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背景下的社会工作

2.后现代背景下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也会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乐国林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传统社会工作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2002：41—46）。

主张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多元公正。后现代主义破除了现代主义对社会真实性和真理性的一元认识，对束缚人的欲求和人的发展的理性化过程予以解构，重置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倡导从多视角考虑问题，重构世界的多样性。倡导对世界的关爱，强调个人与他人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关系。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重新建构起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整个世界的形象。它力图克服现代社会带来的社会机械化，即：不要把劳动者当作机器而不顾他们有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及参与决策的需要。主张恢复个人、组织社区的权力和责任，促进地区性文化而非某种单一文化的繁荣，尊重文化、伦理、宗教、精神的多元性，唤回民众的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使人们的参与更直接，更有生机，更少官僚和等级气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及社会政策要考虑如何在所属众多社会中构成自我，保证个人权力。

重视社区工作。后现代主义竭力排斥中心化、统一性、总体性，压抑个性，力主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的创造性。把社区作为恢复主体权力、培养成员自我意识和参与行动、养成共同体意识、发展微观政治最好的场所。在后现代学者看来，社会中存在的社区才是真正丰富、多元、多样的，社区是来自不同家庭、文化背景、阶层和职业的个体经常性互动的场所，发展各具特色、多元公正的社区才是发展多元公正社会的基础。在社区工作中，强调共同参与，强调共同体的事实和共同体的发展。后现代的社区工作不但重视社区共同体的发展，而且主张社区之间的协调，这有益于不同社群之间的沟通、体认，利于资源互惠，合作性解决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视角下，后现代主义尤其重视作为社区的国家间协调。

关注边缘群体的社会工作。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家较之其他人士更关切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社会处遇和心理状态，关注现代社会如何对边缘群体进行技术、身体的形塑和规训，关注权力压制的机制和叙事（知识）的“游戏规则”如何作用于边缘性群体，并提出了边缘群体获得解放的途径。鲍德里亚把肩负推进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使命的希望，寄托在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等现代社会边缘群体身上。这些观点较为激进，但他们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却是与社会工作相符合的。它提示社会工作要更加关注弱者的声音，看到这类案主本身所蕴藏的潜力与希望，明确边缘群体之所以会成为边缘是社会的塑形和压制的结果。

重视案主主体性自我，强调案主参与。在后现代视野中，社会工作者要从根本上终结信念的可能性，创造和开放平等空间以便听到曾经被压制的不同声音。案主自身就是知识的站点，他们自己的叙述是注意的焦点。进一步而言，对案主的理解应更深，即要从主体自我和动态发展中刻画案主问题与心态。案主不是稳定同一的，而是矛盾的、在话语中不断被建构或重构的。自我总是在社会中建构个体或作出有社会意义的区别。对案主的更好理解要建立在这样的分析上：案主在多元和广泛交叉的区域中被建构。自我的存在不是确定的，案主自身是一系列不同的点。工作者应该对影响案主决定的不同声音保持敏感性。案主的自我参与对其问题解决至关重要。传统社会工作也非常重视案主的参与，但是社会工作者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以工具性地解决案主问题为目标。所以，案主依然是被动参与，容易陷入社会工作者的控制。问题的解决只是暂时性、仪式化的。后现代提倡的案主参与是要“真正让案主说话”，强调案主自我觉醒和独立思考，凸现案主自我话语权力的主导地位，努力使案主建构真实性的问题。

强调社会工作过程中语言构成的真实性。在后现代视野里，社会世界不能视为客观的体系，客观世界并非真实，更不是同一的真实，真实性是语言影响的结果。语言是媒介，它构成所有的“已知”。因此，真实性内涵于和嵌套于解释与“语言游戏”之内。语言是人类创造的，而真实性的描述不可避免地产生于人类社会权力关系之中。因此，社会工作者不应把所谓一元的、永久的真实性和真理性带入每个个案的工作中，更不应把这种意识形诸于语言而有意无意地强加于案主。社会工作中的真实性语言是在与案主互动中共同建构的，这种真实性是一种案主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