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3 日常生活空间
本书中,日常生活空间主要是从闲暇活动场所、餐饮消费场所、服饰消费场所及出行工具的角度进行考察。
1)闲暇活动场所
闲暇生活是城市社会变迁中一个新的内容,已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闲暇行为的多元性是在闲暇生活中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完善个性、实现自我发展[7],因此,闲暇生活成为日常生活中显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8]。
在这里,笔者设计了17个闲暇活动的选项:郊游/旅游,健身运动,逛公园,看电视,养花/鸟/鱼,逛街购物,探亲访友,打牌/搓麻将/下棋,陪家人逛街(公园),闲聊,听流行音乐,欣赏高雅艺术,上网,唱歌/跳舞,看书/看报,学习/进修,由于还有不可预见的因素,所以以“其他”补充。这些内容较为全面地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方式。在回答“您在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进行的三项活动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人们选择的情况见表5.32、图5.17、表5.33。
表5.32 六类居住社区的闲暇活动场所调查
续表5.32
注:总样本数=408
图5.17 对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进行的三项活动的调查分析——柱状图
表5.33 闲暇活动调查统计表
从调查结果看,南京市居民的闲暇活动整体的水平比较高,已经带有明显的自我意识。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日常休闲也变得丰富起来。总体而言,健身运动、郊游/旅游、看书/看报、逛公园、看电影/看电视是南京市居民的主要休闲活动内容。可以看出,健身运动、郊游/旅游、看书/看报、逛公园、看电视是南京市居民选择较多的活动。相对而言,健身运动、郊游/旅游、逛公园等属于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消磨时间方式,看书、看报、看电影、看电视是被动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其中,主动的积极的方式所占比重较大。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在不同类型的居住社区中是否在“您在日常生活中最经常进行的三项活动是什么”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接下来进行交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5.34。
表5.34 不同居住社区关于闲暇活动内容选择的检验数据
注:总样本数=408
通过变量的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分析的结果来看,在不同的居住社区之间对于健身运动、逛公园和看电视的休闲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郊游/旅游、看书/看报的活动上则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郊游/旅游的选择人数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很明显,在中高档居住社区、高档居住社区、高级别墅区中有40%以上的居民选择了郊游/旅游(分别为43.80%、47.10%、44.40%),而在廉价经济居住社区、中低档社区和中档居住社区的居民中有80%以上的居民未选择(分别为81.00%、95.00%、85.90%)。这也可以理解为,中高档以上的居住社区的居民们的闲暇空间已经放大,在经济有闲、时间有闲的情况下,外出郊游/旅游成为他们的选择。
笔者在调查走访过程中发现,国有企业职工集中的居住区与廉价经济居住社区[9],通常将打牌、搓麻将等作为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从调查数据的结果上,也反映了这个令人注目的事实:在廉价经济社区和中低档社区中,分别有20.70%、25.00%的居民参与;在中档社区、中高档社区中有16.30%、12.40%的居民参与;在高档社区和高级别墅区,则仅有5.9%、5.6%的居民参与。虽然打牌、搓麻将、下棋的活动参与人数在减少,但是参与这种“堕落休闲型”[10]活动的居民人数已经接近15%,约占1/6。笔者认为,这种活动将“深陷社区的居民”更加牢牢地“锁定”在四方桌的天地中,不仅降低了小区的精神面貌和小区的文明程度,也给住在这一居住社区中的下一代带来负面的影响,应该对社区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思考和改善。
2)餐饮消费场所
如前所述,当我们把居住地点作为行动的原点,来考察居民们在饮食地点的选择上时,就有能感受与之相关的意义。
不同的消费结构代表着差异性的消费追求和生活质量,所以居民的消费结构经常作为学者们研究居民消费模式的度量工具。而将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消费空间的选择进行联系,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民以食为天”,精确而明晰地表达出人类离不开“食”,人与“食”并存,可见“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食文化与食空间如何对应呢?笔者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类,首先观察现有的“食空间”,并对其进行罗列,然后以消费水平、消费特色、消费环境和消费感受为划分标准,采取同类项合并的策略,最后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得出八种主要方式。经过小规模的试验调查后,进行调适,最终定为九种:高档餐饮场所、中档餐饮场所、茶社/咖啡店、大众餐饮场所、食堂、小饮食店、大排档、不出去吃饭、其他(表5.35~表5.37,图5.18)。
表5.35 餐饮场所选择调查表
注:总样本数=408
图5.18 餐饮场所选择调查柱状图
表5.36 六类居住社区的餐饮场所选择调查
续表5.36
续表5.36
注:总样本数=408
表5.37 不同居住社区餐饮场所选择检验数据表
通过变量的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分析的结果来看,除了在大众餐饮场所不同的居住社区(其中,廉价经济居住社区、中档居住社区、中高档居住社区、高档居住社区分别为24.10%、25.20%、26.40%、20.60%)没有什么差别外,其他餐饮场所已经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南京市已经形成了面向各种消费层次的餐饮场所,提供了在外面的饭店就餐的机会。如位于新街口商圈内的高档餐饮场所有金丝利、喜来登、金陵饭店的玄宫等,中高档有红泥、张生记、上海公馆菜等,中档有豪享来,大众化有大娘水饺等。档次高的餐饮场所,装修豪华、情调高雅、服务周到、品种丰富,消费价格不菲。根据调查结果分析,高档餐饮场所的顾客主要为高级别墅区住户和高档居住社区住户,分别占其调查样本的27.80%、19.10%,其他阶层社区住户则很少光顾。调查数据显示,中高档居住社区以上的阶层社区经常光顾中档餐饮场所,其中中档居住社区、高档居住社区、高级别墅区分别占调查样本量57.90%、58.80%、72.20%;在中档餐饮场所的消费人员中,也有1/5以上的廉价经济居住社区成员与1/5以上的中档居住社区的成员。
茶社、咖啡店是城市兼有休闲和餐饮活动的、新型的公共空间消费,由于其活动内容丰富、价格适中,南京市的此类消费场所已经相当的普及,有猫空、长青藤等。经过调查发现,此类消费群体集中在中高档以上的居住社区,分别为20.60%、27.80%;中档居住社区为潜在消费群体,占12.40%;而廉价经济居住社区和中低居住社区的居民很少,廉价经济居住社区只占3.40%、中低档居住社区无人光顾。
小饮食店和大排档一般不会出现在商业中心的区域内,不可能与豪华的饭店一样占据区位优势和周到的服务,而是存在于一些混合型的区域内,以其简陋和便宜的价位获得生存的机会。小饮食店的顾客常集中在廉价经济居住社区、中档居住社区、中高档居住社区,比例为27.60%、26.80%、12.40%。大排档的顾客以廉价经济居住区的为主,占调查样本的42.10%,中高档居住社区、中档居住社区的居民也有光顾,占10.50%、39.50%,中高档、高档社区居民偶尔也有光临,为5.30%、2.60%,高级别墅区的居民没有。
3)服饰消费场所
南京作为长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其商业空间非常成熟,已经形成了各种档次、各种类型的服装销售场所。南京市民购买服饰的主要场所有百货商场、批发市场、购物中心等,也有人出省去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购买,还有人去香港或国外购买服饰。从南京销售的服装品牌、价位及营销方式看,笔者根据经验,将这些代表性的场所进行分类排序:一类为外地高档服装店(为了便于区分,进一步细分为香港、巴黎等世界级高档服装店,上海、北京、广州等国内高档服装店),二类为金陵饭店购物中心、东方商城、金鹰购物中心,三类为金陵百货、大洋百货,四类新街口百货商店、中央商场、华联商厦,五类为休闲品牌专卖店,六类为金桥、玉桥、夫子庙、金盛百货,以及其他作为补充。统计结果见表5.38~表5.40,图5.19:统计显示,位于新街口商圈内的商场,被不同层次的对象所青睐,而且不同社区的居民也表现出很大的趋同性,并形成极化的商业空间格局。外出购置服装的现象,在南京的特征不显著,南京人绝大多数是当地消费。从南京本地消费空间来看,以高档物品为主的金陵饭店购物中心、东方商城、金鹰购物中心的消费群体集中在高档居住社区和高级别墅区中,统计结果为45.60%、50.00%,中高档居住社区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占21.50%,但是中档、中低档居住社区和廉价经济社区则没有涉足;而定位在中档为主兼顾高档的新百/中央/华联成为不同居住社区都消费的场所;位于商业中心区外的、以批发为主的金桥/玉桥/夫子庙/金盛的主要消费群体则集中在廉价经济社区和中档居住社区,分别占34.50%、26.00%,随着社区等级的提高,消费人群明显减少。
表5.38 购置服饰地点的调查表
图5.19 购置服饰地点的调查柱状图
表5.39 六类居住社区的购置服饰地点选择调查
续表5.39
续表5.39
注:总样本数=408
表5.40 不同居住社区对购置服饰地点的选择检验数据表
这表明,在居住优越的阶层除了经常光顾高级饭店外,高档次的购物场所也是他们体现经济实力的地方,体现出炫耀性消费的特征;而那些居住并不优越的阶层,不论是吃饭还是穿衣都以生存为主,表现出理性的消费特征。而且,对于人们通常所见到的公共性空间,其实并非是所有人的“公共”,而是属于部分人的“公共性”空间。
4)出行工具
为了调查南京市民的出行工具使用情况,笔者设计了关于上下班出行和私家车拥有量的问题,按照上班族出行工具的价位、拥有者和行驶速度的快慢,笔者将上班出行的方式进行了分类:步行、自行车、助力车/电动车、摩托车、公交车、出租车、单位班车、单位公车、私家车,调查统计情况见表5.41。私家车拥有情况分为0辆、1辆、2辆、3辆,调查统计情况见表5.42。
表5.41 六类居住社区的上下班出行方式调查
续表5.41
注:总样本数=408,有效样本数=320,缺失样本数=88,卡方值=130.859,检验值=0.000
表5.42 六类居住社区的私家车拥有情况调查
注:有效样本数=408,缺失样本数=0,总样本数=408,卡方值=137.223,检验值=0.000
调查结果显示,公交车和自行车的使用频率较高,分别占了调查总数的29.70%和21.90%。在廉价经济社区中,乘公交车的比例占到了47.90%,这是因为此类社区离城较远。中低档社区由于在老城区中,其居民的就业一般都在附近,因此自行车与助力车/电动车出行共占到75.00%。中档社区居民的出行以自行车和公交车为主,比例为35.30%、25.90%。中高档社区居民的出行以公交车和自行车为主37.00%、21.30%。高档社区与高级别墅区的居民以私家车出行为主,其比例分别为44.80%、64.70%。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一个似乎很矛盾的现实:在廉价经济社区、中低档社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住户拥有属于私家车。带着疑问和不解,笔者进行了关于私家车问题的深入调查,得出一个调查结果:这些所谓的私家车,其实并非是奢侈消费品,而是拥有者的谋生工具,属于生产型消费,而且这一趋势随着城市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在中低收入者中越来越明显。
【注释】
[1][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1
[2]本次调查从三个层面考察受访者及家庭的收入状况,一是被调查者的年收入,二是家庭年收入,三是家庭成员平均年收入。由于不少被调查者没有收入,此时家庭总收入具有更大的参考意义。
[3]在这次调查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居民们对于家庭收入的态度。越是收入偏低者,对其收入公开的可能性越大;反之,收入较高者,对其收入公开的可能性越小。对于收入较高者的高度“警惕”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其一是因为“藏富装穷”是有传统的,其二是担心引狼入室,其三是对其从事的第二职业或非法的灰色收入的避讳,其四是过去政治运动留下的记忆,使一些富有阶层者“心有余悸”。种种原因,造成了被调查者不愿将其真实的收入状况坦诚相告。所以,在调查中对这一敏感问题,不回答情况最多。
[4]城市社会学的重要人物路易斯·沃思最著名的“异质性强”,早已为我们描绘出了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社会的异质性明显表现为专业的分工,城市人通过专业的分工来谋生。由于现代城市的分工发达,职业种类繁多,就业结构高度分化,职业构成有着明显的地位差别。在转型时期,中国城市人口从业结构特征变化之一,是无单位归属人员日益增多。无单位归属人员除了以前极少数未就业的家庭妇女和极个别的社会闲散人员外,改革开放以来又增加了大量的个体户、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
[5]随着1999年12月31日实物分房画上句号,不允许单位再买购房公有住房分配给职工,因此南京市民购买商品房比例逐年上升。
[6]有学者在研究城市人的消费结构时发现,生存性的消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而享受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所占比重日益增加。
[7]西方社会学家们把一天24h分为七部分:1.工作时间;2.上下班时间;3.家务劳动时间和个人副业劳动时间;4.照料孩子和教育孩子的时间;5.满足生理需要时间;6.闲暇时间;7.与空闲时间内各种活动有关的往返。前五项内容属于非闲暇时间,后两项内容属于闲暇时间。
[8]凡勃伦认为有闲是少数人的特权。针对这一观点,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五天工作日的推广、假日经济的运行,显而易见,大众化休闲的时代证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现在已经有落伍之嫌。
[9]国有企业职工集中的居住区,一般也是目前退休、失业下岗人员较多的地区,在典型的旧城改造后迁至廉价经济居住社区的居民多半也是退休、失业下岗人员,这两类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10]目前休闲文化被分解为:消遣型、健康娱乐型、个人价值增值型、创造财富型和堕落休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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