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学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学问题

汪丁丁

长期视角下的经济增长（包括经济结构变迁）是由一系列“稳态”与“过渡”交替形成的时间过程。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限制，那些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更多地表现为漫长的“稳态”，而较少变化。例如在大约一万年漫长的“农耕时代”以前存在的“根块采集与狩猎”的生产方式，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火的保留与使用”的时代（大约160万年前），并因此而成为在今天的人种（“智人”）与早期的人种（“直立人”和“曙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

另一方面，由于资料与记忆的充实，那些晚近的时代更多地表现为从现存稳态向着某种未知状态发展的“过渡”时期。例如欧洲的中世纪历史现在表明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把科学与理性当作宗教的婢女的“黑暗时代”，而是一个持续地通过经院理性和宗教辩论孕育着近代启蒙的时代。

不难想象，在任何一个足够漫长的时代里，总会出现迅速变革的历史时期。经历着这样的变革时期的人们会把自己的心理感受记录下来。而那些侥幸能够流传下来的记录，便成为阐释那个时期迅速变革着的物质生活形态的根据之一。更进一步，当我们无从寻找遥远时代遗留下来的物质生活形态时，那些山洞岩画和动物骨骼上的笔触便成为我们猜测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形态的主要根据了。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仅仅是猜测，大约3.5万年到8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在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以前曾经有过辉煌的艺术与经济发展。“稳态”的历史就是这样被突然的“发展”或“衰落”切割为一系列“S”型过程的：在每个S型过程的初始阶段，是发展的萌芽时期，然后整个社会进入一个“跃变阶段”，最后是“新技术”（新的知识结构）普及与发展的“停滞阶段”。一般而言，这些S型过程的初始阶段与停滞阶段最为漫长，它们构成历史的“稳态”，它们也是社会科学家用以与其他“稳态”相比较从而建立科学理论的基本的观察对象。

但是社会科学也可能恰好处于S-过程的跃变时期或所谓“过渡过程”里面。这时作为观察对象的诸社会状态之间几乎不再是“可比的”，因为它们不是稳态结构的产物，它们只是向着未知状态过渡的中介状态。另一方面，处于过渡过程的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的社会群体又要求社会科学为他们在过渡过程中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所谓“转型期经济”，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按照经济发展（或衰落）的各种速率来衡量的S-过程的跃变时期。历史上一定出现过无数这样的跃变时期。例如，蒸汽机与铁路的使用、印刷术的普及、马及战车、铁器与耕具、食物保存技术、轮子、火种、语言……当然，还有无数次衰落。我们所处的这一“跃变时期”，在物质形态上表现为人际交往手段的普及——这导致“地球村”概念和“新轴心时代”这样的文化猜测，从而在社会文化形态上表现为网络效应的强化。

作为这一S过程的初始阶段标志的，是20世纪50年代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的晶体管电路及无线电技术（这一技术本身又有一个始自19世纪科学发展的S过程）。这一技术进展与其他方面（例如数学、认知科学、管理和企业组织）的进展一起，造成了其后半个世纪的“微电子革命”。后者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价格降低到如同服装和食品这类生活必需品的水平上，从而把个人与世界的交往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从属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后者又是由所谓“人口生育率迁移”导致的劳动力存量“过剩”而引发的。欧洲人口生育率迁移时期，大约发生在中世纪晚期以后的几代人时间内。所谓“生育率迁移”，特指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的死亡率迅速下降但出生率并不随死亡率的迅速下降而迅速下降，于是人口增长率偏离长期稳态水平（零增长），每年净增加的人口随时间累积而形成“过剩”劳动力。劳动的所谓“过剩”，是相对于“资本”而言的过剩。迅速增加的人口降低了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如果工资由市场决定，那么，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将使工资降低到以往的水平之下，故而形成劳动的过剩现象。由于美洲大陆的发现，欧洲的过剩劳动力被转移到了新大陆，从而避免了人口生育率迁移导致的经济发展问题。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大约在60年代以来，先后进入人口生育率迁移时期，并且由此形成的过剩劳动力不再有新大陆可以转移，于是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怎样在三代人时间内（大约2020年以前）将过剩劳动力转化为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口进入老龄化时仍可维持足够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方式，只有三类：①物质资本投资，它要求每年有足够多的储蓄被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并形成有经济效率的固定资产。②人力资本投资，它要求每年有足够多的储蓄被有效地投入到教育、在职培训、公共卫生与私人健康等方面，从而保证劳动力的知识含量能够至少与物质资本的知识含量有同等速率的增长，通常必须以更高速率增长。③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它要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以形成更多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

廉价交往手段的普及从两个根本的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①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的协调成本。协调成本的降低使经济达到更高的均衡的专业化程度，从而产生出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②极大地拓展了观念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机会。创新成功的概率依赖于两个因素——机会与敏锐。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直觉”或“悟性”。前者则与人际交往范围与知识范围的扩展有密切关系。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创新者的知识交往范围。

换句话说，在中国目前经历的这一转型期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上述的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这一“S型”跃变时期的技术特征，已经更少是生产的物质要素（资本、劳动或土地）存量的增长，而更多是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展与分工协调成本的降低。

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典型地表现为宏观生产函数计量的“剩余项”（residual）的增长而不是要素增长能够解释的那部分增长。极端而言，新的经济增长将表现为在资本、劳动及土地要素投入量完全不发生变化或者甚至减少的前提下发生的总产出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增长将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后者，如上述，可更广义地理解为人类知识结构的演变。

既有的经济理论，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法律学、政治学、结构学派的社会学）一样，主要发生于历史的稳态阶段而不是过渡阶段。因此，现代经济学被认为是关于如何在给定的无限多的目标之间最优配置有限资源的科学，或者是关于“均衡”分析的社会科学。在这一意义上，由于“均衡”概念预先排除了“不确定性”，许多时候，我们发现经济学更像是一门为至少在计划书上具有确定性的中央计划而不是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经济服务的科学。

新的转型期经济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如何解释和把握在人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迅速扩展的条件下发生的观念创新与技术进步。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概括了上述S转型期的两个基本的技术特征，协调成本的下降相应于人际交往在范围或广度上的扩展，而知识交往范围的扩展相应于人际交往在深度上的扩展。

下列课题可以认为是从上述基本理论问题导出的子问题。

其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的理性选择问题。

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其中，我认为一项很重要的思想进展，是由Ronald Heiner提出的，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的有限理性行为表现出高度的“模式化”或可预期性。这一思想也被用来解释经济现象以外的各种现象，例如科学体系演变中人们对“研究范式”的顽固坚守，文化演变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的延续，生物演变中物种的行为模式的僵硬化。

在Arrow－Debrue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不确定性被描述为“状态空间”里的可能事件。但是如Frank Knight早就指出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能描述为风险事件的概率分布的，前者是不可重复的事件，后者恰恰建立在事件可重复发生的基础上。在分析上，理性解决不可重复问题的过程可以用“案例决策模型”（case－based decision making）来近似描述，解决不可重复问题的过程的“非理性”部分则无法用任何语言形式描述，否则就必定具有某种“理性”形式。案例决策模型在分析上导致的问题是它不具有连续性，可是，“连续性假设”是一切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例如Kakutani不动点定理）的核心条件之一。这样，在理论上，存在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就要求经济学提供非连续性假设基础上的分析方法。

其二，强烈网络效应下的理性选择问题。

网络效应是一种外部效应，但是与经济学通常可以不处理的外部效应不同，网络效应所代表的外部经济效应（或负效应）太强烈以致经济学无法继续忽视它的存在。在这一方面，在不确定性假设下，一项很重要的进展是Payton Young等人提出的随机过程社会演化理论以及Ken Binmore等人提出的“均衡漂移”学说。当个人选择的后果的主要部分不再由选择者个人承担时，不论这外部效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都会破坏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角度看，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到目前为止仍然建立在“凸性假设”基础上，可是，网络效应破坏了经济行为的“凸性”——边际收益递减性。不稳定的行为很难被理解为是“理性的”行为，因为不稳定行为意味着行为在时间上缺乏内在自洽，从而缺乏所谓“逻辑性”。理性的最弱要求，是自洽性。

经济学家已经知道，凸性假设只是均衡稳定性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它的必要条件。那么，新的任务之一就应当是：寻找更多并且更好用的非凸条件下的均衡稳定性条件。

其三，网络效应给理性选择理论带来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网络组织的“协调效率”问题。

经济学现有的“厂商理论”和“工业组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处理“协调”问题的理论。在协调理论中占有核心位置的分析工具是“博弈论”。尽管博弈论的视角与“人际交往”的视角完全一致，但博弈论能够处理的问题却始终是小范围人际交往问题，它缺乏处理大规模交互作用的人群内部的博弈分析工具。“合作博弈”在思路上适合于处理大规模人群之间的博弈分析。但是目前的合作博弈分析没有考虑到契约的执行成本，团队的最大产出不依赖于团队内部的制度安排，因此，合作博弈总可以被还原为个人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学没有提供真正的合作博弈分析工具。例如，当律师事务所的效率大大提高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会随之改善。这是因为契约的执行成本降低了，执行成本的降低使参与合作博弈的人群有了更广阔的合作制度的选择空间。或者，换句话说，契约执行成本的降低使合作得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群当中去。这样，在协调理论的分析中，博弈论应当提供把参与博弈的人数这类参变量转为内生变量（依赖于例如“收入在人群内部的分配”这样的均衡结局的“参变量”）加以分析的工具。最近十年，关于“合作”的经济学研究成为一项“热点”研究。在已经发表的各类研究报告中，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三类是：Herbert Gintis等人的仿真实验，由苏黎世大学Ernst Fehr，纽约大学Rustichini Glimcher和加州理工大学Colin Camerer分别领导的脑科学（神经经济学）与人类学实验。

其四，与神经经济学相似，结合了数学的“随机过程”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关于“嵌入在社会网络内的理性行为”的经济学模型，也是最近几年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这一模型的优越性在于，它不需要静态的均衡定义。在这一模型中，所谓“均衡”，只不过是相对于在更短时期内延续的那些系统状态而言能够在更长时间内延续的那些状态，如Payton Young的著作所演示的那样。显然，这一思路更接近社会系统的演化论思路。在社会演化的思路中，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与其他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相互作用。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如Jackson和Watts的研究报告所演示的那样，由于这些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可以从既有的均衡状态漂移到新的均衡状态，并继续漂移，呈现出“结构演化”的社会过程。

其五，在创新与人际交往范围扩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方面，经济理论的另一个任务是寻找“新观念”的经济学描述。

与上述各问题相比，这显然是个困难得多的问题。首先，“观念”难以被描述为经济学的概念。观念（idea）是哲学、文学、思想史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它不能被定量化地描述，或者用凯恩斯的话说，观念一旦被定量描述也就丧失了生命力。不过理论毕竟可以退一步把观念描述为“逻辑函项”或者“命题”，然后使用集合论的分析方法来处理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是我自己目前在做的工作之一。

假若我们能够在数理逻辑的层次上描述“观念”，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描述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新观念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课题中最困难的技术问题或许是寻找有经济学意义的不依赖于任何“度量”的一般拓扑空间上的选择算子的收敛准则。就“观念”在人群中被认可的程度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构造“观念集合”的半序集，然后寻找这一半序集上的不动点定理，后者往往基于ZF（Zermelo－Frankel）公理体系。一般而言，为解决这类问题所需要引进的经济学工具包括：模型论，范畴论，数理逻辑里的公理集合论，代数理论及元数学。

21世纪将如以前的两个世纪一样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纪，而且，与它以前的世纪不同，它将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高速发展的世纪，因为它正经历着基于廉价交往手段的“网络效应”的新型的经济扩张。这一新的经济形态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这些新的理论问题正迫使经济学理论转向过渡时期的经济学，转向“非稳态”经济学，转向适合于解释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的理性行为的经济学，转向关于不断扩展的网络效应的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处理网络世界里分工的协调问题和观念的创造过程。