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越拥挤，人们越爱来扎堆

二、城市越拥挤，人们越爱来扎堆

我所在的城市也加入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行列。也许是城市的管理者已经意识到人口密度过大的压力，他们把未来城市人口目标定在900万人。但我们眼见的是城市面积在一天天扩大，几十年间便以市中心为原点，呈放射性地向外围扩张了十几甚至二十多公里。先是一条条道路修起来了，沿着道路又建起一片片楼群、一座座工厂和商业设施。城市的管理者把这种做法叫“拉大城市骨架”。在这个“拉大城市骨架”的过程中，原有的耕地园林先是被分割，后来慢慢消失。

城市的迅速发展，必然与人口的扎堆填充密不可分，从这一点来说，900万人的限制必然要突破。

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口数量以及结构的急剧转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速度显得过快，但规律和特点是一样的，就好比人好扎堆凑热闹一样，专门向人多拥挤的地方来。这种现象也有能解释通的地方，那就是人多的地方各种资源较丰富，条件好于人员稀少的地方。比如北京作为环渤海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全国人民的首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高，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就业发展机会较多，这成为大量外地人口进京的主要推动力。面对“屡设屡破”的人口规划控制目标，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长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

毫无疑问，所有的人奔向城市，都是为了追求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他们在由衷地歌颂着城市使生活变得多么美好，因为城市使人的享乐追求得到了多方面的满足。尽管都知道城市生活也十分不易，尽管都知道很多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但是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生活在农村的人，官员、知识分子、演员、打工者，还是一拨接一拨地向城市涌来，而且人越多的地方越吸引人，本来已经很热的地方越来越热。比如中国的广州市，据当地相关部门概算，广州户籍人口加上有登记的流动人口，高度集中在老城区，其中越秀、荔湾、白云、天河、海珠等老城区人口占总人口的60％，而这几个老城区面积仅占全市总面积的15.7％。

春运目前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所谓春运，是每年一次从城市到农村或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钟摆式运动（其实类似的夏运、秋运年年都有，只不过规模稍小一些）。2011年2月27日，从40天前开始的中国新年春运正式结束。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达到近29亿人次，比上年春运增长11.6％。而2011年1月26日，1天时间里北京西站上车旅客人数就突破20万人次。

春运的主角一是民工，二是学生。民工为什么要做这种钟摆式运动？一是因为城市要大规模发展，需要这种廉价劳动力；二是农民希望改善生活、改变命运，而城市的机会远多于农村。如果他们将来停摆，多半会选择停在城市。学生为什么要做这种钟摆式运动？因为好学校在大城市，求取功名的希望在大城市，供养者和家园则在农村或小城市。机会、资源的不平等一方面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刺激着很多人的进取欲望；另一方面造成强烈的城乡反差、严重的城市病和资源消耗浪费。他们的学业完成后也只会以留在城市为最佳选择。

中国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看不懂的中国经济》的作者韩秀云就说，在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人一心想去省会；省会的人则一心想去北京；北京的人则想去纽约。国际上有不少人研究中国人移民的意愿为什么比别的国家更为强烈，他们将此归结为贫富差距。所谓贫富差距，无非是穷人想变富，富人想更富；受苦的人想享福，享上福的人生在福中不知福。这种攀比心理成了进城大军的指挥棒。

中国春运

《环球时报》的文章提供了一串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在中国人的购买力由每年525美元提高至5000美元的同时，普通美国人的购买力由2.5万美元提高到了4.32万美元。这意味着中美收入差距由2.5万美元左右扩大至3.8万美元。即使最富裕的中国工人要想接近最穷困美国人的购买力水平，也仍需很长时间。研究国际不平等问题的学者米拉诺维奇在他的新作《富与贫》中认为，如此大的差距“后果很严重”，它还会继续推动大量人口外迁至条件优越的城市，因为人往高处走嘛。

不仅仅是中国人热衷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米拉诺维奇还认为，80％的收入差距是由地理位置引起的，只有20％是由收入分类导致的。照此理论，城市条件优越，创造价值机会多，自然人们就趋之若鹜，恶性循环由此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