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我国一些近代的思想家曾经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康有为1898年6月上书光绪皇帝时指出，中国往昔处于“一统之世”，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一贯是静、隔、散、防弊，西方现今已处于“竞争之世”，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则与中国截然相反，是动、通、聚、兴利。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则指出，中国传统心理与观念的主要特征是:崇实际，主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重经验，喜保守，主勉强，畏天命，言排外，贵自强等。

在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

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文中对所谓西洋民族与东洋民族的民族特点作了比较，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西洋民族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而“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

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写道:“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民族主动是也。”他认为，以静为本位，在思想上就持厌世主义，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存在不甚重要，并因此而事事听之天命等等，其短处在于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专制主义盛行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主要是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具体地说，就是儒家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体系和以“礼”为中心的教化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礼”或“礼治”。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与西方所强调的独立个性的人文主义不同，它强调的是社会的人格，它的主题是伦理道德。中国的人文思想是在最富于人情的关系中，巧妙地取消了人的独立性，把人变为道德的工具。^[4]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人的价值判断是与善连在一起的，凡符合道德原则的就是好的，西方民族的价值判断是与真连在一起的，只有符合真的原则才是好的。

有的学者指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点的是道家学说。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它的理想境界则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5]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的认识各不相同。在对包括鲁迅、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孙本文、林语堂、杨国枢以及利玛窦、罗素、史密斯等30名中外著名人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不包括勤劳、节俭等民族性格特征）中，可以发现他们一共提出了68种特征，但其中没有一种特征是所有人一致提出来的。提得最多的一种特征，即因循守旧也只有15个人提到。我们将由两个以上的人提到的特征列表显示如下（见表4-1）。

表4-1　中国国民性描述统计

从表4-1可以看出，这30位著名人士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之所以不一致，除了国民性是一种十分复杂、极难把握的现象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著名人士自身受到其所在的社会生活环境的限制。他们所接触到的往往只是一部分中国人，或者是某种类型的中国人，要以此来概括全体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就难免会产生不一致，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看法。尽管如此，表4-1所显示的中国国民性的诸多特点，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基本面貌。我们可以将表中所列的18个特点进一步概括为以下8个特点:（1）因循守旧；（2）要面子，重形式；（3）伦理至上，恪守道德；（4）知足常乐，安于命运；（5）调和妥协，中庸之道；（6）重人情，讲宽容；（7）重家庭（家族）关系；（8）崇拜权力，惧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