有人去钻研，全都热衷于以外国建筑大师为榜样，为迎合市场需要而学习他们认为有用的、可以用来赚钱的知识。长此以往，历史传统总有一天会被功利的需求所淹没。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