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社区间的社会隔离

6.2.2　强化社区间的社会隔离

1）深化居住隔离

近几年，城市居民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在南京城里，当有人拥有千万资产、高档别墅和轿车的同时，一批特困企业的职工下岗在家，城市社会在创造高收入群体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另一端——低收入人群，有的学者称之为“新贫困阶层”。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交往和居住空间的分化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双重隔离的城市社区的隔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计划体制下社会总体的平均主义倾向，使多数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差别不大。计划体制下主要是以单位地缘形成的隔离，如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附属的职工新村，社区居民通过单位分配住房，共处于同一个社区。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单位为地缘联系的社区依然存在，但已不再是社区构成的主导方式。收入的差别构成了中国目前社区的分化与隔离的主导方式。如前所述，城市社区的分化与隔离的过程可以用两个相反的流动过程来概括:①“上升”流动，在收入提高后，进入高档的社区居住；②“下降”流动，无经济能力，住房条件未得到改善，居住水平的提高相对下降。

提供私人安全服务，装报警器、栅栏和大门的社区越来越普遍，这使得一些人认为，我们生活在“装甲社会”中。吉登斯只看到，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一趋势发生在英国和美国，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城市中已经不鲜见了。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也成为拉大城市空间社会距离的要素。极为常见的是，许多高级的住宅区的社区管理，将刻着“非业主不得入内”的铜字招牌悬挂在住区入口的醒目处，城市住区中甚至出现了许多种监视和保持距离的新规则，当作显示身份和地位的手段。

当各开发商到处标榜其人性化设计时，他们所推崇的是以对外的隔离为前提的内部公共性，而非城市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市民间的互动。如果沿着此路发展，不难想象，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处处设防、支离破碎的城市空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已经不再是差异，而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我们谈论社会隔离现象时，当然不能不提起美国。在美国历史上，种族隔离的现象一直很严重，正如我们在美国影片中所能感受到的情形一样，白人和黑人的学校、餐馆、医院、住地在过去都是分开设置的。《社会学与美国》一书的作者也谈到社区隔离的现象，书中提到:明显而露骨的种族隔离已经不太行得通，种族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在城市居民选择居住区域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12]。在美国各类城市中，都存在着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社区，而各类社区的划分，主要取决于阶级出身、经济条件和种族背景，也与宗教信仰、职业背景和其他文化传统有关。这种社区上的隔离，既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选择，但主要是被迫的选择。尽管谁都愿意住在环境优美、安全可靠的社区内，但是从经济条件考虑，人们不得不选择与自己的支付能力相称的社区。因此，穷人绝非出于“居住自由”的考虑而“选择”贫民区。一般来说，越是有钱的人，越是有居住自由权，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所住的地区，往往不是他们想住的地区，而是经济地位迫使他们进行选择的结果。

笔者在社区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在高档居住社区中身份低微的农民工的进住不受欢迎；而在低档居住社区中，稍稍有点钱的住户总是觉得“危机四伏”。这种社会摩擦的结果就是“逃离”——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富裕者可以“逃”到强势生态空间，与中上阶层积聚；有限的社会资源使得贫困者只能“逃”至弱势生态空间，居住生态隔离进一步深化。

2）分化城市公共空间

作为城市人活动的载体，城市的空间可以按照其开放与私密的强弱程度，分为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半公共空间、城市个人空间。顾名思义，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是开放性的、为城市人共同拥有的、共同享有的空间，半公共空间是半开放性的、仅为一部分人共同拥有的、共同享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排他性的空间，而个人私密空间则是封闭的、个人的、独享的且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空间类型。当然，这里所讲的拥有与享有并不是指空间在法律上的所属关系，而是指空间在使用性质上体现的公共属性特征。比如，前面提到的城市公园、风景区和营业场所等，其财产的所有权有明确的拥有者，可是在使用上是面向所有人的，它们是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这些资源稀缺的空间资源是城市特有的地标。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的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公共空间向半公共空间的分化，如城市建造的各种高档宾馆饭店、各种高档的娱乐场所，原则上说是任何人都能够进入的，但是豪华的装修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消费水平等实际上显示了其消费群体的特征，一位下岗失业者与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可能成为其座上客，这反映出空间的阶层化倾向。而城市居住社区中的空间除了住宅内的空间、住户的私家花园、私人车位等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公共性的空间，但是这些空间并非是面向所有人的，而是属于住区内的居民，是住区内居民的邻里空间，是他们的领域感和归属感的地标。

由于住宅市场化的形成，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必然使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体现在居住的地域分异上，使不同的收入群体界限逐渐明朗，并且使住宅市场与空间区位产生直接的联系，给居民提供自主选择和活动的空间权利，因此，使得各个获准的市民和活动方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从居住类型的选择和区位选择的差别上不难看出，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拥有者多选择居住区位、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较好的高级住宅区和别墅区，而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则多选择旧住宅和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高收入者多居住在城市中心及周围地带的高级住宅区或城郊别墅区，较低收入者则大都居住在旧城区未经改造的旧住宅或城市边缘及近郊工业区周围的经济适用住房中。目前，那些交通状况、购物娱乐状况、社会服务状况优越的地区正逐渐被高收入的阶层所占据，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由于没有竞争力，而被隔离出主流社会。

正因为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加强，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要成为可能。在单位制居住社区中，由于居民阶层的多样性，对社区生活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社区服务的有限性难以同时满足多个阶层的要求，许多服务项目由于服务对象少、分散而未实施。城市居住实现分化后同质性人群集聚，产生相同或相似的需求，如服务的内容、档次、水准等，使社区服务设施的科学安排以及服务市场化操作获得便利条件。如笔者前些年参加合肥市的居住区规划课题时，课题组专门针对停车位的设置进行了讨论。因为在以往的居住区中，拥有私车的住户少，尚未产生相应的需求，如果预留空间过大会造成浪费，不足则会给居民生活、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

3）凸现部分社区中的老龄化

现代城市家庭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由于代际间生活方式及生活观念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讲老一代和成家的年青一代愿意分开居住。但能否达到分户，则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如果年青一代可以购买住房，多半会与老人分户居住，而老人通常会继续留在居住多年的社区里。如果经济条件不容许，也只能选择大家庭合住的方式。无形中就使老龄人口的家庭与“大家庭”、低收入家庭、低收入社区联系在一起。社区调查的问卷统计也显示，社区家庭平均收入水平越低，老龄化程度越高。一般而言，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居住地的依赖程度是不一样的。青年人与中年人的交往与活动范围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社会背景与身体状况几乎遍布整个城市，甚至超越了城市领域，他们所代表的是城市生活中最强有力、最具驱动效益的生活潮流。而老年人，则具有强烈的地缘依赖感。

总体来讲中高收入商品房社区中，核心家庭比例高，且多数与老人分户，老年人口的比例低。老龄化突出的社区有两类社区，分别是位于旧城的传统街坊社区和位于城市外围的低收入商品房社区。这两类社区老龄化表现形式的共同点是社区居民收入层次普遍偏低，不同之处是位于旧城的传统街坊社区老龄化以传统大家庭的形式存在，几代同堂的现象较普遍。位于城市边缘区的房价比较低的商品房社区对老年群体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价格的低廉，这些城市边缘区的社区是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且以“空巢”的老两口家庭为多，如景明佳园总人口中老年人约占22%，且多是夫妇老两口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