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社区的生态演化

4.1.1　城市居住社区的生态演化

有学者把城市看做永恒变动、不断调整的现象，而且还把群体与机构的自然关系的变动称为“空间流动性”^[2]。这种空间的流动并不会像自由电子运动那样杂乱和激烈，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是因为，城市是一个人工的环境，是一个动态体，也是高度分工的空间体系；城市的各种活动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集聚为特定的功能区，整个城市就是由各种不同活动所形成的功能区“有机结合”而成。在城市的这些活动中，居住活动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居住空间构成了城市中最主要的空间单位。已经被认识到的城市空间生态过程有:浓缩（concentration）、离散（dispersion）、集中（centralization）、分散（decentralization）、隔离（segregation）、侵入（invasion）、接替（succession）^[3]。城市居住空间演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生态过程，在这里笔者用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概念来分析和描述这一动态过程。

1）集聚与扩张

集聚与扩张（gathering and expansion）是城市形态与城市结构变迁的主要表现形式。集聚是城市人口在一定的地域内汇集的趋势。集聚与集中有着可以识别的差别，集中是朝向中心地带的趋势，集聚是在特定地域聚集的结果，并不仅仅限于中心地点。对于任何一座城市而言，中心商业区最具有集中的趋势，因为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最接近交通枢纽，希望最接近那些有钱要花费的人，这样的结果就是集中。居住空间不同于产生经济效益的职能机构，属于以消费职能为主的用地，当人口进入城市后，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居住地，这样在不同区域的居住就形成集聚，并且呈现出一种规模性的增长。而当集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空间规模就会向外扩张。城市空间的用地格局的规律性，如我们在1960年代W.阿朗索提出的级差地租——空间竞争理论中^[4]，看到的是城市空间结构增长是区位竞争的结果，在城市中心区段高地价自然会将附加值低的产业向外排斥，保持城市空间的集聚效应持续运行。

影响集聚与扩张的变迁因素很多，既可以归结为是政策因素的引导（例如“退二进三”，使许多新的行业类型和新的职业职务人群涌现出来，如家装公司、企业策划、房地产代理、广告公司等），也可以归结为是城市交通工具的便捷性使城市在更大空间的展开成为可能，它使城市土地价格增长，并促成城市活动半径成倍地向外延伸。当然，城市空间内部的扩张力是多方面凝聚而成的，不仅来源于居住，还包括来自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交通的影响。正如张鸿雁所指出的，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在空间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5]。对当代中国的城市而言，来自第三产业集聚的扩张力并不是一开始便有的，而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明确了第三产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位置与作用，引起了城市空间布局和中心区建设的巨大变化，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各种鼓励政策的出台，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础设施条件和功能上日渐衰落的城市中心地区成为新一轮城市建设中的热点地区。在商业集聚的作用下，商贸金融服务等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职能不断向中心区集聚，例如在新街口地区不足1km²的范围内，聚集着各种商业设施500多家，大到4万m²，小为20余平方米。为了获得良好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从而引发了城市中心的立体化；这一过程还包括，由于空间竞争中的连锁性（连锁效应），与原中心地区紧邻的地带随着中心地区功能的强化和容量的扩大迅速在功能和设施条件的层面上被纳入到中心地区，被结构到了新的空间活动安排中。对于城市规模发展不可小视的中心区外的大部分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力，改善了城市内部与外部的交通环境，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交通成本限制城市规模发展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的“最高租金原则”正在不断地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布局，居住用地商业化，压缩了城市居住用地，提高了土地利用功能。住宅、工厂、高校等由于地价门槛的阻碍和城市对外道路交通设施的延伸改善了近郊、远郊到中心地区的可达性，而具有向城市外扩散的离心趋势。

除了城市的各种扩张因素外，还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城市有计划的规模性扩张。南京自1980年以来所进行的两轮城市总体规划和一次调整，都是围绕着城市空间扩张进行的。1980年的总体规划:到20世纪末，规划的市区面积约为122km²、人口约120万人，外围城镇总用地规模约为126km²；1991年总体规划:到2010年，主城用地面积243km²、人口210万，外围城镇总用地面积290km²、容纳人口约200万；2001年总体规划调整，主城区面积243km²、容纳人口260万，外围城镇面积457km²、容纳人口480万。我们还可以从城市主城区、城市郊区、城市中心区、城市边缘地带、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城市中心空心化、城市边疆等城市空间的结构性概念中看出，城市在高度集中的同时也在扩张。

笔者在房管局调查了解到，南京在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八层以上建筑，最高的建筑是位于中山东路洪武路口由原陶馥记营造厂建造的，现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大楼，但也只有7层；中山路胜利电影院对面福昌饭店也只有6层。新中国成立后，南京第一幢高层建筑是丁山宾馆，建于1975—1977年，只有8层，自1975年南京开始建设高层建筑，至1985年10年期间，除金陵饭店37层外，一般的建筑层次都在8～15层，建成的数量在45幢。1980年代中后期，南京市高层建筑规模逐渐增加，如1985锁金村住宅小区两幢16层，后宰门住宅小区三幢15层，两幢20层，紧接着1986年，中山东路三条巷至逸仙桥段，建成11幢14～25层，中山南路张府园建成六幢16～22层。1986—2000年期间，南京高层建筑发展较快，建设规模较大，建成561幢，其中，30层以上的有64幢。其中从使用功能来看，大都用于办公、业务、文教、卫生、宾馆、饭店，而住宅只有164幢，占建成比例数29%。2001—2003年期间，高层建筑住宅建设比例逐年上升，如2001年建成98幢，其中住宅75幢，占76.5%；2002年建成159幢，其中住宅127幢，占79.8%；2003年，南京市高层房屋建设竣工项目165幢，其中住宅有123幢，占75%。南京全市高层建筑自1997—2003年累计竣工项目1028幢，竣工面积715.6万m²，100m以上超高层有89幢。“曼哈顿化”的高层建筑积聚，其社会意义不仅标志着城市高密度性及高集聚性的时代已经来临，也标志着城市快速生长的步伐。同时，主城区中大规模旧城区改造、河西新城政策拉力下的强势开发、仙林大学城的积聚、东山新市区的进一步完善、江北新市区的上马，这种“一城三区”的发展模式已经把南京的城市化带入了新的阶段。贝尔等社会学家已经明确提出，城市的存在已经不是以人口的集聚为前提，而是以人的联系方式和联系频率为前提。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步入郊区化阶段，判断是否是城市人，已经不再是以居住地为依据，而是生活方式的表现^[6]。从南京的城市空间分布上，已明显看出，各种城市活动对空间区位的依赖性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阿朗索式的以市中心为圆心的、“圈层”结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一种非连续性的岛状分布，笔者以为可称之为“沙丘状”结构分布。

2）侵入与接替

侵入与接替（invasion and succession）是两个有着紧密联系的过程。麦肯齐指出，侵入是一种社会群体之间在空间统治（dominance）地位上相互替换的过程，并将侵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根据土地利用形式，另一类是根据土地占有者的更迭^[7]。侵入是指新的机构或人口集团，逐渐渗透到某一早先为其他机构或另一个人口集团占据的区域内的过程。接替是在入侵之后，成功地排挤除了原有机构或人口集团，而且人口类型与土地用途完全改变。在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中，城市的五环运动表现为中心商业区向四周辐射性扩张，即外围区域在竞争中被内围区域侵入并直至接替，外围区域最后被迫向外推进。这只是西方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描述，麦肯齐的二分法虽然笼统和简单，伯吉斯的同心圆虽然过于理想，但是仍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今天南京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来看，侵入与接替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元的，具体可以分为1990年代以前与1990年代之后。

1990年代以前，城市经济活动总体上并不活跃，城市住宅占据着城市大部分用地，城市住房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性行为，开发商的活动能量非常有限，为数不多的旧城改造也是小打小闹，多停留在单位制范围内，主要是想通过改造旧区提高开发的强度来获得较多的单位住房，以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并无市场上获利的动机。如丹凤街一带的改造，就是以邮电部门为主进行的拆旧建新，土地使用性质基本维持居住原状，住房中近80%回迁户，这意味着迁入社区的新住户的比例只有大约20%，而在这20%的新住户中大部分仍然是邮电部门的职工，所以可以说旧的社区人口结构基本未出现明显的改变。

在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演化过程中，侵入现象是来自城市中心区的扩张和城市经济基础的变化。侵入现象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明朗。侵入现象开始发生时，地价随着城市中心地区的扩张由低向高的变化成为最佳的证据。笔者于2005年专门调查了各片区的楼面地价，其中，城中板块平均楼面地价竟高达4654.9元/m²，高出全市平均价3067.9元/m²，位居全市各板块之首，城东板块楼面地价以3848.5元/m²位于第二，仙林板块2359.1元/m²，城北板块2280.6元/m²，河西板块1397.3元/m²，城南板块1261.8元/m²，六合板块935.8元/m²，江宁地价全市最低，只有740.7元/m²。相比1989年一级地价仅为800～1500元/m²，2005年的地价已经涨了3倍还多^[8]。

这一现象的实现还有赖于投资改造的主体已换为以追求房地产市场利润为目标的各类开发公司，福利型开发转变为效益型开发，推动了城市空间的用地调整和旧城中心区改造。根据《跨世纪南京房地产调查报告专集》的统计数据，1999年南京市通过资质年审的房地产开发商已达321家，其中外资企业131家，内资企业有191家，尽管他们在南京市的开发时间并不长，最早的是在1978年，大部分也都成立于1992—1995年间，但是他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侵入与接替这两个过程是紧密相连的，侵入与接替的核心是土地的使用者发生变化、土地的性质发生变化、功能发生变化，如江宁开发区把农民赶走了迎来了工人和工程师，仙林大学城的开发把农民“赶走了”迎来了学生和教师。这期间，中心区域开发的内容也趋向于多种功能并举的形态，比如商业功能、办公功能与居住功能的多种组合形式同时出现在新街口地区，单纯开发住宅的模式在此黄金地段已属罕见；而且由于在新街口地区商业、办公等开发利润比居住高，所以居住空间功能由原有的主导地位下降到从属地位。与此同时，具有较高标准的住房类型，如金鹰国际花园高级住宅、公寓等，代替了旧区中原有低标准的住房，新的住房价格昂贵，大大超出原社区居民的住房需求水平，使原有居民难以负担。其结果就是，原住居民迁出，相应的，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新居民迁入，土地使用者的属性发生了转变，原有的社会空间结构被新的社会空间结构代替，新的社会阶层通过市场获得了对该地区的空间统治地位，旧的社区结构逐步地被新的取而代之。在城市中心区及其周围地区内，中高收入的社区对低收入的社区的侵入，低收入社区由于更新的发生被解组的现象极为普遍。实践证明，中高收入阶层社区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新的“生长基”，具有非常强大的空间“蚕食力”。

3）分化与隔离

分化与隔离（differenation and segregation）是对变化结果差异的两种描述。分化是指人口和机构分别并入与自己同质的地区，形成异质性地区的状态，隔离是指这些地区彼此分离的变化。许多时候，隔离都是源于种族，隔离过程经常存在着对经济资源匮乏和占有有利空间位置的竞争问题。城市中的居住分化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工业革命之前，封建（奴隶）社会形态中王权（神权）至上，城市居住范围按等级严格划分，所谓“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居住分化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隔离特征。工业革命导致世界范围内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居住空间“侵入与接替”的过程中，居住分化得到加强，但这种分化与前工业社会中城市居住空间的隔离不同，它更多地受社会因素和市场力量的制约，其居住分化的最终空间表现是社会富裕阶层迁到城市通勤范围内的郊区居住，中收入阶层居住在公交系统的地域范围，而低收入阶层和贫民残留在城市中心地区。种种分析表明，随着中国城市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城市内部空间正进行着结构性的调整。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化趋向于同质（homogeneity），在城市住房方面表现为住房、社会服务设施的标准等等都是相同的。然而在短短几年中，市场机制在城市土地使用和住房供求中引发了各个社会阶层或住房集团对城市空间的竞争和相互取代的现象。

由于城市住房获取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市场经济的活动，原有的社会福利性的特征已退居其次。城市住房的生产与销售过程已成为城市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获得居住空间的一种主要方式。城市住房这种社会再分配活动正在新的城市社会结构发展过程中起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单位按资历、工龄等打分排队分配住房，职工无权自由选择住房和居住区，因此，居住分化不甚明显。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及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民有了自主选择居住区位、住宅形式的权利，使得居住在空间上的社会分化日趋明显。住宅市场化的形成，使不同的收入群体界限逐渐清晰，并且使住宅市场与空间区位产生直接的联系，提供了居民自主选择和活动的空间权利。因此，各个社区的居民和其活动方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那些交通状况、购物娱乐状况、社会服务状况优越的地区正逐渐被高收入的阶层所占据，并且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征；相比之下，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由于没有竞争力，被隔离出主流社会。

在近20年间，南京城市居住分化和隔离的外在形式上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①经济收入隔离。随着收入差距的显性化，高薪阶层、中薪阶层和低薪阶层，已经成为收入分层的必然结果。以富人居住区为代表的高收入群体住区的出现，是收入异质化的表现，并直接导致了空间上的分化与隔离。②自然环境的隔离。如南京江南、江北，城南、城北、城东、城西的板块隔离，都是带明显的自然环境隔离特征。③时尚性隔离。君临国际、江南青年城等都是一种专为年轻的群体建造的社区类型，这类群体形成了一种同质性人群，单身公寓、小户型是白领时尚生活特区。④地缘隔离。在南京市同样也能看到各种以地缘为纽带的居住群体，如河南村、安徽村等，都是以乡缘、地缘而形成的新的城市隔离区。⑤年龄隔离。社区老龄化现象的加速^[9]与老龄居所等“银发产业”的出现，是生理年龄造成的分化与隔离。⑥传统与现代的隔离。传统社区与周边的现代社区形成截然不同的社区。⑦职业隔离。工人新村是建国40多年中常见的一种居住类型，如南京有天津路的工人新村。近年来，教师社区形成了以职业为身份特征的新社区。由于教师的社会声望较高，但是收入属于较低的群体，因此在许多城市都有专门用以解决教师群体居住困难的社区，在南京就有高教新寓、龙江花园新城等。⑧权力隔离。在一座省会级以上的城市中，有清洁工、办事员、蓝领工人、白领职员、科级、处级、处级、厅级、省部级的科层制行政级别类型。高级干部的生活大院，普通人，即便是具有经济实力极强的高收入群体，也难以进入，是一种社会地位异质化的表现，如颐和路一带就是高级干部的住地。⑨市场化的封闭管理隔离。随着对居住安全性和私密性要求的提升，人们产生与他人隔离的要求。高档住宅区的私密性和对外隔离要求表现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