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国外相关研究
纵观西方城市社会研究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关于城市社会的研究无一不与城市居住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最早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5年的研究，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研究中谈到“大城市”时，通过对“全世界的商业首都”伦敦、“美丽如画”的柏林以及有“现代雅典”之称的爱丁堡等城市的工人居住空间状况进行的描述，揭示了居住分化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26]。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用地规模迅速扩张，欧美学者通过对城市空间中各种特征、现象的调查，从土地利用、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社区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对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
1）1920—195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人类生态学的全盛时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鼻祖帕克将生态学原理应用于社会学并创建了人类生态学及生态研究方法，随后，伯吉斯于1923年创立了同心圆模型，霍伊特于1939年创立了扇形理论，哈里斯和乌尔曼于1945年创立了城市多核心理论。
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麦肯齐借用生态学“研究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每个物种同其特定环境的联系”的定义，确定人类生态学“是研究人类在其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他认为，人类生态学尤其注重研究区位（position）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上，对于人类组结方式和人类行为活动的影响。在他看来，“社会是由许多在空间上彼此分隔、在分布上却有统一的地区联系，而且能以独立移动的个人所组成的”[27]。麦肯齐在《城市社会学》中的精彩论述，体现了他对人类生态学深厚的造诣和开宗明义的贡献，也给本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启发。
对城市而言，生态学过程决定了内部结构。居民住宅最早由交通路线的走向决定，并形成沿街建造的平面分布；在人口、住宅和设施积累的过程中，由街道一侧发展到两侧，而且向远离市中心的方向延伸。在麦肯齐看来，城市内部发生的是一种“分化与分隔”的结构变化:城市中心区，由大银行、大商场、大旅馆等占据着地价最高的地段；经济实力较弱的公用事业，居于不太繁华的、地价较低的地点；工业区成为独立的单元，集聚在交通线路旁；居住区也分隔成两种，甚至更多。
“社区结构的发展模式，很类似于植物群落构造发展过程中的更替现象。……人类社区所出现的那些组合、分隔、结社等，也都是一系列入侵现象的后果”。麦肯齐将城市范围内的侵入现象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土地利用形式引起的，另一类是源于土地占有者的更迭引起的。前一类是指土地利用从一种用途转变成另一种用途，是城市土地的重构和置换，例如，居住区变成商业区、工业区变为居住区、仓库变为购物中心或工厂变为娱乐中心；后一类包括占有用地区内的各种变化，如该地区内的种族构成、经济结构等在居住区分布的表现。
对于同一块土地，被不同的占有者拥有时，呈现出不同的景观。在前工业时代的城市中，传统式的街坊是城市居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的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中，单位制公房社区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化身；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品房社区是以经济为主宰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表现，不同的居住者改变了土地利用的意义和功能，进而改变城市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构成。麦肯齐谈到:“入侵现象能引起不同性质的更替阶段，换言之，随着某种类型的入侵现象，一个地区原有的经济特征可能随之发展或衰退。这些不同性质的表现形式，见诸于各种地价或租金的浮动中。”他明确地指出“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并引起收入的重新分配，因而居住也须随之重新进行分配”。这几种情形在中国当代的城市中，能够同时观察到，而且这些分析已经被中国近年来城市居住空间变迁的事实所证实。“一个侵入若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地区，不论这种侵入是人口类型的变化，还是用地形式的变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定发生一个更替和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侵入者的性质以及侵入地区的性质决定的”。侵入现象的开始与地点有关，也与原有居民对侵入者的排斥或吸引有关。对于一片未曾开发的处女地而言，阻力主要来自于当地的地价或未发育的人文气质；而对一个已经被完全占用了的地区，只有从人口流动性高、而且排斥力低的地点开始。对后一种情形麦肯齐解释为“不同种族的人口，或其他不大受欢迎的侵入者，常常是首先选择在社区内的商业中心附近落户，或者在其他一些人口流动性高、且排斥力又较低的地点居住，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很少例外”，“而一经定居之后，他们就会立即沿商业或交通通道扩充自己的占领地”。
侵入导致的效果是形成鲜明的分界线。麦肯齐对此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解释:“这样，一个社区的各生态学组织，或构造，便作为一种选择力量，或者是磁体，将适合需要的人口因素吸引到自身来，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的因素，这样就逐渐对一个城市的人口按照生物学和文化的原则进行了细分。”[28]居住者们往往按照自己或某一特定群体的需求而自然形成居住圈特有的文化，所以我们观察到具有同质性的居住社区，高收入群体社区与低收入群体社区是最为鲜明的例子。
古典城市人文区位学三大经典模式。一为同心圆学说（concentric－zone theory），由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E.Burgess）在《城市社会学》一书中提出[29]。他通过以美国芝加哥市为研究样本，提出了北美城市空间结构:①第一环是中心商业街，位于整个城市生态布局的中心，是最容易接近的地点。②第二环是商业扩大占据的地域，也是过渡区，商业中心的外围地区，有贫民窟、仓库、工厂、住宅、舞厅、出租车等。因此在伯吉斯的观点中，总把这一块当做道德败坏的地方。③第三环是工人住宅区。④第四环是高级住宅区，这一环内有高级住宅院、中间阶层、白领阶层、职员和小商人等。⑤第五环也称往返层，有各种低层高级住宅和娱乐设施，是高收入阶层往返于城郊间的通勤区。从生态过程来看，该模型是竞争、支配、入侵和迁移的结果；从社会过程来看，由于低收入的社会阶层不断向外扩展，迫使高收入的社会阶层向更为外围的地区迁移，形成了城市内部空间的演替过程。城市里人们的社会活动对城市地域分异的向心力、专门化、离心力等共同作用，导致空间分离的产生。各地带间不断地侵入与接替，使城市从中心向外围呈环状扩张侵蚀，并实现功能接替。这一学说发表后，既有肯定其观点的，也有反对的。赞成者们大都认为伯吉斯五环模式基本符合单核心城市的特点，而批判者们则普遍认为这一理论过于简单，与许多现实不符。巴布科克（Babcock）注意到伯吉斯对道路交通的忽视，于是1932年他提出轴向—同心圆模式，成为对其欠妥之处的修正（图1.1）。
二为扇形理论（sector theory），由美国土地经济学家霍伊特（H.Hoyt）于1939年在《美国城市住宅附近的结构和增长》一书中提出[30]。他通过对美国64个中小城市房租资料及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华盛顿等几个大城市的房租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地域结构不全是同心圆状，有些地区向外延伸形成了扇形的地域结构。具体而言，就是相同的土地使用（指的是相同种类的住宅群）均会沿着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中等住宅区在高租金住宅区的两边，并且作为高租金与低租金间的过渡缓冲区。高租金区是由富裕阶层的高级住宅区沿便利的交通向外延伸，或向风景秀丽的河岸、湖岸、海岸延伸，或趋向银行、事务所和高级商业中心，或趋向社会名流的住所。根据霍伊特研究，由于中心商业区、批发商业区和轻工业区的影响，居住分布呈现为紧邻工厂区的低租金区向中租金区过渡，高租金区则依据便利的交通条件从低租金区向远离工业区的城市边缘呈楔状延伸。由于霍伊特的理论过分依据房租单一指标，并且扇形的界定过于模糊，因此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图1.2）。
图1.1 伯吉斯同心圆城市地域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Carrmichael.Pattern:process and change inhuman geography.Basingstoke:Macmillan Education L TD，1987:50
图1.2 霍依特扇形城市地域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Carrmichael.Pattern:process and change inhuman geography.Basingstoke: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7:51
三为多核心理论（multiple－nuclei theory），由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C.D.Harris）和乌尔曼（E.L.Ullman）两人1945年在《城市特征》一书中提出[31]，他们认为，城市核心不只是一个核心，而且有多个其他副中心存在。城市核心的分化和地域空间的分异都是以下四个过程交互作用而形成的:①行业自身利益决定的区位形成过程；②行业的相互依赖导致区位临近集聚利益的产生过程；③行业功能互相冲突产生的区位离异分散过程；④地价房租影响某些行业不能在理想区位布局的过程。上述四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不同职能机构在空间位置上的集结或分离，从而形成多核心现象。该理论与同心圆和扇形理论最大的相异点在于，城市是由若干个不连续的地域所组成，这些地域分别围绕着不同的核心形成和发展。居住虽然仍被划分为三类，但是更为具体的是，低级住宅区靠近中心商务区、批发商业区和轻工业、重工业区，中等住宅区和高级住宅区则偏向城市的一侧，并且共同享用城市中心（图1.3）。
图1.3哈里斯乌尔曼的多核心城市地域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Harris C D，Ullman E L.The Nature of Citie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1945（242）:7～17
虽然这三个经典理论都有着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研究者们超凡的想象力、经验性的抽象为本研究带来了莫大启示；东西方城市虽然有太多的不同，但是西方城市的研究仍然对本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2）1950—1990年代多学科的研究
195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研究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形形色色的城市结构研究新观点不断涌现，既有现代生态学的问世，也有社会地理学的发展，还有结构学派的形成等等[32]。
（1）现代生态学的研究
新正统生态学主要思想来源于美国学者阿默斯·霍利（Amoshawley）、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奥蒂斯·邓肯（Otis Duncan）和利奥·施努尔（Leo Schnore）等人。尽管他们对于生态学的界定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共性——注意避免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弱点。其中著名研究成果之一是奥蒂斯·邓肯和贝弗利·邓肯（Beverly Duncan）关于居住分布和职业地位的分析。他们利用职业差别、隔离、低价租房的集中及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的统计数据来分析自然分离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以此考察帕克关于社会地位有明显差异的人们一般在空间上互相分离的假设。其结论是，生态学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职业群体之间的空间距离与他们的社会距离密切联系，不同的职业群体的分离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所造成；低房租地区居民的集中程度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成反比；其他地区的居民集中程度同样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
（2）社会地理学的研究
1960年以来，城市社会地理学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得以发展。该学派的研究认为，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在城市社会空间统一体内集中体现于城市居民居住地空间分异。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的人口极化现象是形成城市人口居住分异的主要原因。
①社会区分析方法。社会区分析（social areas analysis）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史域奇（E.Shevky）、威廉姆斯（M.Williams）和贝尔（W.Bell）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一书中提出。社会区是指占据一定地域，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目标、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同的社会地位的同质人口的会集。社会区不同于城市本身有比较明显的空间范围，也不同于多数邻里和社区有固定的地物界线，社会区的边界比较模糊。社会区分析不再仅仅将土地利用的模式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选择社会结构有关的变量开展研究；不是从单方面，而是选取了“社会阶层”、“城市化”、“隔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整个社会的社会变动中演绎推导出城市的地域分化。他们认为，作为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些重要演化趋势的空间表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可以用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家庭类型（family status）和种族背景（ethnic status）三种主要特征要素的空间分异加以概括。每个特征要素可以用一组相关的人口普查变量加以表征，根据这些变量的组合情况，将人口普查单元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空间类型，据此判断、识别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模式。
②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因子生态分析（factorial ecology analysis）是运用多变量解析统计的方法抽取主要因子，进行居住空间分异研究。其中，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对应分析法是最常用的多元统计方法。该方法兴起于1960年代，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逐渐被应用。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有:美国学者瑞斯（P.H.Ress）于1960年代在研究芝加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制约因素时，选取了1324个统计区作为研究单元，最后筛选出12项变量（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年龄结构、家庭规模、种族状况、住房质量和住房新旧程度等）进行研究，经过数据处理后得出芝加哥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保罗·诺克斯（Knox，P.L.）于1980年对美国马里兰州（Maryland）巴尔的摩（Baltimore）的研究，从现存的几个社会问题（下层阶级的标志、社会经济地位的支撑、移民结构、社会区贫困状况等）出发，从影响因素中最终选出21个变量，经过数据统计分析处理后，推断巴尔的摩的城市生态博尔达斯（Le Bourdais，C.céline）和毕尤敦（Beaudrym.）二人分别于1971年、1981年对蒙特利尔（Montreal）部分统计区的研究，前者选取了59个变量在内的561个统计区，后者选取了61个变量在内的654个统计区，以此分析城市的生态状况和变化情况[33]。
③城市社会空间模型。加拿大学者墨迪（R.A.Murdie）于1969年借助社会区域分析和因子生态分析方法[34]，通过对多伦多的研究提出了由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地位和种族地位三个主要方面决定的城市社会空间模型。墨迪认为，不同种族各自独立聚居使不同地位的种族居住形态呈现分散布局的居住隔离状态，不同家庭地位的居住形态呈现围绕城市CBD的同心圆布局，不同经济地位的居住形态呈现围绕CBD的扇形布局，这三种形态相互叠加并根据城市道路和土地使用等城市空间形态加以调整，最终形成城市居住分异的空间实态。戴维斯（W.Davies）于1984年又为墨迪的三因素模型补充了六个因素[35]:移民地位、非标准住房、初始家庭、已建家庭、住房产权和城市边缘。他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呈扇形分布，家庭地位、移民地位和已建家庭地位的差异呈围绕市中心的环形圈层分布，非标准住房和初始家庭分布于市中心，不同种族和住房产权呈分散隔离状态。这九个方面居住差异形态的叠加，共同形成了城市居住差异形态的最终空间实态。
社会区域分析法、因子生态分析法与社会空间模型扩展了对居住空间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方法和手段，对本研究剖析城市居住分化的成因有一定的启示。但由于其复杂性，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实际研究。
④行为学派的研究。1960年代、1970年代，由于行为学方法的引入，地理学界出现了行为学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应该是“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学说。艾比－路霍德（Abu－Lughod）和富利（M.M.Foley）等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六个阶段，并总结了各个阶段人们对住宅需求的主要特征:第一阶段——无孩期，多租用市中心附近的便宜公寓；第二阶段——育孩期，多租用公寓带外围的单幢住宅；第三阶段——育孩后期，购买相当新的郊区住宅；第四阶段——孩子成人期，购买相当新的郊区住宅或迁至高级居住区；第五阶段——孩子离家期，较稳定，一般不愿迁居；第六阶段——晚期，夫妻健在的喜欢住在公寓中，丧偶者多与子女同住[36]。
（3）结构学派的研究
1970年代孕育了结构学派，其代表人物社会学家是曼纽尔·卡斯泰尔（M.Castells）和英国地理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哈维（D.Harvey），结构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因此又被称做新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和行为学派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式与演化建立在个体选择行为而不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层面上，实际上城市是国家权力进行控制的形态表现，社会生产关系是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内因机制。卡斯泰尔将住房、居住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组合而成的城市空间定义为劳动力集合再生产的一个单元，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源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辩证关系，是联系并改变文化、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辩证互动过程。卡斯泰尔还借用了政治学理论，对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引起的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分析[37]。哈维认为，任何城市理论必须研究城市空间形态与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由此，他在《社会公平与城市》一书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统一体”的概念，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城市中的居住分异和金融机构的地位结合在一起，作为解释垄断地租存在的根源[38]。
（4）韦伯主义学派的研究
1970年代出现的韦伯主义学派，将芝加哥学派城市理论与韦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及方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分析和解释了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现象。雷克斯（J.Rex）、墨尔（R.Moore）、帕尔（R.Pahl）、桑德斯（P.Saunders）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1967年，雷克斯和墨尔出版《种族、社区和冲突》一书[39]，雷克斯和墨尔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一个内城区斯巴布鲁克（Sparkbrook）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理论。雷克斯和墨尔将城市视为一个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合二为一的特殊体；在他们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或单元，不同类型的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次级社区（sub－community）。研究发现，城市中大部分居民对住宅资源的需求都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即人人都希望入住环境清净、远离烦恼的高尚住宅或条件优越的郊区，雷克斯和墨尔认为这些不同社会群体围绕着稀缺的住房资源而展开的竞争与冲突是城市生活最基本过程。桑德斯将住房阶级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40]，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不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被简单地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是按照个人的住房状况不同而划分成不同的住房阶级，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中观察一个人的住房状况比留意他的工作更为重要。
与雷克斯和墨尔一样，帕尔认为城市是一个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合一的系统，并将城市定义为“一个报酬——分配系统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特定安排”；城市资源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的空间属性，城市提供的各项设施的特定位置不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占有，因而这类资源的分配必定出现不平等。帕尔认为，城市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模式并不是由空间或区位决定的，而是那些在社会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个体的行为后果。在城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守门人”（gatekeepers）或称之为“城市经理人”（urbanmanagers）决定着不同类型的城市稀缺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41]。
（5）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
空间作为城市经济现象、行为现象，被其他学科所重视，其研究成果是对社会学研究的补充和完善。除了杜能（von Thünen）于1826年的农业区位论（theory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韦伯（Alfred Weber）于1909年提出的工业区位论（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于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在城市居住空间研究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的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作为理论基础，注重经济行为的空间特征（或者称为空间经济行为），引入了空间变量，从最低成本区位（the least－cost location）的角度，来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其代表人物阿朗索（W.Alonso）运用竞标价格曲线来解析城市内部居住分布的空间分异模式[42]，把经济收入作为预算约束条件，研究土地需求、区位成本、土地成本、地租竞价的函数关系，从而得出城市内部居住分布的空间分异模式为高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边缘和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中心。
（6）城市社区类型研究
内城和郊区是城市空间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类地域。内城通常是指伯吉斯同心圆模式中紧邻中央商务区的过渡带，这一地区与城市发展紧密相关，社会结构最为复杂。美国学者甘斯（Herbert Gans）根据对内城居民群体特征和需求取向的研究，认为内城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的社区类型[43]:①主要是由世界主义者、未婚或无小孩者组成的寄宿区；②由有色人种大规模集中居住而成的种族村；③由穷人、失业者、丧失就业能力者和移民集中居住的贫民窟（黑区）；④主要由陷入困境者和地位下降者组成的灰区。而后，许多西方学者也都致力于郊区的研究，如马勒（Muller P.O.）根据郊区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社会互动方式，把美国郊区划分为四类[44]:第一类是位于城市远郊的排他性的高收入社区，第二类是美国郊区非常普遍的中产阶层社区，第三类是郊区世界主义者社区，第四类是工人阶级社区或称蓝领阶级社区。怀特（White P.）对西欧城郊社区类型进行了系统研究[45]，他把西欧的郊区社区分为四种类型:工业郊区、中产阶级郊区、通勤村庄和新工人阶级郊区。
3）1990年代至今的研究
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城市研究以两种现象为主，一是城市的内部绅士化现象，二是城市社会问题的极化现象。
（1）绅士化研究
1970—198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郊区化的扩散高潮后，出现一种新的现象:收入相对富裕者对城市中心衰败的邻里和社区进行重构，原先低收入阶层居住的社区被高收入阶层所取代，社区环境发生变化。这被学者们称为“绅士化（Gentrification）”[46]。大卫·李（David Ley）将绅士化的形成机制概括为:①由于城市蔓延、能源成本上升、严重的通勤问题等因素的作用促进家庭接近市区工作地；②郊区住宅成本的不断上升刺激家庭，特别是新的家庭中心审视廉价的内城区；③生于高峰时期的人口住房需求开始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引起需求趋向于内城利用不充分的房源；④存在某种社会精神和信念，需求改变城市中存在的偏见；⑤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子女减少，双收入家庭比例增大，郊区大宅和院落需求降低，同时可以降低住宅的维护成本；⑥形成相对郊区家庭信念的独身倾向的生活方式，包括同性恋和非传统生活方式；⑦政府对内城再开发的扶持；⑧城市经济重组，市区白领服务活动增加，制造业扩散，扩大了内城的住宅市场[47]。
（2）社会极化现象
自19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几乎都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调整和转型，就业、人口和社会福利体制发生的重大转变导致了城市贫困及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城市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城市（dual city），也有学者认为城市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quartered city），甚至提出后现代城市（post－moder city）。不论是哪一种说法，无疑都是在研究社会分化带来的恶果。芝加哥大学的莎丝奇雅·莎珊（S.Sassen）通过对伦敦、东京和纽约三个国际大都市进行研究提出，这些城市正经历着社会极化过程，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极化和职业结构的极化，即在工作报酬的阶梯上，高报酬和低报酬工作的发生率比较高，而与制造业部门相关的中等收入工作数量则下降，由此形成一种极化。所以莎珊看来，社会极化是指社会经济分布的底部和顶部的增长，即低技能、低收入家庭和高技能、高收入家庭比例的增长和数量的增长[48]。奥洛克林与弗里德里希（J.O’Loughlin and J.Friedrichs）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收入的变化”这个假设前提下，指出社会极化可以从收入与劳动力市场这两个角度来研究，而且提出这两种研究方法可以统一起来，因为职业的极化将会相应引起收入的极化。由于家庭能力不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住房选择（不考虑歧视或者把生活方式作为居住街区的选择标准）。因此，极化过程通过住房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在空间上引起穷人居住区的隔离[49]（residential segregation）。
美国社会学家马尔库塞（P.Marcuse）将社会极化的分布“形象地比喻为鸡蛋和计时器的形状:城市的人口通常都是呈鸡蛋形分布，中间最宽，而逐渐向两头变小。当收入极化发生时，中间部分变窄，而两头扩展，直到看起来像漏斗形状”[50]。也可以引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安·塞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描写美国在经济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如果我们把美国人的经济收入比作用孩子们玩的积木做成的一个‘金字塔’，每一层积木代表1000美元的差距，那么，这座积木‘金字塔’将会比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51]还要高很多。坦率地说，我们大部分人，按我们的经济收入全在离地面仅一码的最底层。”[52]
社会极化着力研究了极化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居住作为城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具有居住极化的特征，因而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居住的未来走向有极大的警示作用。
国外相关研究的交叉特性显著，研究成果多以地理学为主，社会学研究多偏重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少见。无疑，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最低成本区位”对经济行为的空间特征的关注、行为学派的“家庭生命周期”对居住生态中社会关系重塑的探讨、结构学派的“社会空间统一体”对城市社会结构体整体上的把握、韦伯主义学派的“住房阶级”和“城市经理人”对城市稀缺资源的获取与分配，拓展并丰富了居住研究的理论和切入点。现代城市社区理论对社区的结构类型的探究，为本研究如何准确、有效地划分城市居住社区的类型提供了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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