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关爱基金

三、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尚无对关爱女孩行动的专门研究，但有新闻媒体的热点关注;国内已有的研究基本从2004年之后开始，此前多集中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状况、原因和影响，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治理。直接对关爱女孩行动的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学院研究者的关注。翟振武(2004)指出，关爱女孩的重点在宣传教育，落脚点是女孩的健康成长，但关键在成人，家长的态度和转变人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至关重要;巫昌祯(2004)从法学的角度，提到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女孩生存的社会氛围;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如分析关爱女孩行动的社会背景(姜向群、邬沧萍等，2004)、执行概况及影响(魏星河，2005)，提出了法制化制度的建议;穆光宗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关爱女孩重在赋权女性(2005)等。基于研究界对其较少关注的现状，有研究提出关爱女孩行动需要政界、媒体和研究界多方、多学科的关注(高莉娟，2004);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有让政府推动的关爱女孩行动过度地承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期望(周长洪，2006)。第二类，各级人口计生系统干部们的工作探讨，包括对关爱女孩行动的重要意义、工作任务的阐明和理解以及各地工作总结等(陈胜利，2006;蔡菲，2005;刘占锋，2004)。第三类，关爱女孩行动专家组的关注。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了人口学专家组成关爱女孩行动专家组，正在对全国总体形势进行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总体状况、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比较、需求评估等，主要以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的评估方案为基础，利用基线、中线以及终线三期调查的数据进行快速评估。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进展和未来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势的形势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国际比较、行动模式的规律研究)和工作研究(管理评估体系的建立和运作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立等)上，以定量研究为主(2004，2005，2006)。关爱女孩行动和改善女孩生活环境的效果，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够显现(李树茁，2006)。

本研究认为，第一类研究数量较少且系较偏重“应然”或“形而上”的研究，缺少针对关爱女孩行动实际开展的复杂性的实证分析;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工作业绩的回顾总结，缺憾在于政府“自己人”的判断;第三类研究系人口计生系统高层决策者与人口专家的合作关注。其优势是可依托资源优势开展宏观调研，但因此可能使具体的情况关注不足，如主要以国家级试点县为研究对象，而其他层级的开展状况被忽略。现有研究还无法充分呈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治理现状和效果。1990年以来的政府部门治理行动，开始走向以政府为主的社会治理行动，但当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偏高。这一方面说明该任务的艰巨性，另一方面说明此方面的政策低效、微效甚至失效^[8]。2009年6月中国社科院的一次专家研讨会^[9]认为，干预政策研究滞后，缺乏对目前治理效果及其相关治理制度和政策的深入分析。如有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回顾和研究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与相关政策时发现，国家层次的公共政策在目标设定上较为模糊。认为，以赋权为出发点或旨在改变文化习俗的政策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评估。

在课题立项前的调研中，我们有一些思考:关爱女孩行动这一政策按理想设计，在消除性别歧视方面应该属于“积极差别对待的政策”^[10]，是基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即女性或女孩存在的不利状况，从而采取积极纠正措施和积极的行动方案。但关爱女孩行动中包括很多具体的政策，同时，间接地折射了许多宏观社会政策在社会性别角度的不协调^[11](宋健，2009)。还有研究指出，目前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公共政策在服务和管理效果方面较好，而在治理效果和赋权效果则相对较差^[12](谭琳等，2009)。而其包含的具体内容又呈现了许多微观的社会性别盲点，如我们的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在关爱女孩行动中推行计划生育家庭0～6岁的保险，出台了“关于对农村0～6岁独男户进行保险的通知”，并将农村独生子0～6岁全部进行保险，县计生委将它作为“一票否决”指标纳入2006年计划生育考核。此项政策的理由是，农村独生子女少，独生女的更少，实际参保的是独子户多，农民一定会愿意给男孩上保险。独生女孩户现在虽然少，但政策有失性别公平。有个别县在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有的县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执行中基本是为男孩保险。是否还存在类似的状况，有待进一步调研。

本研究将基于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的江西省关爱女孩行动的各类执行县(国家级试点县、省级试点县、市级试点县及非试点县)的实际运作状况进行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创新之处在于，从微观层面考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治理情况，结合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考量，为当前的研究提供一个聚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