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别的培智学校学生：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战争”
文／陆莎[1]
评／朱志勇
［摘要］本研究对某培智学校学生进行了个案分析，采用了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进行数据收集，对家长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家长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对自闭症的接受程度不一致，二是对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社会支持的匮乏。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 学校教育方式 自闭症 家长教师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 主要以社会交往障碍、语言障碍、兴趣范围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重复为基本临床特征，通常在三岁前发病，持续终身并广泛影响个体发展(DSM-IV自闭症诊断标准)。自1943年美国的临床医学家Leo Kanner发表《情感交流的自闭性障碍》以来，研究者对自闭症的诊断和干预进行广泛研究，目前还没有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国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不在少数，如果根据现今国际公认的标准，即十万分之二至十万分之十三的患病率来推算，我国约有自闭症儿童30万-50万。自闭症几乎是伴随终生的，其存在着行为困难、认知损伤、社交及沟通技能缺乏等问题，其父母要持续面对各种应激，严重影响心理和社会适应（Rodigue,1990）。国外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的父母通常面临个人生活及情绪受到影响、婚姻关系危机、工作时间改变以及必须承担维持家庭秩序的责任等压力源（Gray,2003）。家庭、学校是自闭症儿童成长的主要场所，家长的教养方式、学校老师的教育方式对自闭症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教师、家长对待自闭症儿童的方式值得关注，这将直接影响到自闭症儿童的成长。
文中“点”
1.如果一定要使用这种表述方式，那么后面列出的文献最起码得三个以上，否则“国外研究显示”就显得单薄。如果不使用“国外研究显示”，可以直接列出研究者。这说明研究者在做研究之后行文陈述方面存在问题。
2.第一段这部分，研究者到底想要说明什么？
一、家庭教养方式与教师教育方式
3.这一部分作者需要思考如下问题：这部分与上文第一段的关系？研究者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为什么陈述“家庭教养与教师教育方式？”如果是要提出研究问题，那么研究问题在哪里？研究问题只沉湎于书堆中思考吗？以上两部分中陈述的观点是否具有较好的逻辑性？
在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家庭教养方式”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统一。经常被使用的词语有：家庭教育方式、教育行为、教养方法、教养教育等。虽然用词上不尽相同，但其实际包含的意义却大同小异。它用来表示父母在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 Darling ＆amp; Steinberg（1993）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教养态度、行为和非言语表达的集合，它反映了亲子互动的性质，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教养方式包含着抚养和教育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父母不仅要为子女的身体健康成长投入精力，而且还要通过家庭关系、家庭活动、家庭游戏等方式培养子女健康的心理，并且在情感上要给予子女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家庭中的教养，事实上是通过养而教的，即在养育的过程中达到教育的目的。Baumrind（1971）提出常见的三种教养方式：专制型、权威型、纵容型。
教师的教育方式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模式,它贯穿于师生交往的互动过程，对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程巍,申继亮，2001）。研究表明，教师对待学生的不同方式和态度可影响学生在认识、情绪、自我评价等方面的发展（White and Kistner,1992; Minuchin and ShaPiro,1983;Lewin and Lippitt,1968,1939）。
4.陈述到这里依然没有告知读者研究问题是什么？研究问题还没有，哪来的“研究方法”可言？这是什么逻辑？
5.在称呼研究对象时用这样的字母标示符合质性研究的研究伦理吗？既然是研究这样的一位学生，研究者是如何进入研究情境的？又是如何告知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北京市某培智学校一名自闭症学生的家长和学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相比培智学校的其余学生而言，这名自闭症学生W的特别之处是有一名陪读老师陪读。W，男，现在15岁，在三岁时已经被正规医疗机构确诊为自闭症。
（二）资料收集
6.“教师”与“老师”的区别在哪里？到底如何使用？一位质性研究者难道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好好琢磨吗？
7.这里是搜集资料的方法，那么“文本分析”是搜集资料的方法吗？到底如何表述？
（1）访谈法：本研究访谈了学生W所在班级的教师，包括班主任、部分任课教师；同时也访谈了学生W的母亲以及陪读老师。
（2）参与式观察法：研究者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研究者以班级实习老师的身份进入班级），观察的内容包括教师在课堂中、课后对学生W的教育方式；教师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应对方式；学生W的母亲在校陪读时的教养方式。在进行观察时，研究者主要是在教室后方对学生W、教师等进行观察。
（3）文本分析：本研究收集了学生W在校的个人档案，个别化教育计划，家校联系本。
8.从小标题的陈述方式看，研究者是否带着一种“量化研究”的思维模式在做质性研究呢？质性研究的研究工具到底是什么？
质性研究中，访谈提纲需要呈现在正文中吗？
（三）研究工具
根据研究目的编写访谈提纲，教师访谈提纲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学生W初到校时的情况，现时状况与初到时比较；（2）在教学中教师如何对待学生W，学生W不听从教学指令，扰乱课堂纪律时教师如何处理；学生W完成学习任务时教师会如何对待；（3）在教学外教师与学生W的互动；（4）教师与家长就学生W的学习生活等是如何交流的。家长访谈提纲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从觉察孩子表现异常到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是如何应对的；（2）从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教育方式上的变化； （3）母亲对W的教育方式以及W在家庭中的情况如何；（4）母亲与学校教师沟通W的学习生活情况。在进行观察时的观察提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上课时老师对学生W的关注频率、关注方式、关注原因；（2）学生W出现扰乱课堂行为时老师的处理方式；（3）老师如何指导学生W完成教学内容；（4）学生W在课堂上的表现。母亲在校陪读期间主要观察母亲与学生W的互动、遇到突发情况时母亲的处理方式以及母亲与学校教师的互动情况。
9.研究者在访谈中，出现“不听从”、“扰乱”这样的概念对整个访谈有什么影响？
（四）研究程序
10.什么现场？指学校？班级？课堂？课外活动？还是家庭？等等。何时进入？如何进入？11.观察什么？在哪儿观察？观察谁？如何观察？
访谈前先进入现场观察，了解学生W在学校的情况，调整访谈提纲内容。访谈后也通过观察对访谈结果进行验证。访谈采用正式的结构性访谈和非正式的无结构的访谈。对于学校教师的访谈，研究的前期主要采用的是非正式的无结构的访谈，一般是从情境中的某件事情或某个问题入手，引发访谈。访谈对象为学生W所在班级的任课老师及陪读老师，主要是从各方面了解学生W的在校情况；正式的结构性访谈一共进行了三次，其中对学生W现在的班主任L老师面对面访谈两次，第一次访谈于2012年10月中旬在班级教室中进行；第二次访谈于2012年11月末在教师休息室进行。第三次访谈对象是学生W以前的班主任J老师。对学生母亲的正式访谈在2012年11月初家长会后进行。每次访谈的时间约为40分钟。在访谈时，考虑到学生W母亲对涉及家庭方面话题比较敏感，向其说明了此次访谈是为了解学生W在家的表现情况为学校教师制定教育计划做参考，同时与家长交流其对学校教育的评价和建议。
12.这里已经涉及“资料分析”部分，那么以上有关资料搜集方法是否要与“资料分析”方法分开，研究者需要思考。这里研究者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逻辑。
访谈资料的分析采用类属分析方法和情境分析法，类属分析法即在访谈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现象以及可以解释这些想象的重要概念的过程，将具有相同属性的资料归入同一类别，并且以一定的概念进行命名。“情境分析”指的是将资料放置于研究现象所处的自然情境之中，按照故事发生的时序对有关事件和人物进行描述性的分析。这是一种将整体先分散，然后再整合的方式，首先看到资料的整体情形，然后将资料打碎，进行分解，最后将分解的部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在一个真实情境中的故事。
13.这两种分析资料的方法是你自创的？如何结合研究者所搜集的资料来论述？
三、分析与讨论
14.这些角色之间有什么关系？研究者是否需要简单给予介绍？这种介绍可以使用当页的脚注方式来陈述。“陪读老师”是一个什么身份？为什么称此人为“老师”？此人与学校中的该生在学校中的教师是同样的角色吗？
15.研究者在这里针对双方的矛盾使用“战争”是否妥当？需要再思考。
16.如果这段以及后续的几个段落都是在分析“本土概念”，这里是否需要给出一个二级目录“本土概念”？
在研究进行中，从与陪读老师、母亲、班主任L老师和J老师的交谈中多次听到“要求”这个词，班主任老师多次说“母亲和我们的要求不一样”，陪读老师经常说“母亲要求太高了”。起初注意到这个词是陪读老师在对母亲的一些行为的控诉，后来发现这个词语背后反映了教师与家长围绕着W教育方式的“战争”。“要求”这个词对研究者找寻研究问题的答案有很大的帮助。“要求” 即本研究中的本土概念，涉及家长和学校教师双方在教育方式、教育观念方面的看法以及家校合作等。
首先，“要求”这个词从表面上说就是一个中性词，但是不同人说出来就带有不同的个人观点。陪读老师表达的是与W母亲雇佣关系之间的抱怨，也能从侧面了解母亲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学校教师表达的是母亲、教师双方在教育方式、教育评价方面的差异。其次，通过“要求”能够看出教师、母亲在对待方式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以下将以母亲、教师的两条线路，从家庭教养过程/学校教育过程、具体的教育方式以及家校合作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一）家庭教养方式
17.如果这里的分析情境是“家庭”，那么研究者的资料分析到底在哪里“发力”？“发力”之后又会形成什么样的“焦点”？最后又会建构什么样的“结论”？这些都需要研究者重新思考质性研究资料的搜集以及“分析”！
1.家庭教养过程的特点（即母亲对发现孩子异常、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变化）
（1）觉察到异常
以往的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发现与早期治疗对康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学生W的母亲在确诊之前就觉察到了W身上存在的异常情况，也有些怀疑。“W一岁的时候还不太会说话，和别的小孩子比起来，他就比较安静，那时候我就想可能我的孩子说话就比较晚。两岁的时候看着呆呆的，老是自己疯跑。”
18.这里的陈述方式是否类似于在初高中时写论述文的形式，即先有观点再有论据？观点是来自资料的分析，还是来自前人的研究？所以，这里就带来一个非常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前文所论述的资料分析法中的“类属分析法”与“情境分析法”到底是如何展示在研究资料分析中？看起来好像有“两张皮”的嫌疑？而这里的后面的陈述也是这样的风格！
（2）面对诊断的反应
自闭症儿童的确诊对家庭教养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教养者通常会对医生的结论产生怀疑。查阅W的档案发现，W在3岁的时候已经被北京某正规医院确认为自闭症，据W的陪读老师说“W奶奶是医生，认识北京某医院的医生，当时就推荐给一位90年代最早做自闭症诊断的医生看看，结果那医生说就是自闭症，但是我们都还不相信，因为W那时候挺聪明的，一些数字计算的什么都会，我就不相信W会是自闭症，当时对自闭症这个也没有什么了解。就觉得应该是搞错了。”之后家长就会寻求各种渠道去验证这样的诊断是不是正确的，W的妈妈说“后来发现医生说的很多症状，对照W的一看，差不多，那时候就觉得肯定是了。”当孩子是自闭症这一事实被确认的时候，家庭的生活秩序有了很大的调整。W的班主任J老师谈到“W爸爸在孩子被确定为自闭症之后，接受不了孩子是自闭症，越来越少回家，和她母亲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虽然W爸爸不太回家，但是爷爷奶奶还是很爱这个孙子，当宝贝似的，可怜好好的一个孩子是一个自闭症孩子。W虽然经常回爷爷奶奶家，但是主要的照料者还是母亲，这几年W爸爸只是一个月回来见一次孩子，带孩子出去吃吃饭什么的，今年也听说W爸爸妈妈已经离异。”
19.这是一手的访谈资料吗？如果是，所有不同访谈对象的资料难道不需要时间、对象、次数的标号吗？这样随意的引用所搜集的资料，又如何证明该研究资料搜集及引用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真实性、科学性、规范性”？又如何呈现？
（3）不断的训练
自闭症儿童的教养过程事实上就是家长不断学习的过程。因为无法采用药物等手段进行有效的治疗，W妈妈认可通过不断的训练让W和普通儿童一样。“那时我带着W去过很多专门针对这种孩子的训练机构，去过大连的一个通过孩子与海豚接触训练的，也去过北京的一些私人办的机构，也去了星星雨，那也是一家自闭症机构，创办机构的也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那时候我向单位请了三个月假，就带着W在那训练，那几个月，说实话对我影响挺大的，让我觉得从内至外进行了一次洗礼。也可能是那个妈妈的那种经历说出了我心里的很多话，让我学着怎么去带W，之后由于单位工作不太好请假，我就也很少去参加那样的培训了。”
对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训练，母亲没有特别的明确的参考标准，能用什么就用什么。对W使用过ABA行为训练，海豚音疗法，生活训练等，取得过一些效果，但是W还是达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
20.这里是来自研究对象的资料，如果是简短的观点，到底如何引注？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读一读前人的研究论文。
（4）普通小学四年
在W七岁的时候，母亲还是将孩子送到了椿树馆小学上学，母亲说“在椿树馆小学的时候，W头几年还是表现不错的，能跟得上学校的课程，学习成绩也不错。到后来学习跟不上了，学校那边建议说换个学校才转到这边（指现在的培智学校）来的。”班主任J老师是培智学校最早接手W的老师，对W转学到这边来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当时W转来这边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老师还到椿树馆小学进行了一些调查，问问W在那边的情况，据那边的老师说W在那边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躺地上不起来，直接就横躺在走廊里不起来，W也到了青春期，力气大，一般老师也拉不起来他，整不了他，又实在影响老师上课，所以校长就建议W的妈妈能把W转到专门的学校去，所以就这样W才来的我们这边。”
从把W送到普通小学上学看，W的妈妈还是希望W能够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也希望W在学习等各方面能够和普通儿童一样，但是W在社会交往、情绪表达等方面的表现使得W已经不适合在普通学校学习。
（5）进入培智学校
W在2010年进入北京市某培智学校，当时学校正进行综合课程改革实验，W进入了学校的实验班。J老师和L老师是这个班级的班主任，采用生活化课程对学生进行教学，目的在于既能让学生掌握生活技能又能让学生学习知识，其中自我服务的能力是关键。J老师回忆说，“当时相比班上其余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听指示的能力，W的能力是比较差的，经常跑出教室，或者躺在地上，蹲在地上不起来。W的这种行为时好时坏，随着W的年龄长大，力气也大，我们老师一个人弄不过来，又不能放着整个班级的学生不管去追跑出去的W，就只能和W的妈妈商量，看看能不能请一个陪读，这样至少有人管着W不乱跑。”因此，在学校的建议下，W母亲请了一人在学校陪读并负责上、下学接送。
从这个教养过程中可以看出，虽然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但是W妈妈还是坚持着让W在普通教育环境下接受教育，希望他能够获得与普通儿童一样的成就，到后来在普通学校中接受教育给周围同学、教师造成困扰时才选择在培智学校中接受教育，其对W的“要求”一直是与普通儿童一样，期望W在知识学习上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母亲在访谈中提到过，“W在小学的时候可聪明了，什么东西一教就会，会背唐诗，算数也很厉害，我就希望他和他班级里其他儿童一样优秀。”陪读老师在访谈中聊到关于W在家主要做什么的时候说到，“W三点半放学回家，休息十分钟左右，她妈妈就会让我教W学这学那，下午到晚上要安排学读课文，写日记，算数，写字，唱歌。老师在学校教的这些叠衣服啊、叠裤子啊在家基本都不练习，他妈妈就希望多学习些这个。其实W的自理能力没他妈妈说的那么好，在家W洗脸、刷牙、上厕所这些都是要人帮忙的。”，而忽视了对W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自理能力往往比学习成绩、知识学习更加重要。只有这样，他们能够进入社会，进一步自立。
21.“家庭教养过程”这一节中探讨的是自闭症儿童W的“早期发现、治疗、确证、教养过程、上学、培智学校、陪读老师”，请问这几个关键性的“概念”是从“资料分析”中“获得”，还是研究者从已有文献思维中“拿来”？这里的分析方法是“类属”还是“情境”？按照标题“家庭教养过程”来看，好似“情境分析法”，但是研究者没有凸显“家庭”这一“情境”中的“教养者及其教养行动、教养者与教养对象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影响”，等等。
2.具体的教育方式特点
从访谈资料中可获得母亲平时生活中对待W的方式：“我对W是比较赏罚分明的，做错了就要批评，做好了就要表扬。平时W做好了我就会说：真棒；做得不对的地方，我就会说不对。”陪读老师描述母亲教育W的方式：“妈妈比较宠他，在家妈妈都对他一手包办，洗脸、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是他妈妈帮着，晚上还带着睡觉，现在W都15岁了都是宝宝啊，乖乖的叫，晚上都还让他抱着洋娃娃睡觉。当W非常不听话的时候，他妈妈就会摆脸色不高兴，W就会听话些，绝大多数的时候母亲都是哄小宝宝一样的哄着。很严重时，他妈妈才会生气,这样的情况下，W就会听话些。”
22.这里的文献标注呢？Baumrind的父母教育子女方式的理论是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吗？如果不是，这里引用是否合适？
结合观察母亲在校陪读的情况，母亲叙述的教育方式与实际是有差异的。按照Baumrind提出的常见的三种教养方式，专制型、权威型和纵容型。纵容型的养育方式又可以分为“溺爱型”和“放任型”两种。母亲对W的教育方式更倾向于宠溺，尽管母亲说是赏罚分明，但在W犯错时母亲大多只是口头教育，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而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教育（如：在母亲陪读时，W私自跑离教室去往操场，母亲发现后只是在走廊对W教育说跑出去是不对的，下次不能这么做）。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学习规则、习惯养成不是通过简单说教就可以达到，适度、正确的使用惩罚、奖赏对他们学习规则、习惯更有帮助，具体的惩罚或表扬措施比口头说教更有效果。
23.这位学者是否是在特殊教育方面有所研究？他的著作是否针对特殊儿童的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引用相关领域的学者的研究和观点？
3.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就是“联合对学生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个社会机构—家庭和学校的力量对学生进行教育。在教育活动中，家庭和学校相互支持，共同努力，使学校能在教育学生方面得到更多的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使家长能在教育子女方面得到更多的来自学校的指导”（马忠虎，1999:第120-121页）。特殊儿童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使得家长的教养压力和学校教师的教育压力更大，面临的挑战也更多。在此情况下，更需要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形成一股合力，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特殊儿童的潜能，增强他们的自理能力，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
W所在的培智学校平时采用家校联系本、短信等方式与家长沟通，老师每天会把学生在校情况、家长辅助事项以及学校通知等通过家校联系本通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此联系本将学生在家的表现情况、训练情况与老师沟通。
查阅班级中所有学生的家校联系本，W母亲在家校联系本上很少留言，即母亲没有向老师反馈W在家的情况。班主任谈及W母亲与学校沟通状况时说到，“起初她还是对老师的一些小建议，布置的作业还是蛮配合的，也会积极写到在家练习了在校的学习内容，慢慢的我们老师觉得W的情况没有他母亲说的那么好，也奇怪是不是W在家会好一些，与W母亲的谈话也会说W在家都是很好的情况，后来我们老师就觉得W妈妈只是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实际上可能没有做到。慢慢的，她对W学校外的情况说的也越来越少，联系本上基本上也是空白。”相比别的家长，W母亲在与学校老师沟通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教育上没有和老师达到同步。对于自闭症儿童的教育来说，家长与教师能够保持在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学校所学的技能需要在课后进行训练，而是教师与家长的相互支持，形成一条坚固的战线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闭症儿童的潜力，增强他们的自理能力乃至适应能力。
（二）教师教育方式
24.如何来证明“欠缺”这个结论？难道只是访谈就足以？研究者明明搜集到了“家校联系本”这么重要的一手资料，但是研究者意识到这个资料的重要性吗？是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对资料敏感性体现在哪里？
25.这段所谓的“分析或者讨论”读起来好像是“抄袭”过来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袭，也是一种间接的抄袭！因为研究者没有针对研究个案中的“母亲与教师、母亲与儿童互动合作”的一手资料进行分析而得出具有实质性的讨论。而是研究者脱离自己的研究、脱离资料、脱离研究个案、脱离个案中的特殊行动者在“自说自话”！研究者在这里没有提炼出这个母亲与学校教师互动的方式，没有进一步阐述这种互动方式对W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26.既然是分析出所谓的“特点”，那么能否用你得出的具体的特点来作为“标题”呢？上文中家庭教养过程的“特点”又是什么呢？研究者难道不需要一个或者多个概念来具体陈述这个“特别”的“点”吗？或者在该节后小结一下
1.教师教育方式的过程特点
对比刚入校时和现在的情况，W有很大的进步。一是W的认知能力有所提高。班主任J老师说“W刚来时，他的能力比较差，基本的认知能力都没有，与人沟通也不行，老师的指令完全听不懂，经常在学校乱跑，一溜烟他就跑了，乱咬书本，分不清哪些是该吃哪些是不该吃的。现在他在听从老师指令方面有了进步，当他情绪好时会把任务完成得很好，在基本的生活自理方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二是W的坏行为习惯有所改变。“这两年主要取得了2个成果，一是孩子的不守规则，不高兴了随处就躺地上，二是纠正了孩子的手淫的习惯。”W在培智学校的这两年期间，班主任J老师与L老师对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J老师在初期培训W的生活习惯时，每天放学后都会写一份关于W训练内容、训练步骤的建议给母亲，在班级上给予W的注意力也比较多。 其后因为别的家长反映由于过多的精力放在W身上对班级别的学生不公平，教师对W的精力慢慢减少直至回复到与别的学生一样。
2.具体教育方式的特点
老师们对W的教育方式具有较高的民主意识，对学生既有严格要求，又尊重他们的人格和能力。“W不乖的时候，我们基本不会像他妈妈那样去哄。越哄他就越张狂，他的很多行为都是娇惯出来的。在学习上，我们就会要求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批评就批评，他闹，躺地上，我们也不会去哄，要么就拉他起来，要么就忽视他一会，让他自己安静下来。”W现在的情况，与其母亲的教养方式有很大关系。W母亲采用婴儿式的教育方式，没有对不好的行为习惯进行约束。 “W这个孩子其实也不是很难带，其实他什么都明白，只是这么多年没有人约束他，很多习惯养成了。其实只要要求明确，他还是能做好的。不是说W不可教，其实他还是可教的，很多方面还是有更好的发展的。她妈妈那样的把他当小孩的方式还真不适合他。”
分析出的“特点”吗？后面的分析存在同样的问题！
27.这里资料进行分析了吗？分析出什么特点了吗？难道把资料“堆”在这里，就是“特点”吗？如果把前面的“家校合作”改成“校家合作”，这种标注方式还需要吗？
3.家校合作（教师与家长沟通方面）
从学校方面来说，教师是希望家长与教师保持一致，共同致力于先培养学生好的行为习惯、自理能力然后提高其自立能力。学生在学校学习的生活常识都需要家长在家中指导并练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学习的知识不会遗忘进而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去。从学校教师看来，母亲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母亲一开始还是比较配合学校教育的，也比较认同我们,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妈妈口头上认同但是实际行动上却不是那样。最开始的时候，J老师对W特别上心，每天都会有一大篇纸写着W在学校学了什么，学的怎么样，然后会写一些建议给家长希望家长在家能配合，可是W妈妈收到了就收到了也没有反馈。我们和她说一些建议或者道理，母亲最开始是很和颜悦色地听着，也答应的很好，可是就是不按着做，后来她妈妈干脆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老师经常感叹， W开学从家回到学校后已经学习的知识基本都会遗忘，很多不好的行为习惯又会死灰复燃。
28.研究者在这里总结上文的“资料分析”时，是从“教育目标、评价标准、教育方式”这三个方面着手，这与上文的资料分析的方法（类属分析法还是情境分析法？）一致吗？所有这三个层面中的观点都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看出教师、母亲在对待W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教育目标上，母亲更偏向于让W学习更多的知识，比如会写日记、学习算数、读课文等；教师则偏向于让W先学习生活基本常识，提升自理能力，比如听从老师的指令、能够独立叠衣服等。在评价标准上，关于生活常识、行为习惯等母亲倾向于只要W学会一点即可而不要求W可以独立完成；教师则倾向于让W独立完成学习内容，能够达到自理的标准。在教育方式方面，母亲与教师也有很大差异。母亲倾向于宠溺，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出于天性的，但是过分宠溺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反而会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教师在教育方式方面倾向于民主，认为学生通过能够获得相应的自理能力，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而让他们生存得更好。
四、结论
1.“战争”源于对自闭症的接受程度
从W母亲发现孩子异常到确诊再到不断参加训练、普通小学上学四年再到培智学校上学的过程中，母亲对孩子的成长定位更趋向于和普通孩子一样，也可以说她在以一种普通孩子的发展视角来对待自己的自闭症孩子，没有客观地对W的现在或者未来做出规划。在养育自闭症儿童的过程中，只有W母亲自己承担起主要的教养任务，一方面是她要面对孩子，坚守住漫长教育效果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她要面对自己，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承载着很多压力，要以各种方式不断调适自己的情绪。W父亲由于不接受自己的儿子是自闭症与W母亲分开，家庭中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在照顾孩子方面力不从心等这些都给W母亲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在她内心中对于W的成长定位还是和普通孩子一样，希望孩子成才，忽视了孩子在自理能力、行为养成等方面的发展。对于学校教师来说，对于W是自闭症这一事实在入学的那一刻起的目标就是先自理后自立，朝着更好的自己发展，对于自闭症这一事实是理智接受的。因此，在学校教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方面都根据学生的需要进行及时调整，在日常学习中更要求学生在自理能力、自我服务方面的发展。
29.在结论中分析“战争”的来源之前，该研究是否已经把“战争”的状态分析清楚？把“战争”类别或特征分析清晰？
30.该研究的资料分析以及讨论与隐喻“战争”之间能够“匹配”吗？
31.这怎么理解？联系上下文来说是否不通顺？研究者对这个结论需要慎重
2.“战争”源于对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社会支持的匮乏
社会支持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中期，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有各自的理解，对社会支持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Malecki 和 Demaray（2002）认为社会支持是来自外在的可以提高人们社会适应性，使之不受逆境伤害的一般或特殊的支持性行为。我国对自闭症的研究起步较晚，不但缺乏相关研究者在理论方面的深度探索和实践方面的专业支持，更缺乏人群中对自闭症知识的普及和对自闭症患者的理解，导致了自闭症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其需要。
32.研究者在下这个结论的时候需要谨慎！难道现在中国没有一个专业机构来诊断自闭症？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研究者到底多大程度上了解前人研究？
33.研究者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再说，这样的叙述与本研究有什么关系？研究者在质性研究中到底如何做“结论”？
学校方面：进入学校和专业的康复机构是自闭症儿童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但是自闭症儿童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社会支持。我国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拒绝残疾学生入学，但是实际上不是如此。本研究中的W在普通学校上学四年后，由于行为方面与别的同学不一样而被校方婉言劝告转学。若是普通小学对自闭症儿童能够真正做到接纳，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或许W的求学之路不会如此周折；若是教师、学生对自闭症都有一定的了解，教师能掌握自闭症儿童的专业知识、训练方法等，或许W也不需要重新换一个环境，也能一直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34.研究者如果要论述这一方面，就需要搜集一手的资料，而不是凭他者“由于行为方面与别的同学不一样”而轻易做出这样的以及下面的论断！
35.该研究中的“家长”又是什么状态呢？本研究中缺乏一手的资料。
家庭方面：一直以来，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自闭症儿童身心状况的关注较多，而忽视了家长在精神、物质上的需要，导致了我国自闭症家长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不足，而同时照顾自闭症儿童给家长带来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又使其在生活条件、身心状态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面临严重问题。自闭症家长在照顾过程中大多表现出精神压力大、睡眠质量不佳（马欣荣, 方建群，2011）、焦虑抑郁水平高（吴雯，2010）等生理、心理消极状态，甚至常常由于孩子的疾病导致婚姻质量下降（秦秀群, 彭碧秀, 陈华丽，2009），出现夫妻关系不稳定（陈一心, 詹明心, 濮正璋，2010）。一般情况下，父母会因为孩子的病情产生自责情绪，自我评价较低（高雪，2010），导致其自卑而不愿参与人际交往，难以感受到亲友关怀，缺乏社会整合感或团体归属感（林云强, 秦曼, 张福娟，2007），他们大多也就不会主动向亲友、更不要说邻里求助，加上普通大众由于不具备自闭症知识对自闭症儿童和家长缺乏理解，一些家长甚至向外人隐瞒孩子病情。因此对大部分家长来说，他们很难从亲友邻里处获得较多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唯一较好能为他们提供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就是网络，随着网络的发展、网上专业自闭症论坛的建立，许多患者家长能直接、快捷地从网上了解到自闭症康复训练相关知识、国内外有关自闭症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自己孩子的治疗心得。
36.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的母亲到底是什么状态呢？
37.这里的观点是针对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及相关的研究对象来“讨论”及“下结论”的吗？
因此，政府应该在相关政策的建立、财政经济的投入等方面从总体上引导针对自闭症群体的社会支持。大众媒体可以结合政府政策，加大对自闭症的宣传，公正、客观的向群众普及相关知识，消除他们的误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大众对自闭症患者的理解，可以使社会对自闭症患者更加宽容、接纳，同时有效减轻患者家属的心理负担。
［参考文献］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1,pt.2), pp. 1-102.
程巍，申继亮等（2001）：“中学教师教育方式倾向性的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第4期，第25—29页。
陈一心、詹明心、濮正璋（2010）：“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心理特征与心理支持”，《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10期，第736—738页。
高雪（2010）：“育儿过程中自闭症儿童家长需求的个案研究”，《教育理论研究》，第1期，第177—178页。
Gray, D. E. (2003). "Gender and Coping: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56, No. 3, pp. 631-42.
林云强、秦曼、张福娟（2007）：“重庆市康复机构中自闭症儿童家长需求的研究”，《中国特殊教育》，第12期，第51—57页。
Malecki, C. K. and M. K. Demary (2002). "Measuring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Scales (CASS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Vol. 39, No. 1, pp. 1—18.
马忠虎（1999）：《基础教育新概念：家校合作》，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马欣荣、方建群（2011）：“孤独症儿童父母生活质量与睡眠的相关研究”,《四川精神卫生》，第2期，第77—79页。
Lewin, K., R. Lippitt, and R. K. White (1939). "Pattern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Experimentally Created ‘Social Climat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pp. 271—299.
Minuchin, P. P. and E. K. Shapiro (1983). "The school as a context for social development."pp. 197—274 in Handbook for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Vol. IV), edited by P. H. Musse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Darling, N. and L. Steinberg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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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秀群、彭碧秀、陈华丽（2009）：“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社会支持调查研究”，《护理研究》，第7期，第25—26页。
Rodrigue, J. R., S. B. Morgan, and G. Geffken (1990). "Families of Autistic Children: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of Mothers."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Vol. 19, No. 4, pp. 371—379.
吴雯（2010）：“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会支持与焦虑的关系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第100—102页。
White, K. J. and J. Kistner (1992).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 Feedback on Young Children’s Pe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28, No. 5, pp. 933-940.
文末“评”
家庭和学校对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所给予的影响和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本研究就这样的话题进行个案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阅读该研究的文本之后，研究者的整个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1）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整个论文中研究者没有正式陈述该研究的研究问题。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的研究还能称之为研究吗？基于“自闭症儿童的教育”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研究者们可以提出很多相关的研究问题，如“父母对待自闭症儿童持有的观念和对待的方式有哪些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学校中不同学生对自闭症儿童的方式有哪些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自闭症儿童与同伴如何交往的？自闭症儿童如何看待他人？”等。
（2）如果撇开“研究问题”这一问题，该研究旨在探究针对自闭症儿童W的“家庭教育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对W“产生的影响”，那么研究者搜集的资料存在严重不足。根据该研究的“目的（只是从论文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目的）”，该研究的研究情境是两个，即自闭症儿童W所在的“学校”和“家庭”，涉及的研究对象包括“自闭症儿童W、W的母亲、班主任、老师及陪读老师”，但是针对这些研究对象的资料搜集做得很不充分。研究者也没有到W的家中进行观察、没有进行学校课堂的观察，访谈中的追问不到位，访谈次数不充足。也就是说，研究者没有做到围绕W对相关的研究对象进行360度的资料搜集。实物搜集也不充分。
（3）资料分析层面，研究宣称有“类属分析法”和“情境分析法”，但是研究者在呈现资料技术上给读者一种非常随意的态度。资料整理中没有编号，不太规范。有些观点的呈现不是从资料分析中厘析出来，而是带有从文献中“拿来”，而后用搜集到的资料去验证，这样思维痕迹很明显。实物搜集法中的文件资料也没有得以呈现，课堂观察资料没有充分展示。
（4）资料的解释层面，研究者在资料分析基础上提炼出“要求”这样的一个本土概念，但各个研究对象对W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就是隐喻概念“战争”所涵盖的吗？如果要围绕“要求”来做研究，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要求”？这些不同“要求”对W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加固或弱化”那些“要求”的？
（5）在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者到底要讨论什么？和“谁“讨论？针对“谁”下结论？下了这些结论到底又要和谁“讨论”？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
（6）文献综述到底放在哪里呈现，这可以视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或写作风格而定，但是该论文中研究者对文献的掌握不充分，甚至不了解相关研究的发展，而论文中针对文献的“论（辩论、讨论、争论）”却是一名学者最起码的学术素养和品质。
（7）在论文的话语呈现方式中，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其对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认识，这种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背后的方法论有什么区别？研究者的理论立场或曰视角或曰“学者之眼”在“资料分析与解释”部分很不清晰，或者说基本没有。那可能有什么呢？会是什么呢？这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反思其学术训练的历史与过程。
（8）研究者在文字表述、文献引用、文献标注方面不规范！
（9）如果从以上层面来下一个结论，这不是一篇规范的质性研究论文。
学生回应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通过对教师、家长教育方式/教养方式的探究从而厘清教师、家长为什么在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上存在分歧，在研究过程以及文章撰写上还是有很多改进之处。
文中评回应：
针对第2点回应：这一部分是想做研究的缘起介绍，一是因为自闭症儿童的数量逐年增加，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二是研究者个人的经历。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在文中未提及，可加入“在实习时遇到一个特别的学生，这名学生每天都有一名陪读老师全程陪读。起初，对他的好奇只是在于他为什么会有陪读老师而且和陪读老师在一起的时间超越于与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随后，在班级中经常听到老师们谈论家长教育子女的各种话题，而这名学生经常成为老师们的谈论对象，其中很多讨论都有这名学生的陪读老师的‘爆料’。谈论中也能经常听出老师们对这名母亲的教养方式颇有微词。”
针对第3点回应：家庭教养方式与教师教育方式是本研究中涉及的概念，因此进行介绍。研究的问题即围绕这两者展开。①自闭症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怎样的？②学校教师对自闭症学生的教育方式是怎样的？③家庭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是否存在差异？若有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要提出研究问题，应该在研究缘起这部分的末尾将其引出。
针对第7点回应：应使用实物资料收集。
针对第8点回应：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是描述研究方法，介绍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方法。在叙述时也受了量化研究的影响，认为应该把研究中所用到的提纲等都应该一一介绍，再重新审视这一部分时，可以将文中的小标题等直接略去，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如何使用，以及观察、访谈的详细方式介绍清楚即可。
针对第9点回应：访谈中使用的是“若学生在课堂中出现类似不跟着老师的指令走，或者老师需要学生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学生不配合时，老师会怎么办？”这样具体的事例，叙述时想简化具体的事例才使用这些词语。
针对第14点回应：可加文中注释：J老师和L老师是学生W在入校时所在班级的两位老师，当时J老师为班主任，L老师为搭班老师。后来学校进行课程改革，班主任J老师调离由L老师接手W所在班级班主任。陪读老师实际为学生W母亲为照顾其在校生活的一位辅助人员，她在学校不直接教导W，教学还是由学校老师进行。陪读老师在校只是监督W的日常行为，比如按时进教室上课，上课期间不乱跑出教室，接送上下学等。
针对第15点回应：“战争”这个词语的使用是为了说明家长与教师在对待自闭症儿童的教养方式与教育方式上存在差异，使得教师、家长各有说辞，无形中就存在着战争的影子。
针对第17点回应：家庭部分资料的发力点应该是从“家”这个环境中入手去观察母亲在家的教育方式、观察儿童在家的表现情况，以及访谈母亲关于教育儿童的看法等，综合陪读老师在家庭中了解的情况以及学校教师之前与母亲的交往状况，这位母亲对于自己家庭的变化较为敏感，不太愿意让外界知晓家庭的情况，这位母亲出于对自己家庭隐私的保护拒绝了研究者进入家庭，所以也就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收集资料。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陪读老师有几天请假未能陪读是由母亲亲自陪读，趁此机会对母亲的教养方式、以及与教师的互动情况进行了观察。为争取到能与母亲面对面的访谈机会，借着班主任召开一对一家长会的机会对母亲进行了访谈。
针对第18点回应：分析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除了上述观察母亲在校陪读期间母亲在课堂中陪读时的具体状况、母亲在校如何应对孩子的突发情况以及母亲与教师的互动情况外，就是通过自闭症孩子诊断前到确诊之后（即母亲对发现孩子异常、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这一过程中母亲从行为到心理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是与母亲的教养方式息息相关的，母亲心理的变化会影响母亲的观念、行为等，所以研究以自闭症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五个阶段为节点分析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
针对第21点回应：家庭教养方式这部分中的三个小标题可以分别概括为①向普通儿童看齐——家庭教养过程的特点 ②倾向于宠溺的具体教育方式③消极被动的家校合作 这样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能够从标题中即可看出。
针对第23点回应：查阅国内文献关于特殊儿童的家校合作的文献，引用的定义多为马忠虎与岳英所提的家校合作的概念，本文中应可以引用国外家长参与（parent involvement）的概念。
针对第24点回应：家校联系本搜集后，对比自闭症学生与班级上其余学生的家校联系本，主要是从家长反馈的次数，内容，篇幅来进行比较。一般来说，每天老师都会将学生当天的表现或者学校的通知等在家校联系本中告知家长，家长会相应的给予反馈。从次数上来说，这位自闭症母亲不是每次都有反馈，有反馈的内容也简短，家校联系本中反馈孩子在家的表现情况的次数也非常少。班级上其余学生的家长会在联系本中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比如某一个行为相比之前进步了，某段时间的情绪不好等，但是这位母亲很少与教师分享这些，从这点上说，教师很难从家校联系本上获得学生在家的表现情况。文中应该将家校联系本的分析加入其中。
针对第26点回应：教师教育方式这部分中的三个小标题可以分别改成：①朝最好的自己努力——教师教育方式的过程特点； ②倾向于民主的具体教育方式 ；③缺乏积极响应的校家合作。
针对第30点回应：此部分想要表达的是由于对自闭症这个事实程度的接受不同，老师、家长对这名学生的定位就不一致，造成了家长、教师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结论一的标题更贴切的表达应该为“战争 ”源于对自闭症儿童成长的定位不一致。
针对第35点回应：补充：本研究中的母亲自己一人带着孩子生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不少压力的。母亲在访谈中也提到自己很少单独带孩子出去，一方面是自己一人应对不了在公共场合孩子的行为失控，另一方面也是周围人会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孩子。既需要努力工作保障家庭经济收入又要照顾自闭症儿童，这些使得这位母亲在照顾自闭症孩子时显得有些孤单。
针对第37点回应：本研究虽然讨论的是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教育方式，但是自闭症儿童生活的环境不仅仅是学校和家庭，家长所持的教育方式与周围的环境也是相关的。若社区或者学校中能够给特殊儿童的家长提供“喘息”服务；社会大众加强对自闭症的理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完全接纳这些特别的孩子；国家能在社会保障方面，能够对自闭症儿童进行终身保障，自闭症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都会有改观。
点评专家朱志勇简介
朱志勇，香港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旨趣为教育社会学、学校教育与社区发展、教育管理、族群教育等。出版英文专著1部、译著3部、编著2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多篇。曾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2003—2004），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2005—2006），美国福布莱特新世纪学者Fulbright New Century Scholar 2007-2008），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2011—012）。曾获得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
【注释】
[1]陆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特殊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特殊教育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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